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向前因……
辛弃疾：《沁园春》
一
1957年，我在长沙《新湖南报》社，在这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全过程。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斗争对象，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享受了每一只“老虎”都享受过的一切待遇：检查交代，批判斗争，不必说了。最难受的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天24小时，从吃饭到拉屎，都有专人看管，比起后来我在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经历，都管得更严厉些。斗了一年，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的材料，于是说我参加了一个“思想落后小集团”，以撤职和降一级工资结案。
我很觉得委屈，又不敢申辩，就这样心有余悸的过了几个月。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1957年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我感觉到空气似乎有了一点宽松。《文汇报》复刊了。它连载了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是写苏联肃反的，同我不久前身历的大同小异。
在《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驳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气是有一点变化了。同事的脸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有一位大约是做工会工作的同事还要我去申请困难补助。我敬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我的《鲁迅传略》快要出了，将要得到一笔稿费。
三月，副总编辑苏辛涛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兴冲冲地作了传达，还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四月，《人民日报》陆陆续续发表社论，宣传新方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也感到了一种早春的天气。
五月一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那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风细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并且规定；“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还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几天之后，总编辑官x
x在全社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宣布报社开始整风，号召全体人员向报社领导提意见，反对三个主义。内容大体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说的。动员大会之后，即分小组开会座谈，向领导提意见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规定了：“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我不是党员，即根据这一规定提出不参加整风运动。我要报考大学，需要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一天晚饭后，文教部同事黎风邀我同去散步，劝我还是参加整风运动。他说，党有决心克服三个主义，希望你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说了：你不会没有意见吧。我说，我只对于把我列为肃反对象有意见。他说，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过是说清楚一下事实，并不是对黎风兄有任何抱怨之处，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来同我谈话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间素无恶感（大约这就是由他来同我谈话的原因吧），他决没有加害于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没有他的劝说，事情的结局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不久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取消了原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就这样，我就参加整风的小组会了。
那时，《人民日报》逐日详细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育，《新湖南报》社的座谈会也从这些报道中受到启发，一些人学着说他们说的那些话，例如外行领导内行之类。
在这一方面，他们对官xx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对报纸业务一不懂二不钻，外行得很。徐俦成在《“墙”是能够拆掉的》一文中，说《文汇报》的一位党员剐总编辑“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这话在《新湖南报》引起了共鸣，一些人说，官xx所有的，正是这样一套本事。
我在小组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肃反运动肃我是错了。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即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这时我还不满18岁，中学还没有毕业。不但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说还没有政治历史。为什么要把我列为肃反对象呢？在肃反运动后期，宣布处理之前不久，报社肃反五人小组找我谈话，念了一个《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给我听，我越听越觉得同我没关系。这个文件中说的特务间谍、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恶霸、土匪，胡风分子、托匪分子、汉奸、蒋匪军、政、警、宪人员、敌对阶级、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都跟我扯不上。肃反运动一开始，就宣布俞润泉、张志浩、朱正、钟叔河四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四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过去并不怎么接近，现在大约是因为都要加以打击，就临时编为一个小集团了。
有趣的是这个小集团的称号，或者说“所定的性质”，开始，反革命小集团；批斗若干时日之后，调子稍稍有点降低：反动小集团；最后定案材料上写的，却更加客气，只不过是思想落后小集团了。
当我看到拿给我签字的这份定案材料，真是啼笑皆非。肃了一年，并没有把我肃成反革命，这是因为十人小组的那个文件规定了一些具体界限，现在不说我反革命了，只说是思想落后，我有什么办法证明我的思想并不落后呢？在整风小组会上，我说：如果这是肃落后运动，我落后，肃我是肃对了。现在是肃反运动，在定案材料上没有一条反革命的内容，肃我是肃错了。
这里简单插说一下《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之中，像朱正、钟叔河，在政治历史上毫无问题。有些人有问题，例如许任飞，曾任国民党军方报纸桂林《扫荡报》总编辑，后来又在重庆《大公报》
任编辑；谌震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挂过上校参议的头衔；邹今铎原为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过。他们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在肃反中查明，而是相反，都是因为自己早已交代了这些问题才被列为肃反对象。这十多个“老虎”被内查外调、检举坦白、批判斗争，折腾了大约一年。其中谌震、许任飞、俞润泉三人还被宣布逮捕法办，捉到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到运动结束时才放回报社来。我还记得，每捉去一个，就把我们这些“老虎”领到写了这事的黑板报前面（逐个带去，每次一个），吓唬一番：你得争取时间，坦白交代，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如此等等。
这样一年肃反的结果，报社并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这些“老虎”，包括“逮捕法办”的三个，除了自杀和病死的以外，现在多已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了。
肃反运动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新湖南报社一处独有的，其他单位的肃反也大同小异。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提供了几个数字，拿来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了。社论说，在肃反运动中，“有130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给130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换句话说，就是肃错了的。而在定案材料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社论说是“有81000多名”。两项相加，肃反对象共约140多万。取整数以140万为分母，错案率是94%强，每一个在运动结束时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16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对象作陪。
这里说的是全国的情况。至于《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弄得这样一塌胡涂，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xx，而他，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别有来历”的人物。当时他是报社最高领导人，我们这些在下面的编辑记者无从知道他的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他当了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
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永向东”去调查了那些“走资派”的情况，一查，可就不得了。“官xx平何许人也？现已查明，他的姓名、年龄，籍贯都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他曾是追随‘反共救国团’的得力帮凶，抓过农民领袖，打杀过共产党人，后来又成为国家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特务中队长的心腹，结业后又被提升为工作队的分队长。
还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广西一个中学任训育主任时，结识了在该校当教师的地下党员何大群。此时，他一方面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一方面又和我地下党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后，他来到长沙，取得地下党的信任，混入了党内，并施展种种伎俩，迷惑上级领导，当上了地工委书记。解放后，官xx对顶头上司阿谀奉承，青云直上，飞黄腾达。”（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9年第6期）
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些经历，岂不正是肃反运动应该审查处理的对象吗？可是不成。他是五人小组组长，肃反运动正是由他主持，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斗争对象。他需要的是转移视线，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于是把那些主动交代了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的人作为对象，还凑不足数字，再找一些历史上毫无问题并且毫无疑点的人作为对象。
这些人，自己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被列为肃反对象，平白无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斗，不兔有些怨气。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向领导提意见，于是好些肃反对象就把这问题提出来，要求“给一个说法”。
小组会上，提其他意见的也不少。当时发言最积极，意见最尖锐的，是钟叔河和李长恭二人。李是不久前才从江西钨矿工人报调来的，山东人，很豪爽，能写，是个发稿很多的很强的记者。
这样的小组讨论延续了两三个星期吧，也就冷下来了，小组会也不再开。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以为要说的话都说过了，也不必多开会了吧。现在想来，冷下来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布置反右派斗争的内部指示已经下达，要将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人事科也忙起来，晚上都加班，这倒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猜测这是为什么。事后想来，当是为反右派斗争作准备吧。
二
6月8日一早起来，人们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过两天，又是社论《工人说话了》。大家知道，风云突变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新湖南报》在版面上当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省内外的反右派斗争。至于报社内部，一时却颇为沉闷，不见动静。官xx在党支部会上作了反右派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至于他有没有在包括党外干部的全壮大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动员，我就不记得了。
《新湖南报》反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是唐荫荪。大约是7月8日，黑板报的大宇标题是《向唐荫荪宣战》。当时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他，很觉意外。他谦和文静，工作努力，人缘也好，以前也没有受过什么批评处分。整风鸣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跃，发言比他更尖锐，更刺激，这些人都还没有被划成右派，为什么第一名右派分子是他呢？
现在想来，就不难明白了。唐荫荪当然应该是《新湖南报》社的第一名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他上大学的时候，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想找共产党，没有找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在他自己，以为这是冒着危险参加了革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却成了他受打击的一个原因。反右派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民盟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宣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帅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里说的“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钩、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毛泽东有这样用简称的习惯，例如他把杨得志、罗瑞卿、耿飙统率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称为“杨罗耿兵团”。党报原是不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但唐荫荪是解放前参加民盟，解放后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到新湖南报工作，参加了青年团，却还保留了盟员身份。他是新湖南报社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9月5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说：“唐荫荪就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拿他来祭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