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份大事记，后来被称为右派首领的章罗联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曾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1957年3月5日至21日）讲过话：
章伯钧在日会上宣传他的反动的“两院制”思想，说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日趋完善充实，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一环。罗隆基在日会上开始攻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说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
手头资料不足，不知道罗隆基有两句涉及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的话，是否也是这样讲的；毛泽东一再给予批评，显然认为是要害问题，使他印象甚深：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脊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
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夺取中间派”，左派和右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毛泽东指出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而这场政治斗争的战场主要在知识界，就是这个缘故。
反右派斗争是在1957年4月末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分别召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期间开始酝酿，随后在6月8日正式开始的——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整风运动是在头一年就决定要在1957年开展的：“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这叫作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
……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因此，共产党的整风是整作风问题，后来各民主党振、整个社会的整风则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
这一全民整风自然是涉及亿万人，一直持续到1958至1959年的大跃进中。而在反右派斗争中作为孤立和打击对象的右派，最后划为右派分子的，据有关领导部门公布的数字为53万人。
四
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提出各个阶段的任务，是以对政治形势即各个阶级的动向、态势和力量对比的估计为根据的。
且看他对1956年下半年形势的认识。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
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
这个“去年下半年”，在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关于经济领域，人民日报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由陆定一起草、刘少奇定稿的，据说此文中心是反冒进，把冒进说成是“上面逼出来的”，是公然对抗毛泽东1955年的几次批判，毛泽东认为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有原则性错误。政治领域的大事自然首推八大，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持有异议。意识形态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思想开始活跃，例如文学方面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多少揭露了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像官僚主义等等的作品。有些评论性文章开始提倡独立思考，有摆脱教条主义的迹象。
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前者是“左”，后者是右。“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一洞察，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方面，并且实际被广泛地普及了，例如：有些人反对的宗派主义，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有些人反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泽东自认为1956年下半年把阶级斗争“弛”了一下，放松了一下，接着便要抓紧了。
事情还远远不止是对1956年下半年形势的估计，更推广到对“过去七年”的估计：“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1957年6月8日）怎样转为真的主动呢？“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
这是既定方针，这个方针不是在1957年4月末到5月上半月才确定的，而是经过毛泽东长期的深思熟虑，符合毛泽东从战争时期开始就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习惯了的思路。因为在反右派斗争前夕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右派，有些过去本来就是敌人，有些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革命对象即敌人的；“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时过境迁，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当年的“右派言论”，就我们的阅读范围来看，那些批评和建议绝大部分是提得对的。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也说过：“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田以“看得出来”判断善意和恶意，指控敌对情绪，这样做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情绪色彩，容易导致主观随意性。据此进行批判，就会离开耳熟能详的“摆事实，讲道理”愈来愈远；据此进行组织处理，就会悖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把敌情估计得严重到几乎要天下大乱，而按照比例，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中左派、中间派合计约占百分之八十其余便都是落后分子。——“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在运动中的估计，不同单位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可能多些，可能少些”，以当时知识分子为五百万人计，所公布的53万名扣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之数，正是百分之十许。终毛泽东一生，他不认为发生过“扩大化”的问题。
的确，当时有个别遭到严厉批判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张奚若，并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这显然出于我们目前还不知情的某些考虑。
例如，张奚若继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上讲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后，5月15日又讲四种偏差：
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最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我们从当时人民日报摘要报道的张奚若讲四种偏差的话看来，都是一些平实之论，不知道为什么会招致毛泽东尖锐的驳斥：
“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功，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
也许我们只能试作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如同对资产阶级一样，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而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要迫使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着重斗争强调斗争甚至认为“‘整’也是治病救人”，一斗一整，虽曰痛快，但势必把事情搞乱。
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整风中所谓“鸣放”一说，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来。千百万人积极投入，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克服自己肌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便使大量开始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得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得到解决，避免发生像在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毛泽东也是立足于接受冒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希望通过整风，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三大主义”的问题，摆脱因脱离群众而可能触发“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的整风，则本来就是为了更紧地抓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开展阶级斗争，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避免由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而最后形成“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政治危机。
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人们已经看到的了。但是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教训是不是充分汲取了呢？
鲁迅在《隔膜》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文中，曾经对历史上的思想、言论、文学之祸作过一些犀利的分析：
奴隶只館奉行，不许言谈；评论固然不可，妄自壕扬也不可，造就是“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舅自以为是“忠面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大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舅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从十九世纪翻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鲁迅的概括是有普遍意义的。然而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国进入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状况，我们更不能简单地以鲁迅的话来解释我们遇到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乃至反右派斗争之前，由于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世界观、思想方法以至文化背景不同，人们之间例如党内与党外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思想感情、语词表达（包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着“隔膜”，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角度、深浅和先后的不同。不过，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不是在宣布“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后又来了一次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预演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层原因。
我只是在重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努力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去弄清反右派斗争甚至它的“扩大”化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进一步分析就非我学力所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