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7月25日被宣布开除党籍。从此我才知道帽子压在头上的滋味。人走到哪里帽子跟到哪里，每个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所以，1961年11月宣布摘掉我的帽子以后，当个别朋友暗地里祝贺我的时候，我说：“我并没有感觉到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因为，并没有还给我那被取消了的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心并没有归还原处，我的灵魂仍无所依，我的生命仍无寄托。虽然拼命工作能够弥补一点内心的空虚，但那不过是暂时的，是一种勉强安慰自己的办法。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只要努力为革命工作，像一个最好的党员那样工作，就仍然是个共产党员。”不，我没有这样坚强，我是个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在1961年11月脱帽以前，我不知道痛哭过多少回，脱帽以后，直到1979年3月“改正”为止，十几年中仍然痛哭过无数回，有两三次哭成了严重的眼病！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板大先生”。这是从幼年时代就养成的。
遇事“较真”的认死理的性格，参加革命以后，党又培养了我这种“认真”的性格。
所以，1962年春天从柳州机械厂被调回南宁以后不久，我就向党组织提出了请求：”即使是让我重新入党也可以……”
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没有得到党组织的任何答复。
1964年夏天，我实在不能再忍耐再等待了，趁老伴回北京度暑假之机（当时她在柳州某中学工作），我也请假回北京看望孩子们，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想趁请假的机会向上级探询一下入党问题是否有希望解决。
“xx同志，请你很坦率地告诉我吧，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党内来？如果根本没有可能，我就死了这条心，也许内心的痛苦倒可以减轻一点……”
“你到了北京以后，去见见A同志吧。”
“我向来不习惯于看望地位高的领导同志，而且他一定很忙，不容易见到。”
“一次见不到，两次；两次见不到，三次；多碰几回钉子，总会见到的。”
这是我向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请假时，互相间的一段对话。
接着，我又去找自治区的文化局长请假，并且趁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不料，局长的回答竟跟上述宣传部长的回答一模一样，两人像是对过口径的。
“怪呀！”我想，“也许我的入党问题关键在于北京的A同志是不是点头吧？”
回到北京以后，矛盾啊！我的事就是他们制造的呀！现在我想重新回到党内来，还要去哀求他们吗？所以我一拖再拖，从7月拖到了9月，老伴不断地督促我，责备我：“你这几年千痛苦万痛苦，现在广西的领导同志给你指出了一条明路，还不老着脸皮去找一找？为了党籍问题，什么东西不可以牺牲？”
9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终于下了决心：去！先到xxx胡同xx号去找我最不愿意见面的B同志，为的是打听A的地址。离开北京已几年，谁知道A搬到哪儿去了？没想到，B不在家。我只好到隔壁c同志处坐了一会。当时，从报刊上看到，正在大批《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全国文联正在“整风”。所以c同志告诉我：
为了适应整风的需要，他耍带领一部分文艺干部到山东曲阜县下乡搞“四清运动”。那个县农民生活很苦，要“三同”，他有胃病，很担心吃不消……他谈得很坦率很亲切，像不知道我是个“脱帽右派”（这使我至今想起来仍很感激，那时候，只要有一点点温暖，就会使我心里发热，就会终生不忘）。他并且把A同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了。我感激不尽地告辞出来，没想到，正好在门道里碰见了B同志刚从外面回来。
我只得用像几年前共同工作时的口气，叫了他一声“xx同志”。他也感到意外，“啊，是你！”然后让我跟着他进了宽大、敞亮、书柜上摆满古瓷的工作室。落座以后，就谈起话来。我说明了来意。他说，A同志最近患心肌梗塞，身体不好，恐怕不宜于去打搅他。不过他还是把A的地址告诉了我。接着就说起他自己的忙碌来了：某同志、A同志、还有他自己，是个三人小组，领导文联整风，每天去上班。……我想：“可见A还能工作．可见你现在更加成了重要人物，可见又有多少同志的命运操在你们手里！？”
“文联整风，事情很重大……”他说了一半又转移了话题，“你在广西还好吧？脱帽以后分配了什么工作？”还是那熟悉的圆润的喉音。
我告诉他：当地组织上对我很照顾，让我在文联专职写作。
“啊？”他像是出乎意外，“我还以为你在《广西文艺》当编辑呢！”意思很明白：你还能搞写作？能当编辑就不错！
他的长方形白脸忽然像是有点冷冷的了。我就赶紧告辞出来骑着自行车一路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耳朵里一直响着一句话：“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
那是1958年7月下旬开除党籍的前两天的一件事情：他告诉我，我的结论材料已经报上去了，大概很快就会批下来的。很明显，意思是要我不要再存幻想了。当天夜里我真像五雷轰顶，又像堕入了深渊，睁着眼睛看着黑夜，看着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一夜未眠，天不亮就不知不觉出了门，像游魂似的，身不由已地在附近的小胡同里飘游晃荡。天刚粉亮的时候，竟不知不觉地晃到xxx胡同xx号门口了。正好传达室的同志开了大门，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晃进了大门。传达室同志声音沙哑地问了一声：“你怎么……？他大半也知道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我没有回答他，不知不觉就飘晃到了B同志的住室门外。站了会，下定决心敲了敲门。
“谁？”好半天，里面才问了一声，是带着睡意的声音，是那个圆润的喉音。
我回答了一声：“我。”里面又是好半天没有动静。我只得在屋檐下冰冷的石阶上坐下来等着。
又过了好半天，听得见屋里起床、穿衣裳、拖鞋、跟老婆小声嘘嘘的声音。终于，外间屋的门开了，露出半个高大的身子来。
“你，还能为人民服务嘛！”圆润的喉音，但是冷得令我发抖，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于是，我含着眼泪，只觉得周围都是云雾，我在云雾里飘浮。
……忽然，我的胳膊被一个人捉住了，抓得紧紧的、颤抖着。
“我……发现床上没有人，就，赶紧出来，悄悄儿，跟着你……你是想最后再求求他吗？死了心吧！没指望了！”
呵，我的妻子，只有她深深地了解我！
当时，我俩在静寂无人的小胡同里抱头痛哭，好久好久……现在，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耳朵里又响着几年前听到的那句话：“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是圆润的喉音，更加冷得令我发抖。
因为，经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体会到了，像我这样的人，半人半鬼的人，即使人民看着我不顾死活地工作，对我并无多少成见，有的人甚至还抱同情，可是，在人的世界里做鬼……真是一言难尽啊！
我怎么能死心呢？不能啊！于是我给A同志打电话。他的女秘书问了我是谁，然后告诉我：A同志到天津去了，不在家。他的心肌梗塞病很严重，干吗不住医院？干吗要到天津去？我只得又到他的公寓去找他。传达室里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不在家。”
到哪里去了？“反正不在家！”
很明显，反正是不见我。
是不是应该死心了呢？不！好容易回到了北京，既然已经耐着性子老着脸皮开了头，那就追求到底吧！而且，老伴又不断鼓励我——她是希望，万一我能追求出一点眉目，不再总是觉得活不下去，不再总是在精神上折磨自己，她也就放了心，她也好做人，而且孩子们的处境也会好起来。
于是，在又犹疑了大约半个月以后，我又鼓起勇气到xxx胡同xx号去找B同志，希望他能在A同志面前为我通通款曲。不料，这一次不但B不在家，连隔壁的c同志也已经到山东曲阜去了。
我只得失望地推着车子出了大门，向西边走去，打算去看看D同志，因为报刊上已经在批判他了。在1958年上半年批判我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他是对我暗抱同情的。现在他也倒霉了，我能不顺便去看看他吗？
可是，我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背后不远汽车停车的声音。回头一看，一辆黑颜色的小轿车正好在xx号门口停住了。我认得这辆汽车，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必定是B从“三人小组办公室”回来了，我心里一喜：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这时天已黄昏，看不清汽车里面的人。我扶着车子等着。怪呀！过了足足有五分钟吧，即不见开车的司机出来，也不见坐车的人出来！
我只好又推着车子往西走去。几步以后回头一看，车门开了，B同志那高大的身影从车里钻出来，走进大门去了。
啊！“你以后还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嘛！”——我的耳朵里又响起了这句话，多么圆润的喉音，然而又是多么令人发冷！
我连忙跳上了自行车，简直不记得是怎么走进了D同志的家。我泪眼模糊地看见，他正跟他的儿子面对面地坐在桌边下围棋，他的老伴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观战。他只对我点了点头，示意叫我坐下。
我呆呆地坐了五分钟，彼此一句话也没说。在那样的时候，有什么话好说呢？有什么话能说呢？虽然我很惊奇，在这大受批判的时候，他怎么有心思下围棋？可是，当时我怎么好拿这样的问题问他？
等我重新骑上车子在小胡同里东弯西拐的时候，这才想到，是的，他只得下围棋，他应该下围棋，应该以此来追求内心的平静，因为他的身体实在经不住风浪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D同志的面。在十年浩劫当中，他比我还要不幸得多。其实，他真正是一个十分蹩脚的棋手，不可能在下棋的游戏当中追求到内心的平静。）当时，北京的街道像在雾中，像在水里。我在用眼泪染湿北京，北京也在用眼泪染湿我。回到家里以后，老伴几次问我：“有点结果了吗？”我声音沙哑地把情况简单告诉了她。她痛苦地闭上眼皮愣了一会，大约是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我，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我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心潮起伏，喉头酸哽，不知道过了多久，不断地在心里问自己：“我的心能够冷下来吗？能够浑浑沌沌地混日子吗？能够麻木不仁地活下去吗？不能啊！你们哪里知道，如果让我重新回到党内来……我心里积存着多少热力！”我忽然想起了鼓励自己的四句诗——是步鲁迅先生的原韵而反其意，但其内涵的悲苦而又炽热的滋味可能有些相似：
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
若蓬柳绿江南雨，策马长途学健儿。
“江南雨”在“柳绿”的时候，意即南方的春天，意即希捶能够在广西重新入党。
1985年1月于北京（选自《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