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犯了一个连自己也不肯饶恕的“大错误”。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一位下放干部当成了“同志”，并且公开说他是个“好人”。因为他待人和气，没有向这些犯“错误”的人身上“落井下石”。这一“颂扬”可不得了，他的“班长，立刻被革掉。这边批判我“忘记身份”；那边就批“原组长”的右倾。我后悔莫及，罪不该忘记那条教导：“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害了这位同志，使他跟我们劳动了两年，直到所有下放干部都调回原单位，他才离开。
这件事发生后，有些下放干部变“精”了，提高了“觉悟”，开始同“右派”誓不两立，对我更是如此。开始在我这个“花岗岩脑袋”
上磨他们的牙，当他们的牙齿磨尖利可以咬人了，就放回去参加整人的运动。客观上我们成了他们升迁的“人梯”。更不幸的是有些政治上还幼稚的“小右”也学会了这一招数，不断汇报我的“反动言行”去“立功赎罪”。在生活会上让他们互相揭发，这叫“瓦解政策”，有位教导员说的更露骨：“狗咬狗”。可有些人却偏偏要互相“咬”，结果彼此都咬得遍体鳞伤。有一位姓于的和一位姓周的，就是这样互“咬”，最后都“咬”进了监狱。落实政策时他们才说了实话，当初互相攻击的都是“不实之词”。
看出了这个招法的不人道，我没有上当，我宁愿当“活靶子”、当“人梯”，我希望大家都解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偈语成了我这个无神论者的信条。结果是所有在农场劳改的“右派”都摘了帽，我这顶帽子还牢牢地长在头上。
突击摘帽“文革”初期，我的“帽子”戴得更“牢不可破”了。据我所知，此时我省只有少数几个：顽固分子”还没摘帽，我认识的有某大学政治系主任智某，另一位是“老延安”，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还有一位是个“老八路”，他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在运动中仗义直言，保护他领导下的几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的，他一直不承认，还一如既往地向党组织交党费。自然没人敢收，他就自己“代党保存着”。还有一位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直不认罪，他说：“我同共产党共事多年，并肩战斗，我要是右派，那共产党也是右派了。”1962年劝他“认罪”，好给他摘帽，他说：“我不是右派，你摘个什么？！”而我呢，则是省文艺界惟一—个没有摘帽的，我早已安于现状，继续当我的“反面教员”。“文革”一开始，我第一个被关起来，“造反派”为表示自己是“左派”，当然要用我这个“右派”来证明。
1968年，珍宝岛事件发生。我在“牛棚”里听到消息，非常替祖国命运担心，对自己的政治问题，早已置之度外，没有想到“造反派”却把我同珍宝岛联到一块儿！
那是在1968年8月中旬，驻我单位的工宣队长老于把我找去。他是汽车厂的工人，外号“于大锤”，我想恐怕又要“锤”我一通。可事实恰好相反，他不但没有“锤”我，还给我让座：“你戴几年帽子了10年。一还想不想摘？”我想这是啥时候，还谈这个，有话就明说，拐什么弯？他还真没拐弯，像抡大锤一样，“你写个检查，在大会上讲一讲你立场转变的过程。”是我“转变”了还是谁转变了，我真说不准。回去以后，我开始写检查。对这种差事，我已轻车熟路。我把上万字的提纲交了上去。“于大锤”看看那厚厚的稿纸，皱了一下眉头：“写这么多干什么？又不是写小说，拿回去删去废话，给你10分钟在大会上讲完！”
下午专为我开了个群众大会，各路“造反派”都到齐了，从他们疑问的目光里断定，谁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有的用鄙夷的目光看我登台表演，习惯地拿出小本子，准备批判我的发言。
我把准备好的检查提纲用15分钟念完了。下边一阵嗡嗡，显然对我的检查表示不满。有个“造反振”头头举手要求发言，此人曾率先抄我的家，并主张把我撵下乡，没等我搬走就把我住的房子许诺给他的一个朋友。他的发言声色俱厉：“这不是检查，而是翻案，再一次向党进攻。”我一听火就上来了，霍地站了起来想同他争辩。反正已经把我打到十八层地狱，妻子疯了，儿子吓成癫痈，还怕什么，刚要张嘴反驳，“于大锤”把我叫出会场，“丁耶，千万别发火，耐着性子听下去，意见提的不对也不要反驳，就当放屁。”我回到座位上继续听“造反派”们放屁。听完几个“屁”之后，“于大锤”上台讲话：“丁耶同志今天的检查很深刻，”天知道我哪地方深刻，“对过去所犯的错误有了正确的认识，立场有了转变……根据……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下边听众有人鼓掌，从稀疏的掌声中辨得出他们没有想通。不仅他们不服气，连我自己也觉得摘得不仗义。
可实际谁管你，帽子需要摘就摘，这是政治需要，由于需要可以是非颠倒，可以指鹿为马。
事后我才知道，并不是我“改造好了”，而是由于珍宝鸟事件发生，要团结全民族，一致对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不要树敌过多，化消极为积极。我上边提到的几位老同志也在这次摘了帽子，那位“老八路”还坚持他不是“右派”，谁管他呢，给他“硬摘”掉了。
今天回忆起那件事，并不足奇怪，当初戴帽子就没有半点道理，今天摘帽子还谈什么道理不道理，那时是权当家，而不是法作主。像造反派说的：老子就是法，老子就是理！
“摘帽右派”与下放
“摘帽”与戴帽照理应当有本质的差别，而实际上差别并不大，这是我在下放过程中逐渐觉察到的。
1968年秋冬之交，全省掀起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高潮，为了促使干部积极响应号召，我省还增添了个理由：减少城市人口，保护干部，预防原子弹袭击。有些干部不知是由于“觉悟高”还是被原子弹吓的，纷纷报名，全家落户农村，个个胸前戴着大红花。
惟独我，没有给戴花，而是在吹吹打打送走那些下放干部之后，才派辆汽车偷偷地把我家的“老弱病残”者运送到乡下，就像运走私黑货一样。可见我同下放干部是内外有别的。还有一件事，更使我明白了对“摘帽右派”是另眼看待的。下放以后，我本性难改，又重操旧业，继续写我的伐木工人史诗（鸭绿江上的木帮），而且冒失地投寄给北京一家大出版社。一去半年没回音，后来听一位老“五·七插”讲，出版社来人了解我的政治情况，一听说我是“摘帽右派”便没再理我。又过了半年，长诗退还，附了一封退稿信，建议我写写“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我对这场“十年浩劫”很感兴趣，是要写的；但不是那时候写，而是在今天；不是写它的“伟大”，而是写它的罪恶。
“改正”以后“改正”政策落到我的头上时，有人估计肯定要“卡壳”：“丁耶要不是右派，我们单位就没有一个右派了。”等翻开档案，审议了我的“右派言论”，才发现“丁耶的言论是正确的”，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一致呀！只是说早了点……”在“改正”宣布会上让我代表“错划”表态时，我牢骚两句：“从今天起，我又是35岁了，那22年不能算我的阳寿……至于‘改正’，谁错了谁改，不要不明不白的，好像谁都错了，又像谁都没有错，这样怎向人民交代，怎向历史交代……”其实我说这些话是多余的，历史总像一个羞怯的少女，有史以来总是如此。可我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向人民说谎，应负起历史给予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
20载岁月就像水土一样“流失”掉了。组织上又把我安排在作家的位置上，可我的笔已经写不出什么诗。20多年尽写检讨了。后来我想检讨也是一种文体，就发挥我这方面的一技之长吧。
不过我把这种“检讨”文体也“扩大化”了，“扩大”到社会、国家的范围，不仅为自己写，也替别人写；替那些有错误不愿意检讨的人写，替检讨不深刻的人写。为了扫清改革的障碍，我愿再冒一次险，举起我的投枪向那个巨大的封建腐朽的幽灵进行最后一次冲杀。
1986.12.8.于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