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继续，公安局张局长讲话了。他说：“反右派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辨明了是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打退了右派分子猖狂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扫清了道路，使三面红旗在全中国高高飘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经过一年多的改造，一些右派低头了，认罪了，服输了，表现较好。根据中央精神，农场决定给他们摘掉帽子，使他们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他们仍然是好同志，现在摘帽的10个人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们希望所有在农场改造的人，都能摘掉帽子回去，与家人团聚，重新工作，不希望有一个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长期留在农场劳改。”
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喊道：“四分场的刘衡，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大家都摘帽了，你就摘不了！你想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一些人朝着我看，大家的眼光刺得我的脸发疼，我心里咚咚跳，感到这一下自己可完了。但是，张局长停了一会，接着又说：“不过，你不要灰心、丧气，你还是有前途的。只要你服罪，承认这顶帽子，你也可以摘掉，甚至比别人还要摘得早。”我听到最后一句，豁然开朗：“这不是威胁利诱吗？开头是威胁，现在是利诱。”我心里笑了，脸上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来场开会的路上，我内心沉重。回去的路上，我脚步轻快，不时露出笑容。
一回到四分场，王振山马上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表态、谈感想。大家都表示，要以裴达为榜样，加紧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轮到我时，我说：“它们是右派分子，应该争取摘帽。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是摘帽，而是平反问题。是右派的要摘帽，不是的就该平反。这里头有个甄别问题。”当然，在我的内心，认为大家都是平反问题，但我不能说。不然会惹起众怒，对我“群起而攻之”。
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
1962年，我们在农场劳动4年多，领导要把我们全部调回原单位了。我们回报社后，除我之外，都分别摘掉帽子。这次摘帽不像在农场那样大张旗鼓了，而是个别通知他本人，即毛主席说的“阴摘一批、阳摘一批”。在通知的同时，还告诉他组织上对他的安排。留在报社的有蒋元椿、季音、习平、裴达、田兰坡、朱克潜、杨春长和我，其他人都分别到内蒙古、贵州、河南、新疆等地。有些去外地的人愤愤不平了；“怎么我们这些摘帽的不如没摘帽的、我们这些改造好的不如顽固右派刘衡？”有的人甚至向我发脾气，认为我的待遇不应比他好。领导就向大家解释：“刘衡没摘帽子，没有地方肯要，只好留在报社。”
我们在农场4年，不知什么时候，谭立当了报社的党委书记，他见了我说：“别人改造摘掉帽子，你改造却加重处分！”我说：“那是因为我对党说了老实话。”他说：“哈，你说对党说老实话的加重处分？你好反动！”但声音里含着笑意，看来他对我比较了解、同情。我说：“是这样的，现在说老实话的吃不开。”他说：“你回来，随便找个工作千千吧。”我干了短时间的杂工（如挑水）后，没有部门要，被分配到资料室，不久，工资由每月26元升到99元（即17级，比原先下降4级）。
我在资料室，工资是最高的，但工作却是最低的，如剪剪贴贴之类。有的人又发牢骚了：“怎么我的工资还不如当右派的？”以后工资调整，就给有的人升了级，特别是当领导的，他的工资不能低于右派。不然他怎么能叫做领导呢？
我对这些毫无怨言，因为那些摘帽右派如裴达等都没恢复工作、工资，恢复党籍。使我感到，反右派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我必须继续喊叫，促使右派甄别的一天早日到来。我必须继续调查研究：反右派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拜访许多领导，如梅益、习仲勋……一半为了呼喊，一半为了刺探。
我找得最多的是中央组织部。组织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听取我的诉说。她说，现在上诉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来的，在组织部门口露宿：“你比他们强，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连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我说：“这就说明反右派的甄别工作更需尽快进行。”我回去后，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催促。有一次，她回答我：
“现在好了，现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见，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了。你等着吧！”但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她，她突然改口：“现在中央决定不甄别了！”我再三责问：”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劲地说：“不甄别了，不甄别了！”
原先《人民日报》社把高粮从内蒙古调回来，告诉他，要为他甄别，不几天，中央决定不甄别，又叫他回内蒙古。
1962年初，李大钢的儿子李葆华调安徽当省委书记。临行前，刘少奇曾暗示他，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分子平反。李葆华到任后，就大）9阔斧地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
等到中央下命令不甄别，安徽已有数千右派平反了……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搞甄别的省，其他各省（包括《人民日报社》）因动作迟缓，没有赶上趟，李葆华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
30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到了1962年，由于“大跃进”受挫，中央于1月II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7千人大会）。会上，除了林彪为毛主席大唱赞歌之外，彭真、邓小平、刘少奇……同志对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1959年的庐山会议、党内民主生活等等谈了许多意见，谈得很好。
一时间，政治气氛转向宽松。彭德怀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表示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审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砍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你们，为什么……”3月6日，陈毅甚至在广州的创作座谈会上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一时间，到处都在说“甄别”、“平反”。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脱帽，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可以平反，很多人联想到反右派运动，就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运动中，错划的右派很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于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山主持，在7月26日写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谁知在8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1.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2.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估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分子帽子给他们戴上。
一个月后，即9月24日至27日，著名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了“三风”，即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所作的充分估计）。这样一来，统战部再也不敢提为右派甄别、平反了，还给一批已经摘帽但是表现不好的（主要是要求为自己翻案）右派分子，重新戴帽。
在7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发扬民主，号召大家讲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即后来称为的“三不主义”）。于是，从大家的讲话中，他看出林彪是忠于他的，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的，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样，就为他以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毛主席又演了一次“引蛇出洞”。
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其中奥妙，只是奇怪为什么有很明显的甄别问题，党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不“有错必纠”？党已经不是我理想的共产党了！我不死心，我要弄个水落石出，只有继续呼喊、继续刺探。
我在资料室干活的时候，一天，社长进来了。我拦住他：“你知道我的事情吗？”他笑了：“知道知道”。我说：“反右派有个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呢？”他收起笑容，变了脸色：“Nono反右派没有甄别问题！”我说：“有、有，不光我一个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大家真的承认自己是右派，他们都在说假话。”他立刻声色俱厉起来，大声呵责：“他们比你好！他们知道不甄别，就不做声。
他们比你好！你、你，你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
社长也提起“政治”二字，我在政治上不行，在政治上没有前途，究竟什么是政治呢？难道政治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的吗？我更糊涂了。同时，我如果像大家一样默不做声，不与人交谈，我怎么能收集材料，了解每个人在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言行、表演呢？
何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静等领导开恩，坐享其成。看见不对头的事，我必须大声疾呼，提醒领导，唤起民众，尽一点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哪怕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向毛主席、刘少奇呼吁我们在柏各庄农场的时候，只知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敌人。毛主席在v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中香花、毒草的标准，也是只看他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人民日报社后，才知反毛主席也算是敌人。“两”反变成“三”反，毛主席的威信空前高涨，我必须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才能解决我的右派疑问。
“毛选”不能解决我的疑问，相反的，越读“毛选”我越心疼，我好像是个受害的人。例如：
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而我，既没有写文章，又没有作演讲，只是向党组织作汇报。意见再错也不能错成敌人！何况我的意见并不错！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是，当时划右派光看鸣放前后的那一会儿。
即使只看那一会儿，也是只看一个表面现象，并不去区别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可是，当时给人戴右派帽子，只凭几句言行就定案，是先下结论，后调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这些话都不作数了。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是这样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办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批判却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没有科学的分析，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教导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作老实人。”可是，在反右运动中，“口服心不服”的比心不服、口里也讲出来的要好。在逼供信的空气里，促使大家假认罪、假检讨，以至我这个唯一讲真话的人，变成死不改悔的顽固派。有毛主席的话作后盾，我更有把握、更坚定了。用同志们的话说，也就是更顽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