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组织不能说假话1958年4月2日，报社开全社工作大会、宣布右派分子处理结果以后，我们大部分人要到唐山柏各庄农场（现唐海县府所在地）劳动了，当时正在干部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声中，我是受的第三类处分，属于劳动锻炼范围。于是，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这与干部下放并没实质性的差别。林沫对我说，我们去的地方是平原，主要产大米，比有些干部下放的地方条件还好。他叫我好好劳动改造，把懒病好好治一治。我的问题报社已经掌握，不要再到农场喊冤叫屈了，我说：“当然，我身体差，劳动不好，又加上不服罪。农场要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我就不得活了！”
4月8日，我们十多人和别的单位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在北京车站坐上火车，以后又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柏各庄农场。我们报社来的全部分到第4分场。蒋元椿、林钢、胡平、刘晓唏、赵克惠、李右、方达、张恩铭到3队；刘时平，吕建中、裴达到4队，我和孙乃、田兰坡到：分场场部。大概领导照顾妇女，除了我和田兰玻外，别单位到4分场的女右派也集中在场部。有（工人日报）的陈蓓和全国妇联的谢松生，另外还有王兆祥、王济培、左渊明…—分别来自中直各机关。
领导我们的是4分场人武部的干事王振山，30来岁，共产党员，谢松生打饭时，脸上毫无笑容，王振山看见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偷偷一笑，我认为他了解事情真相，把他当作党的化身，“无事不可对党言”，对他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他笑了，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每天，他分配给我一些轻活，和我有说有笑。谁知不多天，农场发下一张表，叫我们填写。我一边看，一边填，填到中间，有这么一项：“你对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我脑子一闪：“说真的？说假的？说真的对我不利。”立刻，我责备我自己“农场也是党组织，对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假话。”于是，我写：“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再往下填，有这么一项：“你是否受过严格的审查？”我脑子又一闪：“大概我们现在是在受严格的审查！”想到林沫责备我的话：“老爱顶嘴，说话不晓得客气、委婉一点。”这次，不能再给农场留下这一印象了！就在填写对处分意见的前边，加了一句，变成：“我愿意接受党组织严格的审查，但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
全农场一百多个右派分子，都表示同意这个处分，只有我一个人公开不服、立刻把农场领导惊动了。总场公安局张局长特地赶来了解情况。有天晚上，他和王振山来到我们女右派的宿舍。我正坐着，向他点头打个招呼。他大吼一声：“站起来！”我站起来后，他连珠炮似的训斥：“我走了几十里路（当时不通汽车），大老远跑来帮你解决问题，你坐着一动不动，真是太没礼貌了！”我只好向他道歉，说我劳动一天，太累了，不想动。实际上，是我没有养成向领导低声下气的习惯，不知道见了领导要站起来，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的人，应该有个卑恭屈节的模样，想到他亲自跑来帮我解决问题，我内心感到过意不去，我的确是太不懂礼貌了！接着，我就把我为什么不是右派的理由向他说了一遍。还说到，这个问题由报社掌握，本来不想在农场谈的，只因农场让填表，才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写了出来。在写以前，我还闪过“说真的、说假的”念头，这是不对的，以后不再这样了。他说了一些冠冕堂皇、老生常谈的话，像什么党不会冤枉人的，你要低头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之类，我当时听不到心里去，现在自然更是记不清楚了。
我记得清楚的是；王振山从此对我变脸了，不断对我训斥、责骂；“你这个右派，欺骗我们工农干部，我差点被你骗了！你真害人不浅，你害得我挨批评，差点要撤职拿办！”还说：“你在报社的政治结论上，明明签名表示同意结论，来到农场你又变了卦”。我听了，十分高兴，看来农场已和报社联系，看了我的政治结论表。就说：
“我是对一些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加以说明，然后再签的名，是对说明签名，不是对政治结论签名。”他说：“你太小看我们农场了！只有报社才能解决你的政治问题，我们农场不能解决？”我说：“我当时以为你们只管我们劳动，政治问题由报社管。现在你们也管，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一直对你交心。说真心话，怎么会小看你呢？”
一有机会，我就向他解释，靠扰，把他当成知心朋友，甚至傻到对他说：“我解不了你的秘密，你的职业的秘密。你外表很凶，不断训斥别人。其实你的心很软，见不得别人的眼泪。那天，谢松生愁眉苦脸地向你买饭，你偷偷一笑，我看见了。”
王振山让我做较重的活，让我挑水、掏厕所等等。嘲笑我的气力、姿势：“连10岁的小孩子都不如！”他知道我害怕把劳动和服罪连在一块，不停地说：“你劳动不好是因为你不服罪，你不服罪所以你才劳动不好”。“你到这里是因为你犯了罪，如果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到这里？”有一次，训着训着，他向我说开了悄悄话：”你不应该把你们不是右派的话告诉我的，你不应该对我说……”立刻，他感到他说漏了嘴，又大声对我吼了起来。
他让大家监督我、孤立我，说：“她是不服罪、反改造的，你们不要相信她，跟着她走，你们要好好服罪，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大家对我没有好颜色了，老是横眉瞪眼，表示他们和我不同，我成了四分场场部斗争的重点，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李右是第三队的重点，和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王振山鞭长莫及，就把他调到场部。他来后，因为有我这么一个比他更顽固的人，他才免于当重点，得到解放，参加到批斗我的行列在右派小组改造，也和刘右派时一样，你划了别人，自己就免于被划。别人当了重点，自己就可以免于当重点。自己的安全是建筑在别人的罹难上面。
这年年终作改造鉴定，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这是关系大家前途、命运、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大事。我仔细看了看鉴定表，上边把右派分子排成三类：第一类口服心服，第二类口服心不服，第三类口不服心也不服。我对王振山说：“第二类口服心不服，不是对组织说假话吗？怎么比第三类还要改造好些呢？”他说：”口服，是讲不出道理了，不得不表示服。当然比心不服口里也对抗的好。”我听了，并不以为然。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怎么一到敌我斗争的紧要关头，共产党的章程就变了，变得我不能理解了？明明不同意自己被开除，却要自己举手表示同意；明明不服组织对自己的处分，却要把不服放在心里，不在嘴上说，这样的人比心口如一，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还要好！共产党不是逼着党员哄自己、欺骗自己吗？为什么党要这样做呢？真是不可思议！
我属于第三类是无疑了，但我想不通，也无可奈何。
农场怎么违背党章1958年底，王振山管理右派有功，由于事升为人武部部长，1959年2月，总场让右派分子回家过春节，四分场的右派分子全部放假回家了，只把我一人留下不让走。无论我怎样哀求，也不生效。我写去一个汇报：
我感到时间有点长，如果我是光身一人，戴着帽子来到右派小组，和大家一块劳动、学习、开会、斗争，长期下去，即使有些烦恼，但也不无好处。
可是我有爱人和小孩子。我的爱人早就不愿等待，因为我的爱人当的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家属，等待出征的妻子，带着幸福的微笑，观看来自前线的捷报。我的爱人当的是可耻的右派分子的丈夫，而从农场传回去的有关我的消息，始终都是不好。只要想到我的家庭，我就感到软弱，不能支持，感到风浪太大，时间有点长。
春节过后，右派分子都按时回来了。
不几天，总场场部突然向全场发出一个通告，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一直不服罪、反改造，要加重对我的处分，由第三类上升为第二类。即由劳动锻炼上升为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由邱元降到26元。全农场100多名右派分子都知道了，纷纷把我当作反面教员互相检举、揭发、批斗。我们4分场也召开右派小组会，要我表态。
我并没有被吓倒，只是感到奇怪，会上，我说：“党章规定，党员对自己的处分有上诉之权，并没有说上诉错了要加重处分，何况我并不错。农场怎么违背党章呢”？“一个人是不是右派与他的工资多少没有关系，减少我的工资我不是右派，即使增加我的工资，我也不是的”。“是不是右派与处分轻重没有关系。加重我的处分我不是右派，即使减轻我的处分，我也不是的。”
王振山淋头泼下一顿大骂：“你这个顽固右派，你太把我们农场看扁了！你说我们违背党章，你有什么资格？你早已不是党员了”！“告诉你，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你的嘴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你是一块啃不动的老牛筋！我要看看，胳膊拧不拧得过大腿”？我对王振山当众骂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但不生气，还经常提醒他，让他掌握政策，做好工作。会后我对他说：“你们只在右派分子这个小范围搞，倒没什么。千万不要散布到群众中去，要是散播出去，党的威信损失就更大了”。
谁知不说倒好，一说……不几天，这个加重我处分的通告就贴在四分场场部的墙上，王振山洋洋得意地对我说：“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农场的职工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抗拒改造的顽固右派，编了歇后语，嘲笑我，如：“刘衡过沟，没辙！……”
我是平反问题1959年9月，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中央决定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并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柏各庄农场轰动了，到处都在谈这件事。右派分子们看见了一线曙光，偷偷希望自己正是逮捕帽中的一个。我内心十分不安：“大家都摘帽走了，光剩下我一个人了！反右派运动采取大呼隆办法划右派，又采取大呼隆办法摘帽子，我就糟糕了！”
王振山、四分场领导不断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赶快认罪、承认帽子，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有次，场长说：“你看，连溥仪都摘了帽子，你还摘不了！你还不如溥仪……”我说：“我们两个性质不同。
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这是千真万确的，改好了，当然可以摘帽子。
我不是右派分子，就不是摘帽问题，我是平反问题。”就这样，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个人虽然很顽固，可是对党倒很忠诚。”
不多天，总场要召开摘帽大会了。那天，我们从各个分场向总场大礼堂集合。大礼堂没有座位，只有一个半月形的主席台，台上有几位农场的干部。我们对着主席台排队站着。先由一位干部宣读（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再由一位干部宣布农场第一批摘帽右派分子的名单，并简单地介绍了他们改造的成绩、摘帽的理由。每个人姓名后面都加上“同志”二字。
我们报社的裴达也在其中。大家一听，摘帽的只有10位，自己不在其中，都泄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反右派不再采取大呼隆办法，我就好办了。”我们报社30名右派分子，这次摘帽的除裴达外，还有留在报社改造的杨春长。一共2人。
接着，由被指定的摘帽右派代表上台讲话。无外乎是“感谢农场党的领导，使我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在农场的改造只是起点，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将来的道路更长，今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造，任凭风吹浪打，不再犯同类错误”等等。
会议休息，大家三三两两的到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我坐在石头台阶上，还是和在分场时一样，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
这是我们农场全体右派分子第二次大集合，头一次是1958年4月8日在北京火车站，相距一年多了。我用眼睛寻找认识的人，除了看见我们报社的右派外，还看见了文艺界的陈企霞、钟惦柒、唐达成、穿着补丁连补丁衣服的肖乾……突然，肖乾向我走过来了，我们来农场后，王振山向我谈过肖乾。他说；“三分场的斗争重点是肖乾，人家一斗，他就劈里啪啦交代好些，写了好多好多，尽是反动又反动的东西”。还说：“你交代的材料有半屋高了。三分场的肖乾、四分场的刘街，你们是一对活宝！”农场关于我不服罪、加重我处分的决定是通告全场的，肖乾当然也看见了。肖乾来找我，我猜他是想和我说说心里话，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在农场的日子比别的右派更难过，他不会像别的右派一样，对我橫眉瞪眼，和我划清界限。我也知道，他和别的右派分子一样，口里服罪，心里也是不服罪的，我准备和他好好谈谈。谁知我们刚寒喧几句，三分场一个人走过来，赶紧把肖乾叫走。我这才知道，肖乾一直受着监视，人家怕他和我这个顽固右派串联，而这监视他的人正是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用右派监视右派，这是最狠毒，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所谓“煮豆燃豆箕”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