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奔向正在会战的油田

我登上了从长春开往前郭尔罗斯旗的火车，跳动的心催着车轮，奔向油田。这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我“解放”了，那“结论”便是“解放”的通知书。因此我格外地激动。我睁大眼睛，看着身边的一切。我感到了春光的明媚。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睁大双眼，一切都是这般神奇，处处都那样的新鲜！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如果你没有见过森林般的钻塔，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下了火车，还要过松花江，我坐上了去江北的大船；我深深地呼吸着充满石油味的草原的空气，心灵充满了诗情。

我到扶余油田了！

我和当年会战的年轻人一样，到油田会战指挥部报到了。

我听常学铭、董玉茂等领导向我介绍油田。他们讲油田的一切，如数家珍，处处有宝，充满自豪；我是眼到、耳到、手到，快速地记录，快速反应思考……

这个油田在东北松花江畔，这儿号称松辽大平原。这油田面积大，构造多——构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让他们做了解释——这儿油田的油层浅，是它的特点。它的发现在1959年，和发现大庆只差三天！噢，果然啊，它和大庆紧密相连！听到这儿我的心激动起来，记录的手有点颤……

1961年，开始打井钻探，在八家子那儿建成中一采油区；可不久因为吃不上饭，只得停钻；1963年再次上马，建油井120个，出原油10万吨，基本搞清楚油田构造，可因为“文革”，一切服从革命，便再次停产；1970年，开始了大会战，80%的工人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它在会战中兴起，我们叫它七○油田，这是为了纪念会战。

会战初，我们学习大庆的“五上”精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遇到困难，迎着困难上；争分夺秒，抢着时间上；土法上马，因陋就简上；破除迷信，打破框框上。

会战一年，原油从年产20吨，达到了年产80吨；钻井进尺，油田建设主要指标，一年超过十年。到1972年底，钻井2322口，投产油井1780口，原油生产能力160万吨；有3个采油厂，1个化工厂，10个二级指挥部，1个家属革命化基地——工人新村。

钻井队伍有3178人，共27个井队，其中有一个是女子钻井队。

什么？女子钻井队！是的，女子钻井队。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怕是听错，又让他们重复一遍，果然有女子钻井队。我听说过也采访过女子打井队，那是打水井啊，现在有了石油战线的女钻井队，是打油井啊。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子钻井队啊。我感到惊奇，这引起我的心动。

我继续听着领导的介绍。这都是我从不知道的知识。

从钻井到出油，是前三队后五队。前三队是钻井，安装，搬家；后五队是电测，射孔，固井，试油，管子站。我们这儿有两座外输油管线跨越和穿越松花江，我们骄傲地说，这跨江线和穿江线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江管线是刘义土法上马搞成的呀。

说到刘义，介绍人竟沉默了。我敏感地想到这个人一定有了不幸。

我问道：刘义现在哪儿，我可否采访他？

领导回避了我的提问。接着说起一个数字，便是这输油管线能年输油达200多万吨。还介绍说，今年四月，将在红岗进行新的会战，由江汉五七油田来支援的干部和工人参加会战，要加速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迅速找到更多的后备资源，达到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原油产量，满足援外及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油田钻井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董玉茂，见到我格外亲热，原来在长春我们是邻居，却没有说过话，因为我是被审查的人物。而到了油田，便相识而交谈了。

他本来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是个当权派，被“解放”后，调到油田，竟很快熟悉了油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这一代老同志的品德。一切听从组织工作安排，他把家留在了长春，自己只身来到油田，住在简易的工棚里。他原是省报的副总编辑，知道我最需要了解什么。他说，有两个人物，你一定要认识，一个是女子钻井队的队长国荣；一个是我们钻井指挥部的副主任曹长信，是从玉门过来的老石油人，当年和王进喜在一起，女钻井队是他倡议组建的。

这天下午，我参加了钻井指挥部的短期集训：修井大会战的动员大会。

会上，石油工人情绪激昂地说：国家给我们任务，咱们没有完成，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吗？咱们每天都欠700到800吨的账啊！我们一定要把冻死的80口井修好。去年全国出4000多万吨原油，今年全国要完成5300万吨原油，这里边就包含着咱七○油田的油哇！咱们不能拉国家的后腿，丢人哪！那咱就没有脸见兄弟油田的人了！

听着这发烫的工人的声音，此时，我竟有激动的泪水在眼睛里噙着；我感到这就是一首豪迈的诗啊，它比那小小的一己之情更为感人。

我抬眼看到头上是大幅的红字标语：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集训动员大会上，男钻井工人纷纷提出向女子钻井队学习，称赞她们是思想红、作风硬、敢打敢拼。男钻井队队长讲话，像和人吵架，脸红脖子粗地喊：咱们是男子汉，如果还比不上女队，咱还算什么男子汉？如果我们真的……他急得有点口吃，憋了半天，不知如何表达他的心愿，最后还是喊出来了：

比不上女子钻井队，咱就不配做男子汉；

比不上女子钻井队，咱就找不到好对象；

比不上女子钻井队，娶媳妇也得一辈子叫媳妇管！

这几句话，惹得全场大笑，女子钻井队里站起一个姑娘提出抗议了：大男子主义！难道女的就要一辈子听你男子管吗？

又是全场的哄堂大笑。这自然便形成相互挑战了。

我注意到这个站起来的姑娘，短发，圆脸，那双眼睛很亮，说话是标准北京口音，想来她是北京知青。

到最后要散会的时候，又是一场拉歌，男队总想占上风。女队合唱起《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唱段：

……

年龄十七不算小，

也要帮助爹爹操点心，

好比说，爹爹挑担有千斤重，

铁梅呀，你要挑上这八百斤。

她们用铁梅的唱段表达了她们勇挑重担的决心。

男队却领头唱起了李玉和的唱段。这不是分明想占女队的便宜吗？男队成了女队的父亲了，要压女队一头呀。女队便立即唱起了李奶奶唱段来了。大会便在这种比唱的快乐气氛中结束。我对这支女子钻井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想要了解她们。

§§二 探寻女子钻井队最初的足迹探寻女子钻井队最初的足迹

这个曾经闻名于世的女子钻井队，曾有过波澜壮阔的年月，曾创造了中国钻井史奇迹，可她的开始也如同一股细流，并没有受到过多关注；谁也不会想到她有后来的辉煌。我在三十六年后追寻当年生活，要探明那最初的足迹。

我找到了女子钻井队的创立者曹长信，他向我说起当时成立女队的过程和想法。

亲历者说·曹主任讲述女子钻井队的诞生

老工人忽悠远景，年轻人热血沸腾

说起建一个女子钻井队的想法，得拉得远点。那是1958年吧，我在井队当队长，我们井队来了一名实习的女大学生，她是学地质的，这个姑娘真能干啊。她的工作是收集、研究探井出来的地质资料，本来可以不用上钻台，也不用操大管钳的，可她什么活都干，她不怕苦不怕累，她在井场的表现，叫我牢牢地记住，也给所有的钻井工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她离开我们井队的时候，我问她：你的父母是工人，还是农民呢？我当时想不是劳动人民的儿女，如何受得了这艰苦生活呢？她的话叫我吃惊：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母亲是中学老师。我们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就要和工农相结合，你们工人能做的，我们也应当这样做呀！我们不能多读了点书，就高工人一等。你们能整年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劳动，我为什么不能呢？她要离开我们井队时，工人们都恋恋不舍。有她在队上，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她走时，应工人的要求，给她的学校写出她在井队实习的鉴定，我们多希望有更多她这样的学生来呀。这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女同志完全可以上井，完全可以钻井。

我们打010探井，来了两个女的，一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都是学地质的，她们跟工人一起操作，也真的行啊。

后来，我看到了家乡河南红旗渠的事儿，那儿就有女子参与创造的人间奇迹。有一件事，困扰着我多年，就是钻井队没有女的，见不到女的。就说那到我们井队实习的女大学生，她走的时候，我们钻井工人，都是些小伙子，看着她离开，恋恋不舍，有个井架工，爬到高高的井架上看着，直到看不见那女大学生的影子。我看到小伙子们的渴望。都说钻工们为国家找石油光荣，可就是不好找对象。不是有个歌谣嘛：有女不嫁钻井郎，一年到头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抱回一堆油衣裳。我们一年四季在野外作业，看不到人烟，也看不到女人哪。人家说我们钻井队：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到跟前瞧，原来是打钻的。我们生活是苦，可人们不怕苦；还有更苦的没有人说，那就是小伙子们没有对象的苦，找不到媳妇。我从玉门到新疆，再到吉林，我当钻井大队长，当书记，眼看着我们钻工一个媳妇也找不到。风吹沙子跑，男的多，女的少，这事让我这当头儿的也为钻工发愁。要关心他们哪。

1961年，我带着四十多人来到东北吉林，这儿条件好多了，我想这下找对象估计能成了。有个钻工，是江苏人，二十五六了，没有对象，他要回家，说是有人给介绍了对象，我说这事我给假，去吧。后来他从家里回来了，我看他低头耷脑的，知道没有成。我问他为啥没有成啊？他说，一听我在东北，人家不跟我，说出了山海关啦，这儿没法呆，不想到关外受洋罪！后来，他又说家里给找了对象，我又准他假，还是没有成。我对他说，你没有说咱是石油工人哪，问问她知道大庆不？知不知道咱石油工人是给国家找油的，知不知道当石油工人的光荣？那工人说，你说这个没有用，人家说，她不跟光荣过日子呀。他第三次从家里回来对我说，曹队长，你不用给我操心啦。我以为他找到了呢，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含着眼泪走了。我心里真的生气。我对他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个好媳妇。我把这任务交给了老伴。

我原来的老伴，你是见过的。她当过油田家属标兵，她说，别的事好办，就这个难，咱身边也没有女的呀。我说，再难你也得帮我想办法。最后，还是我老伴帮忙给这个好钻工找了个当地的姑娘。但钻工总的来说还是不好找哇。我们队四十多个人，后来只剩下十三个人了，走一个我记下一个。

我想，从1907年开始在中国找石油有一百年了，我在钻井队也五十多年了，可从来没有女的，这里是男子汉的天下；1961年到1962年，钻井大队只有4个女的；1965年到1966年，全大队有六个队，有700人在打探井，也只有4个女的，还是搞辅助工作的；我们有个宣传队也只有男的没有女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两年没有打井，1968年成立了革委会，我当了钻井革委会的主任。1969年吉林油田定下来要开始大会战了，我们心里这个高兴，就像压抑了多年的劲头冲出来了。这年就分来了一些女的，可是没有人愿意要；吉林省的下乡知青来到油田，劳资科的人对我说，咱们可不能要女的呀，要也不能多，不然没法完成任务。这事提到我面前，我想，钻井任务这么重，有这么多女知青不好分配，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女子钻井队呢？

我有了这想法，最早就说给了两个人，一个是油田革委会的负责人老赵，他说，老曹，你这想法可以考虑。这样就解放了一大批生产力，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呀。战争年代不是有红色娘子军吗，女的还能开飞机，能开火车，为何不能开钻呢？

赵主任的话让我想得更开阔。我心里高兴，回到家里就让老婆看出来了。你有啥喜事呀，这样高兴？我把想法和老婆说了。没有想到她也支持我的想法。她说：你们男的能干的，我们女的也能；当年我看你在井队那么累，我都想去井场替你打钻呢。老婆这么一说，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话：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我的心里就一下子亮了。

可这是个危险的活呀，我不能不多思虑。我把这想法和一些老石油朋友说了，让他们帮我想想。有个工农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我跟他说了，他就向女学生们说起了钻井的事。我向六个井队都说了我的想法，让他们反复讨论，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讨论了一个多月，大部分同意，也有少数人不同意。他们不同意，是说这种活只有男的能做，让女子去搞钻井不合适，如果出了事故就不得了。

1969年年底，钻井大队分来了27个女知青，有10个是从工农学校来的。我听这学校的工宣队员说：他在这些同学中一说起钻井，她们便自动报名，愿意来钻井，都抢着来呢。这就是国荣、素素她们。有17个是从八家子来的回乡知青，是来油田的学徒工，这就是大马她们。我看着她们在那儿挖管沟，天气很冷，可她们那儿却热气腾腾，我去看她们，越看越叫人喜欢。这些女孩子们，早上军训跑步，真是朝气蓬勃，她们高喊着“一二三四”，那脚步声把冬天的大地都震得咚咚响。她们不能拿起刹把，当一名女钻工吗？

那年月，小道消息多，我想成立女钻井队的信息，让这些女孩子们知道了。她们知道我是主任，便来问我：曹主任，不是成立女子钻井队吗？我们就是想当女钻工呀。啥时成立，可别忘了我们。我只能呵呵地笑，不能说。可女知青的热情要求，增加了我的信心，促使我下了决心。原来我心中没有数，经过大家讨论，我心里有了点底，我们决定向上级打报告。1970年初，吉林七○油田革委会正式批准成立女子钻井队了。

在油田党的核心小组讨论这事之后，赵主任便找到我，先给我透露了：钻井革委会的报告，今天上午党的核心小组研究了，同意你们的意见。革命委员会就要正式发文批准了。这是一件新事物，你可要把女子钻井队搞好，首先要注意她们的安全。你要再仔细地想想。我向赵主任说，我想好，先让她们实习，了解情况，我要选好师傅帮她们。

消息传出来，这些想来钻井队的女孩子们便都写申请书。我现在后悔没有保存好当时的申请书，写得真叫我感动。诗人哪，我记得你当年写的长诗里，写到了女知青想当女钻工的请战，对吧？当时就是那个劲头儿。都要申请参加女子钻井队，可不是你当年写的成立这个女队是她们写大字报要求才成立的。如果当时党组织不批准，谁要求成立也成立不起来呀。

说到这儿，我问到，你当时想成立女队，有没有想为男钻工解决找对象问题的考虑呢？

老曹笑了，在当时有这想法也不能说呀。

我想到一个问题，问曹师傅：现在成立女队有可能吗？

曹师傅摇摇头，感叹着：今天不可能了。当年女队的精神，你就是把人民币堆成山样高，也不可能买回来！那是不可能用钱能够买来的呀。

曹师傅把我带到原来女队的驻地。你看吧，这就是当年那棵小榆树呀，诗人，你是记得的吧？

这是我唯一的记忆。我在这棵树下坐着构思那部长诗，我在这儿听女钻工们讲述她们的故事。女钻工们在这树下谈心，读书。这是一棵应记在诗里的小树，可当时我却没有真实地记录，而在诗里把它换成了小白杨。可能当时认为白杨更典型吧。

今天，在三十六年后，当年那个写诗的人又站在它的面前，感慨万端。

大榆树啊，你当年不过是我胳膊粗的小树，今天却长得如此枝繁叶茂。让我和你拥抱吧。

我和曹师傅一同抱它，俩人才能把它抱过来。我说，应当在这树下立一个牌子，写上这是当年女钻工在建队时植下的一棵树，四十年过去了，它顶着风风雨雨长大，它是女钻工奉献的见证。

曹师傅苦笑道：如果我还当政有权，会这样做的，可现在不行了，没有人知道这棵树了，你看上头有一个干枯的枝条，也应当砍下来，让它保持着青春。可现在没有人理会它了。这儿是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二公司的所在地，工农路598号院内；这树旁边，当年钻井指挥部的地方，挂的是测井二公司生活服务队的牌子。没有人影，今天是星期天。

遗憾的是我没有带照相机，不能在这儿与大榆树合影留念，那就让它留在我们心里吧。

曹师傅站在大榆树下，沉默不语，是否回想起了那无数个风雨岁月？他只说，这棵树是我们当年成立女子钻井队时栽下的，四十年了。他感叹着，我想起他几次对我谈过的他来这块土地的历史。

面对大榆树，我更加明确了要写的这部书。任何编出来的小说故事也没有原生态的纪实更加感人。为何要把质朴的普通如老百姓的榆树变成白杨树呢？

闻名于全国的女子钻井队就在这榆树旁边成立，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年，1970年3月23日，地点就在钻井大队的岩心库。没有举行隆重的成立仪式，没有敲锣打鼓，没有红旗招展，所以当年的一些女钻工如素素，她竟想不起是哪天成立的了。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可是在女钻工的心里，曹主任的讲话，却至今记忆犹新。用她们今天的话说，曹主任讲话有煽动性，他的每句话都如春风暖进我们的心头。

“女钻井队，今天宣布正式成立了。别看这个日子平平常常，可对你们来说就不平常了。你们从今天起成了一名光荣的女石油钻工，这是中国第一个女子钻井队呀，说得大点远点吧，从中国有石油钻井以来的一百多年，你们是第一代女钻工；我们今天很艰苦，因为越艰苦才越光荣。当年大庆不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开发出来的吗？可今天大庆为国家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我们要学习大庆，学习铁人，你们就是要当中国的女铁人。我想问问女钻工同志们，你们能不能当女铁人呢？”

姑娘们一起大声回答：我们能！

曹主任乐了，接着说：“好哇。我相信你们能做到。因为毛主席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你们说什么叫幸福，叫我说，能给祖国打出石油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我们虽说艰苦，可艰苦奋斗却让我们觉得最幸福快乐。我要说说我们的明天，明天可不是这样了，那时候，我们女钻工打井，都是用电控制，咱穿着白大褂上班了；咱们不只在松花江边打井，咱们要走向全国，还要到全世界去打井哩。”

曹主任越说越高兴，大家听着心里更热了，不住地鼓掌。

三十九年后的今天，当初的女钻工素素向我学说当时曹主任的讲话，字字句句记得清清楚楚。她用了今天常说的忽悠这个词。她说：曹主任把我们忽悠得热血沸腾了。我们都生怕不让我们参加女子钻井队呀！就在这一天，不知是谁在我们住处旁边栽下了一棵小榆树。

就在曹主任讲话之后，公布了女钻工报名批准的名单。

这个名单里因为没有大马的名字，引起了一场小风波。

大马是八家子村来的农村青年，她原名马淑琴，是第一个写申请报名参加女钻井队的。可念名单时，她却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她怕自己没有听清，问了同来的伙伴，伙伴说，是啊，我也没有听见你的名字呀。

大马急了，她风风火火地跑到了钻井指挥部，她要找曹主任。

人说：曹主任给你们讲完话，开完会，他就到男队的井场去了。大马问哪个井场？钻井队的值勤人员说：你找曹主任有什么事呀，你和我们说也一样。大马说：这事非找到曹主任不可。她不想说给别人。

她打听到了曹主任的行踪，便跑到了十多里外的井场去了。

在井场，她见到了曹主任，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曹主任，我找你有事。

曹长信看着这个急着找来的姑娘，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说别急，有话慢慢说。

大马没头没脑地质问：为什么没有我？为什么没有我？

说了两句话，眼泪便流出来了。曹主任听了，摸不着头脑。大马继续说着：为什么女子钻井队里没有我大马？你可知道，你在十多年前就答应过我，你忘记了吗？

大马急丝白脸地说，曹主任才听清楚原来是她要参加女子钻井队的事。曹主任知道她就是马淑琴，便对她解释了：“你的名字我知道，我也见过你，你很能干哪。我们研究时，有个特殊情况。咱们钻井队的食堂要办好，那儿少一个管理人员，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所以研究让你到钻井食堂去，就不上女队了。”

大马一听让她上食堂当管理员，她急得哭着说：“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就上女队钻井，这是你十年前就答应过的！”

“十年前？我十年前如何会答应过你呢？”

大马说了原委：十年前，我还刚上小学六年级，你们在我村钻井，我看着你们钻井。我认出来了，就是你曹主任，当时是队长，你对我说：长大了当个女钻工吧。你忘记了吗，我可记着呢！

曹长信这才想起了当年是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在旁边看过。他说：你的要求我记住了，回去我们再研究一下你的工作。

“曹主任，我不管你们的研究结果，你先表个态度，你同意不同意吧？”大马要知道曹主任的态度。

面对这样的好姑娘，曹主任干脆地回答了她的要求：“我个人同意你去女队。不过这得党委讨论才能定啊，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

大马含着泪花的眼睛笑了。她要走回去，曹主任要送她，大马说，曹主任你想着我的要求就行了，不用送我。

后来，经过研究，党委同意大马去了女队，并指定她当了女指导员。

亲历者说·大马讲述她来油田的经历

油田的第一口井就是在我的家扶余县八家子村打出来的。

说到我来油田有一段情结，有一点曲折。

记得是我十二岁那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村出现了一件新奇事。我们家门口立起了井架，安上了钻机，一帮头戴铝盔的工人来这儿钻井了。我放了学便来这儿看，这儿成了我最爱看的景观，我看着新奇，看着入迷。我不由得越看离工作台越近，这时，一个老师傅笑眯眯地说：小同学，离远点，别伤着你呀，这都是钢铁玩意儿，碰上就不得了哇。

我只得离远点看，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啊。到天黑了，我也不想离开井场。还是那位笑眯眯的师傅过来，对我说：小朋友，你这么爱看我们打井，长大了当钻工愿意吗？我高兴地回答：我就是想当钻工，你让我当吧。那老师傅高兴地说：娃子，有志气呀，长大了当个女钻工吧。

这位老师傅的话深深地印到我心里了。我如果真的和他们一样当上女钻工，是多么美的事呀。我在这儿看到了他们是如何钻井，最后如何喷出石油来，我看到了工人们在出油的那天，是又叫又跳，他们抱在一起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正是因为他们这一高兴的跳跃，也改变了我们村里的命运，更联系上了我的命运。我们村从农业村变成了油田里的村落。我们没有想到祖祖辈辈这块种庄稼的地下，有这么多的石油哇，我们村也真的因此富得流油了。因为吉林油田是从我们村打出的第一口油井，这才有了以后的石油大会战哪。

我们八家子是油田，油田在我们村打井，把我们村的地占了，为了补偿我们村，要我们村抽人当油田的学徒工。为抽人，我和村里的干部们又争起来。当时大队定下的办法是，我们一共十个小队，定的是1、3、5、7、9小队抽女的；2、4、6、8、10小队抽男的，我是定下抽男的10队，便不能去。我去找大队长，说你们这样定不合理，我们双数队的妇女就该倒霉呀？这不是根据实际，这是不合理的办法。

可大队长说，这就和抓阄一样，你抓不上就得认倒霉，没有别的更合适的办法。你说不这样，你让哪个队去女的，哪个队去男的，那就更不好办了。我听了大队长的话，只觉得这样不合理，可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只有认了。

可也真的是命运该着我来女队吧。第10小队应当出个男的，可有规定男的结婚了不要，我们队抽出的男的结婚了，要换一个，就这样把要求去油田的我抽上来了。

这是1969年10月，七○油田大会战还没有打响。我们一个公社抽上了87人，有17名女的，这里边就有我大马。当时对我们说，你们去油田可艰苦呀。我心里说，我才不怕苦哩。我早就见过他们钻井了，那是多么有意思的工作呀。

我们到油田，便是徒工。叫做什么做什么。先是包管线，我不怕玻璃丝扎脸生疼，后去挖管沟，两米多深的大沟，我挖得最快，不管一天下来腰酸腿痛；叫做什么我们这些徒工都行。我们这时常见一个老师傅，看着我们干活，我忘不了他那赞赏的眼光。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同伴们回答说，我们叫她大马，你就叫她大马吧，她是我们妇女队队长啊。我们这17个姑娘，让这位老师傅记在心里。后来才知道，这个乐呵呵地看着我的，记住我们名字的便是从玉门来的老钻井，是钻井指挥部的主任曹师傅啊。这个师傅是在哪儿见过呢？为什么这么眼熟啊？

到这年的十二月，从工农新村来了十名学生，就是国荣她们。就是这27名姑娘，成了女队第一批钻工。

我找到了当年最早的队员素素，找到了当年的女队队长国荣。可她们说，你要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能不提到领我们的老师傅。后来女队红火起来了，一切光荣都落到了女队身上，可这背后是多少老师傅的心血和汗水培育浇灌，才有了女队这棵大树的呀。光荣应当属于这些默默无闻的老师傅们。

女钻工们最初的记忆是第一次到井场。那是70年代的开始，27个女孩子在师傅的带领下，奔向井场。这是她们人生新的开始。她们远远地就看到高高的钻塔了，她们的心跳快起来了，她们迈向井场的步子更快了。到了井场，她们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地操作，她们便瞪着眼睛新奇地看着。那钻机隆隆的声音，震耳欲聋，钻台有一人多高，师傅们在上面操作。她们不敢靠前，带领她们的师傅大声地向他们介绍着。

你们看，这钻台上那两个师傅，一个叫司钻，就是这个班的班长，管泥浆泵的那叫副司钻，也就是副班长；还有在井口的便是内外钳工。这钻台下面，你们看到了那是泥浆池，这就好比钻井的血液，要打井，就要用泥浆在里边循环，管这泥浆的就是泥浆工；在高高的井架上操作的，就是井架工，起下钻时他必须到上边去，才能接单根，往下边钻井，要一根一根地接上，越接越多，越打越深。这个井队的名字叫32214井队，他们在这儿打了几个月了，这是一口探井，就是要探明地下的构造，看地下有多少油储量。他们要打到地下3000多米呢。这是个大钻，这队名前面的“3、2”两个数字，表明可以钻达3200的大钻机。

这些来自学校、农村的女孩子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井场的气势，这第一次见到的一切，深深地印在她们心里。她们要在这井队实习，了解钻井是什么样子。她们想，我们何时能像师傅这样操作呢？当她们第二天来井场时，便离师傅更近了，有的上了钻台，站在司钻旁边看。师傅说，你们要离远点，可别碰着这个猫头哇。这是她们第一次听到的名字，后来便深深记住这句话：猫头轮是吃人的老虎，猫头绳是缠人的毒蛇。原来豪迈总是和风险相连啊。到第三天，她们便上钻塔了。国荣是第一个上到钻塔顶上去的，接着别的女孩子也都上去了。

她们每天都到大钻来，一天天都有进步，她们在一步步走向真正的钻工岗位，因为她们不只是看，而且还让师傅们手把手地教呢。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她们发现身边多了个师傅，这就是钻井指挥部的曹主任。他好像看小苗出土，来看这些女孩子们在井场的学习情况。看到这些女孩子学得很快，他想，如果换上一千的钻机，她们操作起来不会有问题，可一定要有老师傅带着，要手把手地先教她们，可让谁来带呢？

曹师傅睡不着，吃不香，他在物色带女队的老师傅。他一下子想到了王财林。

王财林是一个钻井大队的大队长，是个老石油。那天油田的党委会上讨论成立女钻井队，王财林是支持成立的。他说的话，曹师傅记得清楚：我看成立女队行，这些女孩子可不是那大家闺秀，我看都跟假小子一样能干哩，主要是有好的带领人，我表个态，我们大队支持成立女队。曹主任想就把他抽到女队吧。

曹主任找到王财林，没想到，却碰了个软钉子。财林说：“你说成立女队需要我们做什么吧，我们可以支持，要钻机部件，我们想办法找找用不着的工具都可以给女队用啊。”

曹主任笑着说：“钻机有了，就用那部苏式一千，短什么再说。我要你帮助，我向你要的你可不能不给我。”王财林队长说：“曹主任，你说吧，我是全力支持你的意见，把女队成立起来的。你要什么我全支持。这是件大好事，咱老石油还能不全力支持呀？”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可说了。”

“老曹，你说吧。”

“老王，我不要别的，我就要你！我想让你去带女子钻井队，当指导员。”

一听这话，王财林便急了，连连说：“不行，不行，这可不行。我连跟女同志说话都脸红，让我领导她们可做不了。不行，真的，曹主任，你再找合适的人吧。”

曹主任最后留下一句话：“老伙计，你想想吧。你说你不行，你再给我找个合适的吧。我们是油田的老人啦，你给我找找。”

王财林说：“我找找，反正我是不行。”

可到最后，王财林还是到了女子钻井队，做了第一任指导员。女队老队员们都说：女队成立之初，王财林功不可没。

我在1973年2月第一次来到女队时，王财林早已调走，我没有见到这位第一任指导员。三十六年后，重返油田，女队的老队长国荣对我说，这回你一定要见见我们老指导员，他现在退休在家，有时间和你谈过去的事了。我说，那请你把老指导员找来吧。

这时，我才了解吉林省油田的历史，我听过曹主任讲他们从新疆来到吉林省的经历，可不知道还有一个队伍早在油田，这就是王财林所在的吉林地质普查大队。

这一天，王财林跟着国荣来到石油大厦，这位老师傅和我的年纪不相上下，说着一口东北话。我记录下他的谈话，这才知道了他的历史和命运。

亲历者说·王财林口述当年经历

你要叫我说我个人的历史，我得说说吉林油田的历史。咱这地方，最早听说是清朝年间，老毛子做过踏查，他们说咱东北有宝，想把这宝得到，可没有查出来，便走了。到1956年，地质部东北地质局一五七大队就在公主岭、德惠、农安这一片开始钻井找油。1958年3月，石油部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局，确定松辽盆地是全国石油普查重点。这就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一年开始招工人。我是辽宁锦县人，那年我十七岁，高小毕业，我们家祖辈是农民，父母没有听说过石油，他们是知道地上种庄稼的庄稼人，却不知这地下还有比庄稼更贵重的石油。我家兄妹六个，我是老疙瘩。我要报名当工人，父母也高兴。他们想的是离开这土里刨食的日子，也许能混上不愁吃饭的日子。各县下了指标，我们县要500人，开源要500人。我高兴地告诉父母，我被选上了。我们哪知什么是钻井啊？让我们锦县的500人到四川营山受训半年，开源的到玉门受训半年。半年后，到了1959年的二三月份，都回到了东北，组建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普查大队，一个队200多人。我就是那次分到吉林省这个队的，从此，我就没有动地方，从1959年3月到了吉林，到今年五十年，我把一辈子的汗水全洒在这块地上了。

我当时在吉林勘探大队的104队，队长是苏守仁，我当时是司钻。

1959年9月29日，离国庆十周年还差两天，我们普查大队二区队在扶余的扶27井打出油来了。这可是国庆的最好献礼。你可知道，我们这比发现大庆只晚了三天哪。如果比大庆早三天，我们这儿说不定就先叫大庆了呢。

到了1960年，在八家子村建立了试采区，开始在那儿打井；这年年底，白城地委就开始筹备建厂矿了；到1961年1月，吉林省扶余油化厂正式成立，属省直属企业。这时将松辽会战指挥部吉林大队的三个钻井队下放到油矿，我从此就成了这个油矿的工人了。可不久，工资开不出来了，要求以矿养矿，自己想法活，我们便去想各种活路，扶余八龙泡有个渔场，我们便去那里打鱼维生。

这年四月，老曹他们从新疆过来了，我们便相识了，要不他老叫我老伙计呢。

所以说，这个油田最早的钻井队就是这两部分人组成的。我可以说是这个油田的元老了吧。

1969年，找到了新的油区，要成立钻井队，要增加新的钻机，1970年开始了大会战。这时我是钻井一大队的教导员，当时有三个大队。

曹主任想成立女子钻井队，我是最早支持这个想法的。你想想，当时会战要油，任务艰巨，来了不少女知识青年，不好安排，哪个部门也不想要女的。曹主任就对我说，你看能不能成立个女子钻井队呀。我想这是会战要求，应当支持。可当时分歧很大。在党委会讨论的时候，有人反对，说女的根本搞不了钻井，这是很危险的工作。我想，这要看你怎样领导，你领导好，就能成功。后来讨论时，党委大多数同意成立，这就给上级打了报告。就因为我在会上支持了曹主任，他就看上我了，让我去女子钻井队。曹主任和高立元两位领导找我谈了五六次，我是真不想来。他们说：“你知道，这才成立的女队必须要找各方面都过硬的人去，你想谁合适呀？没有，有人想去还不能让去呢。我们想了不少人，觉得都不如你。你再想想吧。过两天你想通了说给我们。”

这时，我的思想做了一番激烈的斗争。我回家去也不说话，妻子看出我的心事。问我为什么。我对妻子说了：不是要成立女子钻井队吗，老曹他们想让我去带班。

妻子一听就炸了：“不行。你可不能去呀。这都是些二十来岁，十七八，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能做这钻井的活吗？又苦又累又脏的活儿，还是危险的活儿。万一出了事，就不是小事，你咋向人家家长交代，你咋向人家本人交代，这可是一辈子的事。说什么你也不能去带这个班。我不能让你去。”

我老伴是坚决不同意。她是吉林省榆树县人，我们1960年结婚，她就当了柴油机工。她特别知道钻井的艰难、苦累、危险。

听了老伴的话，我不再言声。她说的都是实际，我去，压力太大，不去，可这是党委研究定下来的事呀。我睡不好觉，左思右想，真不知如何办。

睡不着觉，我沉思默想。我想到了自己的成长，我是个农村的穷孩子，当了石油工人，我一直听党的话，年年都先进，我1964年在吉林油田入党，也当了油田的第一个劳模。1969年石油部要选代表，我代表工人参加了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我跟大庆工人代表一个组，铁人是我们组长，主席接见了我们。这时我看到了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那是我参加会议的合影。我现在能不听党的话吗？我有报恩思想，我要报答党的恩情，党叫我去死我也不能含糊，现在叫我去带女队，如何就不听党的安排了呢？我想了又想，我不去让谁去，我觉得别人不如我去合适。我想开了，去！当时听到京剧正唱这一段，就是我的心情：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将重担挑在肩！这天，我一宿没有睡，起早便去见曹主任。

曹主任见到我，就知道我此刻的想法。他说：“我知道你会想好的，你说说你的想法，如何把这个女队带好，你一定有了底，对吧，老伙计。”

我说：我去女队，可你得让我挑几个好的老师傅。要思想好、技术好、作风过硬的师傅一同把女队带领好。

曹主任说：好，这钻井队的男师傅，由你挑选，你要谁我给谁。要多少，给多少。

我说：有十个老师傅就可以了。

老伴知道我答应了到女子钻井队去，她不说什么，只说：你就叫我担心吧。我跟了你这钻工，就提心吊胆，这下可好，你自己又找了个这担惊受怕的活儿，就更叫人担心。你是党的人，我说话没有用。

她知道我的脾气，我定下的事，有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当时条件很差，这是今天你想不出来的困难。当时的口号是学习大庆，有“五上”精神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要上马，就不能下马。我上任了，就不想下来了，我要把这个队伍带好。有了人员没有设备，当时决定给女队一部老式钻机，钻机要修才能用，吊卡呀，泥浆泵呀，都缺东少西；我就带着女孩子们到废料堆里寻找，顺便让她们认清钻机各部零件、各种工具。找到一件，就当宝贝一样抱回来。她们问我，这个东西有啥用啊，我说给她们，拉杆呀，活塞呀，齿轮呀，这都有用啊，还有好多自由钳，有的管钳把坏了，扔了，我们也捡回来，自己配好。这些女孩子真叫人喜欢哪，她们是那么认真、细心，她们一见零部件就问我，“师傅，这个有用吗？”我说有用，她们就抱起来了。人们看到我带着女孩子们捡到这么多宝贵的东西，有人说我们捡破烂发财啦。是啊，我和她们一起捡到的还有一种精神啊。这是今天人们缺少的那种艰苦奋斗的劲头。

我在三十六年后听到王师傅讲述当时寻找旧钻机零部件的情景时，仍很激动。当年，我第一次来油田，曾听说过当时因让女队用旧钻机引起过争论。有人说，既然是女子钻井队才成立，就要给她们用好的钻机，不是用她们做门面嘛。可曹主任和一些老工人坚持学习大庆，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这就有了王师傅带女孩子们找部件的情景。我在长诗里，把这位最早的带班人，叫周师傅。诗里为了歌颂小将们，把师傅带领找钻机部件的事，放在了主人公郭英身上，并且把吴大队长作为思想的对立面来写，这种安排自然是虚构，但写的却是真实发生的事。

长诗里写的郭英，就是以国荣为原型，又集中了当时我认识的几个北京知青的形象。这找部件却是国荣的行动。王师傅看中了国荣的吃苦耐劳，不叫苦又能干，不言不语，却在行动上带头；她的行动引起带班人的关注，王财林把他物色好的人员向钻井指挥部曹主任作了汇报。他说：你们派陈师傅当女子钻井队的队长，我没有意见，但女队要有女队长才是正常的。我看国荣可以当队长，如果你们同意，我便找国荣谈话，你们正式任命吧。

王师傅和国荣一说，国荣立即说，这可不行，我干不了，你找别人吧。王师傅笑了，你说说为什么不能当队长呢？

国荣不善言谈，她只觉得这担子太重，她挑不起来，却说不出多少理由，她只会说不行不行，脸也红了，说话也结巴了。

王师傅便向她说起自己的思想过程，他说：“一开始和我谈，我也是和你一样，觉得这担子我挑不起来呀，可后来一想，我不去挑这担子叫谁去挑呢。我就答应了。为什么我敢答应，是因为看到你们行啊。如果你们不行，我就是全身是铁能碾几个钉子呢？如果你们不行，我带头也办不好哇。我看这27个姑娘都是好样的，你还不能领着她们钻井吗？”

国荣没有再说话，最后说，我先当当看，如果不行，你们再早早换掉我吧。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国荣这样对我说这件事——

女队成立后，二十七人分了四个班，分好工，三班倒。我在小班。经过一个月考验吧，这才让我当队长。我是最大的，二十一二了，最小的才十六岁。

过了一个月，宣布我当副队长。领导看好我了，我就得当。队长是男的，待的时间不长就走了，主要是王财林呀。

王财林当指导员，建队初期，他很难哪，他不情愿来女队，他怕女孩子在井队危险。可他不能不来，他可做了不少事呀，对女队的发展，他功不可没。他教我们技术，也管我们思想，做工作特别细。因为特别困难的时候，我想打退堂鼓，不想干了，我向他说我实在干不了。他找我谈了三次话，让我坚定信心。我这个人不能说，不会写，可我干活谁都能服。井场只要有事，就来找我。

王财林做我的思想工作，也做刘茹的，他手把手地教啊。

他告诉我：钻井工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胆大心细。

我想：国荣啊，你和王师傅一样，叫你当队长，你为什么不想当呢？你们想的是当领导的责任，你们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你们所担心的是怕自己挑不起来，让事业受损失，对不起组织的信任。当领导就意味着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累，操更大的心，受更大的罪；一旦应了下来，就不能像普通队员一样，就是要牺牲自己，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才是当年老八路的作风，这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

这样，女队的班子便定下来了。钻井指挥部批准了这个女队的班子。历史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指导员王财林，队长陈文凯，女队长国荣，女指导员马淑琴，技术员刘茹。

王师傅听取了班子人员的意见，便向全体队员宣布了他的想法，也就是他第一次向27名女子钻井队的成员和10名男师傅郭盘勤、杨广林等的讲话。

这第一次的就职演说，给女队的成员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是她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过三关”。时过三十多年，王财林仍然记得他的女队要把好的“三关”，他是这样向他的女队讲述他的想法的——

今天咱们开会，有带班的师傅，有全体女队员，要说些什么，我想了几天啦。我想说的是“过三关”。这第一关是安全关。这个最重要，这也是我想得最多的，这钻井一眼照看不到，就要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你们都是女孩子，我们得对你们一辈子负责。如果出了事，落下病，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的家长，你们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把你们养这么大多不容易，你们来这油田，家里是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呀，出了事，我也没法向信任我们的组织交代，我们也对不起党组织。所以我要求大小事都不能出。这一点要记在心里，时时刻刻记住。这第二关是生产关。就是说，咱得打出油井来。要打出井来，就要学技术，我们要进行技术培训，每个小班都有老工人带你们，手把手教你们。你们胆大，可更要心细。我想你们女孩子这点比小伙子们强。要学会拉猫头绳，要学上井架，上架子要结好安全带；你们要抬钻杆，两个人抬要一个肩膀，前面的人喊“一二”，说放一起放，由前面抬的人喊号；注意卡瓦，不小心会打了你的手；钻杆必须用手心荡，不然也会出事。我不多说了，以后老师傅会一样样地说给你们。哎，你们有的才十六七岁呀，要是在爸妈身边，也许撒娇哩，对吧？你们还是个小孩子呀。可你们现在却担起了给国家找石油钻井的大担子了。我们要生产，记住不怕慢就怕站，只要不出事故，我们进尺慢点不怕，一旦出个事故，处理起来就麻烦，进尺也上不去。咱们开头更要求稳，技术成了，再求快点进尺。男队为什么好出事？就是小伙子们干活毛毛愣愣，咱女孩子心细会比他们强。这第三关就是作风关。日常工作生活中要三化：作风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就说这生活集体化吧。你们晚上出门一定要请假，要两个一起出去，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能出事；咱们在这荒野的地方钻井，下夜班上夜班，都在野地里走路，不能让流氓伤害我们。

我今天就先说这么多，以后每天班前会上，我们还要讲具体要求；下班后要开班后会，要每班总结一下。咱们都会唱这支歌吧，《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为什么荣耀呢，就是因为这是个艰苦奋斗的事业。好吧，咱们一同唱个歌散会。

于是，老石油工人和年轻的女石油钻工一起唱起来，这歌声在松花江边的天空中久久回荡……

§§三 每一步都是新起点每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大事记：

1970年4月5日女子钻井队第一口井正式开钻。

1970年4月5日，这一天是清明节，是中国百姓纪念死者的日子。这一天，对于第一批女钻工，深记在心里的是这是她们第一口井正式开钻的日子；对于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这天是我结婚的纪念日。这是一种巧合，这种巧合完全是偶然的，却让我在写女子钻井队的诗篇时，不时将女钻井队的事情和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1973年2月，我来到当时叫七○油田的地方，我和女钻工们一起上班，我第一次攀登钻塔，在女钻工的保护下，我战战兢兢地上到了二层平台，眺望着远方，体会当年女钻工第一次上钻塔的感觉。

这女子钻井队的第一口井，是在扶余大洼子上。

在女子钻井队第一口井开钻前，她们经历了严格的培训，艰苦的磨炼，这是她们对人生的挑战，是战胜自我的考验。面对三十米高的井架，要上去呀，这是对女孩子们的第一个考验。

带班的王师傅讲了上井架的注意事项之后，便看着站成一排的姑娘们。她们一个个都是这样俊秀，眼睛闪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含着羞怯，也带着恐惧，当时都知道大马是党员，大马却没敢说个“上”字。大马心里明白，她不敢上，她不想说大话。她从小就有恐高症，这只有她妈妈知道，说这孩子干活不怕苦，就是怕上高，用梯子上农村家里的平房房顶，她都差点摔下来，可眼前却要上钻塔。她知道自己应当带头，可她没有勇气说，她怕出了事，更不好交代。正在她不知如何面对的时刻，国荣上了。国荣迈到钻塔跟前，王师傅看了看她的安全带结得可结实，便站在她的旁边，看她开始攀登。

国荣后来对我说：我在油田学校的时候，见到井架也曾好奇地上过，可只上了四级，便不敢上了。现在井架就在面前，是必须要上的了。不是说吗，井架是石油工人的骄傲，井架是石油工人的象征，不能上井架，还怎能当一名女钻工！我咬牙也得上。老师傅说，第一次不能上到顶上，要求我们只要能上几米，也是胜利；可我不能这样想，我要上得高点再高点，好让小妹妹们不怕，上了几节，我的心就突突地跳，越跳越快；我上了多高了？我想往下看看，这一看不要紧，我立即觉得头晕目眩，大地都转起来了；再往上看吧，看头顶的白云，我觉得这井架要倒下来了。师傅说：行啊，国荣，你上得不低了，可以下来了，下次再往高处上吧。我听了师傅的鼓励，怪了，反而不害怕了，心也不突突跳了，我又往上爬了几节；在老师傅的命令下，我下来了。可我没有上到二层平台，就是说，我还不能正常工作哩，因为只有到二层平台，才能接单根起下钻。

国荣上了以后，就有姑娘在井架下排起了队，要争着上了。但师傅命令不许上太高，要一点点地练习。大马也跟着上了。她是咬着牙上了四节，便下来了，她的脸红红的，不是因为上井架，而是为自己不能上得更高而羞愧。

每个姑娘都上了一遍，有的上了两遍，还想再上，这正像学自行车，完全不会却又学会了一点，这时候最想多练功，也就有了兴趣。这时，有一个大卡车向这儿开来。车上下来的是曹主任，他见到姑娘们正练上井架，便来看看。听王师傅一说，曹主任便高兴地说：行啦，今天你们这一仗胜啦，回家休息，明天再来。姑娘们不想走，硬叫曹主任的车给拉走了。拉回住地，晚上才知道两腿的痛，疼得抬不起腿来了。

大马没有叫疼，她心里难受。因为她这个农村的妇女队长，在家里处处是走在前头带着妇女劳动的，可今天她却不敢说句响话，她没有喊疼的资格。

国荣觉得腿疼得都抬不上床了。她倒在床上，揉搓着双腿，却没有入睡。她想，这要多练才行，明天，我一定上到二层平台。

她越想越兴奋，就更睡不着。她悄悄地起来了，奔向了井场。

她走到井架跟前，却见一个人影正在井架下向上攀登。她吓了一跳，这是谁？她大叫了一声：谁？是谁呀？

那人半天没有出声。国荣有些害怕了。她想不会是坏人来这儿破坏吧？这儿刚立上井架还没有钻机呀。她继续向跟前走，到了跟前，才看出原来是大马！

大马见到国荣，格外高兴，她这才说出她的心里话：“我今天不敢上钻塔，真丢死人了。我打小就不能上高，一上高便头晕。我非得治治这病不行，不然，我就没脸在女队待下去。你看着我，我能上十多级了呢。我不信，我就不能上钻塔！”

国荣在下边看着大马往上爬，果然比白天上得更高。她说：“白天我看到天上的云彩，就觉得井架要倒，其实是心理作用。心里不觉得是向上爬，就想着是小时候在地上爬哩，就能上去了。”

大马下来，为自己往上爬得更高而高兴。这是一次战胜自我的挑战。

快半夜了，大马说：咱们回去吧，咱这事可别让王师傅知道，更别叫曹主任知道，不然咱们非挨批不可。

她们回到住房，两条腿更痛得抬不上去，可她们心里却特别高兴，踏实，一会儿便睡着了。

经过不少日子的苦练，她们全都能上钻塔了，这让带班的师傅们十分惊讶，男队员们也不得不佩服。

所有的女队队员都有学习登钻塔的体验。这对每个人都是一次挑战。挑战给年轻人快乐。当她们上到钻塔的最高处，看着祖国的大地，这快乐心情是没上过钻塔的人无法体验的。国荣是最早上到钻塔顶上的，她后来当了队长，便带领着新来的女钻工们学习这第一课。她保护着小妹妹们，她要给她们作示范，她要以自己的体验给小妹妹们以鼓励。

我听了姑娘们一个个讲她们攀登钻塔的感觉，后来写出这样的诗句，这就是“向上！向上！”的精神，不要有向下看的寓意，这是真实生活的概括。

赵书记下来把红旗交给郭英，

红旗呀，紧紧地贴着她的心房；

她整整崭新的石油工装，

两手抓住钻塔的钢梁。

向上，向上，向上！

下面是老师傅瞩望的目光；

向上，向上，向上！

战友们在热烈地鼓掌。

五米，十米，二十米……

郭英还在向上！向上！

红旗听着她激烈的心跳，

青春的热血滚滚激荡。

下面有人喊，可不低了！

郭英警告自己：不要向下看！

这是老师傅登钻塔的嘱咐，

向下看就会头晕目眩。

郭英牢牢记住了这嘱咐，

人生的道路刚刚开端；

要永远向高处攀登啊，

脚下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女队的二十七名成员，在经过两个月的实习练兵之后，她们都能攀登钻塔，拉猫头绳了。三个月内，这些姑娘们突破了钻井关，这才有了开钻的这一天。

当年的老队员向我介绍她们争拉猫头绳的情景，也让人感慨不已。钻工们都知道这话：猫头轮是吃人的老虎，猫头绳是咬人的毒蛇。这不是吓人的话，而是实在的血的总结。当时的钻机是落后的，要靠拉猫头拧紧钻杆和套管，这就要靠人工拉动在井口一边的如猫头一样的轮子，这上边绕着绳子，要用人拉那猫头绳，让轮子快速地旋转，把那钻杆拧紧。不能拉猫头绳，就不能钻井，这是基本功。但这也是经常出事的地方。她们要有力量拉动，要让它快速转动，这要力气，更要勇气。为了能拉动快速转动的猫头轮，她们做过无数次的练习，拉得胳膊痛得抬不起来，还在咬牙坚持。国荣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危险的，那猫头轮子每分钟要转动三百转以上，我开始也是很害怕的，要用手缠住绳子，用力拉动它，还要有巧劲儿，开始慢，越拉越快的时候，弄不好就会把胳膊缠进去；开始不敢拉，只能慢慢地拉，后来越来越敢拉，拉得越来越快。

国荣没有向我说她拉猫头绳被抽打的事情。可她的伙伴们讲了那天的情景。这一天姑娘们争先恐后地练习，排着队拉，不时地喊着：“我们要打死这老虎，勒死这毒蛇！”轮到了谁，谁上阵，自己也喊：“看我打老虎勒毒蛇吧！”不管轮到谁，拉起来都不想停住，说让我再拉一次再拉一次吧。谁也不想离开这个重要的岗位。后面的姑娘便催促，行了，行了，让下面的人拉吧。那姑娘便嚷着：别急，让我再拉一次，再拉几圈！直到被后面的人硬拉下去。

这在当时便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她们唱出来的上山打虎的戏词：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她们夜以继日地练习。有一次国荣稍没有注意，就被猫头绳抽打了一下，这一下不要紧，胳膊立时被抽肿，出现了几条血檩子；她没有吭声，而是把袖口扎紧继续练，并提醒伙伴们注意再注意。

老师傅们看着姑娘们练习拉猫头绳的情景，眼里含上了泪花。评价是，过去三年才能掌握的技术水平，她们只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便完全掌握了。在老师傅们汇报，认为可以由女孩子们独立操作，曹主任亲自看了之后，才决定了正式开钻的这一天。

女钻井队要开钻了。这一天举行的开钻典礼，要比宣布女队成立那天隆重得多。这是因为男队听说女队开钻，都派代表参加典礼，并表示祝贺。这一天，女队不只把红旗挂在了高高的井架上，还做了一个大标语挂在了钻塔之上，远远地便能看到：中华儿女多奇志，钻井史上谱新篇。

1973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上有新华社记者写的报道，标题是《石油工业战线上的“红色娘子军”——记一支油田女子钻井队》，这篇报道记下了开钻时这幅挂在钻塔上的标语。

曹主任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着4月5日女队开钻的这一天：1970年4月5日，女子钻井队的第一口井开钻了。我和一些老钻井们都到现场，见女钻工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全新装束，个个精神抖擞。司钻手握刹把，眼睛盯着方钻杆认真操作，加单根、拉猫头绳、起下钻，又稳当，又利索，真带劲！副司钻、内钳、外钳，井架工配合得当，一点也不比男同志差，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高兴。第一口井首战告捷，只用了四天就完钻了，真是为中国妇女争了气，于是女钻工就把这口井称作“争气井”。

当时参加女队开钻典礼的一个男钻工对我说出他当时的真实心情：女队开钻那天我去参加典礼。是领导派我去的，如果让自己随便去的话，那天不知有多少小伙子们要去看看。我见到的是姑娘们的英姿飒爽，我看到的是男队钻工的眼睛闪亮。我们觉得身边注入了一种力量，我们的身上也增添了劲头。我们打心里高兴，说心里话，只要有姑娘在身边，我们小伙子就更有劲儿，这是为什么，不知道。不是有俗话说嘛，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她们在身边比着，我们不能不好好地干了，不然不给男子汉丢人吗？不然的话，我们找对象都难哪。

女队当时有四个司钻，素素是有名的操作能手，国荣说她胆大心细，操作钻机干净利索。曹主任对她印象深刻，四十年后还要叨念：她接单根，那稳准劲儿，男钻工也比不了哇，让我这四十多年的老钻井佩服。

素素这样说她第一次握刹把的感觉——

我们从工农学校来的十名中专生，都得到了重用。国荣当了队长，有四个司钻。我们带班的师傅是王保贤，他特别能吃苦，能干活，我们不怕苦不怕累都是跟师傅学的；他当年也不过三十多岁，可在我们眼里是老师傅了。他干活有道眼，手把手教我。他说你听钻机的声音不要怕，慢慢你就知道了，听到钻头声音就知道打到什么地层，从进尺上也可知道在什么地层上。没有开钻前，我们先打鼠洞。这全是人力推着钻的十米多的一个洞，二十公分粗，是放方钻杆的地方，打在井口的左前方，里边放着鼠洞管，完井以后再把这管吊出来，打新井的时候再用。当老师傅把刹把交到我手上，让我操作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觉得这是最神圣的时刻，我终于当上司钻了！我们过去天天唱着那首歌儿，《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今天我真正当了石油钻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种感觉，是神圣的一种感觉，后来我被任命当了科长，也没这种握刹把的神圣感觉。

开钻这天，我握着刹把，开钻了。正常钻进，我放松刹把，钻杆往下走了，它向着地心走了，这是和地球说话吧？师傅说过，当遇到硬层，不好打的时候，手要紧紧地握住刹把，否则，让钻杆无约束地压下去，就有可能使钻具断到地下。

我手握的不是刹把，我真的觉得握着的是国家给我的重任。

女队队员们看着我，男队的师傅看着我，我还觉得我的父母在看着我，真的好像全国人民都看着我呢。

我看到曹主任在我身边看着我呢。他特别赏识我。接好单根，下钻具，速度特别快。到一米多处，刹把就要慢慢刹住，离转盘1米处便停住，这时，内钳、外钳要冲过来放卡瓦、扣大钳、接单根。曹师傅高兴地对我说，稳哪，操作得特稳哪。

这是对一个女钻工的最高奖赏。从此往后，在我的人生长路上，我再也找不到当年握刹把的感觉，我把它视为我一生的光荣和骄傲。

§§四 在战胜恐惧中成长在战胜恐惧中成长

我1973年来到七○油田，在听了修井会战的誓师大会之后，曹主任向我介绍，你先了解女队队长国荣吧。在钻井指挥部的干打垒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与这位被说成女队主心骨的队长见面。如果没有见到她，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她的质朴，她是一个农家女儿，她的模样如这身边的榆树，她说话实在得如脚下的泥土。

亲历者说·国荣口述

我是扶余蔡家沟的。我家姐妹兄弟六个，我是唯一的女儿，很孤单的。

我们家一直很困难，“大跃进”的时候，吃不饱、挖野菜，这和大家是一样的。春天，去拾豆粒呀，捡白菜呀，回到家里一糊，那叫瓜菜代呀。所以参加工作说什么苦和累呀，我不在乎。我是在苦日子里生活过来的。

1960年挨饿时，我十二岁，正上小学。我学习非常好，可上了两年，妈妈不让我上了，说姑娘上学没有用，回家看孩子吧。老师来我们家，校长也亲自来我家劝说。说这孩子学习很好，不上学太可惜了，还是让我继续上学吧，可家里生活困难，父母还是让我退学了。家里生活好了点，父母想起老师的话，又让我上了学，上到小学毕业，又上初中，我就更努力，我要补上那没有上学的时间。

扶余县就两个重点中学，我上的是三岔河的中学。

我想上高中，我们学校有个带帽高中，校长说让我上这个高中。我把校长和老师的话和家里说了，父母说，你上高中就得上大学，那得花多少钱哪，咱这个家可上不起呀。我回学校对校长和老师说，俺们家没有钱，谢谢领导、老师的关心，我家供不了我。老师听我说了，也只有叹气，说可惜呀。他们想如果我上了高中，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家庭困难让我的人生走了另一条路，我不能上高中，只有上不花钱的中专。我很幸运地上了油田的中专。当时，许多中专学校都不办了。如果不上这个中专，我就得回村种地去了。

我上的学校，本来叫石油中专，当时不是时兴搞工农新村嘛，所以这个学校便叫工农学校了。学校条件非常差，入学的时候没有地方住，我们在一个中学的教室住。因为中学放假了不上课。后来人家开学了，便搬到新村的老乡家住。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地方是沼泽地，烂泥洼子。走着去上学，那蚊子多得打手哇。看到当时的困难，又不上课只干活，我曾想过回家干活去吧。可关心我的老师对我说，你不能不上，你要留下来。我听了老师的话。自己的校舍自己建。钻井工人帮助我们建，和我们一同吃住。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钻井工人不怕苦的劲头，还有他们那股豪气感动了我，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们来钻井队与我们建校舍有关。建了三个月吧，我们有了住房，有了教室，可用不上了，不上课了，象征性地坐在教室里，没有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体质好，干活好，不言声。老师们都喜欢我。

1966年，我是进京代表，是选出来的，不是随便去的呀。全省组织一百多个，我们学校分配十名，一个班选一个，七个班，还有学校领导当代表。我是其中之一。1966年11月3日，毛主席第十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我是这里边的一个。

可是我却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是为什么呢？我舅舅是老干部，他在城镇住，“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有自己的看法，看到越来越乱，他早看清形势了。他见事不好，就让家里把我叫回家去了，他说：你可不能参加打砸抢呀，这早晚是个病。你记住我的话，在家好好待着吧。听了舅舅的话，我没有参加造反行动，当了逍遥派，我们家离扶余一百多公里地呢，学校的事也不知道。

油田搞起两派，又搞武斗，我是全不知道。后来知道要复课了，才把我们叫回学校。这就到了1969年了。

说我们是中专毕业，其实基本没有学什么，就开始招工了。学校有工宣队进驻了。说来这也是命里该着我们进钻井队。工宣队有人是钻井的老工人，是曹主任下属的一个干部，他对我们宣传钻井的事情，就让我们对钻井有了好印象。我们最爱唱的那支歌，就是头戴铝盔走天涯。这个师傅就说起想成立女子钻井队的想法，他可能是传达了曹主任的想法吧。后来分配工作，他要求身体好的，可以分到钻井队去。我个子高，身体好，最合到钻井队的条件，我在学校报名来到了钻井队。我就是最初选上的十名女子钻井队的成员之一。

1969年12月，我们到了钻井队。

我们到油田基地挖地沟。那时天寒地冻，风像小刀子割，可我们身上却出汗，两米深的管沟，腾腾地冒着热气哩；累了我跪着干，那时候不知道累，不知道痛，也不知道什么叫苦，说起来和男的一样啊。

这时候我们认识了曹主任，他总到基地看我们，他看我们干活不怕苦不怕累，打心眼里高兴，有时他还拿来开水给我们喝。就是那时候他把成立女钻井队的报告打了上去。我认真地听着，做着记录。我对女钻工能这样艰苦奋斗，由衷地佩服，也打心眼里羡慕！

国荣开始讲述她们女队刚成立的第一年经历的艰难险阻；她说女队经历的暴雨狂风，她讲如何战胜第一次井喷，处理危险事故；她说在这一年打的最后一口油井，完成任务是如何的高兴欢呼！

我想到自己遭受的痛苦。我想女钻工们所经历的是大自然的狂风暴雨，而我觉得最可怕的却是阶级斗争的暴雨狂风！我宁愿流大汗，却不愿流眼泪，那是心灵的苦泪，我心里的苦无法向人倾诉！能向人说的痛苦不算真痛苦，只有不能说出的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啊！井场的危险让人恐惧，但政治的恐惧，不知何时就把你揪出来的恐惧，才是更大的恐惧啊！

听完国荣的介绍之后，我便对她说：“走吧，我跟你一起到井场吧！我要亲自参加你们的钻井，这才是真正的体验生活呢。”

国荣笑着：“任老师，你不要去吧，那井场可危险哩，都是硬碰硬的铁家伙呀！”

我说：“不怕的，比这可怕的事我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毛泽东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经历了多少次挨整，这句话改成了：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这位质朴的女队长，不会明白我说这话的深意，她见我坚持，便和指挥部的人打个招呼，说诗人跟我上井场了。

我到了井场，才真正知道了她们的艰苦啊！一场场过去了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

姑娘们来到钻井队，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天。她们早不在乎了，因为到这儿就听说，这里一年就刮两次风，一次就刮半年。可以说天天都在风沙里生活战斗。国荣回忆说：当年，我们上班没有班车，上零点班的工人，吃完晚饭，便进行学习，不外是当时的报纸和毛主席语录，每天必读，天天读，上夜班的便在晚上读。我们背着语录，背上工装和饭盒就出发奔井场了。战斗八个小时，吃的是饭盒子里的玉米窝窝头，里头有一块红豆腐和一点萝卜丝咸菜；喝水便是大罐里钻井用的水，和油井喝一样的水，注进这水便能出油哇。下班，开过班后会，队长或司钻总结一下这一班的情况便下班，我们再从井场走十多里路回来。每一班都是十多个小时，可没有人叫苦，我们一路走一路唱，说说笑笑，非常热闹。我们带着一班的进尺成绩，也带着满脸的灰土、满身的油污和泥浆，写出的是我们这代人的信念和理想。

有一天，国荣刚下夜班，她初中的几个同学来看她。那同学竟拦着她问道：你们女队队长国荣什么时候下班呀？国荣见到老同学竟不认识自己，便暗笑，说道：你们跟我走吧。这几个同学便跟着这位穿着满是油污和泥浆的工作服，脸上熏得黑黑的姑娘走。国荣把同学带到自己住的房间，请他们坐下，她到隔壁房里洗脸换衣服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同学们认出了国荣，叫着：人家早就下班了，你咋才回来呢？

国荣问：刚才是谁把你们带到这房间里来的呀？

老同学这才恍然大悟，呀！刚才就是你呀，我们一点也认不出来啦。

国荣说：你们没有把我当成小伙子就算有眼力。我们下班，有个小伙子有事，来到我面前，在背后拍拍我的肩膀，叫我一声：哥儿们，求求你帮帮我们啦，我们的车陷住了。我回过头来，他们才知我是女的，不好意思地忙说对不起呀。我说：有事说话吧，有什么对不起的！

知道是他们的车陷进泥里了，国荣立即大手一挥，走，帮帮哥儿们！招呼女队的人去帮他们推车，直到把车推出了泥坑。

她们说：我们不用学花木兰女扮男装，我们就和男的一样啦！

女钻工们经历了多少风雨，说不清了。她们记得的是一些有趣的情节。她们记得找不到国荣的事儿：那天夜里要固井了，国荣和队干部们一起向井场奔去，她们找了自行车，走了很远，忽然发现国荣不见了。大家回原路去找，才发现她连人带车掉进了沟里，怎么也上不来。看到她在沟里往上爬，大家捧腹大笑：哎呀！我的队长呀，你掉下去，咋也不喊声我们哪！你就自己挣扎呀！大家用力把她拉出了大沟。国荣不好意思地说：我以为自己能解放自己呢，没有想到还得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哇！大家笑哈哈地上了自行车，快速跑向井场固井去了。

女钻工们夜里上下班常常遇到大雨，野外茫茫一片，沟满壕平，她们徒步上班，看不清道路，掉进路边沟里是经常的事。有时候是迎着雷鸣电闪，顶着倾盆大雨前进，有时没有带雨衣，大雨打得人睁不开眼睛，记不得摔了多少次，真正是跌倒了爬起来，再往前走，没有一点畏惧。听到有人摔跟头的声音，便大叫大笑，有人还说数着，你今天一路上吃了多少包子呀！

国荣对我说：有风雨的路，我们不怕，只要大家在一起；我们反而怕那没有风雨的夜晚，尤其是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们在这儿打井，挖泥浆池，有时就挖出了人骨头，不知道是什么年月死去的人哪。这儿过去也许是块坟地，也许是过去打仗死去的人，或者是下关东死去的，有头盖骨，有肋骨，挖出来，我们便埋在另一个地方。我们想这一定是穷苦百姓的骨头啊。在青纱帐起来的时候，我们下班听着青纱帐在哗啦啦地响，那倒有些害怕哩，大家一起走的时候还好。有一次是我一个人到井上去，说井上出了事，要我去处理，没有人做伴，我不能不去呀。我走在青纱帐里，我总觉得这里边会有人出来，我走得很快，听青纱帐也哗啦啦地响。我不迷信，可从小听来的鬼故事，却让人在这时候想起来了。觉得这十里路特别地长，怎么老走不到呢？走出这片青纱帐，看到井架上的灯光了，我便什么也不怕了。白天在路上走，有时路边出来一条蛇从你的脚下爬过去，你也会吓一跳，不知这是不是一条毒蛇！任老师，你能想到我们这些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女孩子们当初的害怕吗？当然，后来我们便不怕了。那些男队的小伙子们，有时故意吓我们，在我们来回走的路边树上挂一个骷髅，我们看了便骂他们恶作剧；我们查出来是哪个井队干的，便去找那个队长说说他们。

战胜了恐惧，便是无畏。她们从不断战胜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成长，也在战胜自己的恐惧中成熟。

更让她们难以忘记的是那次在八级大风里下套管的情景。那天，她们的井完钻了，要下套管了，起了大风。这风越刮越大，飞沙走石，打得睁不开眼，高高的井架似乎也被风打得飘摇。气象台报告说，这天的风是八级以上。要不要下套管？男指导员王财林立即把队长国荣叫到值班房里商量。王师傅说：今天的风是八级，我们如果下套管，会有很大的危险，按照过去，六级的风就不能下套管呀；可如果不把套管下到井下，这井壁就有塌陷的可能，我们的井就白打了。你看如何办？

难题摆在了女队面前，要队长决策，如何办？

国荣听说井有可能塌陷，心里急了，她果断地说：我们把套管下到井里！咱们破破这个框框，就在八级风里下下套管。王师傅你看呢？

王师傅说：看来，我们就是要做一次破常规的行动了。如果要下套管，要向全体队员做战前动员，也看看大家的决心。

动员会就在大风里开了。司钻、副司钻、内外钳、架子工全都发言，大风在值班的木板房外如狼嚎虎叫，姑娘的发言压过风的吼叫。

六级风不能下，我们八级风也要下。困难不是人克服的吗？

不克服困难，不突破困难，不打破常规，能有我们女队吗？

大家一个声音地喊叫：下套管，不能让井出事故！

大家是一个心思，没有不同意见。队长把大手一挥，好！我们干吧！

姑娘们顶着大风窜上钻台，攀登井架！

风越来越大，女钻工们下了决心，便与大风决战了。她们上到了井架上，队长喊着，一定注意安全！井架工上去了，但风大站不住，姑娘紧紧地把住铁架子，将十米长的管子立在架子一边。十来米的套管一吊起来，像打秋千一样来回悠荡，井口上的内外钳，拼出全身的力气，将套管捧着，还是被它悠过来拽过去。套管上端撞得井架咣咣直响，井架上的姑娘迎着劈脸的沙土，冒着被甩下井架的危险，扶正套管，一根接一根地下进去。钻台上的姑娘们咬着牙，拉动吃人的老虎猫头轮，强行将十米钢材的管子下到井下，一根管子下去成功了，再下第二根、第三根……套管一根接上一根，她们没有停下休息，一口气战斗了14个小时，硬将490米的套管全部下到井里了！

下完套管接着固井，150袋的水泥，只用十分钟便固完了。这就可以搬家进入新的井位。

在八级大风里，用人工下套管，战斗14个小时，这是中国钻井史上的奇迹，而这奇迹是由一批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创造出来的。

当最后一个套管下到井下后，王师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说了一句，国荣啊，我真为你们攥一把汗哪！你们这才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呢！这是从没有做过的呀！

队长国荣说：王师傅，有你在，我们怕什么呢！

在后来的一篇《思想红作风硬的女子钻井队》的报道里，有这样一段描写：她们头顶着险，脚踏着险，唯独心中不怕险，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终于用十四个小时，下完了套管，夺取了胜利！

女钻工们下班回到驻地，见到的情景却让她们感动了。指挥部的曹主任知道她们战胜大风顺利地下完了套管，前来迎接她们的到来，好像她们是打了胜仗凯旋的将军，那全身的泥浆便是挂满身上的奖章。曹主任跟队员们握手，含着眼泪说：你们真行啊，让我这老石油都没有想到！回去好好休息吧！

她们回到住房发现，曹主任早给她们打来了热水，让她们清洗满身的油污和泥浆。她们洗去满脸的汗和泥巴，倒在床上，国荣感到全身像散了架子似的痛。回想刚才经历的一切，她这才感到一个队长肩膀上的沉重，有些后怕，心不由得咚咚地跳，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队史载：

1970年10月女子钻井队在钻中24井时，第一次遇到断钻具和特大井喷双重事故。她们冒着油雨，顶着气浪，独立处理了事故，战胜了井喷，避免了埋钻、毁钻的危险，保证了井队顺利钻进。

1973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油田，在经历了一场战井喷的战斗后，回到钻井指挥部，听女子钻井队队长国荣讲她们的经历。她讲了女队第一次遇到的井喷，这时，我有了深刻的感受，而不是像听一个遥远的故事。你听这个姑娘平静的述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绝不会感到有多么惊心动魄——

这是1970年的10月中旬，我们在八家子打井，这口井的编号是中24井。开钻前先打好鼠洞，这是放方钻杆的地方，开钻非常顺利。进尺很快，打过土层便进入岩石层；一天就打到390米，这就快完钻了，我们这个高兴啊。可高兴不多久，便出事了。没想到钻具断了！390米的钻具会掉到井里！我们必须打捞出断了的钻具，才能继续钻进。如不及时处理，井就要报废。我们心里这个急就不用说了。这一年我们会战是打600口井的任务，这口井是这600口井中的一口，能不急吗？如果完不成，就拉了全钻井队的后腿。这不是给女队丢人吗？为了国家的财产，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承担！我指挥队员们各就各位，开始下钻打捞。我们在打捞钻具的时候，真是祸不单行，听到井下传来“扑通扑通”的响声。老师傅们一听不好，说这是要井喷的信号！

咋办？王财林师傅说：加快速度下钻！同时要加大泥浆比重往井下压住气流。不然，泥浆和气流一拥而上，就会造成井壁坍塌，埋钻废井的危险！

我立即指挥让泥浆工往水泥里加重晶石粉！

重晶石粉加进水泥里了，可水泥要搅拌才行，没有搅拌器，我们想起了铁人，不是能用身体去搅拌吗？我毫不迟疑地伸出手到泥浆里搅动，快到十一月的天气，水特别地冰手，我们忘记了寒冷；双手冻得白了，麻木了，我们终于把水泥搅拌好，便急着向井下打。

可是这口井处于注水井和压力高产井之间，地层压力大，循环的泥浆没有压住强大的气流，一场特大井喷发生了！

气浪震天动地，强大的气流带着泥浆呼啸着冲出井口，直喷到18米的二层平台上，又铺天盖地地落到井台、钻机上！

“誓死保住油井，继续下钻！”指导员大马高声喊着，冲到井口，顶着气浪，继续下钻！

我们女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故。当时，队员们只有一个信念：人在井在！这消息很快报到了钻井指挥部。有人主张把我们撤下去，事故由男钻井队来处理。曹主任闻讯立即赶来。他看到我们没有退缩，都顶着气流油浪，站在岗位上紧急下钻打捞钻具。他亲自指导我们战斗了。他没有说有人建议让我们撤下去的话，只问了我一句：你们能行吗？我说了一个字：行！

我指挥着把一袋袋的重晶石粉倒进泥浆漏斗。泥浆比重迅速增高，井喷也越来越猛，原油和天然气夹带着泥浆，喷得人睁不开眼，熏得人头昏恶心，队友们一个个喷成了“油人”，司钻庆芝，仍坚守岗位不离半分！原油夹带泥沙泼了我们全身，淹没了井口，埋住了刹把。大家站在没过脚踝的厚厚的原油里，冒着油雨，顶着气浪，一边下钻一边清除钻台上的原油。大家用铁锨扒、用双手抠。衣服被泥浆和原油浸透，寒风吹着，冻得我们直打哆嗦，但没有人退缩！钻台下，我们继续把一袋袋五十多斤重的重晶石粉倒进泥浆沟里，迅速用手搅拌，我们不管刺骨的疼痛，一心要压住井喷，什么也不顾了！下钻接钻杆时，我们的手被泥沙打破，双手冒着血丝，也没有人管这些了。

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战斗，打捞工具使钻具造上了扣，循环泥浆终于固住了井壁，井喷终于被制服，如同擒住了一只猛虎，我们胜利地起钻，从心里发出欢呼！周围的人们也一同欢呼起来！

我们发现曹主任也一身油泥，他身上的衣服湿透了，他上到钻台，与队友们一个一个地握手，他说不出话，我见他的眼里是含着泪花的，他只重复一个字：行！行！行！

我们战胜井喷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附近村庄的老乡亲。他们烧来热水帮我们清洗脸上和身上的泥浆、原油。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用舌头把我们眼睛里的泥沙和原油一点点舔了出来。大娘说着：闺女呀，你们真是好样的呀！

听着大娘的话，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位大娘，这些乡亲们。

在以后的日子里，女子钻井队发生过多少事故，有过卡钻，也有过井喷，但在她们历史上值得记住的是这第一次井喷。1971年7月，女子钻井队扩大队伍，这第一次井喷事故讲述给新队员听，给后来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年来的云云，后来当了指导员，在她写的回忆录里，记下了这次井喷；1971年9月来到女队的北京知青优优，也在后来的回忆录《石油情》里，记下了这场井喷。她写道：队员们的衣服被泥浆和原油浸透了，寒风一吹，冻在身上；冒着刺骨的寒风，队员们还要用手搅拌泥浆。循环的重泥浆终于压住了井喷，气老虎、油老虎全被制服了！但是，我们的队友们也被冻僵了。地下的情况十分复杂，井场的工人们从来就是不断地克服各种艰险，坚持生产的。铁人仿佛就在我们身边，鼓舞着我们更加坚强。

五 拒绝遗忘：红色的新年日记

1970年，这一年女队不断增加新的战友。这年10月，有5个姑娘分到了女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共十一大代表的维维，有后来当选为省妇联委员的秋月。这年12月，女队又增加了新血液，一批女孩子来到这儿报到。

这是她们难忘的日子。为了拒绝遗忘，不少姑娘写下了日记。

一个在这年12月刚到女队的姑娘记下了她刚到女队报到的情景——

我到女队报到，头一个见到的是他。他高高的个子，黑圆的脸庞，眼睛虽然很大但看起来有点疲惫，头戴一顶沾满斑驳泥浆的铝盔，身穿沾满斑驳泥浆的“垄沟”棉袄，站在四周都是低矮干打垒房子的院子中间，问我们是不是来女队报到的。看到他那一身打扮，和我最初在油田运输公司见到的工人相比，不由使我心存警惕，这是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的时候。不久开会时，我才吃惊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我们的领导王财林师傅。

一天，队里组织开会，地点是我们新队员的宿舍，宿舍搭的是大通铺，上下两层。1970年要过去了，我们要在最后十天时间完成给女队的钻井任务，这是动员大会。前来开会的人坐满了上下两层铺，会前热闹非凡，又说又笑又唱，大概是“千金”太多，而众“千金”又充满活力，以致上铺不知不觉发生了倾斜。坐在下铺的“千金”们竟浑然不知危险已至，她们合唱着《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年龄十七不算小，也要帮助爹爹操点心，好比说，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呀，你要挑上这——这八百斤还没有唱出来，倾斜的上铺发出了“咔嚓”声，一下子便向下铺倒塌下去。坐在下铺边上的正是王财林师傅！他一下就用自己的肩膀顶住了滑下来的上铺，沉重的上铺连同上面坐着的“千金”们一同压下来，压得王师傅脖子青筋暴露，他大喊着坐在下铺的人快快钻出来！这些姑娘们没有扛上八百斤，却在王师傅肩膀扛住的下铺里钻出来了。没有伤着一个人，王师傅的肩膀却压得红肿，渗出了鲜血。

姑娘如实记录的这个情节，感动了我。我想，正是这位王师傅用肩膀扛住了女队巨大的压力，承担了千斤的重量啊！

这样的细节，如何能让年轻的姑娘们忘掉呢？她们记住了井场上的细节，这细节也写进了她们的回忆里。

女队队长国荣和指导员大马回忆说：记得在井场上，我们曾跟老队长姚师傅开过一个玩笑。那天，姚师傅上班时，从家里带来的午餐是大米饭和肉末炒咸菜。在值班房里，从姚师傅热的饭盒里飘出诱人的香气。呀！“谁带的饭这么香？”我们禁不住打开姚师傅的饭盒，你一勺我一勺地给尝光了，然后把从食堂买来的玉米面大窝头和腐乳放进了他的饭盒。当他走进值班房时，我们看着他笑，他问：“笑什么？”大家都捂着嘴不吱声。他打开饭盒，看到大米饭变成了大窝头和腐乳，自己也笑了，他没有说什么，拿起窝头便啃起来。从那以后，姚师傅遇到家里改善生活，就多带点好吃的。他一来，便招呼我们：“快来呀，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就像是哄他的妹妹。回想起那时的一幕幕情景，都会让我们热泪盈眶。师傅们兄长般的关爱，在那艰苦的年代里，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队史载：

1970年12月31日女子钻井队最后一口井出了事故，处理事故用了近半个月，由于没有进尺，这口井不仅影响了女队当年生产任务的完成，也影响了钻井指挥部生产进尺的完成。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女队将一个队的人员临时分成两部分，又开了一口井，这口井在1970年12月31日24点之前完成了当年的生产任务。

女队的队长和女指导员大马，在她们写出的回忆里，有这么一个题目《难忘的七○年末》。

1970年岁末，女队最后一口井出了事故，处理事故用了近半个月时间，由于没有进尺，这口井直接影响了钻井指挥部当年生产任务的完成。大家急得直哭。为了不影响完成进尺任务，我们决定把人员分成两部分，一边处理事故，一边再开一口井，人员临时实行两班倒，用新井的进尺补充完成生产任务。指挥部同意了我们的决定，并在附近给了我们一个新井位。新井位开钻后，非常顺利，进尺很快。大家都盼望能在元旦前夕完成进尺任务。

12月31日那天，指挥部的领导都来到了我们井场，生产科的领导也在井场等待着。女队上夜班的人已经接班上岗了，白班的队友也主动留在了井场，谁也不愿意返回基地，大家都希望亲眼看到生产任务的完成。

由于处理事故，我们有两个队干部已经十多天没有离开井场了。队友们把饭给我们带到井场，困了，我们就在井场合衣睡一会儿。曹主任在井场听说了这种情况，叫来汽车，大家硬是连拉带推把我们塞进车里，曹主任亲自将我们送回基地。到基地宿舍门口，他看着我们下了车。一转身，趁他没有注意的工夫，我们又悄悄地爬上了车。当车开回井场，我们从大解放车厢里爬下来时，曹主任吃惊地问：“你们什么时候上的车？”我们说我们的理由：“井队的任务没完成，工人们都在井场，我们回去也睡不着觉哇！”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会战现场各井队井架的灯早已亮起来了，一串串的，在宁静的原野上闪烁，大地伴着钻机有节奏的轰鸣声在微微颤动。北国冬季的夜晚气温已降到零下三十来度，寒风吹透了我们厚厚的棉衣。为了御寒，大家在井场旁边不远处点起了篝火。该接单根了，上百人的目光注视着钻台上的操作：一根钻杆钻完了，又接上一根……在钻机轰鸣的乐章里，钻头有力地穿透地层，一米，一米，又是一米……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终于完成了任务！我们不仅完成了女队当年的进尺任务，也完成了钻井指挥部当年的生产任务！顷刻，整个井场都沸腾起来，所有的人都兴奋地跳起来，大声欢呼：“完成任务了！完成任务了！”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个个眼里都闪动着兴奋的泪花！围着篝火，大家唱呀、跳呀，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完成任务的喜悦之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迎来了1971年的元旦。这是我们永生难忘的一个元旦。在我们全队的努力下，建队头一年，我们打出了35口油井。

这就是当年的指导员和队长写出的1970年最后一天的情景，她们是用壮丽的劳动迎接着新的一年。

她们在年底完成了进尺，但那两口油井并没有完井，下一班的钻工们在元旦这一天完成了这两口油井。

我到油田认识的一个司钻素素，她在离开女队三十多年后，跟女儿来到北京。那天在北京的女队的人请我见面，我见到素素。她一写她的住处，我乐了，原来她现在与我住在一条街上，两家相距不过五分钟的路，我请她来说说当年在女队的日子。她几次来我家，向我说起她的经历，讲当时的女队——

亲历者说·女队司钻素素口述我初中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了。上高中便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我上初二时便入团了。我表现很好，就被推荐上了。一共48个同学，当时推荐了17个。全省统一录取。有省财贸学校，有地质学校，我们等来的通知书是油田的工农学校。到学校一看，见没有推荐上来的，也来这学校了，心里特别不高兴。才知这个学校要得多，当时叫扶余油矿厂工农学校。没有教室，土打垒。我们劳动，打墙，老师傅给上盖。睡通铺，上下铺，我们一个班的女生二十多人，对面炕还是上下铺。没有这房子时住在礼堂，全在一起，中间一隔，一边男生，一边女生。我们烧煤，特别冷，头朝里脚朝外，有个同学的棉袄着了，一个在上铺的同学纳闷这眼睛为何看东西不清楚了呢，这才发现是棉袄着了，这就救火，不然就险了。也没有闻到烟味儿，差点烧死熏死。

“文化大革命”了，没有学到什么。八月十几号开学，十一月份串联，大家也没有心思学啦。我们是最后一批串联，以后就不让串联啦。

1967年过了春节，到三月份了，开学，也上不了课，就是学学《人民日报》社论，读读报纸；学校也批斗领导、老师，我们也不靠前。有几个老师，名字也记不住了。那时，不几天就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来，就学习最高指示。我们学校也有工人师傅来指导学校工作，真是命运该着我上钻井队呀，学校来的师傅是钻井队的，我们学校的观点也就和钻井队的师傅一个样了。我们班就多数和钻井的一个观点。而化肥厂去的是造反派。这两派势不两立。你去过那儿，知道我们钻井和化肥厂只隔一条道。到六月份武斗开始了。有枪了，那时候早就不上课了，我们都到厂子去了，学校怕我们出事，便说放假回家去吧。可我们每个同学都有助学金，一个月十元钱。这十元钱，就是一个月的伙食费。你想想，那时五分钱的米饭、五分钱的菜就是一顿饭哪。我们不想离开学校是为了这一个月的伙食费。

学校领导说，那一个月十元钱照发。外地不用回来取，你们找个委托人把钱领回去。我们便回老家去了。

油田有个七月三日大武斗。钻井的和化肥厂对着开枪。后来又有双十一武斗，就是1967年11月11日。这场武斗打死了三个钻井工人、两个化肥厂的工人。我们班在油田的人经常给我们寄小报，才知道这些情况。记得我回到了学校，一下拿到了四个月的伙食费四十元钱，乐得够呛。这时候，我还看到两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在哭天抹泪，才知道这是在武斗中死了丈夫的寡妇，好可怜哪。

我们回到学校也没有事做，也是一有最高指示便学习。上不了课，也没有正式课本。同学们也有不同的观点，都认为自己的最正确。谁和谁好，就是一个观点。一直到1968年2月，毛主席指示复课闹革命，春节以后，我们才开学。这是在报上三次谈复课闹革命之后。

我们在学校空耗了时光，两年过去，才正式分班。分七个班，按专业分的，有采油、钻井、运输、医护、机修。采油班多。

专业课老师说各科你都听听，到毕业时不一定分这个专业。我是医护班的，讲人体构造，也说车的构造，叫一颗红心，多种准备。1968年学了一年，1969年7月应该毕业，但没有毕业，还是学习政治，办学习班，学政治、学军嘛。十一月份有了文件，要分配了。当时，全省分配，家在农村的全分到油田了，因为没有吃商品粮，分到油田，再起粮食关系。我们分到钻井去了，说是个子高的分到钻井，可也有个头不高的到钻井了。我特别庆幸，因为我们工宣队有个钻井师傅，姓俞，他说那钻井，你往下钻五六百米，那就出油。把我们说得动心啊。

那时候学校每天都播放这几首歌，有《我为祖国献石油》，真入我们心里了。还有《地道战》的插曲：太阳一出照东方，人民战争就是无穷的力量。这几个歌整天放，我自己想，能上钻井是一种荣耀。

12月3号，来了一个测井车，把我们拉到了钻井指挥部。一个闷罐车，一人一个小行李包，一个洗脸盆。

我们住的地方烧暖气，这个高兴啊，唱啊跳啊，农村孩子能来这儿太高兴了。

一开始军训，跑步，向左转，向右转，那年雪特别大，跑在雪里嚓嚓地响。

半月后，我们到大钻实习去了。这时候就知道要成立女子钻井队了。

曹老头啊，特别会讲发展远景，说这女子钻井队是全国第一个，是如何地好，可以走向全国呀。

10个分到了钻井的女生，便去大钻实习，人家男的早分到别的单位上班了。

这是我们同学的名字：有国荣、周庆芝、刘茹、韩洁、孟宪茹、崔力华、孙淑芳、王桂华，还有已经不在人世的亚珍。我们10个全到了女队。其他的便是招的学徒工。从农村八家子、西浪河招的农家子女，因为油田占了这村的土地，把17个女的，也分到了女队，一共27人，这便是最早的女钻工。

在大钻实习两个月，人家钻井原来有男工人，我们去了没有干什么，没有事便练习上井架，这是32214钻井队，那时候两三年打一口井。队长是王国连，他是人大代表。

1970年3月23日，我们女钻井队正式成立。这样我就上了这个新的队伍。

素素这天拿给我一篇日记，是用吉林省油田管理局第二钻井工程公司的稿纸抄写的。她怕我认不清她的字，便自己念了：

难忘的元旦——1971年的元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70年的连续大会战：在“大干100天，拿下一百万”的口号下，人们严格遵循“五上”精神，过革命化的节日。我们女子钻井队的女钻工们是绝对不让须眉的；随着会战的战鼓，我们来到了1971年的元旦。

那时，我是女子钻井队的一名班长，也就是司钻。班长虽不是什么官，但绝对是干活的带头人。元旦这天，天气十分晴朗，正好我班是白班，在采油二厂二号站区块打井。

根据前几天钻井生产形势和过革命化元旦的需要，在12月25日又接了一部钻机，这样就是两部钻机同时打井，叫双机作业。这样就要把原来的一个班分成两伙，一个井场一半。我这个班长就要两头照顾，来回跑了；好在当时两个井场不算太远，一百米左右。一个井场是正常钻进，井深在300米左右。我记得当时还创下了班进尺的最高纪录。

我安排好各人的工作，大约每个人都要兼两个岗。

另一个井场是上班后就做下套管和固井的准备工作。

这是个工作量相当大，时间要求急的事。下班前必须固完井。当时我的心里很急，真怕完不成任务；可我又不能表露出来，怕影响别人的情绪，只有急在心里。可当我看到这帮可爱的铁姑娘们，一个个生龙活虎，我就有了信心：她们都是能打能拼的叫一号来一号的硬手，我觉得完成任务不成问题。

到下午两点多钟，下完套管，开始固井了。眼前是一百多袋水泥，要人工抬到漏斗里去；可当时只有六个人。我做了一下分工，四个人负责把水泥搬运到固井车旁，两个人负责抬到漏斗里把袋子划开，把水泥倒在里面。搞过固井的人都知道，那速度要求非常快；水泥在往井里打的时候，不能断层流入，否则就要影响固井的质量。

当时，我们这几个姑娘就像疯了一样啊，嘴里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我们疯了似的奔跑哇，在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里，就把一百多袋水泥全部倒入井下了！

回过头来，我们互相看看。那种心情，不知是苦，是乐，是酸，是甜，真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每个人除了牙是白的外，其余的，从头到脚，从眼睛眉毛到脖子耳朵，全部成了水泥的灰土色。就这样，我们还互相调侃呢：“今天是冬天还是夏天哪，我都浑身是汗了。”有的说：“我早上带的两个大窝头没白拿，到现在都不饿哩。”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真的是为祖国献石油了！有的说：今天这才是过了个革命化的元旦哩！

我们边说边笑地收拾完井场之后，下班时间到了，姑娘们上了大板车，回头一看，下一班又是单机作业了。看着将要落山的红太阳，我们一路唱起歌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不管怎么说，我一生过了多少元旦啊？可从那之后，又过去了三十八个元旦，可为什么我总忘记不了那个元旦？我今天仍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元旦，是我终生骄傲的元旦，因为那是为祖国献石油的元旦啊。

素素读完了这篇日记，继续说她在女队的事——

亲历者说·女队司钻素素口述1971年5月，因为我的胃病，不能坚持留在女队，便出队了。我是多么不想离开女队呀。可没有办法。越要离开，越不想离开，这儿真艰苦，可真叫人留恋。

第一年是最苦的。开始是三班倒。上零点班，早八点下班；白天休息一天，晚上歇一宿；第二天白天上副班，打扫井场。后来便不要副班了。一周全是白班，我们脱大坯，在太阳地，晒得那个黑哟。脱坯是为了盖我们的住房。刚来住的是木板房。司钻小韩，皮肤白，她见别人都晒得黑黑的，她问：我咋就晒不黑哩？我说：你是气死太阳的脸哪。大家便全笑了，以后便有了个外号，气死太阳。那时不讲吃喝穿戴，不讲如何打扮自己，不讲如何美哩。

如果一周全是上零点班，就太累太困。有一次，我和宪茹下了夜班，早上八点，我们睡一块儿，头朝里，倒下便睡。大赵下午两点多从家里回来，她要上下午四点的班，上班了要换工作服，她来叫门，敲了会儿没有动静，有人说，你先参加班前半小时的学习，完了再叫门吧。她学习完了，这就三点了，她又来叫门，还没有声音，她脾气急，便用脚踢，把全走廊的人都惊动出来了。有人说，你先穿我的工作服去吧。大赵穿着别人的工作服走了。我们睡得死死的，就硬是没有听见。

我们睡到晚上六点才醒。这时候开晚饭了，我们从门里出来。她们说：你们在哪儿呀？大赵这么踢门，你们咋不开门呢？我们是真的没有听见哪。要是听见了能不开门吗？第二天，见到大赵，直向她道歉。她还半信半疑哩，你们是真的没有听见吗？我们说真的没有听见。这还闹了一场误会。

那时，是真叫苦，真叫累，真叫脏；除去班前学习，就是睡觉，我们总感觉歇不过来。

我得了腰痛的病，来例假前痛得更厉害。有一次抬套管，我们抬完，我的腰直不起来，顺着放下的套管便坐在上边了，后边抬的老师傅还没有放下哩。我痛得不行，可不能让队友们看出来，有小痛小病的，从不向人说。好像说了有病就多丢人似的呀。我先是落下一个病，是上夜班，出了全身汗，黑天去上厕所，就在荒无人烟的地里，受了风，起了一身疙瘩，痒得不行，一直到出队多少年才好的。上班吃的是窝头咸菜，天寒地冻的，上边有一层冰，就这么吃，后来便有了胃病，这病好久才让人发现。这才叫我上医院去看，医生说，你是胃溃疡，还有十二指肠溃疡，你不能在野外打井了。我只有离开女队。在女队有一个冤枉的事。我们接一班，她们下午四点上班，到零点下班；我们半夜接班，没有检查，一上班便发现方钻杆冻住了，不能钻进。我估计是上班交班便出现这问题。如何办呢？只有点上原油，把冻了的方钻杆烤化，把下边垫起来，把方钻杆放上，下边用原油火烤。整整烤了一个班，要下班了才把方钻杆烤好，没有进尺，我受到了批评。因为没有原来的记录，没有检查，嘴也说不清。这冤枉的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说是上班的事，可上班人死也不会承认哪。我接受了这个教训，以后上班一定做交接的检查。这教训对我以后的工作，对我一生都有用处啊。

我永远忘不了的还有我们的带班师傅。任老师，你要写出他的真实名字。他叫王保贤。他当年不过三十多岁，外地口音，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只知道他能干活，能吃苦，不怕苦不怕累，干活有道眼。我们不怕苦的精神是跟着他学来的；我的技术是他手把手地教出来的。听到井下的声音，听钻头声，他就知道打到什么地层，他教我听：你听，这是到泥岩了，这是快进水层了。

没开钻前，不是要打鼠洞嘛。这要用人推着转，如同转磨，要有二十公分大小，好放方钻杆，这是存钻具的地方，老王师傅总是跟我们一起推着钻进十多米深才停，他一边跟我们转，一边讲述钻井知识。传送着钻井技术，也在无言中传送着一种精神。

女子钻井队的第一年过去了。我的长篇叙事诗《钻塔上的青春》里写的最后一章，便是1970年的最后一天。

六 心路历程红色娘子军扩编，来女队的

中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在成立后的9个多月，打出了35口油井，事迹震动了全油田，当进入新的一年之后，在吉林油田的《战报》上，便连续表彰这支女队了。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大事记：

1971年1月1日吉林油田《战报》第四版，发表题为《乘时代的航船永向前——记女子钻井队》的文章，文章肯定了女子钻井队从1970年4月5日开钻到本年末，在9个多月的战斗历程里，打出了35口井的事迹。

1971年3月8日吉林油田《战报》第一版，发表题为《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阔步前进的女子钻井连》文章。

同日女队指导员马淑琴参加白城地区党代会。

同日吉林油田《战报》第二版，本报通讯员发表题为《油田红色女钻工》的文章。建队一年来，女子钻井队的同志，先后出席了白城地区，扶余油矿首届“双代会”，有28名战士被评为“五好战士”，两个班被评为“四好集体”，不但实现了建队以来月打井的新纪录“六开五完”的成绩，而且打出了第一口“三一井”。

女子钻井队大事记里没有写的是人员的扩编。从1970年年底开始，这个队伍日益扩大了。她们初到女子钻井队是如何想的呢？在这些女队的荣誉后边，是姑娘们流下的成吨的汗水啊！

1970年10月来到女队的维维向我讲起她来女队的情况和当时的心情——

亲历者说·维维口述我离开集体户，本来是分配到白城麻袋厂，通知下来却到了吉林油田。这是命运安排。那时候完全没有自我，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想自己是可以教育的，这叫脱胎换骨。我没有想过要自己选工作岗位，组织如何安排就如何。我们集体户是最穷的地方，一年下来，能挣的是一张火车票钱，还是单程。我很幸运，我是第二个走的。我问为何让我到油田？原来是掉包了，说北京的知青到哪儿都行，有人想回白城不想到油田的便与我换了。这一调包可让我打心眼里高兴。因为一说到油田，我想到的就是王进喜、王铁人。好，我和王铁人做一样的工作了，这是多么叫人高兴，多么令人骄傲的事业啊！

可我分到油田，却是到了运输指挥部，让我跟着大日野车送沙子，我们分去的有16人，工资是250大角。后来，要分工种了，师傅说要有5个去女子钻井队，当时没有我，有2个北京知青，有王平爱，有李伟，有王秋月，就是没有我。可我最想去钻井，因为王铁人是钻井的呀。一说油田，我想到的是那高高的钻塔，那多打眼哪；我觉得只有钻井，才是最美好最壮丽的事，和王进喜同行，才是最神圣的事。和我们一起的王平爱被抽到钻井了，她像大姐一样，有教养，我也愿意和她在一起。

我一次次地和钻井工人说，我是多么想到钻井队，我磨得他们也没办法啦，说那好，让你去女钻井队吧。

1970年11月，我到了女队，先做场地工，就是打杂的，在场地什么活都做。我的司钻是小韩，长得白白的，很俊秀的姑娘；而我这个小北京，十八岁，邋里邋遢，干活也不利索。可我没觉得特别苦，首先是生活有保障了，能吃饱饭啦。在农村的时候，有时吃不上饭，没有菜就喝盐水呢。

发给了我一套工作服，就是那四十八道杠的垄沟棉袄，还发一个大皮帽子。我觉得特别高兴，便跑到城里照相馆照了个相，这是我当上工人的纪念。

过了不久，我就当上了外钳工了。我可以上钻台操作了。

我刚到井场，便是上井架。我能上去井架，觉得特别豪迈，特别美好，我上去了，远远地一望，我真的觉得能看到北京了，我真的感到北京就在不远的地方；后来，我就真的当上了井架工，我的岗位就是在井架上操作，我这个美哟。人问我，你咋对井架工这么有兴趣？我回答这才是钻井工人！

那是冬天，我上到井架子上，那脚里全是冰砣，攀登井架子的手全都冻烂了！不论是风天雪天，刮风下雨，都要在井架上起下钻。可我没有苦的感觉，我没有退缩。

我没有当上司钻，副司钻也不是。可能是他们觉得我干活不利索，不适合当司钻、副司钻吧。

我在小班干的时间不长，一年多吧，就让我当女队的文书了。这也许是指导员发现我爱看书，他刚来时，到宿舍看望大家，看到我的床头摆着不少书，就问我同宿舍的人，这是谁的床位？她们说，是维维的，她们还介绍说，维维每天早晨都习惯看会儿书。

我当文书主要做四件事：一是要出板报。两星期出一次，反映队里的生活，表扬好人好事，收集大家的意见，写出大家的心情，要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这我请了女队的笔杆子小胡帮我写。二是做工资单。当时学徒工17元，我们基本工资是25元，人们叫250大角，后来涨到了39.88元；还有加班费，由每个小班报给队长，然后交给我，好做每月的工资单。三是通知开会呀，举办活动呀，上传下达。四是上井。指导员、队长、副队长、文书这属于队里的干部，可我坚持上井，不离开第一线，在这时，我学会了如何调泥浆呀，如何起下钻哪，我可以从事任何一个岗位，我可以上任何班，我也就可能接触全队的人。

当时，我要脱胎换骨，自觉改造，我当文书，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多多上井，自找苦吃。

夏天，我有意识地上白班，让皮肤晒黑，让思想过硬；秋天，蚊子咬得最猖狂的时候是在黄昏的时刻，我就上四点的班；冬天最冷的时刻，我上零点的班。当时从心里想要这样才能改造自己，这是打心眼里想的，不是装的，不是作秀给人看的。

我在女队的成长进步，离不开我们的指导员曾文。是他在我的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帮我塑造了自己。

我在女队十个月的时候，曾文指导员来到了女队，我们叫他党代表，有人说，我们女钻井队如果是红色娘子军的话，那他就是洪常青。

和维维相似的是另一个姑娘，也是调包来油田的，和维维一样，她也是主动要到女队的，她就是红叶，本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在钻塔下出场。

红叶向我述说了当时到油田女队的心情——

亲历者说·红叶口述1970年11月16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我到油田的日子。我们一共来了150人。到了油田，就开始两个月的会战。当时分了32个连队，我是三十连的。当时部队也参加我们会战。我们挖管沟，修楼顶，搭房子，什么活都干；住的是车库里搭的大通铺，很冷很冷的。两个月之后，我们才正式分配，我们三十连有15个女孩子，有5个分配到女子钻井队，都是挑个子高、身体壮的，这里没有我。我急了，问那分配的同志：为什么没有我？我来油田就是想到女钻井队的呀！那同志打量了我一眼，说：你不行，这钻井是体力活，要找身高体壮的。我说：我个头不高，可我有力气。我是从铁姑娘打井队来的呀！那同志笑笑说：你那个井和这个井是不一样的。他根本不想考虑。

当时和我要好的几个女孩都被选上了，其中有两个北京知青，有两个白城知青，我们都非常合得来，她们去了，我不能去，我心里有点失落，可有什么办法呢？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命运就这么安排。在安排去女队的五个人里，正好有一个女孩子不想去钻井队，我知道这消息立马去找队里，经队里同意，我们俩调换了。就这次的对换，使我有了另一种命运。

听到让我去女队，我当天下午，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就去钻井指挥部报到，怕晚去了那同意我去的人会改变主意似的。坐在去钻井的大车上，我们都兴高采烈地说笑，我知道到了钻井队，工作肯定是艰苦的，我看那四个女孩都那么高兴，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到了钻井指挥部，就让我们把行李往宿舍里搬，我这才看到一点艰苦的内容：这儿比我们会战住的地方还窄小，二层的通铺，铺的是草垫子，这时是最冷的时候，东北到了零下二三十度，已冰冻三尺，滴水成冰，这屋里还见到冰花，地上还有冰，这不是一个大冰窖吗？我到屋里就打了个冷战，我身体瘦小，比别人更怕冷，心里不由得也冰凉了。可我看到那几个女孩子，还说说笑笑，她们都愉快地找到床位，把自己的行李放上去，我也就放好了行李。一个女孩说：这不有火炉子吗，咱们把火生起来吧。于是，大家找生炉子的火柴，把炉火生起来了。屋子里立即有了热气。

晚上，我被冻醒了，一看炉子灭了。我们的被子都很薄，便把发下来的棉袄压在被子上，挡住从外边钻进来的寒风。

第一夜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领导给我们才到钻井的几个女孩子开了个小会，介绍了女队是如何组建的，是做什么的，然后便让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我们戴好发的安全帽、大手套，穿上了大头鞋，坐车到了钻井队的现场。我觉得那天特别冷，天阴沉沉的，大风吹着，我们坐的是敞篷大车，到了现场，我的身子已冻透了。下了车，看到井场的工人，都很吃惊。大家说，这不都是男的吗？不是让我们到女子钻井队吗？见到的工人脸都是黑黑的，很黑，就像非洲的黑人，只能看到眼睛，头上都戴着狗皮帽，劳动服上全是泥浆，泥浆在身上结了冰，油乎乎地直发亮。大家想怎么把我们拉到男队来，不是到女队去参观呢？

我们站好要听工人介绍了，才大吃一惊！原来她们全是女的呀！可我们从打扮上，竟一点也没有看出这就是女子，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姑娘啊！

那就是我们的队长，在向新来的战友介绍。她说，本来冬天不打井了，可我们为了会战，有个口号是“宁可筋骨断，也要拿下一百万！”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完成了35口井，今年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我们欢迎新的战友与我们一同作战。咱们女队要创造更大的成绩啦。

我这才发现，因为没有取暖设备，这儿把铁桶纵向分成了两半，这铁桶里放着原油，把原油点着了，有一根绳子，拴在桶上的洞里，有一个人拉着点火的油桶，在井口绕着走，为了让每个地方不被冻成冰，还要流动着拿到各个阀门上去烤，怕冻着机器；一半油桶点着火在烤泥浆池，为了不让泥浆冻住而无法往地心里打。她们就是在原油烧出来的黑烟火中把脸熏成黑老包的呀。

再看她们每个人，都是那样紧张地工作着，身上挂着的泥浆冰块，就像古代将士穿的盔甲胄一样，你在这儿根本分不出她们是男是女，更分不出来谁是谁。整个井场，机器在轰隆隆地响，都是铁家伙，碰到哪儿都是冰冷的。我心想难怪人说，这和打水井不一样啊。可这儿就是我想来的地方，我真没有想到会这样艰苦，我狂热的心渐渐冷下来，我要想想，这就是我将要来战斗的地方，我要如何面对这一切呢？

一起来的同伴，是不是想到我想的这些呢？她们好像什么也没有想，没心没肺的样子，听完现场介绍，她们便往井架上跑，她们好奇地要攀登井架。队长叮嘱说，不要急，头一次上，可要有个人保护呀。有人在这时候逞强，她说不怕，便往上攀。我可不敢。我从小就有恐高症，家里平房屋顶我都没有上过，看到井架那么高，井架的梯子那样简陋，风吹着，好像不停地摇动，天是这样地冷，身上穿着那么多的衣服，这有多危险呀。我打心眼里害怕，可看到那几个想逞强的姑娘一点也不在乎地顺着梯子就向上攀，我想我不能落后。我怕丢人，我怕人家看不起我，说我怕吃苦，其实那时心里恐惧极了，我咬着牙，也跟着她们往上爬了。在我离地面五六米的时候，我实在不敢再上了，上面那三个姑娘差不多爬到离地面十多米的时候，也不敢上了。那时是零下二三十度，我们戴的手套很薄，紧抓着铁的手冻得有些木了。这时，在地面上看着我们的师傅喊我们下来：下来吧，不错啦，头一次就敢上，不容易。你们先体验一下就行了，以后有你们爬的时候。下来，下来吧。

我心里正想下来，心想可叫停了，不然我将如何办哪！

现在想来，当时上井架，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生与死的考验，每天都要上井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回来的路上，大家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了那个工作，原来钻井工作是这样艰苦，环境是这么恶劣，条件是这样的不好，这是来前没有想到的，不到现场，你也无法想象。大家不再说说笑笑，都在思考吧。只有一个北京知青维维，她还是有说有笑，我知道她来自高级干部之家，但她却这样勇敢乐观，她的说笑在感染着别人，也许正是这种相互感染和鼓舞才让大家能坚持下来吧。

到了宿舍后，就给我们分班，我被分到了三班，到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跟班。头几天，不分岗位，就指定跟着一个老师傅，我的师傅叫赵树文，他是一个内钳工。这师傅是个乐天派，脸上总是乐呵呵的，好像他没有愁事似的；他把自己的狗皮帽子绑在后面而不是绑在头上，我们一见就笑，叫他老李头，他也不生气，脾气真好。我们每天跟着这位师傅一起上班，他教我怎样操作，我的悟性好，很快就学会了，不久便可以独立操作了；这儿有很多东西我不懂，但我不懂就问，我因勤快而学得多些。那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C-1000的钻机，设备破旧，经常出问题，总要修理。维修工每次修钻机，我就站在旁边看，我给他们递工具，当个辅助工；我个头虽小，但我灵活，动作迅速，帮了他们的忙，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所以师傅说我进步快。

我当内钳工不多日子，就把我升为井架工了。在钻井队里，内钳工、井架工是最不起眼的工作，在我心里，是很不想当井架工的，这是因为我恐高，可我不想说出来。因为都认为当井架工是对我的提升，我想，别人能干，我就能干，我不能说不干！我找出了办法，上井架，我尽量不往上看，因为往上看，看着天上的云朵，你会觉得这井架要倒；我也不往下看，往下看，你会觉得地在旋转；我就是平视着往上爬，这样就慢慢地克服了上井架的恐惧。

年轻人做一件工作，一开始总是觉得新鲜，时间长了，总是这样拼命地干活，大家好像成了和机器一样的人，成了活动的机器，没有了思想似的，每天就是三点一线，干活—吃饭—睡觉。累了一天，回到宿舍，总觉得没有意思，心里很压抑。我心里总在想：这样的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我们的老指导员王师傅，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他一上班便叮嘱我们，穿好工作服，戴好安全帽，要在井场注意什么；我感觉到他每天都在为我们担心，他像对待他的小妹妹一样对待我们。老队员们对这艰苦生活似乎习以为常了，她们朴实而踏实。但这个队伍还需要一个有智慧、有头脑、有理想的领导班子把队员的士气调动起来，年轻人内心在呼唤这样的领导人的到来。

也就在这样的要求下，在这样的时刻，1971年9月，上级给女队调来了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有办法的年轻的党代表，这就是曾指导员。同时又调来了测井队的队长桂桂，她来女队当副指导员。她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思想和别人很不一样，她有领导的素质，他们俩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活力啊。

1971年，女子钻井队大大地扩编，来了几批知青，有北京的，有长春的，从几十人扩大到了一百多人。这年十月来到的北京知青优优，后来在她写的回忆文章里这样评论着当年的党代表们：回顾当年女子钻井队历史，谁也不会忘记曾在这个队伍里任过职的各位党代表们。在70年代初，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里，党政一把手是单位的主要领导。很长一段时间，女队的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都是由男士担任。他们为女队付出的最多，在女队成长的九年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我们一生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如果说女队第一任男指导员王财林是带领27名女青年建队，付出了艰辛的奠基人，那么第二任、第三任男指导员等等，他们就是带领女队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功臣。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队史载：

1971年8月女子钻井队在战区8月份战役中，创造了“七开六完”的成绩，受到了战区革委会的嘉奖。

这一次嘉奖大会，女队指导员王师傅是记得清楚的，战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在大会上特别点名，请女队的队长国荣和指导员王财林上台，去领取那个大奖状。王师傅对国荣说：你一个人把它抱来就行啦，我不用上去啦。因为过去只要有女队的荣誉，王师傅从来都是让女孩子们去领取，记者来给女队照相，王师傅和男师傅们全退到一边。他们觉得这些姑娘们真不容易，他们心里佩服这些女孩子，也心疼她们哪。就是给她们多大的光荣也当之无愧。可今天领导非要叫王财林上台不可，他不好意思地上台去了，台上的油田领导和他握手的时候，对他说：财林同志，你在女队可辛苦啦！

领导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如一团火，他觉得是涌着一股热流，流在他的全身。那个年代，人们想得到的不是奖金，而是领导和人们的理解。

在这之后，油田领导和王财林谈话，说物探大队发生了“地震”，领导班子不行了，整天喝酒耍钱，要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整顿，要让他去物探大队。这时候让他走，离开这些女孩子们，他还真有点舍不得了。虽然在女队一天，他的心就不能平静一日，现在让他离开了，他可以不再为女队操心了，他可以睡个安生觉了，可不知为什么他却还想多待些日子。他沉思了一会儿，向领导说：好吧，我什么时候去物探大队，领导发话吧。

王师傅回到家里，把领导调他去物探大队的事说给妻子，妻子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她一定要做几个菜，让他喝喝酒庆贺。这是妻子多少日子盼望的事啊。她说：这下也能让我睡个安生觉了。你去了一年多，不管咋的吧，没有出人身事故，这就是万幸了。咱不求表扬，只要不出事就是最大的表扬了。老天爷呀！你可让俺家老王离开这个叫人担心的地方了！让那有能耐的人去接手吧。

1971年9月20日，发生了影响年轻人曾文命运的事儿。这一天，他被部队的团政治部主任杨少球叫去谈话，这位部队的主任此时是油田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他是“支左”留在油田的。曾文不明白叫他来做什么，急切地问：“有什么任务让我们团委办哪？”

杨主任笑着：不急，你先坐下，喝口水，咱再细说嘛。

曾文坐下了，还不知有什么事，他是个急性子，想一下子知道领导的意图。

杨主任说：如果我记得不错，你是今年5月24日那第一批入党的油田知青吧？

曾文点点头，他记得一点不错，这是曾文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天。

杨主任接着说：你在钻井指挥部政工组负责团的工作，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听反映你工作得不错，很有起色呀。

听到领导表扬，他倒觉得惭愧，他忙说：“不不不，我觉得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呢。杨主任，是不是要成立团委？”

杨主任这才说出找他的意图：不是要成立团委，是油田党的核心小组研究，让你到女子钻井队当指导员，听听你的意见。

这是没有想到的，一下子把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搞蒙了。他立即反应出来的是不行。这和当初王财林去女队的反应完全相同。可他是才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他不能说个不字，因为党员是要一切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的。他问杨主任：女队不是有指导员嘛？

杨主任说：王财林同志要调到物探大队去了，指导员想由你担任，同时，我们还从测井队调一位女同志桂桂，当你的副手，做副指导员。

看来领导已经安排定了，自己就是不想去，也要有充足的理由才行，现在一时他想不出什么不去的理由，他要好好地想一想，认真权衡一下利害，去还是不去？他对杨主任只说了一个理由：我不像王师傅是老钻井有经验，我可一点也不懂钻井啊！

杨主任说：这点我们了解。不过你是个好学习的青年，不懂可以学嘛。现在女队不是刚建队时的二十七个人，而是九十多人的大队伍了，不久还要再去一批知青，全是年轻人，需要一个年轻人和她们一起，组织上考虑，你还是比较合适的同志。你再考虑一下，有什么想法，咱们再谈。

曾文离开了杨主任，他的头脑里在翻江倒海，去还是不去？他没有家，也没有女朋友，他要找他最要好的战友说说。当时，叫做战友，就是今天说的铁哥儿们。

曾文对我说了他当时的思想负担。他说：他当时想到五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女队是先进单位，怕干不好；二是没有在钻井队干过；三是没有独立工作管过一个队伍；四是安全是大事，怕出事故，因为会战一年来钻井发生了数起工伤事故，想起这些真有点不寒而栗；五是他是男同志，在女队工作不方便，有困难。

曾文的铁哥儿们就是当时钻井指挥部政工组的战友。这政工组是组、宣、办、工、青、武六个字。一人一摊分管组织、宣传、办公室、工会、青年团、武装部六个部门。曾文是负责团工作，他和另一位女同志实际就是团委。组是组织部门，组织干事曾昭武是小曾的入党介绍人，必须先向他说这调动的事；负责宣传的是从上海来的知青小寿，是曾文最说得来的知心战友；还有搞宣传的小姜，也是很有水平有思想的年轻人，他要和他们商量。这些战友都是单身汉，他们同吃同住，无话不谈。

小寿是上海育才学校的高才生，是个有自己独立看法的人，他和曾文都是爱看书的青年，他们经常讨论当时规定要学的马列著的六本书，曾文觉得小寿有自己的思想，他的意见，曾文也更重视。大家总的意见是他去女队为好。小寿说：女队现在是油田最重视的一个部门，她们的成绩也不能不让油田重视，她们成了典型，成了油田的榜样，不是有这话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重视才派你去，说明领导对你也是重视的，一般人想去那儿还去不了的。这正是你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当然也有困难的地方，因为她们是典型了，有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了，你如何把它搞得更好，就更困难；如果派你去一个差的队，你很容易把它改变，那成绩是明显的。这就对你提出更高的要求了。权衡比较，你还是去女队好，一是不负领导厚望，二是你大有作为的天地，你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听了战友的意见，他决心去女队了。他想到了几点他定下的原则：一是要严肃认真。这儿全是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的女孩，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首先要严肃，不能和她们嘻嘻哈哈，让她们不把你当回事，这就办不成事，还容易引起传闻，不能出任何这方面的问题。二是要学习，学习钻井技术，也要学习管理，不能不懂装懂，要当小学生，向她们学习。三是要身先士卒，和她们一起钻井，才能保证不出事故，这是最怕的事。他想：我要去女队就一定要搞好。我要让女队这个先进典型更充实、更丰满，让这面红旗更鲜艳夺目！

三天之后，他找到了杨主任，杨主任一看曾文，就知道他想好了。他紧紧地握住了曾文的手，说了一句：我们相信你会把女队搞得更好！你哪天上任，要不要再待两天，准备一下呀？

曾文说：我一个单身，没有准备的，今天立马就去！

三十六年前，我到了女队首先向我介绍女队的便是曾文。今天说起他到女队的情景，他仍带着自豪。他说：我是1971年9月23日这天到的女队，这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日子！我把政工组的工作交代了一下，便来女队了。我来到女队，便直接到了井场。那时，二十多部钻机一起打井，晚上灯光一串串的，钻机鸣响着，十分壮观。我心里想的远景是更加壮丽的，我一定在女队创造新的辉煌。

曾文从此日开始成就他一生的光荣，也因此而有了以后的坎坷人生。

直到今天，当年党的十大、十一大代表，当年所有在女队的人，都在怀念曾文当指导员的日子。维维说，那是在我世界观形成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指导员。今天已经是北京市局级领导的维维，每次给曾文打电话时，还是叫他曾指导员，还是说：曾指导员，我给你汇报到这儿吧。她们还把他当作当年的指导员啊，好像一生的路，曾文一直在指导着她们呢，这是后话不提。让我们回到当年吧。

§§七 女队经受的第一次严重考验女队经受的第一次严重

我在1973年第一次到女队认识了曾指导员之后，三十六年后再次相见，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曾文说，这1971年，是我一生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当时青年最大的理想，从这天起有了另一个生命，叫政治生命，这在共产党员看来，是比生理生命更重要的生命啊；第二个大事，便是我在9月23日到了女子钻井队。因为我在女队的22个月，女队到了最辉煌的时期，这里有我的汗水和我的努力，不可否认，我虽在女队做了些工作，可我也沾了女队的光，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女队。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大事记：

1971年9月女子钻井队在9月的战役中，队伍扩大了，由原来的一部钻机增加到两部钻机，由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一百多人。

曾文到了女队，正是女队大发展的时候，人员大增，人多嘴杂思想杂了。这让刚调来的曾文感到压力很大。他记住要当好领导必先当好学生，同女队成员见面后的第一天，他就上井场了。他想通过参加劳动，一边学习技术、熟悉人员，一边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他和这些姑娘们都不认识，他又是严肃的面孔，没有谁主动和他说话打招呼。他见到的是姑娘们躲躲闪闪的目光，这是欢迎，还是期待？这是猜测，还是怀疑？幸好有一个跟班的男师傅张国平和他打了招呼，他们便一边干活，一边攀谈起来。

一个大雨天，曾文又去了井场。当时分了两个小队，二队完井后正向新的井场搬迁，路上全是泥泞，井场一片热腾。女钻工们正在雨天作业，上身是浇透的雨水，下身全是泥巴。1022队队长周庆芝指挥着拖拉机拽设备，曾文看着她，就联想到战场上的女游击队长，说话干脆，板上钉钉：你去这儿，你上那儿，在雨里喊。曾文站在拖拉机后边看，却插不上手。那女指挥见他站在旁边便大声命令：“去！靠后离远点！”话硬得像钢铁，让曾文很不是滋味。

曾文只得站远了些。他注意到了这个女指挥员。她们的衣服都被雨水浇得精湿，可没有一个人到值班房避一下雨。

两个小时后，钻机、泥浆泵、木板房都在她的指挥下安放就位，周庆芝走到曾文面前叫声指导员，说：“拖拉机拽设备的时候钢丝绳有拉断的可能，你刚才离那么近，多危险哪！”

曾文很受感动，一为她们不怕苦的精神，二为她们这样严格要求。他头一天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女队搞好。他当时联想很多：现在我是干部了，如何才能了解工人，了解新一代的女同志呢？如何经常接近群众不脱离她们呢？不身临其境，不和她们一同劳动是不能体会的。你看，女队的队员吧，遇到难处大家都争着上；那天测井，一听说井打斜了，全体队员都围着井哭了。这是大家共同的感情啊。没有和她们一同流汗，就不能体会呀！

曾文跟了几天班，人们便都知道他是新来的指导员了。可因为他的严肃，当着女孩子的面时，总是板着面孔，很少看到他笑，也没有女孩子主动和他说话。姑娘们对他的板面孔表示抗议，他姓曾，暗地里却把曾，含含糊糊地读成“丧”，叫他丧指导员。女孩子总是和笑声连在一起的，无论多么苦多么累，她们到哪儿，哪儿就会有她们的笑声。一次集合开会，有姑娘叫人：快去，丧指导员叫咱们呢。曾文没有听清，问姑娘们什么指导员？姑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是小声地笑，却不回答曾文的问话。曾文便板着面孔说：大家安静，开会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和接触，曾文对女队的思想和作风有所了解：这些姑娘们多数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为光荣，以懒惰为可耻；这好作风应归功于老指导员和第一批老队员对新队员的传承；可现在人员增加了不少，新来的队员思想就复杂多了，原来定下的劳动纪律，因为时间长而松懈下来，如果不加整顿，老的传统就会慢慢丢掉。他知道原来老指导员提出了过三关，这三关最后一关是要求生活作风要三化，时间长了人们便忘记了吧。

他召开各队长和班长们开会，说是一队的三班班长马花没有来，她上哪儿去了，没有人知道，她有半个月不上班了；曾文一了解，才知道她是某个领导的亲戚，所以谁也管不了她。开完了会，曾文便想如何办呢？

这天夜里，他睡不着了。他想到了老指导员王财林师傅，他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调他走呢？为什么他走的时候，这个新队伍有些松懈了呢？他想他有自己的难处，他三十多了，有了自己的儿女，他看着这些姑娘们干活这么累，真是心痛，就像心痛自己的孩子呀，他看到了松懈，也不忍心多说了吧。可自己刚来，如果不解决纪律松懈的问题，怕这么大的队伍就不好带了。要整顿，就要拿这马花开刀，这才有说服力。曾文下了决心，他就要写出他到任的第一笔，踢出他到来的第一脚。人说头三脚难踢，他这第一脚必须踢好，他才能站住脚；第一笔写好，才有好文章哪。

第二天，曾文便找到女队的男大队长马海，他问：马花上哪儿去了？你知道吗？有人说她去哈尔滨了，她半个月不来上班了。她向你请假了吗？马海说：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她没有向我请假。你问问她们队长，请假了没有？

曾文便找她所在的小队队长小孟去问。

一说起马花，小孟似有一肚子气：人家给我请啥假呀！她不是领导的亲戚吗！

曾文心里明白，她是因为觉得自己有领导干部仗背吧。

过了几天，马花回来了。曾文问她：这半个多月你上哪儿去了？

马花打量着曾文，没有回话。有个女队员说给她：这是才来的曾指导员。马花这才说：我去哈尔滨看亲戚去啦。满不在乎的样子。

曾文严肃地问她：你离开女队半个多月，请假了吗？

她回答说：没有请假，我跟谁请假呀，我也没想待这么长时间。

她说得理直气壮。

曾文便召开了党的支委会，讨论劳动纪律问题，曾文提出马花离队半个月不请假，一定要严肃处理。他的意见得到副指导员桂桂的支持。

曾文想，我还要得到上级的支持才行；不然上边一说情，便不好办了。他立即去找钻井指挥部的曹主任，把这情况做了汇报，曹主任说：好，我支持你。

他回来，想再摸摸群众反映。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多数女钻工的支持，大家说：有事你请假嘛，不请假，如果出了事，谁对你负责呀！劳动纪律不整顿不行啦。

曾文和支委们研究后，召开了队员大会，宣布因马花不请假而做的处理，她不能再担任班长，只能当普通钻工了。对她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给了公开批评。

对马花的批评，对全队影响很大。马花本人痛哭流涕，说她要离开女队，到别处去。有的老工人说：这样的人留在女队，影响不好，不如让她出队去吧。

曾文就是这样的倔，他坚持不让她走。他说：你越是想通过捣蛋出队，就越不让你出队。出队的人员都得是好样的，这样才是女子钻井队的作风。

处理马花事件看来是个不大的事，却让女钻工们对这个新来的年轻指导员另眼相看，大家心里称赞他，是因为他敢于碰硬，维护了一种公平，大家心里得到了平衡，遵守劳动纪律便成了大家自觉的行动。从此，只要离开女队一天，便去队里按规定请假，回来便按时销假，没有特殊人物可以不请假便离开。

多少年后，曾文向我说起他在女队的工作，把这件事说成是他得意的一笔。这是件小事，却反映着他和所有队员内心追求的公平与公正。劳动纪律，在女队那就如同法律，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殊人可以不遵守，更不能因不遵守还不受处理，这样人心便不平衡。人心不平衡，社会便不稳定，社会不稳定，根在社会不公平，执法不公正。你看现在社会出的问题的病根不是这样吗？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是人心的要求。这也是多少先烈们为之奋斗不息的根本，为了一个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而流血牺牲，在所不惜。

处理了马花的事，曾文向马花的姐夫，这个大队男队长马海问道：这样处理你有什么意见？他知道马队长心里不高兴。可马海对曾文说：你处理得很好，就要这样做。他的理智也不能不支持曾文。他看到国荣也是一样，没有因为处理她的亲戚而对工作有影响。

因为这是公开处理的事，没有一点猫腻，大家也都服气。

1971年7月15日由油田新村来的几十名姑娘到了女队。她们只知这是一个先进典型，来到这儿便觉得无比光荣，可有些姑娘却不适应这又脏又累的工作，她们有的觉得后悔，想出队；更严重的是生产技术不熟悉，这让曾文更加担心，如果操作不好，便很容易出事故了。他每天要求队长、班长们一定注意操作规程，一定注意安全。

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曾文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1年11月9日，女队发生了建队以来最严重的人身事故。

这天下午，上四点班的1022队六班，上班不久，刚刚到女子钻井队三个月的新工人黄宝芹在钻台下被拉钻杆的副绞车的钩子钩住，拉上了钻台，重重地摔在转盘上，头上立即流出鲜血，人昏了过去。这一下，所有的人都吓蒙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队队长先清醒，立即上前抱住了宝芹，大叫：宝芹！宝芹！没有回声。她大喊：快去拦车，快去送医院哪！这时早有姑娘去路上拦了汽车，直送到了矿区医院。

曾文也蒙了。他一时心乱如麻。他最怕的事情发生了，这如同那铁钩子把他也吊住摔在了钻台上！他想，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要如何办，等着他拿主意。当时人心慌乱，情绪动荡，对他这个指导员，也是对女队最严重的考验来到了。

曾文前思后想，把如麻的心思理清，想到的一句话，便是要挺住！他要挺身而出，因为全队的人都在看着他。

曾文跑到矿区医院去看望，二十四小时过去了，黄宝芹仍然昏迷不醒。油田领导、钻井的领导曹主任都在这儿，说连夜去了省里，将省医院最好的脑外科专家请来了。曹主任说，你不用管她的抢救，这是领导和医院做的事儿，你现在重要的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这是对我们女队的挑战。你回女队去吧，你在这儿也起不了作用。

油田的领导也叮嘱了他。他立即回到了女队，他要接受这严峻的挑战！他要挺过去。

回到女队，他连夜召开党支部扩大会，除去党员，还有小队长、班长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女队骨干全到了。曾文先向大家说了黄宝芹的近况，领导非常关心，正全力抢救，是什么结果还不知道。领导让我们放心。

这时曾文把他心中想到的向大家诉说出来，这不是一个指导员，一个党支部书记用领导的口气讲话，而是和大家平等地交心，他说得很激动很真诚。

曾文说：这是我们女队第一次经受这样的事故，也是我们经受的最严重的考验。咱们都是党员，是女队的骨干，咱们一起商量女队如何经受住这场严重的考验，咱能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我们女队走在前面的时候，早就有人说，别看女队能打进尺，能打出“三一”井，只要一出事故，她们就得哭，她们就得吓趴下，女队就得黄。今天真的出了这样严重的人身事故，咱们是不是就趴下了？咱女队能不能黄？是继续坚持下去，还是黄？大家想想咱怎么办？

大家便一同讨论，女队如何办？

队长国荣说：没有别的，咱们队干部带头上井，继续打井，咱女队不能因为这事故就受影响。

大家同意国荣的意见，决定第二天一早，所有的女队骨干全上井，上钻台，扶刹把，我们不能退缩！

越讨论大家的心气越高。党支部扩大会开到晚上十二点。大家决定第二天早八点正式上班接着钻井。有人说，我们从现在起上零点班吧。曾文说，还是要休息好，大家睡一觉再去井场。

第二天起早，在大家要上班的时候，发现北京来的知青优优，拿着粉笔，正在女队宿舍前面的黑板上写出一条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成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队长和队骨干、队里的党员们一起上井，她们上了钻台，就在昨天黄宝芹流血受重伤的钻台上，还能看到小黄流下的血迹，她们扶起了刹把，井架工又攀上了钻塔！

这就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优优对这事故有深刻的记忆，她在后来的回忆里写道：严重的事故让我们这些刚刚到井队的新工人震惊，钻井工作这么危险呀！面对危险，面对困难局面，如何带领全队克服畏惧心理，振作起来？曾指导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了党支部扩大会，统一思想，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发挥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第二天，当全体干部和党团员都站在生产第一线，站在钻台上，攀上井架操作时，当钻机又重新隆隆地转动起来的时候，全队工人受到了鼓舞，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感动了大家，全队人员都振作起来了。

回到住地，曾文把黄宝芹的父母请到了女队，召开了全队会，曾文向大家讲了如何全力抢救黄宝芹的过程，说了省领导、油田领导如何重视这抢救，从省医院请来了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做了三次手术啦。如果不是这样特殊的重视，她怕早就不行了，现在九死一生，她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昏迷，终于醒过来了。她的父母说：俺们真感激油田领导哇，找了最好的医生，下了最大的力量，抢救了三次，现在醒过来了。若是过去，谁把咱们当人看哪，咱也治不起，宝芹早就没有命了。油田领导真把我们当人，这让我们一家忘不了。

出事的井队队长是周庆芝，她为扭转大家的情绪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她向全队提出一个问题：“咱们队向何处去？”要每个人说心里话，为队里出主意，想办法。让每个人心情舒畅地度过了最难的日子。当时出事故的原因，是清楚的，可大家都不说是谁的原因，当时操作的人也放下了包袱。

这样，全队的坏情绪得到了扭转。

曾文说：在当时，不能去追究责任，要让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不要给大家增加压力。如果当时去追究事故责任，会让大家更不安宁；事故的教训一定要吸取。女队在这起严重事故后，在全队开展了重温井场安全条例，技术大练兵活动，以及针对新工人和新提拔的司钻进行传帮带等一系列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队整体的技术水平。这样使坏事变成了好事，大家的情绪反而越发高涨起来了。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大事记：

1971年11月9日女子钻井队1022队六班黄宝芹因事故受重伤。在队长周庆芝的领导下，开展了“1022队向何处去”的大讨论，并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

1971年11月12日女子钻井队1022队六班以班进尺164米的好成绩，创造了本班的新纪录。1021队一班也创造了班进尺196米的优异成绩。两个队都以36小时完井，创造了冬季打井的新成绩。

1971年12月5日吉林油田《战报》第三版，钻井指导部宣传调查组发表题为《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女子钻井连安全生产的调查报告》的文章。对女子钻井连安全生产经验和成果进行了总结。

1972年的第一季度，女队的钻井很顺利，通过整顿纪律，理想教育，女队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三月份创造了“八开八完”的好成绩。这个月开打了八口井，完成了八口井，这叫“八开八完”，女队再次受到了表扬。女队提出迎接红五月，要创造更大的成绩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与男钻井队展开了劳动竞赛，每天都报着进尺数字，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在这分秒必争的关键时刻，却没有想到发生井下事故，井口的卡瓦掉到井下去了！大家正抢进度的时候，两个队也正在比赛，出了这样的事，这个队的队员们都围着井口哭了。曾文说，咱们不能埋怨这个班，也不能推给一小队，咱们要帮助处理井下事故。于是找了老工人一起去了井场。处理完了这口井的事故，这个队又创造了新的成绩。

在出现事故的时候，最要紧的是稳定情绪，不要埋怨，不要先追究责任，领导要奔向第一线解决问题，领导要先沉住气，别人才不慌慌张张，这是曾文通过处理两次事故得出的应对紧急状态的经验。实践证明，他的处理方法取到了好的效果。

§§八 激情写出《钻塔上的青春》

1973年2月我来到了油田，于是后来的命运便和油田有关了。

是石油重新点燃起了诗的激情，驱散了我长久挨整留下的阴影。

1973年2月24日我在日记中写到：按计划，今天进入诗的构思和起草阶段。不要让这种热劲凉下来，而要把这种激动的感情，先匆匆地记下来，留做以后回去修改整理。

从石油工人身上，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有了冲天的干劲。因此，在以后十天里要拿下一部长篇叙事诗和二十首抒情诗草稿。这样，在我坐上回长春的列车时，我可以说，我和油罐油龙一起，将石油的颂歌交给伟大的祖国了。

2月24日下午，再次和北京知青优优谈话。她那北京的口音，豪迈的语言，聪慧的眼睛，坦诚的交谈，让人浮想联翩；她身上散发的蓬勃的青春气息，让我受到了感染。

我最难忘记的是优优心地透明，性格开朗，她讲着她离开北京到集体户的经历，便拿出了她写的日记本交给我。她说，你只能自己看，给你提供写作素材，不要让别人看到啊。我拿过了她的日记本，这是一个姑娘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期望，我为这种坦诚相待而感动。接过这个姑娘的日记本，便觉得是接过一种责任，如果写不好这部歌颂她们的作品，便觉得对不起这些为国家做出奉献的姑娘们了。这本日记从1968年12月21日听到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开始。她写出：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从此开始了她的下乡日记。她一直写到她到油田的生活，写她到女子钻井队的生活，写她受到的教育，还有姑娘的初恋……这本日记，为我写出一部长诗，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我在抄录优优的日记时，写出感想：我看了她的日记，看到了这个青年真实的生活、思想和一个美好的灵魂，看到了她在农村的成长，看到了到油田经受的锻炼，很值得我向这新一代小将学习啊。这使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感觉具体多了。

这是珍贵的历史记录。我把她在油田的生活原始记录抄下一些来吧——

1971年10月3日

想到就要结束农村的一切，要到新的岗位去了，心里是不好受的。回想起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日日夜夜，很是留恋。今晚，大队干部、贫下中农来为我们送行，给我们每人一本日记本留念。

永远不要忘记这些日日夜夜为社会主义辛辛苦苦劳动的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五亿农民和我们血肉相连，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他们；忘记他们，就不能革命；背叛他们，就是犯罪。

有了电灯，不能忘记油灯。

1971年11月23日

新钻工有感

依别农村油田来，头戴铝盔上钻台。

冰天雪地好凉爽，战天斗地更豪迈。

钻工架顶望朝霞，笑洒热血迎未来；

我为祖国献石油，一生交给党安排。

1971年12月15日

我们挖了一天立架用的坑，抡了一天的大镐。誓做艰苦创业派，不当温室守业人。上架子是很冷的，可架子工起下钻一班两三次，下来只是烤烤火，而没有说什么。为了多打井，这是份内的事。在完成两万米进尺任务出队那天，冒着西北风去刨树架子的坑和挖泥浆池。刨时，一镐下去，一个白点，我想这应是立架子队的事，本不是我们要做的，可大家都干得很起劲。

1972年1月25日

为中国妇女争光。曹主任说：你们应该为能在这样的战斗队伍中度过自己的青春而高兴和幸福。

是的，我的确感到了幸福。

1972年1月26日

晚上，集体户的同学来我这儿聊了一会儿，谈在集体户时接受再教育的一些问题。原来农村打算发展我入党。这种聊天很有意思，可我也很有顾虑。他们常来玩，而且时间比较长。时间一长，别人要说闲话的。怎么办？应怎样对待这种同志间的关系呢？我不知道。这和在户里是不一样的。

1972年3月2日

回连队了。对于他，我现在怎么办呢？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不想考虑，怕考虑，又不得不考虑。心里矛盾重重。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也从来没有什么事这样触动过我。到现在，我也不知怎么老想那事。岂有此理！

1972年4月20日

做一个真正的钻井工人。听曹主任讲过去石油工人的斗争生活。我真感到：为人民吃苦最情愿，为人民献身最光荣。

1972年9月9日

近来由于会战紧张忽视安全。下套管时，弹簧钳子把小袁打倒；一班有人也被高压管线砸得很严重。

我们大班，从昨天夜里到今天都在等固井。昨夜里，我们到一号点固井，回来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听到固井的命令，同志们马上换衣服，冒着小雨出发了。半路上雨越下越大，哗哗的雨浇湿了我们的衣服；固井车还开进烂泥中开不出来了，又去找拖拉机，真冻得我们够呛。我们围在固井车上的柴油机旁取暖。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可是我们不觉得苦，只觉得甜：我们的乐趣谁能享受呢？看着深夜茫茫草原上点着排排明亮的灯光，马达轰鸣，我们钻井工人正在为人民造福，战天斗地；为让祖国石油流成河，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我们热爱和珍惜我们今天的战斗生活！每当我们战斗在风雨中，心中总充满一种自豪感，就像过去参加天安门前的游行一样，我前进在游行的行列里，总以自豪的心情看着路旁观看的群众……

1972年9月14日

在接单根时，方钻杆解开，泵没关，泥水溅得哪里都是，同志们躲开，一推离合器，转盘转动，把李燕碰了。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这两天来，我的心情一直害怕。昨天接单根，我就心慌得很。一推离合器，总觉着转盘转动。那天的情景总在眼前。我几乎没有勇气再摸刹把了。国荣安慰我，要我大胆小心。

长春试制成一台可控硅钻机，可能给我们女队！最高兴的还是我们是头次使用这种机器的钻井工人！

1972年9月28日

这是队史教育。看墙上的两面锦旗：“中华儿女多奇志，钻井史上谱新篇”、“女队向前进，顶起钻井半边天”；打出“三一”井的一面战旗是“革命加拼命，再创三一井”。我们战友首战井喷打出第一口争气井时，同志们欢欣地捧起了井下流出来的油花时，是多么激动啊！我们也能为祖国献石油了！当我们第一任副指导员大马带病坚持把女队的红旗插上井架时，看得多远！我们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把整个世界都装进胸中！

红旗是打起来的，事迹是干出来的。

1972年10月27日

白班停了好长时间的电。来电后又因为修油压，直到下班没有下套管。为革命学习技术，当仁不让！

1972年11月6日

用人工卸二十四根立柱，我的畏难情绪很大。卸不开，大锤打，千锤百炼地打呀！电测队的同志们也和我们抡起了大锤，管钳子却打坏了一个，起出了最后的立柱。我佩服国荣队长的果断坚定和排除万难的精神。

优优告诉我——

钻井队一年四季工作在广阔的原野上，春天，就是顶着七八级的狂风也不停钻；夏天，顶着烈日，叫苦也没用；秋天，顾不上蚊子和小咬的疯狂袭击；冬天不能怕冰铁黏手，在零下三十度以下的严寒中钻井，喷上一身泥浆，立刻就冻在身上。刚开始下班回来，我常“真冷，真冷”地唠叨两句，可队友们不这样，她们说：多打井是我们的本分。许多“老”同志遇到井下有事故，随叫随到，有时候为了处理事故，奋战井场，竟然几天几夜不下岗。她们毫无怨言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渐渐地我也不说累了。钻井是一种连续性工作。只要一开钻，就不能停，停了就会出现连续事故。就是11月6日这一天，完钻了，要起钻电测，因离合器不好用，才卸了两根立柱就卸不开了，可电测车这时候已经到了，我们非常着急。队长国荣一面派人找修理工，一面准备人工卸扣。500米的钻具，机械都卸不开，人行吗？我心里嘀咕着，可还是服从了她的命令。我们打上管钳子，加力杠也用上了，还抡起了大锤，一锤一锤地打，一根一根地卸，管钳子用坏了，又借来一个。经过大家三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起出了全部钻具。电测和修理离合器的时间一点没有耽误！我真佩服国荣的果断指挥。

我从这个女钻工的日记里体会到女钻工的心灵，也被更真实的生活所感动。如何构思这部长诗呢？我和指导员谈到这部书的主题，问他主要解决女队员的什么思想呢？指导员认为重要的是青年人的理想，为什么女钻工们不怕苦不怕累，就是因为她们有理想，她们把自己的理想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她们胸怀着世界革命大目标；我们结合实际，通过具体的人和事，进行理想教育，对女队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一个人只想个人的前途，忘记了国家，就不会在女队安心工作下去了。就觉得这儿太苦太累太脏，没有前途，就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曾文向我讲了发生在女队的一个故事。他说——

维维当了队的文书，有一天，她拿来了一封信，是邮局退回来的信。这是谁写的呢？退给谁呢？大家说拆开看看吧。这一看看出事来了。信里说，我来到的钻井队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就是钻井，钻井，这儿纯粹是在浪费大好的青春年华，我一定要离开这儿，一天也不想待下去了，不能把黄金时代浪费在这个地方了。父母如有办法请找人把我调走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们一看写信的人就更吃惊了：这是外钳工小玲写的，而平时，根本看不出她有这种想法，她的劳动还是很不错的呢。这封信给我震惊。我想不能看表面的劳动，要真正深入到女钻工的内心深处。在这种人人讲对国家做奉献，在全会战区都是“宁可筋骨断，也要拿下一百万”的口号下，人们内心是如何想的呢？在人人表态，说着激动人心的话语时，她们的心里是如何想的呢？小玲知道了她的信被退回来的事之后，她的情绪不高，自己不言声了，我们就去找她谈心，团支部对她的帮助很大。看到这封信的词句，有人便主张公开批这种思想，说要把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批深批透还要批臭。我没有同意这种作法，我睡不好觉，想了好多，我无法把我看到的小玲不怕苦不怕累的形象和这封信联系起来，我在想这是为什么？也许这是不少人的心里话，可在这种气氛下不敢公开说出来，所以不能搞大批判，只有让大家讨论，只有把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灵深处才真正有用啊。就这件事，我们进行了关于理想的大讨论。并不说这封信，而是讨论什么是我们青年人真正的青春？什么叫浪费青春？什么样的青春最美丽？我们现在奋斗的意义是什么？

这种平心静气的讨论，让大家的积极性提升，让消极因素下降，这就形成了女队的精神。每个人都谈，并请老石油工人曹主任讲当年在新疆打井的生活，要把这种铁人精神和思想传承下去。这是谈心式的讨论。小玲本人谈得很好，很真实，她说她最想的是当司机，一听到汽车响，她的心里就痒痒啊。不少女钻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们都不同程度地有离队思想，觉得这不是女孩子长期做的工作。我觉得她们说的是实际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必须把大家的思想用理想主义统帅，才能前进，所以我说，你写女队的长诗，就给大家说一个真正的钻塔上的青春吧！

我听到这儿大声叫好！好啦，我的长诗的名字出来了，就叫《钻塔上的青春》！

确定了这部长诗的主题、主要内容，我想这里一定要有老石油工人的形象，1973年2月28日晚上，我来到了曹主任的家里访问他的家属。这个家极其简单，屋子里没有什么家具，你到这儿便会想起无产阶级这个词。曹师傅的妻子说：“我们家里不敢置什么东西，他常年在野外作业，不知要搬多少回家哩，我也受了。这回到吉林省，是我们在一处待的时间最长的了。我们一开始在玉门，1953年生下我们第一个孩子玉军，以后便搬到了酒泉，再后来就到了新疆。从新疆到这儿十一年了，我生了三个孩子。我是追不上他呀，他是一个野人！”

从家属又是称赞又是不满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一个工人的形象。这个老工人有日记，我请他拿出来看一看，可以了解一个转战南北的钻井队员的生活。

我在这天的日记里写到——

今天晚上，我按照计划完成了长诗《钻塔上的青春》。我自己也想不到会这样激动地写出了1800行，只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这是我搞创作以来从没有过的。比我在1966年2月，写《焦裕禄之歌》时还要快些。因为是来这油田以后才开始产生的想法。我觉得那井喷的壮丽战斗生活深深地感染了我，在我看到高高的钻塔时，便有了强烈地歌颂石油工人的愿望和感情——当我听到、看到这些女孩子们的战斗时，就更加深了这种感情。这是反映论。没有到油田来，没有在火热的斗争中的切身体验，便怎么也产生不了激情浪花，也就不可能让诗情滚滚如泻了！我要把这种创作的喜悦告诉妻子三月。

根据时间安排，我需要听取一下钻井队工人和领导的意见，看在生活上有没有不真实的地方，以便立即修改补充。

生活就是战斗。我还要努力写一组短诗的草稿。像爬钻塔一样，永远向上，向上，让我和女钻工一样努力向上攀登吧！

我写出了长诗的草稿。今天我五点起来，想我还要办的几件事，头一件便是给领导读这个草稿，听取意见，再就是继续到女队了解他们的生活。我到了钻井的宣传组，他们讲了到地质学院上学的桂桂。

桂桂是原作业站的团支部书记，后来调到女子钻井队当副指导员，去年四月保送到了长春地质学院。这个女同志不简单，现在是地质学院的优秀学生，同志们对她的评价很高。今年她回到了油田，找老师傅们谈话，汇报学习情况。人们说，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大学生啊。放假了，她没有先回家，而是回到了油田看看，征求意见，汇报学习情况。现在还经常和女队通信，她对女队特别有感情。当初让她离开女队，她特别不愿意，她这个哭哇。她是党员，她是服从工作需要去上大学的，现在地质学院的石油系。

我来到了女钻工的宿舍。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女孩子们的住房。见她们脱下工装之后，一个个都是那样俊秀。这和我在井场看到的简直是另一种感觉。没有了粗犷，多了细腻。她们在屋子里，点着了小油炉，用饭盒子做大米饭。有四个北京口音的青年，说说笑笑的，笑如银铃。“胡闹，你都闹胡了！你这是老胡啊！”她们在说做饭的姓胡的姑娘，这是今年一月刚到女队的，她叫胡宣，是个多才多艺、聪明伶俐的女孩子。有个女孩子在用线勾什么东西，有的在绣花。她们感慨着：这没事干，可难受哩；要是打井，早打两口了。

我记下了这四个北京知青的名字。她们是北京女十二中的玲玲，北京河北中学的胡宣，北京女十三中的优优，还有北京河北高中的燕燕。

我问玲玲来女队的感受。她说：我是1971年冬天从扶余来到女队的。我一来就是捞沙子。就是在井场用铁丝编的大笊篱捞，从地下上来的沙子要捞出去，不至于让泥浆循环不好。一开始捞，我觉得那大铁笊篱特别沉重，慢慢地，就不觉得沉了。我们固井，赶进尺，特别巧，要是哪个班，就老是哪个班赶上。你要问固井，去找维维，那是老固井队员。

正说着话，维维修井回来了。因为喷了一身油，回来用汽油擦身上穿的黑色的夹胶工作服。她一边说话一边洗：“现在可体会到了，修井班也不易呀！人家少不了挨井喷哪，这也是挺艰苦的活。国荣今天喷得满脸都是了。”

有个姑娘忙给维维打来了热水，让她洗洗那油乎乎的手。我问打水的姑娘叫什么名字，旁边有人说：“你在井场问过，她就是秋月呀。”这秋月姑娘只是笑。

上班的人刚修井回来，下午还要去。有姑娘说，不用洗了吧，下午去了不还得挨喷啊。维维说：下午挨喷了再洗呀。

姑娘们说笑着，我到了秋月的床头，听她讲她的经历。这姑娘圆脸，真如秋天的一轮明月；她说话不紧不慢，轻声细语，向我娓娓道来——

我是白城六中的，68年毕业下乡到镇赉胜利公社二家子大队集体户。我是和维维、红叶等五个人一起到油田的，我们又都愿意到女队来，就又一起到了这儿。我们维维哭天抹泪地，非要来女队锻炼不可。我一来是拉油，就是往井场拉油，冬天要用油烤管线，用铁爬犁，上面铺的板子，往井场送，我们浑身全是油。我们来时，女队风气不大好，当时冷冷清清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当时离队思想严重，有撂挑子不想干的。刚开始来的27名老同志吧，有朴实的要争气的感情，领导对能干的重视，后来我们也产生了只要好好劳动就行了的思想。去年，我们进行传统教育，曹主任给我们讲了一次工人阶级的传统，讲在火焰山打井的情况。我们原以为这儿生活够艰苦的了，听了后，感到了那时候工人更艰苦，因艰苦而更有自豪感，那时工人团结互助，让我们受到教育。井场搬家，都是人拉钻机，根本不像现在用拖拉机搬家，现在有老吊，什么都有，基本上不用人，可那时候全是人拉肩扛啊，那真得齐心合力呀。还有那时候的乐观主义，一天下来工作特别累，可还要跳舞呢。这对我们怕艰苦的是个很大的教育。

说说我们自己吧。冬天打井大罐的水要用火烤，不然就冻成冰，一离开火就不行了。我们晚上也要去拉油。那天晚上，我们到各个井场去找废油。找到了，拉了一爬犁。我们往井场走，天已经很黑了，找不到道路了。这时听到狗叫，还有狼嚎，你说把我们吓的呀，真不知往哪儿跑了，我们迷路了。后来还是拖拉机找到我们，把我们拉回家了。有时是用一个破油桶，点上火，有时是在地上围一圈子土，把废油点上烤管线，人也取暖。我们就是冬天给钻井队送温暖的人哪。现在我们也不怕走夜路，也不会迷路了。

有井架的地方是一片灯光！一个井架子上一串电灯光。我们看到那一串串灯光，才知道那是钻井呢。去年还有了探照灯，有的放在值班房上，工作起来方便多了。

我和秋月说着话，见维维把油衣洗净，走了过来。我问：你和秋月一个双人床啊？维维说：我和队长国荣原来是一个房间，我觉着她下班该回来了，可是又没有回来。她是队上的主心骨，她有胆量，拿主意全是她。可睡觉老没有她，她的眼睛总是熬得通红。有时回来了，雨浇得精湿，回来换换衣服就又走了。人家老这么精神，一点也不困。我要是连两个班，最多轮三个班，就特别困了；在钻台上，站着就睡觉了。冬天哪，我站在那儿，还进尺哩，在打到80米时，进尺特别快，那天有庆莉，接单根的时候特别快，水喷上来，全身都成了冰甲了，可我还特别困，那滋味可真难受，水一个劲地喷，浑身结成了厚厚的冰，我到火边一烤，就暖和些，困得我坐在那儿便睡着了。我听人家说，不叫烤，怕那寒气进去，得关节炎，我们不听那邪。国荣连班特别多，她回来躺在床上，有时有事就不想叫她了；可是她睡觉特别轻，你不叫她，别人一上班，她就起来了，也去上班了。我就睡得死。这是因为她心中总有压力。我们的队，如果没有她们的实干精神、老黄牛精神，也就没有今天的女队了。

我离开女钻工的宿舍，女孩子们都热情地站起身来送，管我叫老师，我想其实你们才是我的老师呀。我看到那绣花的姑娘，将一只喜鹊绣出来了，正站在梅花上叫着。这双绣花的手，一会儿便要去钻台上拿那钢铁大钳了。

钻井指挥部唯一的一辆吉普车，拉上我到32214队看大钻。因为上大钻是女队未来前景。这就是用3200的大钻，向地球深处钻进。

看完大钻，我们来到了江心岛。宽阔的松花江还在冰封中，江心这一个小岛，却一片热气腾腾。工人们在江心打眼几十米，五个眼，要浇铸成和大桥墩一样，这里要立高压输电塔。因为油田用电量激增，现在电量不够用。工人们就住在江心的木板房里。到三月清明，这儿要开江了，这里要跑冰排，闹二十天，那时可以把松花江的鱼打上来。工人们热情地说，到时候来吃松花江的新鲜鱼吧。

晚上，我到女队办公室。满屋子的姑娘们，都是女队的小队长和各班班长。队长国荣正在讲话：“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正常班开始干了！说起今天井喷的情况，是因为没有打捞工具。二号站先干，不至于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关于修井应注意事项：第一要防火，二十平方米内不能有明火，过去咱们到那儿弄一勺子油就点着烤火，这儿可不行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第二点要熟悉操作规程。基本上和钻井一样，内外钳、架子工，和过去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一样，咱们要严格要求，要抓紧抓好；别的大队也都来了，可都看着咱们哩。第三，这是我们石油开发的百年大计，套管要多长，要算好数，一根套一根，要按顺序下。不然射孔时、接箍时会出毛疵，压裂以后，油管一提就提坏了。我也不太明白，我这是听来的，学说给大家，一定要照着办。再就是资料要齐、全、准。下多少油管，架子工要记下来，一分一秒也不能差，架子工要认真负责，司钻注意下钻时要尽量慢一些。井口的工具要弄清，不要掉到井里去，被油埋住，造成丢失现象，不能事故摞事故。放设备，记住放在西北边，因为现在是西北风，不然井喷了以后没法处理。修井的方法，说错了何师傅补充纠正呀。”队长继续讲着，她看看坐在一边的何师傅，何点点头，让队长讲下去。

“首先要了解井下情况。它们压裂以后应当有数据，可现在是下钻去摸：是沙子埋了，还是在哪儿断了？一点点地摸索，对实际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事先要了解井中的压力，井里的气压很大，不要马马虎虎去卸。今天看来没多大压，可你去卸的时候就崩开了，怎么也压不下去了，所以应把井中的压力放光，然后把井压住，把闸门打开，看看是不是喷。可不能蛮干哪。要注意听声音，看会出什么问题。我说的可能不清楚，一实践你们就清楚了。何师傅，我说得不全的地方，你补充吧。”

何师傅说：“我没有啥补充的了。”

这时我感觉到一个女队指挥员的形象立在眼前了。

§§九 诗稿成了政治思想教育的活教材

1973年3月1日晚，钻井指挥部下达一个通知：请到钻井办公室来，听诗人朗诵他写女子钻井队的诗。我心情激动，想不到领导对我写的诗如此重视，这真是一次好好向工人师傅学习的好机会。宽大的办公室里，容下一百多人，领导和女队没有上夜班的人全来了。

钻井指挥部的曹主任先讲话，介绍了我，他说：“大家都急着听诗人朗诵哩，我就不多说了。现在请彦芳同志给我们朗诵，大家一定要注意听，他还要听大家的意见。这是写咱们自己的诗，咱们要认真对待。好啦，请诗人来吧。”

一阵热烈的鼓掌。我对大家说：“这是一次向工人师傅的汇报，还是一个草稿，如同地震队放了一次炮，有没有油，如何打出油来，还要经过不少努力；我向女子钻井队同志们学习，向石油工人，向老师傅们，曹师傅、丁师傅、王师傅，诸多师傅学习到不少东西，因为时间还不长，学习不够，今天作为汇报，请同志们批评，共同帮助改好。真正写诗的是同志们，是用钻机、井架写出来的青春的诗篇，我作为记录者，还没有记好。我现在就向大家朗诵我诗的草稿。”

《钻塔上的青春》

——献给我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的战士们

毛主席语录：

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这就是开头必读的毛泽东语录。在那个年月，所有的刊物前面必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所有的文字都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每天要在吃饭前读一段毛泽东语录，开会发言更不用说要用毛泽东语录，就是结婚送的礼品也全是毛泽东语录，有民谣：男女青年新婚配，买回枕头一大对，新郎是“造反有理”，新娘是“革命无罪”。毛泽东思想控制了所有领域，叫占领阵地。作为我这部书的开头，我选了这三段毛泽东语录，表明这部书的宣传主题。中心是歌颂宣传“文化大革命”。

第一章列车向前

在刚刚修建的铁路线上，一列火车在风雪中飞奔向前，

满载着歌声笑语和激跳的心，满载着从广阔天地来的青年。

不相识，也好像见过面，一谈心，就是熟悉的伙伴；

她们都走过了相同的道路，今天又一同奔向石油战线。

这里，在讲他们集体户的故事，那个小伙子正谈修渠开山；

那儿，什么问题引起了争辩？铁姑娘打井队员说起吃水的困难……

看那两个小伙子掰起了手腕，姑娘在中间当成了裁判；

可是因为你们挥惯了铁锤钢钎，突然离开，劲头还没有用完？

说着对农村深深的留恋，谈着对未来战斗的思念；

话题是这样广阔无边，就像窗外的大地在面前舒展……

接着便让书中的主人公出场，她们都在一个列车上。郭英作为北京的知青，她第一个出现，她在当义务列车员，为车上的人们送开水。她和车上伙伴们从这次列车回忆到她们三次坐火车，大家争论是哪次印象最深：第一次是1966年8月，到北京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第二次是1968年冬天她们到农村插队；而这是第三次坐火车，却是当了石油工人。

从农村要转到石油战线，要怎样努力改造世界观？

有了工人阶级的荣誉感，可想到我们一代重任在肩？

大庆铁人的革命精神，要怎样流在我们一代的血管？

郭英啊，她是这样迫切希望，早早得到问题的答案！

于是主人公郭英便去另一节车厢里，找来了带她们来油田的曹师傅，来到了这节知青们提问的车厢。

给我们讲讲过去，讲讲玉门，给我们说说大庆，说说铁人；

革命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给我们讲讲怎样是真正的青春？

郭英把师傅领进这节车厢，人们望着停止了一切喧响；

“现在请曹师傅给我们讲油田情况，”话未完，激起了热烈的鼓掌……

我朗诵完第一章，也引起了热烈鼓掌。曹主任上前递给我一杯水，让我喝一口再接着来，但我的情绪正高，喝了一口水便接着诵读下一章了。这第一章，后来在出版社便遭到质疑，因为大部分青年还在农村，如果说他们转到工业战线上来，会不会让在农村的青年不安心？不合当时的要求。所以在正式出版的书里便把这一章删去了。在这样的年月，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文艺是不能真实写生活的。

第二章请战

石油大会战的战鼓已敲响，各战区到处是一片繁忙。

钻探指挥部新钉的木板房里，住上了一批分来的姑娘。

报一报姓名，说说来自何方，人们都把集体户说成家乡。

她们从五湖四海汇到一起，口音里分辨出在哪儿生长：

东北话带着长白山的粗犷，上海话飞着黄浦江的激浪，

天津话里有海河的水音，北京话清亮如天安门前的灯光……

郭英在这里与同她一起串联到过延安的小玲会面了。小玲知道郭英在农村集体户入党了，她在到油田做什么工种上听取了郭英的意见。她说，只有作业站合适，可听说女同志名额已满，我的爸爸是医生，我最想去油田医院，或者去当采油女工，或者要求到汽车连。郭英说，咱不能要求调转，因为这里是油田最前线，咱们一块开钻机吧，像铁人那样，给地球打眼！一个叫过江的姑娘坚决要求上前线，郭英便提出向领导请战。于是大家围在一起，由小玲起草请战书：《越是艰险越向前》。

在钻探指挥部的办公室里，两个老战友正在争论。曹主任想建立女队培养新一代女钻井工人。吴大队长说：咱不是轻视妇女，是这钻井工有点特殊性。这里将吴大队长作为对立面进行批评。他说：钻井是铁碰铁，硬碰硬，可不能凭年轻人感情冲动；当然如果油田党委已经决定，我是党员能无条件服从。曹主任向他说了想成立女队的想法。是他去接工，到了铁姑娘打井队听老贫农对铁姑娘的介绍，这一代红卫兵可不是过去的女学生：

你去问一问她们的成长过程，她们首先要讲文化大革命；

你去问一问她们的志愿，她们说：中华儿女多奇志，无限风光在险峰。

你说：钻井工作可艰苦哇。她说：工作就是斗争！

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是她们对照自己的明镜；

雷锋、王杰、金训华……是和她们一同战斗的英雄。

我来接这七十年代的徒工呵，看着痛快，听着高兴，想得激动；

这是文化大革命冶炼的合金钢锭，能打成最硬的钻头，向着地球岩层冲锋！

他们并肩走出办公室，大雨来临，要去江边运水泥。他们见到这样的场面：

风雨里赶来一支支队伍，奔跑的脚步，人影簇簇，

一场紧张的战斗开始了，江水的波涛敲击着战鼓：

快卸！快装！人搬！肩扛！这是谁呀，没穿雨衣工装？

老吴把一百斤重的水泥搬起，一下子就放上了她的肩膀！

汗水雨水一起流呀，这小伙子跑了一趟又一趟，

“小伙子，你可小心滑倒哇！”老吴的嘱咐里含着赞扬。

“没关系呀，滑不倒！”她肩扛水泥不摇不晃。

听到声音，老吴大吃一惊：怎么？不是小伙子是个姑娘？

老吴从船上搬下一袋水泥，却不敢再放上她的肩膀；

郭英一把从老吴的手上接过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眼前呵，一声春雷，一道闪光！

他这才看到这一行行队伍里，有不少哇都是女兵小将！

这样曹师傅将郭英介绍给吴大队长，郭英在这时递上了决心书。

老吴接过姑娘的请战书，一张簿纸，却比水泥袋还有分量；他想说什么，却又不知怎么讲，忙脱下工装，要给郭英披上……

我朗诵完这一章，得到的是更加热烈的掌声。这种互动交流，更令我激动。我没听曹主任让我休息一会儿的建议，喝了口水，接着朗诵下去。

我的原稿里只是把吴大队长写成了思想认识与曹书记不同，后来用事实教育过来的一个人物。但后来到了出版社，根据当时政治需要，要写成路线斗争，吴便成了右倾保守路线代表。这背离了当时的真实生活。历史却恰好证明，被说成右倾的人，往往是实事求是，讲实际、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文学作品批判的人物，往往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人。这实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作品的悲剧。

接着我朗诵第三章《授钳》，第四章《高高的钻塔》……

我朗诵完全诗，全场都激动了，那真可以说是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看着女队姑娘们一双双闪亮的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这天晚上，我又一次真诚地感动，为了这些女钻工的感动。

长诗朗诵了两个小时，已经很晚了，但大家好像没有要离去的意思，曹主任便让大家当场说说感想，提提意见。

三十六年后的2009年5月，我找出了当年的日记本，这里记录了当时提的意见。可惜的是没有记下是谁说的话。因为提意见的我不认识，或者叫不出名字来。下面是女队的意见：

“听了以后，很受感动，对女队这新生事物歌颂得很全面。不过听了也很感不安，我们跟诗中写的还差得很远。诗写得比较丰满，写出了我们的真实生活。听了感到写的是我们自己。”

“《钻塔上的青春》，这个题目很贴切。这首长诗把女队精神的几个侧面写出来了。我提一点，就是女队是自发成立的，还是党组织关怀成立的？诗中所写成立女队的两种思想斗争比较真实。诗突出了自发请战，不能把领导写成尾巴主义。后面几章写得丰满，挑不出啥来。诗的语言好，老师傅是老师傅的语言，女队的语言也有代表性。”

“黄宝芹的事迹比较突出，可否加进去。她受伤以后还要上钻台，这对女队推动很大。”

“女队的特点是思想红，作风硬，诗都写出来了。写得活灵活现，是我们女队！”

指导员曾文说：“这首长诗，反映的内容很真实。‘三一井’要写清楚是在24小时里打出的一口井。曹师傅写得较好，郭英的形象还要加强。前三章写得较动人，后面被其他形象冲淡了。”

“曹师傅对女队的教育主要是传统教育，关于认真读书不够，要突出郭英学习形象，如她深夜学习带动了大家，就更全面了。”

“女队的维维是老固井队员，只要有固井，她就去，她以自觉的革命精神去参加劳动，在业余时间完成本职工作，对工作精益求精，还有红叶、优优，都是很好的，应写进去。钻井工人用报表，每分每秒都计算着时间，向党汇报；我们像钢铁的钻杆一样，我们自比钻头，是金钻头。还要多写点。”

老师傅丁元兴发言，他站起来，很激动：说到女队，我有很多话要说。女队有个特点——冬天，哪儿最亮，哪儿就是女队。井场有个什么事，她们都很着急，就这个着急劲，你怎么形容都行，这真让你服气呀！烧原油火，放在上风头上，风火一齐熏人。不然太冷了不行，结果一切都是黑的，泥浆池里也跑火船，为了泥浆不冻。冬天接单根要求特别快，女队比男队更快。她们井场上听元旦社论，唱东方红，真是很激动啊。最后要写出气氛，当时有许多井架，男队在追女队，写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说得时间很晚了，大家还不想离开。最后还是曹主任说：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女队没有听过的还要听，听完了专门开座谈会讨论。

1973年3月2日下午一点半，我向钻井指挥部的各大队干部及昨晚上班没有听过的女队同志们继续朗诵《钻塔上的青春》。之后，便开座谈会。几位工人出身的主任和同志们热情的鼓励，使我深受感动。我在日记里写道：一个文艺工作者只要热情地歌颂工人的生活，尽管作品还很粗糙，也会受到工人的热情欢迎。诗是集体的，也应由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去创造、去修改！这是我今后写诗的道路：把诗写在工人中，读在工人中，改在工人中，为工农兵服务，这就要求你熟悉他们的生活，真正代表工人的思想感情。

女子钻井队座谈会提出了具体意见，并讲起了她们难忘的生活。

1973年3月3日，我听取了意见，进行整理，向曹主任说第二天要回省里，因本单位要我回去编稿。曹主任说要用车送我，我谢绝。因为我知道，整个钻井指挥部才有一辆吉普车，多少地方要用啊。我正准备回省时，油田通知我不能走。原来是油田政治部听到我写出长诗并受到热烈欢迎的事，一定要我到油田政治部去再朗诵一次。这样3月4日，我便被油田政治部接去，朗诵了这部长诗。油田做了录音，告诉我，将在全油田进行广播，并让我先放下这部长诗，由油田打印。我说，让我先修改一下再打印吧，我回去一定抓紧。

我的这部长诗，当时真受欢迎。领导把它当成政治思想教育的活教材，曹主任说，你这一朗诵比我们讲话有力量呀。三十多年后，女队的同志仍说：我们真高兴，因为你写出了我们的艰苦奋斗，也写了当时我们的思想，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呀。因为当时没有自我，如果有个人想法，就会受到批评。如小玲认为当时太苦，想离开女队，这是当时我们内心都有的想法，可知道这是不能想的，所以批评小玲也是对我们自己内心本性的抑制。那时是全社会政治化，政治进入了人的头脑里，你的诗写出的就是这样的现实。我们看，要想了解当时的真相，看看当时出版的这部长诗，还是可以帮助认识当时的历史的，对今天的80后、90后们也会有启示。

§§十 红五月再访油田深受感染红

1973年3月9日，我回到吉林文艺编辑部，向领导汇报了这次去油田的生活情况，带回来了一部诗，也带回了石油工人的热情。我的深入生活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这是我挨过多年整之后的第一部长诗，友人为我高兴，说我宝刀不老，又说这是我打翻身仗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改好，以改变因挨整而对我的影响。我觉得老朋友说得有道理。这样，我便把修改诗和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我找到了心中最崇敬的老诗人公木。我到长春后，便去访问了这位老师，我们又是河北老乡，就更加亲切。这些年，公木一直关心着我，关心着我发表的诗，他在吉林大学讲课时还以我的诗为例讲授如何写出好诗来。我带着这部长诗，见到了他。公木老师还是住在狭窄蜗居里，一张书桌占了一半，一张大床是另一半，四周被书包围，从屋顶直到地下，只有一张沙发可以让客人就座。我坐下，老师倒了茶水，让我说说自己的情况，关心地问干校可有了结论，心情如何？我说，我永远记着老师的《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被干校一宣布“解放”，便去了油田，我写出了一部长诗。

公木老师一听说写出了诗，便高兴地说，你快读读。

于是，我再一次在老师的面前，读了这部长诗。只见老师的眼里含着泪水。这场景，让我永远不能忘记。公木老师说，这是最近出现的最感人的好诗。要我寄给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会出版的。

老师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回家便按照老师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我进行编辑工作的空隙便是修改长诗。妻子三月这时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到六月便要出生了，她还每天到军工厂去上班。她很少说话，而是默默地支持着我，多少事都不用我操心。她也知道，我要改好这诗，对我的心情，对我的命运都是很重要的。

5月18日，我第二次到了油田。到了钻井指挥部。这次回来，觉得如同回到家里，我和不少人都熟悉了，女队的姑娘们更把我当成女队的一员。她们听了我写她们的长诗，便觉得我与她们的心是相通的。这次采访，便更加深入。

我把改过的长诗交给钻井指挥部，曹主任和政工组组长丁师傅立即交给打字员，叮嘱道：“兰兰，给你一个急件，把诗人写我们的长诗打出来，等着用哩。校对由诗人自己做吧，别人也校不好哇。”打字员兰兰是个漂亮姑娘，她笑着接过这部诗稿，说：“让我打字，我可有了好好看的机会啦。”

我见她面熟，可想不出在哪儿见过。兰兰说：“我原来也是女队的，我刚调到政工组打字。你的字有我看不清的，我先记出来，你有空再来校对。这么多，我得打几天吧，我刚学，打不快。”她把诗稿放在面前，看了看，便动手敲打起来。

我刚走出打字室，却正碰上曾指导员来了。我叫了一声：“曾指导员！我刚来正要去女队找你哩。”

曾文与我紧紧地握住手不放开：“我不是指导员了。我刚调走，到白城工作去了。”

这时政工组的小寿说：“任老师还不知道吧，曾文现在是白城地区工会副主席，提拔啦！”我为他高兴也感到遗憾，我多想与他好好地谈谈哪。上次来这儿我们已经熟悉了。我说：“这以后见面可不容易了。我要想见你，就要到白城去了。”

小寿笑道：“不要紧，他会经常来这儿的！”我看到曾文和小寿的表情有点神秘，不知何意。小寿说：“你回头在我这儿说话呀！你有事去吧。”

曾文说：“我找兰兰说句话就来找你，你等我。”

曾文进到打字室。小寿将我领到了他的办公室。悄悄地对我说出他的铁哥儿们曾文的秘密：“他向兰兰提出来了，还不知兰兰同意不同意哩。你可不要说出去呀。”

我想不到曾指导员找了兰兰，看来这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姑娘。我对小寿说：“让我们祝福他们吧，我看问题不大，曾指导员多好哇。”我为曾文高兴。我上次来时听说了一些传闻，这时，我问起了他的好朋友小寿：“我听说，他和桂桂很好哩。有人说他们正在谈恋爱。没有想到他爱上的是兰兰。我上回来可没有注意这个兰兰。”

我很高兴，看来这次来要往深处钻探，要探出更多东西了。

小寿说：“桂桂是个很好的同志，曾文与她关系很好，他们工作配合得也很好，可曾文在生活上要找的不是桂桂这样的强人，而想找个贤妻良母式的姑娘。兰兰是这样的姑娘。”

我问：“你和女队这么熟，你不在女钻工中找一个意中人吗？如果找到了可要先说给我呀！”

小寿只笑，没有回答我。

在兰兰打字的时间，我开始对女队深入采访，我先找到那个叫秋月的姑娘。

我这次到女队，才知任命秋月担任女指导员了。这秋月性格温柔敦厚，特别会关心别人。她是如何有这样好的性格？我想听听她的经历，以求得到解答。

亲历者说·秋月口述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当时让我当班长，我的性格是那时候养成的吧。同学们说什么话也得听。其实我在家里对妹妹弟弟也是挺急的，也生气，发脾气。爸爸就说我：你这脾气能领导好同学吗？1965年，我上初中一年级，初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当选团支部书记，一开始是选红卫兵，后来就分派；最初老师还有点权威，后来就没有人听了。我们串联，也走了几个地方，我当了排长，学校斗争也挺复杂。班主任挨斗了，说我是老师的红人。我当时挺有想法的。当干部你就得什么都听，你就得起带头作用，不如当个普通人，我就不愿当了。

以后叫复课闹革命，我们班是第一个复课的，我们的老师很好，他给了我很大的引导。市里成立红卫兵代表会，叫中学红代会，我是学校的代表。号召上山下乡，我们同学都写大字报，表决心，要求第一批下去。我回到学校，看到这个劲头很好，当时对农村苦和累想得不多，我们家人口多，家里的活我干了很多，对下乡不在乎。我要下去，可红代会的解放军不让我们下，要我们把新班子带带再下去。

我们班分了两户。我们这一户都挺合得来。大家都想到我这一户来。谁要想来得申请。有一个女同学，爱好文艺，有文艺天赋，可听说她作风不大好。她和我说了要到我们户，可大多数同学不愿意要她。我想，农村需要文艺生活，她又有这个特长，我便串联串联，做做工作，说我们要活跃，办个宣传队，咱们唱啊跳啊写啊就都行了。大家也就同意了。

我们户选我当户长，我说让那个男同学干，我协助，保证不拆台。可大家还是选了我。

我拿着户口本去销户口，我奶奶知道了，她身边没有姑娘，不愿让我走，她直哭哇，哭得我的心要碎了。我妈妈也不愿意我离开，我走了以后就没有人帮她了，妈妈也哭哇。我不能不走，我下狠心，把那页户口撕下来了。奶奶就哭起来：你这一走就不是家里的人啦，你再也见不到你奶奶了。我不由得也哭啦。

我那时好奇心强，我愿意走得越远越好，叫远走高飞。我也想以后说不定还回来呢。

老师和工宣队帮我们安排，贫下中农的大马车把我们送到户里，菜都给弄好了，一开始在一个屋子里吃饭，一吃饭就笑。以后就不在一个屋子里了。后来我们自己做饭吧，可为做饭就唧唧，谁也不愿意做饭。有一次，贴大饼子都贴煳了，是一个女同学做的饭，她把不煳点的给我们女同学了，糊的分给男同学，那男同学一气之下把大饼子给扔掉了，那做饭的女同学便大哭。我便两边劝说，开生活会，把老户长请来，和男户长一起交心，这个女同学拔尖，什么事都得依她，不然，小脾气就来了。

说到干活，我们不行，铲地我们总是掉在后面，生产队的同志总是接我们一段，我们干活特别细致，一点草也不能留，社员们却马虎，留下了不少草。有的同学说：咱们这么干多傻呀，他们一搂就过去了，锄得快得分多，我们慢得分少。我就劝大家，咱们不能糊弄自己，慢就慢吧，我们可以给队里提出意见来。后来我们和生产队长之间就闹起矛盾来了。我们最先是写了一张大字报，指出他对我们下乡来有看法；他说我们一来挣了他们的分，他们就少挣了。男户长和我们一串联，就写了大字报，我们都签上了名字。

我这才知道，不要看他们当初说欢迎我们，其实他们内心是不欢迎知识青年到他们村里的呀！

我是1970年10月被抽上来到油田的。来后先在运输指挥部集中学习，后被分配到运输大队报到。在这学习期间，我们听到了关于女子钻井队的事迹介绍，都很激动，很羡慕她们也敬佩她们。当时我和红叶、维维一起商量好，我们五个人便偷偷跑到女子钻井队井场去看她们打井。看到她们能勇敢地爬上那么高的井架，看到她们像铁人一样手握着刹把操作，觉得特别神气。当时我们便下决心，哪儿也不去就来女队。在我们多次坚决要求下，领导便批准我们来了。

秋月正要往下讲述她到油田女队的情况，有人来找她，她说：老师，对不起，我今天不能跟你说了，有事找我，我得去了，对不起呀老师。

秋月走了，给我留下了一个朴实、美丽、善良的姑娘的印象。她现在是女队的副指导员，她前面还有多少风风雨雨呢？

我见到了红叶，便找她继续谈上回没有说完的话。我叫她说说她到女队的事儿，说说她是怎样入党的吧。因为她听了我写的长诗，更愿和我交流。

红叶是个不怕苦的姑娘，她长得弱小，可有耐劲儿，也有心劲儿，曾指导员和桂桂来到女队，便发现她是个好苗子。她和维维便成了入党积极分子。她文笔好，只要是学习会议，要求每个人发言、写心得，她总是主动发言，积极写稿，她能干又能表达，这是当时领导最需要的。1970年6月27日，女队正在钻井的时候，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报告，决定改革大学教育制度和招生办法，决定以北大、清华为试点，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便向全国各大学推行，一个改变年轻人命运的机会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油田。红叶最早听到了这消息，她立即报名，她想这就可以实现她从小的理想了。当时想入学要过几关，一是要民主测评，二是领导推荐，三是笔试，看文化程度。长春地质学院来招生的老师，也很喜欢她。她过了这三关，觉得没有问题了。在等待办理录取的时候，传来一个让她没有想到的消息，那录取的名字不是她，而是她们的副指导员桂桂。她一时说不出话，很感失落。那些没有报名的女钻工们乐呵呵地上工去，她却不说话，没有乐模样。她自己劝说自己，就如同没有这件事一样。但她暗中下了决心，一旦有上大学的机会，她一定要进大学的校门。

桂桂是个很好的同志，她来到女队，却并不好过。这儿是将能干视为第一的。而最先到女队的姑娘们，是以国荣为首来自农村的女钻工，都是能干不能说的，看到桂桂能说会道，能政治挂帅，人们觉得她在打官腔，说官话，内心里并不赞成，队员们和她不亲近。她心里也感到苦了。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在农村就入了党，她到油田便当了小小的领导，她必须体现领导的要求，她能不说领导让说的话吗？因为她是党员，她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她无形中有了负担，她要起党员的作用；可不由得离大家的心更远。一天她从井场下零点班，她是以队干部去顶班的，很累很累了。回到家里，要进宿舍，却敲不开门。里边明明有人，为什么敲不开？她气急了，便用脚踢门，门踢得咚咚响。惊动了男指导员曾文，他起来了，帮助桂桂叫门。他知道屋子里的人肯定醒了，是她们成心把桂桂拦在外边，她们不接受她。曾文叫开了门，桂桂进去了，却让曾文想了好多。后来，曾文为她创造条件，树立威信，便与大家关系好了不少。

曾指导员对她的帮助，女队员们看得很清楚，于是便传出了他们谈情说爱的话来。曾文听到这传闻，可认真对待了。他找到说这话的人，问她，你听谁说的？那人便说，我是听谁谁说的；曾便找到那人问：你听谁说的？被追问的人便说出另一个人的名字；较真的曾文就要找那说的人，这样一个一个地追究，让桂桂很不高兴。她对曾文说：你追究这个有啥意思呀！人人都有一张嘴，让人们去说就是了，怕什么呢。

曾文从桂桂痛苦的眼睛里明白了什么，便不再去追究了。

桂桂在报名上大学之后，她找到领导谈话，说明她为什么想上大学，说出了她在女队的苦恼。红叶想，也许是桂桂找领导谈话，让领导觉得桂桂上大学更合适吧。

人的命运谁能说清呢？如果她不上大学，也许是另一种生活道路，有另一种命运，不至于后来发生那么不幸的事吧。当时的好事，不一定是好事，这是后话暂不提。

桂桂上大学走了，红叶留下来慢慢想开了，还是照样在油田干吧。半年以后，1972年2月，红叶被提到文书的位子上，这是井队很好的工作，这文书算是领导班子的成员，让很多人羡慕。可她和队长、指导员一样，从来没离开过前线，她每天都在现场，至少上一个班。当女队分成两队后，队里的骨干也一分为二，红叶便到1022队当了技术员。

这个队的队长，便是周庆芝。这是一个既聪明能干又严厉自信的姑娘。曾文说过，如果是战争年月她一定是女游击队长的材料。人们尊敬她，也有点怕她，曾指导员刚来就挨她一顿说，还让曾记得清楚。红叶也有点怕她，可在她的严厉下，红叶尝到了批评，也尝到了甜头，她对钻井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

红叶当技术员正来劲的时候，突然通知她到三班当司钻。她感到很意外。按说技术员属于干部，而司钻是工人。可红叶记住，她是党的一块砖，随党用来随党搬，她没有二话，服从。哪儿需要到哪儿去，用不着问为什么。她从前没有当过司钻，那就好好学吧。好在她变得大胆了，上第一个班，听师傅说给她如何操作，介绍完她就立即上钻台操作，师傅看了说不错，纠正了几个地方，她就当起了司钻。到这时，钻井的所有岗位她全接触过，为她以后积累钻井经验打下了基础。后来，红叶到中石油钻井公司当了副总，这工作便成了她的准备。

1972年的五六月份，吉林油田的红岗区发生了井喷，这是红叶到油田后经历的第一次井喷，大火烧了一个多月，没有压住；井喷的井旁又打一口救援井，斜着打的井与那井喷井底相连，注入重泥浆，好把油气压住。指挥部号召，抽人去支援。大家争着去，一看井喷，二学技术。队里选了8个人，红叶被选中了。

红叶到了井喷现场，就投入了压喷战斗；她干得正来劲时，一个通知让她去参加吉林省1972年度工业计划会议。因时间太紧，就从红岗坐火车直接去长春。红叶是来红岗支援压井的，她只穿了工作服，和自己的一件红条绒衣服，还打着不少补丁，可她没时间回队去换了。指挥部派了政工组宣传干事小寿参加，他们要在会议上作报告，宣传女子钻井队的事迹。没有时间准备，只有到长春写发言稿。

到了长春，便与小寿见面，会议安排他们在吉林省宾馆住下。当时会务组的人看到红叶这么小，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她能在大会上做报告吗？会议负责人不免怀疑。便给油田总指挥赵书记打电话，是不是换个人来。赵书记回话说：“我们油田就派这两个人，不会再换人了。”

就这样，才给他们安排了房间。她看人家瞧不起她，每天吃饭的餐券，也不敢去要。小寿叫她吃午餐，她说不饿，便不去吃。他们提前到了两天，便把发言稿的思路和结构研究好，由小寿执笔写出来，交给了会务组。

会务组看到了她的发言稿，就对她另眼相看了。

稿子送到了大会领导那儿，领导看了，非常高兴，也非常重视。一个大领导特意来看他们，问他们需要什么。亲切的见面，让红叶放松了。到中午了，小寿问她：“今天中午还不去吃饭吗？”红叶反问：“为啥不去呢？”

过了两天，会议正式开始。红叶站在大会场的台上，向着台下几百人做报告。一开始上台她还是紧张的，小寿说：你不用看下面的人，你就觉得是在无人之境，你只管回到井场，向战友们说话就行了。

红叶在大会上，就真的像回到了钻井队的井场。她不再紧张，不再胆怯，她说得轻松自然。她的报告意想不到地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于是，女子钻井队的事迹在全省传扬。

也正是由于这场报告，省里知道了这个新的油田。我这才有可能来到这里。

红叶回到女队，大家知道她为女队立了功。可她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去开会误了不少工，她回来加班补上，这就使她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1972年年底，她所在队的队长周庆芝和秋月，找她谈话，说到了入党问题。问她，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红叶听了很惊讶。她没有想过，觉得自己没有入党的资格，她不写申请书，还有担心：入党肯定要审查家里的成分，她怕把她继父的成分查出来。她想：现在组织需要我，我就写入党申请吧。她写的是亲生父亲的成分，是贫农。

1973年2月1日，女队支部大会批准红叶入党，她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不久，我便来到了女队。

晚上回到油田钻井的招待所，我想明天去看新来的女队指导员，没有想到，这个新来的指导员文秀，竟到招待所看我来了。这让我很感动。他到女队的时间不长，却能说出不少女队员的情况。他说起女队员的名单，就是一张英雄榜；他由衷地赞扬着她们，也能看到每个人不同的个性。

新来的指导员这样介绍女队员：红叶在接近群众上不如维维；秋月在吃苦耐劳上不如维维。维维各方面都比较全面，她直爽热情，心地纯洁。去年一年当文书，事情最拉杂，收发文件，可她搞得很好，不少队的文书上井的很少，而她抓得很紧，她总觉得像她这样的干部子女，应该多锻炼。她工作扎实，作风深入，她去固井，跌倒了爬起来还上。女队队员都怕曾文，维维特别怕曾指导员。她们前一段不愿意修井，最近情绪不高。女队队员比其他单位的女同志心胸开阔，吃苦耐劳。这是生活给予的。

文秀还给我介绍了一个新人陈英：这姑娘上进心强。她当班长，脱坯，她们班脱得少，她知道别的班脱得多，她就不收工，非要赶上去不可。交给她什么任务，一定给你完成。她很乐观。

我和文秀谈到很晚，文秀说：老师休息吧，有时间咱们再唠。

5月22日，上午八点，我跟女钻工一起来到一号井场，我要学习井场的知识，也亲自感受井场的劳动。这个班的副司钻叫羽琪，原是扶余一中的学生，她管泥浆泵，她说给我：你看这上边有个压力表，现在指零。一开泵，压力便上去了，要在40左右。这是公斤力，就是每平方厘米的压力。如果它指向50，就有危险了。井场那边，一个老师傅和技术员在弄输水管。拉水的罐车把水放进方槽里，再打进大水罐，储存起来，以备没有水时用它。

一会儿，钻台上已经进尺20米，一个钻杆打进地下去了！我坐在大水罐上面，记录着她们的劳动场景。

看，现在要换接钻杆了。只见那一吨重的提引器，把一根钻杆提了起来，正好放在那喷着泥浆的钻杆上；然后上扣，把接上的钻杆放下去，那大提引器，就被几个姑娘抱住，从一边的鼠洞里，把方钻杆提起来，又放到新接的钻杆上；接着开钻，飞快地旋转起来。一会儿就接一根。

一下子见那泥浆从管子里喷出来，喷了人们一身，场地的人笑着跑开了。我的身上，笔记本上，都沾上了泥浆点，我想这是一个纪念了。大家开始处理事故。两个姑娘飞快地到了高高的井架上，她们如走平地。上去的是北京知青慧慧和长诗里写过的小玲。

这里处理事故，我又去到二号点。维维正在这个点上。这里正在准备开钻。要在方钻杆上面安高压管线，加上一个保险丝拉着高压管线，因为有一次就是高压管线掉下来，把人打伤了。小队长惠珍正用锤子砸那钻头，这是三刮刀的钻头，上面是公扣，下面是母扣，一会儿便把钻头上好。开始收拾泥浆泵，一条粗粗的水笼带，伸进泥浆池里去，通过泥浆泵的是排水管线，是细线，也叫高压管线，它一直伸到高高的井架上。

已经打好了鼠洞，这是放方钻杆的地方。开始下钻梃，下四根钻梃以后开始下钻杆了。

…………

看着她们紧张地劳动，我想：她们要日日夜夜在这里，春夏秋冬在这里，没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是没法待下去的呀！要树立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才能这样坚持呢？

我走到一边的小小的值班房里去看，这儿有算盘和钻井工程报表。这个表有时间，从何时到何时，几点几分，井深多少进尺；工作内容是什么。如钻前准备，接单根（1），钻进，接单根（2）……将什么时间做什么的全过程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是用钻工们汗水写出的记录啊！

我在这里生活，也写下了日记，请看这些原始记录——

1973年5月23日

今天在井场度过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一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我感到自豪，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惭愧。面对着钻机的隆隆声，面对着年轻的女钻工，面对着沸腾的生活，我的笔太笨了，我还没有把这一切反映出来啊。我在这里纪念讲话，是用行动在执行毛主席的讲话，我感到兴奋和幸福。这钻机的隆隆声，是时代的嘱咐，是时代的呼唤！愿我的笔永远在这里记下时代的脚步声！

我跟四点班的汽车到一号点，在这小小值班室里，听司钻大宁讲接班。先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说：“咱们这个班就五个人，今天是正常钻进。我们要抓紧。先捞沙子，收拾井场……”她布置完，就都上钻台去了。她和上班的司钻在一块儿，谈应注意的问题，说进尺，说机器性能……在这声音里，我看到了一幅多么美的图画！

那个内钳小杜，是从工农新村来的，虎实实的小个子，红彤彤的脸，抄起笊篱就开始捞沙子，很是带劲。我往泥浆泵那儿去，那儿是另一种声音：1234，咚——咚——咚咚，把那泥浆送到井下去。一会儿送水车来了。司机下来，对我说：怎么样？这比坐在办公室里有写头吧！我望着那从地心吐出来的岩屑，想了许多。这地下的岩石啊，你千万年在地下，可曾想到今天要看看这社会主义的阳光？

宁百霞，司钻，家是白城的，大个子，黑红的脸，壮实实的，像个小伙子。我在农村见过这样的姑娘，像个女队长。她是1970年4月到女队的。

刮着风，我们来到另一个井场。两个姑娘用绳子搂着钻杆，提引器提上去放入井口，钻机上扣。这上面的是打叉，负责上扣；下面的叫底垫叉，防止钻杆下落。上了扣，那井口吐着泥浆。头上扣，钻杆上的泥浆就喷在人们身上，姑娘们却抢着上前，接着换方钻杆，从鼠洞里将方钻杆提起来。上了扣，便又开始正常钻进。我看到优优正在钻台上，手握刹把，非常俊秀灵透的样子。这形象让人难以忘记。

1973年5月24日

上午改稿；下午听石油报社社长老柳对长诗的意见。

1973年5月25日

上八时班。大风中来上班，到一号点，正在甩单根。我们同钻探指挥部的董主任、张主任一起到井场，到后就参加了战斗。

开了简短的班前会，班长讲了今天的注意事项，让老师傅谈谈。老师傅说：今天风大，大家注意点。说两句就完了。一说接班，赵恩生就上井架子，一会儿便爬到二层平台上去了。就是这个姑娘，她登钻塔的照片，做了《人民画报》的封面，传遍了全世界！

赵恩生上去以后，就把起的立柱放到中间滑车大沟的提引器里。于是钻机开钻，滑车下降，放到井口里了。那底盘叉叉住，然后用钻机卸扣，把一个扣卸下之后，滑车下降，几个姑娘跑上来，用铁钩把套管抓住，绞车开动起来，把钻铤提到一边去了——姑娘们把滑轮按在地上，用它来负责甩单根。我们一起跟上来，把那甩下来的单根放到铁爬犁上。这个爬犁上已经放下平平的一排单根了，像是并排的管箫，这是钢铁大合奏用的乐器吧。

一会儿，那平放在二层平台上的立柱，便一个个地被甩下来，平放到两个大爬犁上。红叶发现爬犁上放不下的时候，便找了一条大绳子，把已放上的钻杆拦起来，这样就可以往上面放了。

昨天的泥浆池子，被大风刮上一层土，谁也看不清楚，老董一下子就踩到里边去了。画家都跟不上这速度，那张速写没有画完，便把单根卸完了。

小赵从井架子上下来。我说：你真不简单哪！她笑笑。人们叫她屁孩子。她活泼可爱，干活利索。

把钻杆甩完，下面就在下套管了。我们将见到一场在大风中的战斗！

一直刮大风，打得人睁不开眼，她们开始下套管了。从老远就见赵春明、赵恩生两个姑娘站在架子上，用绳子扶着套管，防止它左右摇动；把套管用提引器提上去，就上扣；因为油压坏了，只有用人工。大家一同转动着管钳，那大管钳一甩，正打在红叶的脸上，她没有动。一会儿，她用手胡拉胡拉，谁知打成什么样了？这真是个铁姑娘，这些天，她跟了一班又一班，没见她休息，可她还是那么精神。应该好好向这些同志学习。

我来到了普通的，但是英雄的人们中间。

今天中午，回去坐在大车上，我对红叶说：“把你的日记本拿给我吧。”她不语，她在作着思想斗争，一会儿说：不行。我那上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我就看你这什么也没有。她犹豫了。我需要看看这几个同志的日记，红叶、维维、秋月的日记，会打一口深井吧。

1973年5月26日

我到女队，找到维维，这个直率的姑娘见到我，便知道我要和她谈话，她主动说：任老师，今天不行，我要上班到井场啦。说着她就穿起工作服来。我看着她，想到人们说她是“顽固不化的维维”那句话，她要上井场固井，谁也拦不住她。我说，我跟你上井场吧。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谈。她说：那可不行，到那儿没有空说话！

我说：我今天的计划可是要和你谈哩！

维维想了一下，说：“任老师，这样吧。我把日记本给你，我的事我想的都在上头呢，你不要给别人看就是了，让人们知道我写她们不好。”

这正是我想的事。这个维维就这么爽快地把她的日记本交给我，然后说：对不起，我要上班去了。说着就风风火火地出了门。

我得到了她的日记本，她把自己的心灵向我袒露，这让我深深地感动了。我急切地看着，并将一些话抄在我的日记本上。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见到维维，说起给我看日记本的往事，她记不得当时的场景，当年的日记本也已丢失；我后悔抄录得太少，就这一点也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物了。

我给维维读了她的日记，维维笑着说：当时的调门还挺高哩。不过那是当时真实的思想啊！

维维日记摘抄如下：

3月1日

听了叙事诗《钻塔上的青春》，想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肩负的重任。

3月7日

这两天，我反复想：和我一起到女队的同志成长和进步都比我快。有的入了党，如红叶，用行动做到了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她能过细地做后进同志的思想工作。她的优点就是我的缺点。我要求入党，是为了更多受到党的教育，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3月10日

我今天犯了自由主义。在宿舍闲聊，谈起国荣在个人生活管理上不如庆芝，邋遢。正说到这时，她进来了。我是团支委，但在很多时候，办事和说话很不注意影响。这只能说明自己幼稚。我准备找国荣向她说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3月12日

下一夜大雪。七班上白班。银娣开动钻机，提钻具，没有想到，钢丝绳在天车上突然跳槽了。往上看，梯子和拉筋上也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大家都争着上架子，迎着危险上。我刚上去，就被人们拉了下来。而银娣在24米高的天车上，迎着风雪撬动了一个多小时，才胜利地把跳槽的钢丝绳给缆好。我看到她们下来红彤彤的含笑的脸，想起王铁人的一段诗：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他写出了工人阶级的硬骨头精神。

3月14日

团支部四个教育：理想与前途，阶级，纪律，红与专。青年人应树立什么理想，如何做毛主席放心的革命接班人，是摆在当前的重要课题。

3月21日

我发现周围个别同志，在个人吃穿问题上过于追求。头发剪成小爪鬏还要烫，衣服也讲究两天一换，脚上的皮鞋总是亮晶晶的；但到井场劳动却蹑手蹑脚，不愿上前。在开会发言里讲“我不会说”这样的谦虚话，但在调度室与男队同志谈话却嬉皮笑脸，甚至动手动脚。

正直，朴实，观点明确，大公无私，是今天毛泽东时代的女同志应具备的品格。我们做和想的应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不要只满足于脸上雪花膏散发的香气，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灵魂和世界观在工农中香起来。

4月8日

我们十个人（八个班长，队长和我）过了江，迫切地到达火场——天然气失火。曹师傅要我们先休息做准备，我们的心情一点也不踏实。我们来这儿不是参观的，而是参战的。有人说：你们是来救火的，还是来看火的？我听了很生气。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救火？但后来一想，这种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亲临现场。应当用实际行动回答他们。我们盼着明天的到来。

4月10日

劲是练出来的！上午参加了斜井的甩单根工作，下午又参加了下套管，最后又参加了固井。今天夹水泥，半路掉了好几袋，活干得很窝囊，气得我差点哭出来。其实，哭，算啥能耐？只有革命的愿望是不够的。

4月14日

我们向大火发起了总攻。两千袋水泥和泥浆、重晶石粉和水都打了进去，但天然气还在喷火！这两天，做梦都梦到在灭火战场上。还得在火的周围打井。

曹师傅说：火不灭，心里也像火烧着一样，不能休息！

4月16日

爸爸的组织生活至今还没有恢复，对爸爸的组织问题万分着急，真妨碍我的进步。当听到好听的赞扬话，感受到组织的重视，就工作好；当遇到一些困难，听到一些批评或得不到领导重视时，就消极，就退步，就灰心丧气，就怨自己的家庭，这是多么可悲的个人主义思想啊！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在头脑里占了主要地位。

一个革命战士，只不过是继续革命道路上一块小小的铺路石，只要稍微突出一下自己，就会变成绊脚石。

4月22日

指导员要走了……他说：“一个干部要做好工作，必须具备三方面：一、领导的支持；二、同级的团结；三、群众的基础。”

让我做副队长工作，这使我感到突然，也很害怕，感到压力很大。王进喜说：井没有压力就喷不出油来，人没有压力就干不出好的工作来。为党承担压力是光荣的。

5月1日

向老工人学习！我们女队三年的战斗历程，哪一步都闪现着他们的身影，哪一口井都有他们流下的汗水，哪一程都有他们坚定的足迹！

想到保尔、高尔基、雷锋。

对于指导员，为什么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独特的东西？这些东西和他的经历分不开。我只知他是个无父母的孤儿。这二十年和我是不同的。像我这样家庭生长的人更需要加倍的思想改造。

我读着维维的日记，感受到的是一个透明的心灵，一个真实的姑娘形象立在我的眼前，这才感觉我所写出的长诗，太不深刻了。我想再写一部新的长诗，写出我这次生活的感受，我想，一定要让红叶把日记拿出来。

我想只要向深处钻探，一定会有更多的油层出现。

1973年5月26日晚，我到女队办公室，指导员对我说：我们今天研究党的积极分子，准备在七一前，发展几个党员。你有兴趣就听听我们讨论。我当然想听，便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我知道，女队的党的积极分子名单里，有维维、优优、陈英、银娣，都是我认识的姑娘。确定了积极分子后要先填表，然后外调，成熟了便可发展。指导员和两个技术员、老工人一起研究，是那样认真。我不全认识这些同志，便认真地听他们发言。指导员说：这里定的积极分子都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的，可只有维维，和她谈过话了，她就是没有写申请书来，不知这是为什么？按说，她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曾指导员在时，便是党的积极分子了。可就是不写申请，有了解她的，可以和她谈谈。要允许人的思想有反复。一位老工人党员说：我不同意把小宁做培养对象，人们说她的嘴好，但反映并不好。一个女党员直截了当地反对老工人的话：我觉得小宁还行。她们班搞得还不错，这与她的努力分不开。我认识的郭师傅说：这个好好培养呗。她是有忽高忽低的毛病，年轻人嘛，着重培养就好了。有人评议小宁，是个毛驴子，说干就干得很猛。经过讨论，最后大家同意把小宁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培养。那原来反对的同志也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

我见到红叶，便又提出看她的日记，她这次答应了。我还拿到赵恩生的日记本，这个被人叫做屁孩子的姑娘天真地说：任老师，要不是你写我们的诗，我是不叫你看的，连我爹妈都不能看我的日记哩。

两本姑娘的日记放在我面前。红叶的日记本是一个战友赠送给她的，打开日记本第一页，是赠者的话：愿你争取早日加入最理想的最渴望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而赵恩生的日记本也是朋友送给她的，写的是：人在情意在，人走情意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看了不由得感叹。这两本日记，在许多青年中，还是有代表性的：一个注意政治进步，一个注重人情友谊。年轻人哪，你在生活的风浪中，该怎样前进呢？

对女队的姑娘们，我越来越熟悉了。5月27日，我来到女队住地，见到优优，问她是几点班，有没有时间。优优正好上夜里零点，白天有时间说话，我与她做一次交流，让她谈谈女队的队员们。优优说：你这是让我给我的战友画像啊。我可不是画家，不一定画得像，你根据我说的自己去了解好了。

优优用她那甜美的北京话，向我说着她的战友们——

亲历者说·优优口述我先给你说说桂桂，我们的副指导员。她开朗活泼，能和大家谈心，组织能力强，就是来女队时间太短，钻井技术掌握得还不够好。她有政治热情，说话有鼓动性，她富于理想，想得比较远，比较实在，挺有指导员派头，让人一看就是个干部，这玩意儿也难说，有时就用得上。她学习很好，她是学习共产党宣言的辅导员。在女队，你技术上不过硬，井上出了事，你拿不出主意来，就不服你。她和国荣正好互相补充吧。

井上有事，国荣去了一看，就能解决问题很快拿出处理办法。她挺像男子汉，工作有方。在家很亲热，到现场就是另一个国荣。到了井上，司钻处理不了，才往家里打电话。有一次井漏得特别严重，加进不少水，下不去钻，不进尺，弄不好就要井喷。因这周围是井喷地带，大家有点害怕，怎么办哪？就给国荣电话，一听情况，国荣没有进井场，直奔机修仓库，把重晶石粉拉到了井场。她看了看说：没事，就加重泥浆，她心中有数。我们觉得特别稠了，她还要加。她说泥浆黏度不大，比重大是含砂量大，刮不住泥浆。看到泥浆里有水泡，如果泥浆上涨，就加重晶石粉。结果没有发生井喷，这是她的果断和魄力！

我再说说副队长庆芝吧。她特别能干，果断，就是脾气大点。她对技术特别钻研，一些老师傅都服她。她到哪儿，哪儿就有主心骨，再大的困难也不怕。她的嘴厉害，她毫不留情地说你，她好得罪人。如有个副司钻，新上任的不懂，开泵以前，必须把回首闸头打开，以缓冲泵压，开泵再关上。那次副司钻没有打开，庆芝急了：“你副司钻干吗吃的？你干这玩意儿不明白？”把副司钻说得特别难受。可她的心特别好。她是司钻出身，操作特别熟练。曾指导员对她提意见也特别狠，是对她特别爱护。一次曾指导员当着全连的人批了她：有的人觉得自己不得了，便目无领导了，这样发展下去还了不得了！把她好的地方全给抹了，一点也不提。她回去以后，就哭了。这次对她帮助很大。她给别人提意见也狠，什么都说。

我刚从外钳工当司钻，什么也不懂。庆芝来了，教我起下钻，她在身边叫我大胆地干，我很紧张，她给我打下手。她见我太笨了，便说：你给我吧！我就上井口去了。她起了两根，就火了：“我虽说操作不太好吧，比你强点，还值得你看！你来！”我嘟囔一句，就站在她旁边了，她也就没气了。她细细地告诉我如何起钻。她又起了半口井钻具，钻具轻了，她交给我了，说：“你试试吧！”我一拿显得笨多了。她说：“看你这个笨劲！”还说，“你两只手按干啥？”我说：“我怕刹不住车呀。”她又教我，我照她的样子干了，她满意了。有人给我眨眼，鼓励我：干！她就在一边细细地指点。起完钻杆，就起钻头了，天快亮了，她要回去了，她高兴地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优优来的。老弟，要不是你，我就不来了。”她特别好心。她不是那见人说好话的人，她性格突出。她原来是二排排长，为了小团体，她好打架。你向她借水，她说：“不借！我们队还用哩！”后来，她宁愿自己不进尺，也帮助别的队。一次一号点穿大绳缺人，她跑了来，帮助去穿大绳。我们远远地就看到她到井架天车上了，她就留下司钻和一个打下手的，便都去支援，大家都很受感动。这是两个井点互相帮助的开始。她对自己的缺点改得很彻底，搞好了团结。以后，听说哪个井点缺水，她就主动给水，原来，她有工具也不借给人，她会说：“一会儿我们还使哪！”现在她主动帮助。她知错必改，别人也难做到哩。曾指导员对她花了心血，针对她的缺点去做工作。她对钻井特别有兴趣，一天不上井就难受。可曾指导员要让她多接触群众，叫她搞群众生活，哪个老师傅搬家呀，哪个老师傅家要买大萝卜啦，都让她去，就是不让她上井，就是让她天天接触群众。

我再给你说说维维吧。她性格直爽，什么都跟我说，办事特别认真。有一天考勤，我问五班有多少上夜班的，便报给她。可能她觉得没有那么多人上夜班，却划上夜班了；她知道了便去找，一一询问，非改过来不可。她善于学习，没有私心。她当文书一连上多少夜班，按说应当要加班费的，她一分也不要。当文书时差钱了，她拿自己的钱往里头填，生活上大大咧咧的。她当文书，天天上井，哪累哪苦，她都去；固井是最累的，但都拉不下她。她接近北京的队友，也接近外地的队友，不像我们北京的知青就愿意和北京的说话。我们是一列火车下乡的，今天好像还在一列车上，我们挺合得来，净想一块去；要看书，就在一块唠，一块读了《自然辩证法》，一起谈心得。

优优把她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做了介绍，一幅幅画像展现在我面前。她准备上夜班，谈话便告一段落，说有空再继续唠她的战友。

听说曹主任从红岗油田回来了，我非常高兴，跑到钻井指挥部，找曹主任，他们正在开会。曹主任笑着说：“诗人哪，你这消息真灵啊。我刚来，你就知道了。一会儿咱再唠吧。”说好到董主任那里去说话。

到董主任的住房时，曹主任已经先到了，他正和董主任说红岗井喷救火经过。“这个火呀，把水帘洞变成火焰山了。整整烧了两个月呀，这把火，据说美国也知道了。”曹师傅说，“最后还是用打斜井的办法把它压住的。在这边打了一口斜井，打水泥打泥浆，就如同和成很稠的稀饭，把它给封住了。这是制它的好办法，把那天然气也利用起来，用采油树的办法，把气转过来了，现在就用上了。”

曹主任接着兴奋地说起了吉林油田的前景，说得非常高兴，完全忘记了他的劳累：“这儿可真有搞头哇。原来我们在新疆，打一眼井一眼是空的，没有油，领导也坐不住板凳了！这儿呢，有四五个构造哇。诗人哪，这构造是啥？就像你到油田看到的，写了一部书还有材料可写，就要写第二部书啦！太丰富啦。我们现在只打了两个构造。现在是打哪儿哪儿有油！吉林省有一半地方是油田哪！我明天还要赶回去，大庆、四川、江汉油田的老师傅们都来了，他们都非常惊奇！女队派出到那儿去的，真叫人高兴啊，也让所有的工人佩服了。她们去了就上钻台。这儿还有个故事。咱女队的何师傅在这火场巧遇他多少年不见的战友，这个战友现在四川油田。石油工人一见面习惯地问：你在玉门呆过没有？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啦？真是，说分开就分开，说见面就见面了。很多老同志分别了就没有见过面。两个人一见面啊，一跳多高，两个手抖起来没有完啊！一看当年的小伙子，现在头发都白了。见面就想当年。说到刚解放的时候，用墩钻，一年打不了一口井，一出事就完了，才打三四百米。我们1954年，开钻的时候放鞭炮哇。当时见到一点油花，高兴地用瓶子装住。这个何师傅也是从玉门来的，我当司钻时，他是钻工，他很爱编顺口溜。他编出来就流传起来了。像‘有女不嫁钻井郎，一年到头守空房’就是他编的呢。那时候比现在苦多了，可情绪很高。只我一个人说了，诗人，你有啥事，要我办的说出来，有困难我们解决。咱那诗打印出来了吗？”

我说：“我现在到油田就是到家了，没有什么困难。明天那诗就打印出来了，我拿到打印本，就要带回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

1973年5月29日，我在钻井宣传组，见到兰兰把打印出来的长诗送来了。兰兰就要回她的打字室。我禁不住问兰兰：“兰兰，曾指导员来过，你们谈好了吗？”

兰兰笑着，红了脸，说了句：“没有谈好哩。”她就要走，我便说：“指导员多好哇，可别错过机会呀！”

兰兰红着脸，转身回打字室去了。

小寿过来说：“看样子差不多了。再见到指导员，我们要吃他们的喜糖了。”

小寿帮着校对、装订，油田留下一些。正忙着，突然来车了，要我同曹师傅一起走。这是钻井队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今天要送曹师傅去红岗油区，也正好送我回长春，过江桥到前郭尔罗斯火车站上车。

我将装订好的二十本《钻塔上的青春》塞进了旅行袋，小寿送我出来，那车在门口，曹师傅正等我呢。

我上了车，曹师傅说：“因为红岗油区要我下午赶过去，我们过了江桥，我请你吃个便饭，然后，咱们就分手，你上火车，回长春，我得去红岗油区。”

过了松花江江桥，曹师傅请我吃饭，在一个小饭店里。曹师傅说：“本来，你到我们家来，我应在家里招待你，可没时间哪。下次来吧，一定到我家，让我老伴给你做点想吃的，现在就随便吃点吧。”

吃了饭，曹师傅送我上火车。上车前，曹师傅说：“你把带的那诗，先给我一本看看，我带给红岗油区，让他们也看看。我们没有别的要求，诗人哪，你早早把它改出来，找个能出版的地方出版，我们可都等着看呢！”

我将一本打印长诗掏出来，交到曹主任的手上。我们紧紧地握手。我上了车，找到座位，从车窗往外看，曹师傅还在看着这列车开动呢。

我回到长春，立即将这部工人盼着早日出版的长诗，挂号寄给了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不知会有何结果？

§§十一 漫漫改稿泥泞路，一心相系两地情

我回到长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寄出长诗后，又把打印出的诗稿送到领导手中，算是向组织的汇报；我到了编辑部，又把长诗寄给了被称为石油诗人的我尊敬的李季同志，愿听取他的意见，以便好好修改。1973年6月1日，我回到省文艺组，向军代表张烁同志做了汇报。这位到省文艺组的军代表对我很重视，他爱才。在我回长影挨整的日子，在我去干校劳动改造的岁月，张烁总给我鼓励，要我看到光明，说一定会有用我的一日，让我想开点、看远点。我写出了长诗，最想让他知道。张烁对我的表现非常高兴。他告诉我，我写长诗的事，文艺组领导都知道了。省人民出版社要我把这部长诗先改成连环画稿，要找画家作画。让我下午便去省人民出版社。

6月2日晚上我接受了改写连环画任务。我做出了计划，要用五天的时间，把此事完成。同时，听取省里诗人的意见，修改长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了。信是手写的，很工整的字体。盖的是出版社诗歌散文组的圆章。信里说：长诗读过了，认为题材很好。但不知是不是已经有了出版社，如果没有，我社愿意出版这部长诗。请回信。

我看了以后，便去公木老师家里，第一个让老师知道这消息。

公木老师很高兴，说：他们刚恢复工作，能看到这样的长诗，当然会很高兴的。你要认真地改一改，给他们回信，由他们出版。

我向老师说了听到的意见。在诗里如何“三突出”呢？向老师请教。

公木说出他的看法：这“三突出”，可以是一种创作方法，但不能说是原则，不是所有作品都要用这种创作方法呀！这种“三突出”是从写戏总结出来的方法，可以这样总结，但不能要求所有艺术形式都要“三突出”。你写的是诗，诗有诗的特点。你还是不要离开自己的诗的感受去搞“三突出”吧。

老诗人在当时说出这样的话来，令我有点吃惊。在当时的气氛下，这不是大逆不道之言吗？可我却觉得老师说得在理，真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1973年7月中旬，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来信了，要我去北京听取出版社意见并在北京进行修改，以便使作品早日问世。我接到信，心情激动，拆开信看过，便拿给单位负责人看，领导非常支持，说：那就去北京，早日把书稿改出来吧。

1973年8月3日，我乘坐60次快车，直奔北京。我精神振奋。在车上写着手记：我在征途上，在诗的列车上前进，永不停息！要以石油工人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完成任务。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写出新的修改设想。

8月4日，我一到北京便去了出版社，见到诗歌散文组组长张庚午，稍谈后便安排休息了。换好出版社食堂饭票，安排我住在了出版社的大屋子里，不少来改稿的作家都住在一起。晚上，组里的责任编辑龙汉山便来看我。这是个从部队来的编辑，年纪不过二十多岁。南方人，亮亮的大眼睛充满年轻人的热情。他说：这部长诗，领导很重视，出版社负责人王致远同志要亲自和你谈意见的。不用急，你先休息好，有何困难就和我们说。我只想快点完成任务，好回家看女儿，因为说不定哪会儿她会得病住院。第二天，我便去了北大，找到我的同学、诗评论家谢冕，听他的修改意见。老同学无话不谈，没有客套。谢冕就长诗的每一章提出修改方案，这真是实在的帮助。他建议多一些哲理和议论。我觉得明确多了，看出版社的意见吧。

过去，来到北京就奔张天民家里，那时我叫天民的妻赵亮“阿庆嫂”。因此，在清查现行反革命时，曾把天民家打成“反革命联络站”。这回到北京，我想看看老朋友，这也是难友了。我给天民家打电话，是天民的妻子赵亮接的，她说：“你可别再叫我什么阿庆嫂了，这让天民受的罪还不记住呀！”我连连说：“对对对。天民兄在吗？”

赵亮嫂子回答我：“他又接受任务，到大庆写铁人去啦。刚走没有几天，过一段你再来电话吧。”

听到老朋友张天民去写油田铁人，我很高兴，我知道天民是个才子，写诗出身，现在当了编剧，很会编故事。我的长诗也是写油田女铁人的呀，如何编出故事来，可以和这个朋友说说，让他帮着出主意想办法。

我把到北京改稿的事发信给女队。记得来之前，女钻工来看我，说我们都等你早早把诗改出来呢，我们每天都在进尺，你的诗呢？在北京接到了文秀指导员的来信，我得到了鼓励，也有了无形的压力，我一定要早日把它改出来，以不负女钻工们的期望。

1973年8月7日，上午，我听取诗歌散文组和出版社领导王致远的意见。诗歌散文组组长张庚午，责任编辑龙汉山，诗人、编辑莫文征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对如何修改出了主意。我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最后听出版社负责人，也是著名诗人王致远的意见。

我早就知道王致远的名字，那是读了他的长篇叙事诗《胡桃坡》之后，对他这部长诗的民族形式和语言、人物的刻画，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现在是可以拍板的领导，所以对他的意见就更为重视了。见到王致远，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亲切朴实，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却有老农民的纯朴。

听完王致远的意见，我觉得很受益，听说要小改，便更加有信心，争取早日把它改好。我想到石油工人争分夺秒的精神，便想用五天时间改出一稿，向领导做第二次汇报，再听意见。这天我正在加紧改稿，出版社来通知要改稿子的作者们去听重要报告，我只好放下笔去出版社食堂听报告。

来这里改稿的作者有好几位。与我同时改稿的有写农村长诗《斗天图》的河南诗人王授青，李洪程也来了；有山东省来写《大刀记》的郭澄清；还有写工人生活小说的天津作者蒋子龙等等。到这儿才知是传达中央首长接见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的讲话。

听完传达，我见到了油田的来信，信中的一个消息让我激动不已。立即把信的内容说给了诗歌散文组组长张庚午。长诗中写的郭英的原型人物国荣被油田选为中共党的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指导员来信说：国荣就要去北京了，不知你在北京能不能见到她呢？

无论是党代表，还是人大代表，这是一种荣誉称号。因为这都不是由人民群众或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是根据上级党委任命的代表。这次给油田一个代表名额。油田党委认真讨论，能代表这个油田的是中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而这支队伍的代表，便是女队长国荣。这是人们公认的代表。她作为代表，当之无愧，这是女队全体队员的光荣。

1973年7月，当时任女队指导员的秋月，参加了吉林省第四届妇女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妇联委员，就让女队队员们高兴了好一阵子。到了8月，经省委批准，中共七○油田第一届委员会成立。这届委员会由25名委员组成；有9名党委常委，这其中便有国荣的名字。不久，好消息更激动人心，便是国荣当中共十大的代表了。这激动是在国荣回队以后，她去开会是保密的，油田工人并不知道她代表油田参加了党的十次代表大会。

女队的指导员知我正在北京，便把这当时保密的消息说给了我。

他想都到了北京，我可能会见到国荣吧。哪里知道，我连国荣住在哪儿也不知道哇。

今天，三十六年过去，国荣才把当年的开会细节解密，说了她去开会的情景——

亲历者说·国荣解密开会细节1973年8月初，我们偷偷摸摸地到了扶余宾馆，有县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让我去开党的十大会议，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就是十大代表，这全是党的安排。说给我当代表，要我去北京开会，但不让我说出去。我想如果不说，人家也不知我到哪儿去了呀。我回到油田，就告诉女队的指导员陈文秀，不然有事上哪儿找我去呀，我失踪了呀？我对指导员说，人家不让我说，我得告诉你呀。

县里的车把我们拉到长春省委一号楼，这就封闭了，不和外人接触了。当时我二十五岁，是最小的代表。有王淮湘、阮泊生，都是原来省的领导，我谁也不认识。我记得有三个女代表。在省里用了半个月时间，讨论十大的政治报告。当时吃饭很简单，说要开一个节约的会。

在开全国大会前两天才去北京。吉林省的代表29人。去北京，我们坐的是软卧车，有的坐飞机。住在京西宾馆。那时也是保密的。我们到人民大会堂，是走地下通道，外人不知道。大会结束以后才向外面说的。

开大会那天，两个人扶着毛主席进会场。别的时候，没有参加。我们看到毛主席这样，暗里想，从他定下的接班人林彪一出事，他就明显地老了。会开得很简单。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他只读了一个开头。大会说这报告大家都讨论过了，就不全文读了。我们吉林省的代表是一长排，我坐在中间，是19号。

毛主席没有开完会便先离开了。大会说，不要和毛主席握手。因为他身体不好，我们都看出来了。我们也看出中央里有两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邓小平、李富春，他们这些老同志是一起的。康生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是一起的。中央领导对代表们说，有争论是正常的。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团结的大会之后，就把选成中央领导人的江青一伙人清出来了呢？

吃饭是自由组桌。有一次我吃饭碰巧与石油部部长康世恩一桌，我说我是吉林省油田的。他知道我们女子钻井队，他说：你们搞得不错呀。他表扬了我们一番。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周恩来总理。在公园，没有上车前，他弯着腰和代表们握手。对我们说：你第几次来北京啊？家住哪儿呀？

回来的时候，问我们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回？我们年轻人没有坐过飞机便全要坐飞机。我们回来，这才向全国人民说，开过十大了，胜利闭幕了。

1973年9月1日，我与诗歌散文组一同学习十大政治报告。

我在学习的空闲，抓紧时间改诗，夜里守着一盏台灯，修改到下半夜一两点才睡；第二天早早就醒了。我真是做到了争分夺秒。我在9月2日，就告诉了张庚午，我又改出了一稿。老张很高兴，立即向社领导王致远汇报，晚上便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听我的改稿。

1973年9月3日，在王致远的办公室，听我汇报新的改稿。

大家一致称赞的是我的干劲，说这很让他们感动。因为刚传达了中央首长关于知识青年会议的讲话，学习了十大文件，大家的思想便联系到了讲话和这个文件，联系到了政治报告。

作为责任编辑的小龙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点，写知识青年从农村转到矿山，从政策上看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当前的趋势，主要是转向农村，各条战线都要培养接班人，主要还是在农村。当前艺术作品反映从农村到矿山，好像和这要求有点矛盾，这么反映行不行？合适不合适？第二点，关于加强路线斗争上，比第一稿强了，曹吴矛盾清楚明确了，这是可喜的；但现在不足之处也在这里。这部作品，写新一代的成长，成长的主要表现在哪里？应表现在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觉悟的提高上。但整个矿区和工业战线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反映得不够。这就给人一个错觉，好像只要能干就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不够。看不出青年成长的主要方面——阶级斗争。写生产斗争突出，阶级斗争不明显；没有看到阶级敌人的活动。从十大的政治报告上看，青年不明确阶级斗争观念不行。

我听了这意见，觉得不好办了，我的心都有点凉。因为说到路线斗争，我自己也并不清楚，我在油田也没感到什么路线斗争，就这点曹吴的斗争还是自己编出来的，如何还要加强？我觉得不妙，看来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好的了。再听听张庚午组长的意见吧。

老张的开头让我还高兴。他说：彦芳同志来了以后，很辛苦，干劲十足；经过一番努力，对原来提出来的问题，做了修改，质量大大提高了。到目前为止，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听了以后，很高兴。

我最想听的是问题方面。这才是关键，是在表扬之后的但是。我认真地听着，做着记录。

老张说：这部作品是写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突出写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阶级斗争也还是体现了的。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内部的反映。人物的眼睛里是有敌情的，他们眼睛盯着帝修反，气氛充分。这部作品写石油战线，写艰苦奋斗，写艰苦环境下青年的成长，人物性格是鲜明的，曹吴的矛盾也是可信的。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再提高一步。

我听到这儿，知道老张与责任编辑的看法是不同的，心里有了点底。下面便是具体修改意见，这就好接受了。最后要听社领导的意见了。这才是关键的意见。

王致远说：先谈点感受，然后再具体谈意见。听了以后，感到很好。感受是：朝气蓬勃的气氛，令人鼓舞。如第一部，气势相当好。高高的钻塔，新的战场，写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势，这是让我感动的，写得很好。十三章，青春的召唤，小玲父母的来信，很好；吴大队长的检讨，郭英的发言，我很感动，这是动人的感情；“身边有伟大的工人阶级”这是很好的警句；几次争论写得较好；战友那一场，也争论得好，郭英对自己要求严，也很动人。这次突出的是有不少警句相当精彩……全作品，立脚点是歌颂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一代新人的成长，这一点很好。这本身就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的，作品的矛头指向帝修反。作品的不足是要更加丰满起来。在这部书里树立对立面，写阶级敌人，比较困难，这要重新结构，因为作品是写红卫兵的，是可以加强的。

接着，王致远说出一章章的具体修改意见。这都是好改的。

我开始思考消化吸收大家的意见，开始了新的修改方案。我还是有信心将这部长诗改好的。只是我心里急，因为天天惦记着长春的家，惦记着那总有病的小女儿英时。我放弃了一切休息时间。我的心里只要想到女子钻井队的姑娘们，也就不觉得累了。只有一点我想不出办法，跳不出去。那就是这部长诗，本来是写我到油田的感受，现在却和政治要求紧紧相连了，仿佛无形中上了一只大船，不能自己掌管，要跟着它前行了。

1973年9月12日，我得到出版社通知，要去政协礼堂听传达十大报告。我无奈放下正在修改的诗稿，跟着大家前往。也许这和改诗有关系呢。

作报告的是国务院的一位据说是副秘书长的吴庆彤。一口河北话，是我的老乡。我认真做了记录。因为从这儿真知道一点大会情况。

我这时想，女队的国荣现在也在各处讲她参加大会的体会吗？

现实和我所想的完全相反。国荣回到油田，她没做报告，她当天便回到女队，到了井场，便扶起了刹把，她觉得离开它一个多月了，如同又见到了老朋友。这时有人来找国荣，要她去做参加十大的报告，她回绝了。她让指导员对来请她做报告的人说：“你给我谢绝吧，咱有啥说的呢？咱干了就干了，到处去讲，有意思吗？你就让我多在井场待会儿，比在会场受罪强多了。”

她心里想的是多钻井就是了。那些光荣不属于她个人。

这就是女子钻井队队长的话，也成了女队队员的行动准则。吉林油田石油女子钻井队大事记：

1973年10月1日吉林油田《战报》第三版发表了女子钻井队队长、十大代表国荣题为《难忘的日子，巨大的动力》文章。文中谈到，本人能够光荣地出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她一生最大的动力。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石油工业战线上的“红色娘子军”——记一支油田女子钻井队》的报道，并有女钻井队照片。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听了王铁人的讲话录音，更清楚了铁人事迹；然而却没有听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而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因为现在修改主要集中在如何反映路线斗争上了。我想如何编出一个有更深刻表现路线斗争的故事呢？

1973年9月13日，我再次给张天民家里打电话，盼着能听到天民的声音，好为我的长诗出出主意。没有想到接电话的还是赵亮。

赵亮说话有点气：“他没有回北京来呢，说一个月写完就回来，现在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我反正一个人带孩子也惯了。我看写不成铁人，他倒成了野人啦！”

后来，我的长影的老朋友，当时电影《创业》的副导演华克说了这段时间的情况，原来天民也在为写阶级斗争搅脑汁哩。

1971年年底，华克被长影派到大庆深入生活；半年多以后，回到长影，他讲述大量的大庆会战时的故事，让导演于彦夫感动，也让后来听到故事的张天民深受感染。1973年8月到9月，张天民到大庆五十多天伏案挥毫，写出了以《创业》为片名的电影文学剧本初稿。在这初稿里，天才的天民，安排了两个阶级敌人：一个是玉门油矿科员出身的前线副总指挥冯超，一个是田家根，都是暗藏的坏人。冯超与剧本的主人公周挺杉（原型王铁人）在玉门有嫌隙而心怀叵测。在打第一口井时，由他暗示另一个阶级敌人田家根拔了井桩；打第二口井时，他散布悲观情绪，主张退却，暗中指示人打小报告，诬蔑周卖手表买土豆，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打第三口井，冯超往柴油机里塞棉纱，妄图制造机毁人亡事故，结果造成井喷。

这好不容易编造出来的阶级斗争，成了大家意见的焦点。

长影讨论剧本，第一个不满意的人物便是这个冯超。他和田家根在一起，像个大特务和小特务，总在搞破坏。讨论提出了大会战中的阶级斗争如何写？分寸如何把握？如何和路线斗争联系起来？长影老厂长苏云指出：大庆精神的核心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周挺杉、华程代表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通过会战拿下大油田，显示我们民族的雄心壮志。写阶级斗争方面就是反对苏修。

这时，主持长影党委工作的军代表提出：“大庆会战如何写阶级斗争是个大问题。现在写这两个敌人，不够分量。冯超要加强政治上两面派嘴脸的勾画，调子要更加阴险奸诈。对田家根没有写历史罪恶，他的活动应出于对社会不满，心怀鬼胎，恶意对油田进行破坏。”大庆的军代表更对如何写阶级斗争提升了调门。说现在必须以党的十大精神来统率剧本创作，说冯超是搞修正主义的，搞分裂的，搞阴谋诡计的，是叛徒，是内奸，是党内走资派。

这样的意见让天才的天民也觉得无奈，重压在身了。

我如何能在北京见到天民呢？

我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又改出了一稿。正要听取意见时，接到了长春吉林文艺社的电话，要我快回长春，是小女儿病重住院了。

9月23日我回到家里，没有人影，便去了儿童医院。这回小女儿犯病很重，不然妻是不会让单位打电话把我叫回来的。我此刻便完全进入到女儿的病里，把那长诗中的“病”扔到一边去吧。

一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张庚午、小龙来到长春，因为急于书的出版，要我再继续修改。张庚午看到我的家，确实感到我的不容易。内心同情，但也不好说什么。出版社要求他们到吉林油田听取意见，我便于1973年10月28日带他俩一同到了油田。

在女子钻井队办公室，张庚午、小龙见到了曹主任、丁元兴师傅、文秀指导员、钻井宣传组的小寿，还有女队队长国荣、红叶、维维、慧慧等。

张庚午说：你们创造了中国第一支石油女子钻井队，我们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它表现出来，任彦芳作为你们的代言人，把你们的事迹写出来了。准备在出版以前，听你们审查，再做一次修改。艺术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写的是你们，又不是你们。如果完全是真人真事，就要受局限，要求比原生活更集中更典型。你们女子钻井队的代表出席了党的十大，这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的。今天把这部作品交给你们，请你们把感想体会说一说，哪些地方要加强，准备再改一次。

小龙说：我们想把作品改得更好一些，请同志们畅所欲言。请大家出点子，这实际上是集体创作。

他俩说完，指导员鼓励大家：我们听了三次了，在诗歌方面，我们不大懂，在生活上我们是了解的，可以随便谈。任彦芳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说深说浅，说对说错，都没有关系的，一家人嘛。

气氛活跃起来了。红叶抢先发言。她说：“我听了三次了。郭英是在风浪冲杀中成长的。郭英这人物比过去那稿高大了。诗很激动人，政治上很好，比我们想得高。”

曹主任接着说：“我听了以后，很受教育，鼓舞士气，我听了就想到延安精神。突出了路线教育。我建议把这曹师傅改名邵师傅。因为咱这儿没有姓邵的，谁听起来都感到光荣，自豪。这么改肯定合适，不受局限，老师傅们听了都自豪。曹主任这人物，要加强写革委会的集体领导。上次给诗人写信说了这点，现在改的好了。我希望诗人再流一次大汗，给2000职工读一次，我保证不会有退场的，给我们再鼓鼓劲。这次稿比上次思想上更深刻了，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

红叶补充说：“这次我们感到有标杆了。我们应该向郭英学习，她是我们学习的样板。”

曹主任接着说：“当初成立女队，革命委员会讨论了几次。物色几个老师傅带她们，要派作风正派、思想好、技术好的，要带思想、带作风，把好安全关。我们一个个人头拔拉多少遍，革命委员会一个个地谈话交代成立的意义。”

小龙说：十大强调阶级斗争、基本路线。如果不写阶级斗争是个缺陷。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放到正面去写，人物的成长就更叫人佩服，这样会使郭英的形象更丰满。不做大的修改的基础上，可否加上这条线？

宣传组的小寿谈了很详细的意见。他说：一般反映，思想性比上次深刻得多，听起来很贴切，这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第一，基本路线问题。整个女队面貌反映出来了，通过女队的特殊矛盾，反映整个社会的矛盾——把明显的提出来，当时正是“一打三反”运动，不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肯定会有敌人。如果另外加一条线改动会很大，是否写写背景就可以了。不能再穿条线。第二，对郭英这个英雄人物，摆几个斗争回合表现她，戏剧性强点，把个性和觉悟更突出出来。对过江、小玲两个人物烙印深。第三，诗的生活气息很浓，但回忆在女队的政治生活中，学习生活的气息较少。具体说：《战友》这一章写得很好。两对战友，内在的结构是老一代应给青年人什么，新一代怎样接老一代的班？通过这两个侧面，点题更深一点。《理想》这一章加得很好，着重写写理想。可以写出许多深刻的思想。宝塔山下不老松，提出老革命在延安的土地上现在正想什么，他们还在干什么？写写现在，很发人深省。把小玲的思想活动写写，随着郭英的思想，小玲的思想也应有变化，她们应交流，这涉及小玲世界观的问题。诗长一些，有一些与主题不十分必要的，可以删掉，使之更集中些。

陈文秀：把背景改一下就可以了。这路子很容易和别的作品碰车，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要有所表现，在背景上衬托一下。

讨论得很热烈，到晚上继续谈意见。

维维说：现在的郭英比过去有了成长，比上次稿增加了党的基本路线思想。司钻的责任——挂提引器，改成吊卡；换单根改为叫接单根。

还有不少女钻工发言，都说比上次听那稿有进步。慧慧说：郭英这人物，很让人佩服，这次加了一些女钻工之间的生活气息。宣宣说：这次郭英的性格突出了。

老玉门石油工人丁师傅提出往井里扔铁破坏问题，不真实，也引不起井喷。吴大队长思想很有代表性，认为可以这样写，但对女队的社会阻力没有写。

1973年10月30日，出版社的老张、小龙带着收集到的意见，回到长春，住进了省军区招待所，与我一同研究长诗的修改。

小龙感叹地说：“这次到油田感受很深，接触了生活，心情激动。这部诗在群众中反映是不错的，反映了女队的基本情况，要下决心把它改好，不负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期望。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这生活概括出来，使艺术作品成为号角，鼓舞斗志继续前进。从作品反映看，修改一次比一次好，思想内容一次比一次深刻丰富。大家肯定了这个作品，这是任彦芳同志下了工夫，也是工人同志献计献策的结果。诗感情充沛，很有激情，在工人当中反映很好，有鼓舞斗志的感觉。也还有一些问题：我个人意见，这些意见能做到就做，内容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加强；内容更集中一些，围绕主人公来写，开门见山，开始就是写油田；小玲的转变不要那么快。”

老张说：这两天到油田生活，通过听一听，看一看，对这个作品更有底了；再就是感到应很快把它改出来。听朗诵三次，一次比一次好，思想更深了，内容更丰富了；从路线斗争这一点，比过去加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意见精神都是很好的，下一步在研究的基础上，把它改得更好。

方案有两个：一是比较大的改动，如加一条线的问题；另一个是小改的方案，我同意小改。要体现党的基本路线，这部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女红卫兵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所走的道路来揭示基本路线的。写红卫兵，又是女红卫兵，文章要从这方面做，要表现得充分。再就是思想交锋还要更尖锐，不要不痛不痒；郭英与吴大队长要有面对面的斗争，改变现在背靠背的状况。

讨论了一天，第二天便具体地商量修改了。最感困难的仍是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

秋风瑟瑟，秋叶飘落。这是十月的东北天气，早上很冷。我苦思苦想，那头发被我揪下不少，却想不出更好的路子。老张有事回北京了，让小龙留下，等我再改出一稿带回社里。

听说老朋友张天民从大庆回来了，我便去了长影，到小白楼见到了老友天民，说到了遇到的写作困难。天民说：我也正为写阶级斗争苦恼呢。我给你一本最新改的《创业》你看看吧。

我拿到长影厂刚打印出来的电影剧本《创业》，如获至宝。

天民说出他的内心话：没有办法，你必须写阶级斗争，不然剧本没法通过。其实这里边的冯超，也是我瞎编出来的，生活现实中哪有冯超这个人呢？人家提议要写个阶级敌人，还要和主人公斗。必须把他安排成副总指挥，党委成员，查他的历史，要写成他是工贼、内奸。

我问道：“你这样写有什么根据吗？”

天民大笑：“你搞创作这么多年，还不知道编剧编剧，就是在胡编吗？好在我查看了玉门矿史，在解放前，地下党组织过罢工，有罢工自然就会有工贼嘛。也算有历史根据吧。”

天民问我写女队的长诗的问题。他说：我这是编电影，你这写诗如何编哪？好在不要你写阶级敌人，写思想斗争还是好办的。其实写阶级敌人是经不起三问两问的。你说他好日子不过，总在自我暴露自己找死，这心里不是有病吗？不让你编阶级敌人就好编多了。

我一想也是，如果真让我写阶级敌人，那真的更不好写了。老天保佑，不要有哪个领导让写阶级敌人吧？

我回家认真地读了剧本《创业》，并作了摘记。

我重新安排长诗的情节。

11月20日，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以坚韧的毅力，钉子精神，克服困难；革命加拼命，坚决完成此稿，以不负石油工人及同志们的期望！

但是我个人生活的难处，让人难以想象。女儿英时，半个多月便要犯一次病。她的湿疹从脸上蔓延到了全身，每天夜里叫着，哭喊着，抓挠痒痒，女儿的这个“挠挠——挠挠”，父母便听成了“熬熬——熬熬”。一是要为女儿熬夜，二是为生存苦熬日子，熬过黑夜熬到明天。我与妻子轮流值班，一个上半夜，一个下半夜；用糠留油抹孩子全身。当外面的湿疹见好，便转向了肺部，立即哮喘起来，一会儿就会憋得孩子上不来气，这就要赶快抱着上医院。

我的家里充满了“湿意”：妻子的风湿，女儿的湿疹，屋子里尿湿，房子的潮湿……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仍在苦思诗的修改。妻子说：“你为何写书这么苦呀？咱实在改不出来，就不要拼命了，咱家还要活哩。我怀着孩子多难，看你比我生孩子还难哪！”

我苦笑：我这次修改，要比你生孩子难啦。原来我写诗，是心中有话可说，现在要写什么路线斗争，肚子里没有却硬要生出来，这不比你们生孩子难吗？

看来小龙等不到拿新改的诗稿了，我觉得小龙在长春住着招待所，对我心里是一种压力。我对小龙说：我看你先回北京吧，我改出来就立即寄去。你就不要等我写了。

12月1日晚上，我在护理孩子，听着女儿的哭喊声写出这样的日记：小龙29号回京了。我因家事缠身，诗未进展。每日精神不能集中，精力疲倦。任务在身，负担很重，精神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了。风湿，尿湿，压住了诗，思之甚苦。出版社要求12月定稿。我自己对过去一稿也不满意，而又无力量去修改，这就非常严重。怎么办？

我想起女队的姑娘们，想起维维、优优她们。她们此时此刻正做什么呢？

后来，优优说给我：这个时候，我们钻井时真可叫“英姿瑟瑟，美丽动（冻）人”了。姑娘们这时还叨念我的诗，不知我写完了没有？如果把这一段补充上去，也会和我们一样动（冻）人吧！

此时，姑娘们正在野外作业。这年寒冬，她们接受了抢钻江心岛一口井的任务。江心岛，就是松花江中一个一个的小岛。只能在松花江封冻时，争分夺秒地抢钻。

冬天，在结着厚冰的江面上，拖拉机、爬犁、汽车拉着钻机、值班房、工具房等等，浩浩荡荡地上了江心岛。这岛上夏天长满了芦苇和没人的荒草，这时却冻得邦邦硬。姑娘们用火烧那荒草和芦苇，用它们烤化地面，然后抡起大镐刨，要开出泥浆沟，要挖好泥浆池。姑娘们头戴着狗皮帽子，谁也认不出这敲碎大地的是一群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们的呵气，在皮帽下面结成白白的冰霜，她们的脸蛋冻得通红，她们的眉毛也成了白的，只有下边的眼睛是那样的明亮。挖好泥浆池，便开始安装钻机，一些姑娘在打十多米深的鼠洞，她们日夜兼程，姑娘的脚步声，震撼着沉睡的大地，震落了天上的明月晨星。她们钻着，钻着，向下钻着鼠洞，如在旋转乾坤，打进了十多米深的地层，很快打出鼠洞，立起的井架上红旗飘动，迎接新的朝阳，宣布开钻了！

这天，是优优她们接班。她们开钻后的第一班，进尺很快。可当她们钻到地下200米时，副司钻猛然喊起来：“井漏了！”

司钻优优这时发现泥浆在急剧减少，井漏得严重。如果因为水和泥浆供不上，停了钻，在这滴水成冰的冬天，所有的管线不仅都得冻死，还会造成卡钻的事故。优优立即告诉大家，咱们要千方百计保证不停钻——马上将水箱里的水放入泥浆坑，用重晶石粉加大泥浆比重，让井架工在上面挂旗要水，派人去通知调度！

水箱里的水迅速流入了泥浆坑，她们不顾刺骨的寒风，和当年老队员们一样，将她们写字的手，绣花的手，伸进泥浆池里搅拌，为了缓解泥浆的需求，她们不管手的麻木，不管那泥浆如刺骨的冰刀，如万针扎心。可是，井漏还在继续，泥浆还要减少，调度派的车却迟迟不能到来，怎么办？

沉着的优优再也沉不住气，她向大家说，咱得想办法，如何办哪？

一个工人说：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化冰吧！

一句话，一个主意打开了优优的思路。对呀，当年王铁人打井，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不是曾带着大家用脸盆端了几十吨水开钻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破冰取水呢？优优喊一句，好，我们破冰取水！她带领全班，找到离井场不远的一个大水泡子，她们抡起大镐刨冰，把冰块运回井场放到水箱里，架起了火，在半个油桶里放进了原油，点着了，如同一只火船烧着冰块，一直化着冰块，水越来越多。

副指导员红叶跟着水车给井场送水来了。这可真是钻机最大的渴求啊！

红叶说：“你们等急了吧？因为冰上行车，打滑，水车翻了两次呀。有一次，车在封冻的冰上，连翻了两个滚儿，又站起来了。”

优优看着红叶身上的泥巴，可以想到路上的艰难，把本想埋怨的话咽回去了，化成了关心的询问：“没事儿吧？”

“没事儿，就是车开得慢，快把我急死了。”

又一班来接了，见到优优她们，接班的战友直笑。她们这才发现，每个人都成了泥花脸，笑着说：我们唱大花脸不用化装了，你们来体会一下，这儿多么美丽动（冻）人吧！

在这寒冷的冬天，我的笔也被封冻住了。不是自然的寒风让它冻住的。我无法写出来的，是如同寒风一样的要求。我可有力量打开冰冻的地层，向地下钻进吗？我的井漏了，可有充足的水来补充吗？

我在1973年年底没有交稿，寒冬过去，等待着春风吹开冰冻的土地，吹开我的思路。1974年1月19日夜，我与出版社的老张通话，说没有按时间完成。老张说，我知道你困难重重，你抓紧改吧，我们争取四月出书，你在月底交稿吧。

可是到了1月底，我还是没有完成。到2月1日，我所在的单位开始传达中央一号二号文件，中国开始了批林批孔，我要回单位参加这场运动；要每个人认识当前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说当前文艺黑线回潮，正在向无产阶级反扑。这让我又不免紧张起来。从传达文件看，这阶级斗争如此严重，可自己写出的作品如何就找不到看不到这尖锐可怕的斗争呢？自己这样，是不是就是黑线回潮呢？2月4日，我又听传达中央三号文件。原来是说江青对部队防化连送信送文件，谢静宜、迟群送学习材料，深入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紧接着就是传达中央领导对文艺工作的指示，有中央文化组组长于会泳在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对批林批孔，我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没有听的兴趣，可这直接管文艺的于会泳的讲话，与自己现在写的作品关系密切，我不能不注意听，并认真做了笔记，好认真体会。

于会泳指出当前文艺作品存在的问题，第一条是“题材没有写‘文化大革命’的”，我觉得自己正是写“文化大革命”后的女钻工的，这一条自己没有问题。第二点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文艺创作中比较普遍的存在着无冲突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上的反映”。这让我心里一惊，这是不是自己这部作品中的问题？为什么自己就不想写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最发愁的正是写阶级斗争呢？

最后，于会泳还传达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现在文艺创作中不少作品还存在着手法雷同的缺点，以至形成千篇一律的现象。

我心想，你都让写一样的阶级斗争，都在去编阶级敌人，能不雷同吗？

春天来了，但我没有感到春风化冻，家里很冷，心里更觉得寒冷。春节前，女队的同志来看我，红叶还约我们去油田过年，可我哪儿也不能去，油田更不想去，我有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情，我的长诗到现在还没有改出来，如何对女钻工们说呢？

大自然的春风化冻，地上全是泥泞。我觉得我的作品正是陷入了泥泞里，我迈不开脚步，我写不下去，可我已经陷进去，想拔出脚来也不可能了。

此时，女子钻井队接受着更为艰苦的考验。1974年4月，女队接到了新的任务，要远离指挥部，到四马架钻井，探明构造。这儿离指挥部有100多里，没有指挥部的爱护了，她们觉得如同刚长大的女儿离开母亲的怀抱远征。

她们拉着行李，到了四马架才知比原来的地方更苦；没有住房，只有村里的小学校有几间空房，她们打了通铺。没有取暖设备，只有自己生炉子取暖。她们自己搭食堂，自己做饭，有回族，还要做出回族吃的，三班倒，食堂的任务也很重。

井场在哪儿？她们要走二三十公里的路。每天只有坐拖拉机上工。

夏天来了，跟着来的是雨水连绵的日子。这儿没有宽的路，只有乡间小道，一下起雨来就没有停的意思。路上无法走汽车，只有拖拉机引车厢，接送上下班。几次辗转碾压，原本不是路的毛毛小道，出现了深深的车辙，有时拖拉机陷在泥泞里边出不来了，女钻工们便下来，一同在泥泞里推动拖拉机，拼命把它推出泥坑。

大家对副指导员红叶说：咱不能再坐这总陷入困境的拖拉机了，换个四轮子吧。

红叶接受提议，便真换了四轮子，这下可好，人坐在上面，就像跳舞似的随着车轮的跳动来回颠簸，要把人的肠子肚子都颠出来了。后来还是换拖拉机吧。

每天在井上八个小时，可来回的路却比上班时间还长，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连轴转，姑娘们身心极度疲惫。有一天，上零点班，由于多日劳累，开始随着颠簸还能引来一阵欢笑，渐渐地大家便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突然一个趔趄，拖拉机熄火了，它的两个轮子朝天，另外两个轮子深深地卡在泥沟里，连着的后车厢侧立起来，全班人马迷迷糊糊地砸在一起。就在这车厢要倒扣过来的危急时刻，最先从车厢里爬出来的指挥部政工组宣传干事小寿、柴油机工小高，赶紧用肩膀扛住车沿，大声招呼大家快快爬出来。大家都穿着笨重的夹胶服，行动不便，可谁都顾不上别的，连滚带爬地躲到安全的地方了。借着月光，人们在呼唤着名字，看有谁没有出来。

“付春华、史亚凡、李哲军、徐秀芬、王郑英……郑英没有下来呢！”

她们这才发现郑英还躺在车厢里睡着哩。她竟没有听到人们的呼喊，没有觉得车的翻转。

小寿急了，喊她：“快下来，快下来！不然，谁也走不了！”

这时，一个女钻工悄悄说给小寿：“她生病几天了，一直没休息好。”

一句平常的话，让搞宣传工作的小寿心里一震：她生病了还来上班呀！她也不知休息呀！他觉得这生活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呢？这事引起了这个搞宣传的年轻人的思索。

说到这里，要把话引开，说说小寿如何来到这儿吧：

来女队前，大家都知道他是搞宣传的一支笔。那有关女队的报道大都出自这个上海知青之手。这一年，油田总部将他调去了，但他的关系还在钻井指挥部。他到总部发现军队来的领导与从江汉油田来的领导发生了矛盾：江汉来的老石油们看到了这个油田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和冲天干劲，但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要进行整顿，要严把质量关；但一个劲儿要革命加拼命拿下百万吨的军代表，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以为然，没有重视。年轻的小寿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他的看法。接着油田总部开会，小寿作为总部搞宣传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这是各部门领导的会。小寿再次在大会上说出他的意见，让主持会议的军代表大为不满，他知道小寿不是党员，便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这个会是党内研究油田工作的会，不是党员的人要退出会场，不能参加，这关系党的秘密。

小寿知道自己不是党员，他的入党申请书是早交到钻井指挥部党委了。小寿知道这话是对着他来的。他听了这话，便要离开会场。

没有想到，此刻站起来一个人，说：“小寿，你不要走！”

小寿一看站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钻井指挥部的党委书记曹长信。

曹长信转脸向大会主持人军代表说：“小寿是党员！就在我们开会之前，党委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

军代表只能同意小寿留了下来参加会议。这是小寿一生难以忘记的场面，他觉得平时看来很老实纯朴的老石油工人出身的曹师傅，竟在关键时刻，顶着压力，站起来为他说话，曹长信的身影在小寿的心里变得高大了！

后来，小寿不能在总部工作，曹主任为了保护他，便安排他来到女子钻井队，因指导员文秀去党校学习，让他来代理一段工作……

现在回到翻车的现场：

此时，女钻工们真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想哭，她们哭不出来；想笑，笑不出声。只能对着空旷的田野使劲地喊几声。

是啊，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为了实现女钻工的心愿，再苦、再累、再险，她们没有怨言。她们抹去脸上的泥水，拉起手来，继续踏上去井场的道路，一条泥泞的路。

比女钻工更累的还是队里的干部。当时作为副指导员的红叶，她必须带头给大家做示范，她干的活要比队员多得多，别人上一班可以下来，但当时队的干部就要连续工作，上每一个班都不顾死活。她们什么也不想，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为了鼓舞士气，她们每天还要召集开会，她们还要唱歌，每次开会都从她们住的泥土房屋里传出由吉林省歌舞团专门为她们创作的《女钻工之歌》：

我们是新中国的女钻工，向大地开战——

手握刹把一开钻，地球也要颤三颤。

钻透岩石千百层，双手开出幸福泉。

钻井女工意志坚，暴风雨中迎考验。

哪怕妖风平地起，双手擎住半边天。

我为革命献石油，越苦越累心越甜。

中华儿女多奇志，定叫历史写新篇。

这歌声，我好像听到了。可此时我真的陷在泥泞里了。

1974年7月26日，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请去，修改长诗《钻塔上的青春》，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怕出现的事情却真的出现了，要我必须写阶级敌人。我的内心似陷于绝境，还能找到一条出路吗？

§§十二 挖空心思制造“阶级敌人”

1974年7月27日上午十一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组，我见到了崇敬的老作家，当时出版社的负责人韦君宜。现在是她负责终审我这部书稿了。我没有打听，为什么换了韦老太太负责。

我记得九岁时，老同志带领我到了革命队伍里，我从我们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那里看到了解放区的文艺作品，那时我就记住了韦君宜的名字。我从解放区文艺作品选集里读到了一篇小说《龙》，是颂扬贺龙的作品。刘司令员让我这小鬼看了。后来，我上了大学，韦君宜是我喜爱的《文艺学习》杂志的主编。今天她成了我的作品的终审者，我更注重她的意见，我想会从文学前辈身上学习到好多东西吧。

韦君宜这年五十六七岁吧，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从眼镜里透出的是对人关切的目光。见面没有客套，开门见山便说稿子。

韦君宜：先谈阶级斗争问题。初稿没有写，新改的稿也没写，仅限于回忆中有阶级斗争，说现在没有。敌人不在矿上，原是玉门的老工头，后成了暗藏的反革命，他的破坏是让儿子走后门，好像在批判走后门，提出这么一个矛盾，解决的办法是说他反革命，这样如果不是反革命呢？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一回事。这样写容易产生副作用。写的阶级斗争还是从外部来的。这个暗藏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不够。这样修改仍有漏洞。我们的想法是围绕郭英设置阶级斗争，破坏青年扎根油田，要造成高潮。吴大队长的路线问题要和郭英联系起来。吴大队长的思想核心可以是男尊女卑的孔老二思想。但要把轻视妇女和在劳动中注意劳动保护分清楚。再是农村招工问题。大量从农村来，与目前的宣传不合。写郭英是北京三中的，家在农村行不行？还有些小问题，我都注在稿子里了。

1974年7月31日，韦君宜再谈意见。这次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坐在一堆书稿中间，桌子上堆积如山的全是书稿，在她面前正放着我的改稿。小龙参加了这次谈话。

韦君宜开头便说：加强了与吴大队长的交锋。问题还是阶级敌人问题和农村招工问题。

小龙说：我们与作者交换过多次意见。从我的心情说，一开始抓就想快点，现在就是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一个老问题，我的思想比较顽固。时代列车向前，向哪里走？这章应取掉，这与安家落户的宣传不符合，要提倡上山下乡。主人公总好像站不起来，主要是没有卷进去，与人斗得不够，人与自然斗争多。大队长的背后有敌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要指出来，要斗几个回合。

我看到，小龙谈意见的时候，韦君宜在深思着，看出她的苦恼和举棋不定的神态。

韦君宜最后说话，表达了她的思索之苦。她说：对招工问题，我开始没有想这是问题。后来提出了这个意见，我的想法有变化。一是想，1972年以前大量招工就是从农村下乡知青中招的，这是事实，现在稿子写了当时的真实。我们也明白：工业要发展也要从农村招工的。可我们听到新华社谈，现在不宣传从农村到矿区工厂。我也就改变了想法，因为大批知青还要在乡下，不能不考虑影响。如何办呢，作者想想主人公郭英的经历问题。写阶级斗争可以写争夺青年，这与郭英的线索联起来，在矿上增加些流言蜚语。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看到韦君宜也让作者想想，我便想把自己的心里话向这位尊敬的前辈说说。因为我太苦恼。我睡不着的时候，产生了不再改的想法，自己何必如此苦呢？家里有病的女儿在等待爸爸，妻子为了让我安心来北京改稿，带着两个孩子回哈尔滨娘家去了。可也不能总这样在娘家呀。我只想快快交稿，快快回家。可现在看来，一时是写不出阶级斗争来的。我没有人谈，心里很闷，便在这天上班时推开了韦君宜办公室的门。

我向前辈说出苦闷：我实在改不下去了，因为我到油田生活，没有看到女子钻井队里有阶级斗争，我实在找不出油田的阶级敌人哪！

韦君宜这才说出她的想法是根据上边的要求来的。她说：本来是可以不写敌人的。但最近中央首长有指示，要求大型文艺作品一定要写包括敌我矛盾在内的阶级斗争啊。你再想法编个故事，咱们一起把它编圆吧。

我这才知道，虽然她是出版社的总编辑，但真正说话算数的是上级，是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首长。谁官大听谁的，刚从干校回来工作的韦老太太只有如此才行。

听了意见，我便进入了苦思中。我头脑里完全是稿子里的问题，想着如何安排阶级斗争。我只想静下来，哪儿也不去，连我父亲的老战友的家里也没有去。我想排除万难，排除杂念，可干扰却不断。8月9日，我正在苦思苦想，责任编辑来通知了，要所有的人都去出版社食堂听杨荣国的报告。因为当时批林批孔，杨教授正红得发紫，如果不是在这儿，想直接听他报告是很不容易的呢。听来改稿的作家一说，我也便去听了。

8月9日，我突然想，不是要与中央的宣传一致嘛，为增加斗争的深刻性，可以写一个不出场的走资派，他是吴大队长的思想根子，郭英的行动不断冲击这种复辟倒退，使斗争深刻。

8月13日，我改到十一章，下午二时，全体出版社人员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报告，传达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指示及法家座谈会的情况。

我听着报告，做着记录，记下了原来中国历史上有二十五个法家人物。可我觉得这不能解决修改稿子的问题。我这时想到找我崇敬的石油诗人李季老师。

本来，油田的曹主任向我提起，当年他在玉门就认识了这位诗人，让我将这部长诗给李季看看，曹师傅说，李季对石油最熟悉，你让他看看，一定会对你改诗有帮助的。可到了出版社，却没有向李季请教。现在到了这地步，我需要听听老师的意见了。

李季早看过了这部诗稿。我向他提出自己修改的苦恼。

我提出韦君宜说的写阶级敌人的意见。我对李季说：我在油田没有发现女队身边有阶级敌人哪，这样写起来没有根据，就非常困难，李季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说实话我都不想改下去了，可不改出来，不能出版又觉得对不住那些在风雪中打井的女钻工们。可要在她们身边写个阶级敌人，我又觉得对不起女队队员们。因为我知道她们对那个到他们队接受改造的那一个人，都是很好地叫师傅呢。我还要不要改下去呀？

李季打断我的话说：不要这样想，一定要把它改出来。我最先看这部诗的初稿，就很高兴，为油田出这样一部长诗而高兴。基础很好。不用大改我觉得就可以出版。不要越改越糟才好。

我说：可不写出有敌人在内的阶级斗争不行，这故事不好编哪。

李季老师说：长诗，是大型作品。是否一定要安排敌我矛盾？从基本路线说，应当如此安排。但在实际作品中，从这部诗看，不适宜安排阶级敌人！你这是特定的作品，写的是油田，不可以写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风，可以在这里有浪，还不是一个浪，这就可以了。问题是如何处理。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不能太复杂，这是我的教训。典型性要强，斗争可尖锐，但情节不要太曲折。要选择抒情情节才好。光交代情节不好。这是诗和小说的不同。太复杂了，就为叙事费力，不能展开抒情。故事情节太复杂曲折，是吃亏的。男同学那条线不要写自来红；不好处理走后门，思想上虚写，搞单纯一点。有几点地方，要有重点唱段，要有展开诗意抒情的场景，发挥诗的长处。写暴风雨那场应当展开，在风雨中展开，可以节省篇幅。写阶级斗争复杂性，不损坏青年的形象。

李季老师最后问到女子钻井队现在的情况。他遗憾地说：我真想到油田去看看这新一代石油工人，可总脱不开身哪。你见到那当年在玉门的师傅，给我问好。

这次谈话，给我鼓舞，给我信心。我想如果照李季老师的意见，我就很快交稿了。

当时，李季正筹备恢复《人民文学》杂志，他将是新任的主编。

得到李季老师的意见后，我便又去找韦君宜商量诗的修改，我如实把李季的话传述给韦老师。“李季老师说，我这部长诗可以不写阶级敌人哪！”

听我说到这句话，韦老师有点激动了：“我若是他的位子，我也会这样对你说。但如果他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也同样要让你写包括敌我矛盾在内的阶级斗争。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首长提出来的。作为由党领导的出版社能不执行吗？如果不照此办理，这部书根本就不能出版！我们能为此犯错误吗？”

我看她如此激动，是不多见的。可见她心中有多少话不可说呀。

平静一会儿，她还是劝说我：你还是要写阶级斗争，写一个在油田的阶级敌人。我知道你的难处，咱们一起想办法编故事，把这故事编圆了吧。

我没有退路，只有照要求去编出一个油田的阶级敌人来。

1974年9月16日，我挖空心思，终于创造出一个油田的阶级敌人来了。在这一天的诗稿讨论会上，得到了韦君宜老师的肯定。她说：“这次修改是敌人出场，变动以后，郭英形象更丰富了。现在修改以后，矛盾尖锐了。”

这次因为在女队身边挖出了敌人，得到了通过。

2002年2月1日，我到八宝山为我尊敬的韦君宜老人送别。之后，在2002年8月17日《文艺报》上发表了我怀念韦君宜的文章《我珍藏起这朵小白花》，记录了这段改稿的历史。这篇小文的最后写到：

韦君宜老师，当您在大彻大悟之后，在《思痛录》中写下了《编辑的忏悔》，记述了那段日子。从这里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让我的心灵震撼，更引发了我的思考。您的良知应该唤醒所有人的良知，一同思索我们国家和个人走过的路。

您说：1973年，我离开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也在同一时间离开了干校得到“解放”。而我受审查挨整的第一条罪状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而刚刚出来，就把女钻工的事迹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进行歌颂，没好伤疤就忘了痛，这不更应忏悔和反思吗？推而言之，那些举手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央委员们不都该忏悔和反思吗？那是一个不许说真话的年代，是不允许有自己思想的年代，是一个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年代，这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为了这悲剧不再重演，全社会都应和您一样进行忏悔，写时代的《思痛录》啊！

这部长诗和读者前面听过的那个初稿已经面目大不同了。一开头的时代列车不能开了，不能强调是从农村来的了。我知道这个阶级敌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生造出来的，就是他一个臭鱼把一锅好汤搅腥了，我给他取名叫汤礼兴。为了让他与郭英发生联系，便安排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郭英见过的，那是红卫兵破四旧，将汤的地主父亲揭出来了。

后来这个汤礼兴来到油田，当了材料员。从见到郭英便对女队开始了他的破坏活动。他在姑娘们的请战书上加匿名小批，说请战是极“左”的产物等；他散布流言蜚语，他在吴大队长耳边吹冷风；他把安全带用刀割断一半，想让她们上井架时出事故，从井架上掉下来，后被发现。他利用男青年小潘去影响女队的小玲，让她想离开女队，说了城里招工，要小玲走后门回上海，因此在风雨里，她给父亲写信，而迟到了井场，她受到过江的批评，心神不定而出了事故，郭英使小玲没有受伤而自己受伤了。由于战友的批评，小玲受不了，决心离开女队，把给父亲的信发出。因为事故大队长通报了女队，汤礼兴趁机攻击郭英，攻击“文化大革命”，他在小玲面前造谣，说要批判她，又说：妇女钻井，兔子尾巴长不了，关键时刻不能犹豫不定，不然，抓你这个典型挨批判，你一辈子就要陷进泥坑。

小玲在郭英的帮助下觉悟，于是她们写出大字报叫不许攻击“文化大革命”，把汤揭发出来。但汤不甘心，铤而走险，竟到女队井场，想把一块铁扔下去造成事故，结果被郭英抓住。

这完全是我编造出的油田的阶级斗争。韦老太太认为编得不错，算是编圆了。而我心里却觉得无法再向女队朗诵这样的诗了。

我把改好的诗稿交给出版社，于1974年10月11日乘车回长春，没有想到的是老友张天民也坐同一列车回长春，我们正好谈了一路。我向他说了编的阶级斗争故事，终于通过了。我这才知道，就在这1974年春节的鞭炮声中，导演于彦夫率《创业》摄制组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了大庆油田，经过数月苦战，现在已经关机。天民说今年的春节可以公演了吧。我祝贺他的成功，好吧，我等着看你编的阶级敌人是个什么德行吧。说到编造的阶级敌人，两个人只有苦笑。

我回到长春，便听到女队传来不幸的消息：女队的井架工罗美丽从井架上摔下来了！现在正与死神搏斗！她是怎样摔下来的，没有确实的信息。我想会不会真的是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人身事故？这不是应了诗中写的真有个汤礼兴了吗？我急切地打听着女队的消息。

§§十三 无奈的冷酷，人性的温暖

出版社刻印出《钻塔上的青春》后，要我再次到油田征求意见。这是最后一次听取意见了吧。我对改了八遍的诗，早已没有一点当时的诗情，我不能再像当年一样，充满激情地向女钻井工人朗诵了。

根据日记，我是1974年11月25日到了油田，11月26日，在油田听取意见。钻井指挥部宣传组的老姜、女队指导员陈文秀、队长国荣都谈了意见。

在我到油田听取意见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新刻印出来的稿子，交到了首都钢铁公司、解放军5765部队，随后开了座谈会，听取意见。这是当时出版社的规定：书稿由出版社编审，要在出版前再听工农兵的意见，要得到他们的“批准”。

后来，出版社让我看了在钢铁公司和部队座谈会上的意见。大家的意见仍集中在阶级敌人汤礼兴这个坏人身上。

——汤礼兴这个人物不可信，他划安全带，在大字报上写小批，可能吗？不可信。

——汤的破坏，较简单，表面化，太露骨。

——汤的目的、动机是什么，不清楚。

——汤一出场就知是个敌人，不能帮助人一步步认识敌人。

——汤的来龙去脉不清楚，出现突然。汤来油田，书记不知道这不好。安全带的事要交代清楚。

——汤礼兴是人为的安排，是硬加上去的。

——写的阶级斗争不够合情合理

……

我看到这些意见，心里想，你们提得太对太好了，我也是这么看的呀。这一切都是我生编硬造的，这编造出来的东西，能合情合理吗？

对于诗的主人公郭英，有人说，这个人物真实，有人说这个人物不真实，不可爱。

在油田，我听到的是郭英的原型人物国荣坚决否认这个人物身上有她的影子。当有人说郭英就是她时，她有些急了：你可别这样比，这个郭英多么高大呀，我可一点也不能比。我发现，原来读第一遍诗稿时，也有人这样说，这写的不是我们队长国荣吗？她也否认，但并不这样急，急得她要和人没完没了似的。她说不出什么，但确实感觉诗中的郭英是另一种人。她说，她没有这种造反精神，没有这郭英的“造反派的脾气”。

改后的诗中的郭英和原来写的郭英，由于和“文化大革命”紧紧联系，而变成了国荣感受到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郭英是当时另类的真实人物。1966年8月，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她造反了，在她的红司令的号召下，无法无天，对私人住宅，可以随便以破“四旧”为名闯进，将没有任何罪行的老人拉出来批斗，她的根据只是一封所谓贫下中农的检举信，检举的内容无非说他是地主。那个反面人物汤礼兴说她们无法无天，有什么错？汤说，他在城里是养老，这如何就犯罪了呢？郭英却从家里找出一本《论语》硬说这是他们的变天账，而将老人赶回乡下。这就是当年的现实，是那无法无天的年月造反的红卫兵小将听从红司令的“造反有理”。

长诗出版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本书的内容。说它不真实吗？有人说它太真实了。说我编造出阶级敌人不真实吗？不，这也太真实了！当时现实正进行的阶级斗争，不正是无中生有，胡乱编造，罗织罪名，以言治罪，捕风捉影，栽赃陷害，无法无天，随意便定为阶级敌人的吗？

我这年十二月再次来到油田，听取意见。自然听到的是一种赞扬之声，没有提出什么要改的意见，他们只希望早日出版。我在这时却听到国荣说的油田对女队的不同反映，我也把它记在我的日记里。

国荣这时调到了矿上，离开了女队。她向我说出她现在的处境：“我到了矿上，感到这儿特复杂，说我什么的也有。说我要结婚了，要盖三间房，说我总坐小车。无风不起浪，我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人事关系很不好处，心里不痛快，不如我在女队。我生气得不行，给我造这个。红叶说，这是阶级斗争啊。战友们对我很关心哪。”

女队指导员文秀说：“现在的斗争焦点是：女队能不能巩固下去？现在女队远离基地，独立作战了，二号构造要探明，拖拉机、汽车、试油队都上去了。女干部能不能管一个井队？这也在考验着女队。”

1970年3月23日女队成立的时候，正是中国所谓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时候，“一打三反”开始，油田便将运动中揪出来的一个“老石油”，原钻井大队长李景明放到女队来接受被监督劳动。

李景明是个什么人呀？女孩子们不知道。只见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被油田的军代表送来了。军代表向女队领导交代：让他在你们女队劳动改造，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军代表转身对李景明说：这话也是说给你听的，你在这儿老实接受改造。

李景明点点头：“我知道了。”

我来到女队采访，没有见到这个被监督劳动的李景明，人们也没有说到过他。我只是听说，这个在女队被监督的人，因说过：“女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而挨过批判。如何批的，没有人介绍，所以在长诗里只有这句话出现在被批判的人口里了。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想写这部真实纪录当年历史的书而重新采访关于李景明的事时，却更加困难。没有人能说清当年曾如何批斗李景明。当年长诗中写的郭英，是肯定用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听上级抓阶级斗争的指令，对李景明进行过批斗，可现在都已经不再说有过这事了，而说是到女队监督改造来了。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大型画册《吉林石油钻井》里附有的吉林石油钻井大事记这样写着：“1970年3月23日扶余油矿成立女子钻井队，国荣任队长，马淑琴任指导员，顾问李景明，首批27人，后发展到145人。”

一个处于不敢说不敢动的被监督劳动改造地位的人，在这儿成了顾问。好像根本不存在过那样冷酷的现实。

好在这个画册的第二篇《艰苦创业》里保存了李景明的照片，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照片下这样介绍：“原地质部劳动模范、油田钻井队组建初期负责人李景明，为油田早期钻井技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凝望着这个和善的老头，为他最终的平反，为今天画册上能为他写出这几句话，想他地下有灵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真实历史可以不记录在书里，却永远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是1970年12月来到女队的王云最难以忘记的。她说——

亲历者说·王云口述当时，每个班都有一个跟班的老师傅，我们班是“四好”班，没有老师傅跟班，只有位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分到我们班接受改造，他叫李景明。

“文革”前，李景明是油田的技术权威，人称他“井下大夫”。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我们和这类人划清界限，有很多“不准”约束我们。但我作为一班之长，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因为我觉得不论是年龄还是技术，他都是长者，所以我们全体成员没有对他搞歧视，都非常尊重他、关心他。冬天我看到他在材料房吃冷饭，就把他叫到值班房把饭放在炉子上热热吃。他也非常感动，所以井上的事，他没让我操心费力。有一次，我们班下套管，往上拉套管的时候，突然套管从十几米高空脱落，把他打倒在地，当时我紧张得不得了，冷汗浸透了衣衫，以为人就这么完了，但非常幸运的是李景明只是受点轻伤，住了几天医院。当时看望受伤的李景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涉及阶级立场，弄不好就要给扣这样那样的“帽子”。所以在他住院期间，我请示领导，并向领导讲：不管李景明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去探望他。在我们全班的要求下，队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当我们班全体到李景明家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把他当年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合影照片拿给我们看，我们当时都很震惊。这样的人怎么成了阶级敌人了呢？那个时代的事情，就现在看，的确有些叫人无法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必然招致一些工友的怀疑，说我阶级阵线不分明，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时，我就想，我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李景明平反后，强烈要求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我理解他的心情，其实没有什么感谢的，这不过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

郑英是1971年9月分到油田的。一到油田便干往管线上缠玻璃棉的活儿，这是培训阶段。一个月后分工种，郑英被分到了女队。有人和她争，说她个子不高，为什么会分到女队？那时女队有名气了，她见到也有小个子的，便放心了，看来在女队干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郑英老实，她不愿出风头，可也不愿意拉后，只要安排她到那儿，她就好好干，从不挑肥拣瘦；她和别人不同的是她不愿意出头露面。因为她不言不语，干活实在，不久便成了司钻。她领导的这个班，很快成了思想和工作作风都很过硬的一个班。这时，便把那个要监督改造的李景明安排到她这个班里来了。

2009年4月28日，我听郑英和芹芹讲述李景明的事——

亲历者说·郑英口述我记得，1971年冬天，在男宿舍的大通铺土炕，开过李景明的批斗会。我们没有进去，在门口站着。当时批他，质问他：你为什么说，女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李景明说：我没有说过这话呀。

我们见有人上去就扇了他一个嘴巴。我看到他这么一把年纪，这么挨打，不敢看，便把眼睛闭上了。

批他的人说他不老实。究竟他说没说，批他的人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明。说这是上头布置的批斗会。

我们当时私下议论为他鸣不平，可也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问题。

当时不让他歇工，天天让他干活。原来王云和李景明一个班。当时我们听说，他是有名的“井下大夫”，但成了“反动技术权威”！后来我当了班长，他就是我这班监督劳动的人了。

一开始，我们就是看着他干活，也不说什么话。时间长了，我发现他是个好人。他看到我们钻井中的问题，不顾自己是被监管的人，还是给我建议要注意什么，让我们少出事故，少了不少麻烦。他能够从钻井的声音中准确地判断出井下机械的异常。我想如果他真是阶级敌人，如同我看过的那戏里写的敌人，是想法搞破坏的，为何怕我们钻井出事故？这和坏人完全相反哪。我从此便最先“失去立场”，把他叫师傅，也真把他当成我们的师傅了。我先叫他师傅，我们班的队员便都叫他师傅。亲历者说·芹芹口述一次，他在大罐里接凉水，我叫了一声：师傅，这水不能喝呀！他扭过头来，小声地说：姑娘，你别叫我师傅呀！

这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因为这几年从没有人叫过他师傅呀。他刚到女队，有的管他叫老东西。他从我们这儿得到了人格的尊重，所以会这样感动。

咱女队也有你长诗里郭英那样造反精神强的，我不用说名字吧，她打过李景明，我说：“打人家干啥！”我恨这造反派！

在来女队以前，他天天挨揍挨斗，到了这儿算是保护了他呢。

1974年夏天，我们给李景明搬家。那时油田盖了第一批平房，让他从城里搬到这油田来。这时是郑英当班长，她顶着压力，在生活上关心他，利用休息时间，帮着他把家人从县城搬到油田新居。我们找来了手推车，有的给打箱子，十来个人，一起帮他。他有个老伴，四十七八岁，还有一个养子。我们到他家里看到墙上有个大相框，用草纸包着。他小心翼翼地把那草纸包着的相框取下来。

我们有点奇怪，他包着这相框做什么呀？我们好奇，便问师傅，这草纸包着相框是什么呀？

他用信赖的眼睛看看我们，说：“孩子，我给你们看一张照片，你们可别跟外人说呀！”

我们说：师傅放心，我们不会说的。

他说：这是我的命根子。这里面有刘少奇呀，这是我当全国劳模时和刘少奇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啊。到今天成了我的罪孽啦。

我们看到了这张大照片，我们把这照片记在心里，说好谁也不要说出我们看过这照片。李师傅便又把相框仔细地包起来，那是他包着的一颗心哪。

在井上干活，我们照顾他。吃饭前，我们提前准备给他热好饭。他是近60岁的人了，身体又多病，太重太凉的活都不让他干。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尊重他的人格，当我喊他第一声李师傅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含着眼泪对我们说：“孩子们哪，我都好几年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还是你们把我当人看哪。”

李师傅全身心地教我们钻井技术，用他那“井下大夫”的本领，指导我们保质保量地打好每一口井。那段时间，我们班没有出现任何机械和井下事故。李师傅为了女队，在看班时，摔坏了腰腿，还差点冻死在江心岛上。没有人看着他，他照常那样认真负责，从不叫苦。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四个一样”：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黑天白天一个样；好天坏天一个样；检查和不检查一个样。他说，这“四个一样”跟了我一辈子，不能因为有人整我，我就忘记了它。

在那冷酷的年月里，李景明活下来了，他从女钻工这里，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正是这温暖，让他已冰冷的心融化，相信总有一天，会给他以公正。和这个老石油工人在一起的日子，也是她们最难忘的。

后来，李景明老伴没有了，他的养子和儿媳见到他的处境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和利益，便也不把他当人，不仅骂他，甚至动手打他，最后离他而去。后来李景明平反了，但也成了无依无靠的老人。有个叫田淑芬的女钻工，看到这一切，内心同情，便给李景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平反了，但你不再是官儿，不再是大队长，你成了无人照顾的老人。我与你虽然无亲无故，但我们同在女队劳动，是共同劳动的友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你不应该在晚年没有人照顾，所以，我愿意拿出一点钱来，也请钻井指挥部拿出一点钱来，给你雇一个保姆，好好照顾你的生活。你为国家的石油事业做出了太多，付出的太多，对你长期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你没有怨言，但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心里难过，只想为你做点什么，这个办法便是我的一点心意。

小田的信和建议是人性回归的声音，感动了不少人，登在了当时的《吉林石油报》上。

可怜这个老李头，因为心情苦涩而以酒浇愁，以求在酒精的麻醉里得到一点解脱。女钻工们在上班时就能闻到他的酒气。到晚年，他喝酒更厉害了。最后在这种酒精的麻醉中，在黑夜里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两天，才被人发现。

§§十四 光荣与耻辱，恐惧与无畏

1974年12月，我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要我到北京，进行书的定稿和最后的修改，并同时定下书的封面、插图。可这时，女儿英时的病却让我无法脱身，又不能不去北京，用朋友的话说，不能功亏一篑。如何解决这问题，朋友们建议，何不全家去北京，给女儿看看病，做个检查，以去病根呢？我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12月21日，星期六，乘60次列车，携全家去北京。22日清晨到京，安排好家属住处，我便去出版社见小龙。听他讲这次修改的任务不大，争取元旦前把稿子改好。12月23日，星期一，我同小龙安排修改问题，看了三次座谈会同志们的意见，全记录下来；下午，便安排去丰盛胡同挂号给英时看病。

1974年12月31日，我在紧张的修改定稿中送走了一年，后来接到北大同学电话，第二天，也就是元旦，我要同张炯一同去北大到谢冕家过年。也正好让这位诗评家帮助定稿。

1975年元旦，我在谢冕家，与张炯一同度过紧张而有意义的一天，将一部长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进行推敲，迎接了新一年的到来。元月2日，没有休息，我同小龙研究定稿；元月3日，经过近两年疲惫不堪的战斗，到今天算是从来未有过的轻松了。小龙写出了书的“内容说明”。

从元月6日开始，我带英时到各医院看病。

1975年1月16日，最初审我诗稿的王致远约我谈话，对我写诗提出很中肯的意见，语重心长，这真是真诚的帮助啊。他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你不要写小说，就是要写诗，写石油！不要东搞一个西搞一个的；集中写人物的长诗。人的精力有限，重点搞它几年长诗，会有很大的飞跃。我希望你多写点，一步一步地提高，下一部书要求再提高一步，要做更大的努力。写东西就要倾注全力，写你深深喜欢的人物。对石油新一代的热爱，对新一代的很深的感情，都是你写好诗的很好的条件。写诗是很艰苦的，不过你不怕苦。我建议你写写从大庆来的输油管线，这是个好题材，你写起来会很快。一年可以写一部长诗吧。要下几年的工夫，集中力量，分散精力就不会提高得快。你再写几部石油的长诗，你的题材就是石油，钻石油，搞石油，大有前途。好好写写石油的新一代。我愿做你热心的读者。你这样搞几部石油的长诗后，回头就可以看出为人民做了不少工作了。你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要多写点啊！

我认真地思考王致远的建议后，决定写石油，一直写下去。先写大庆输油管线的题材。1月18日，我在出版社收听了四届人大胜利闭幕的新闻公报；21日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备受鼓舞。我记下了这么一句：要有那么一股子劲头，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北京的朋友，北大的老同学，都给我以很大的鼓励。长诗的封面和插图，请了吉林省的画家吕世荣来画。他到了油田，我向他介绍了女队的队员，我介绍可以优优的形象，作为长诗中郭英的形象去画。他收集了不少素材，便到北京画书的封面和插图了。如果老吕早日把连环画画出来，也是我对女子钻井队的一个交代啊。

长诗已经发排，我要亲自校对清样，春节到了，我先把孩子送到开封母亲那里，然后再回北京。因为说清样在春节后就出来了，我在2月16日离开开封，2月17日回到北京。这时才知清样到20日才能出来，我便再次和王致远谈话，计划上半年深入生活，到大庆输油管线八三工地去，参加劳动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先去大港油田，海上钻井，然后回大庆生活；重点在吉林省八三工程，了解修穿江输油管线情况，之后扎根油田，继续熟悉女子钻井队，准备写《奔向远方》。

致远同志对我的打算很赞赏。鼓励我永远不要忘记生活是源泉，是写作的基础。

2月18日，我到张天民家去看这位老朋友。向他了解《创业》情况。他说现在情况不明。本来文化部批准发行，在全国公演，不知为何突然下令停演。他有点精神紧张。下午，我便去了北影，找到曾向我约稿的编辑高大姐，想看看《创业》，因为指示不放映了，没有看成。2月19日，我知道各省文化部门负责人来北京开会，看戏剧会演，便去西苑宾馆拿票，下午两点，在北京展览馆看了黑龙江演出的话剧《先锋战士》，这是写大庆王铁人的戏，我特别注意剧中如何写阶级敌人，看后觉得人物安排也是从概念出发，人物设计和《创业》相似。看完戏，去找吉林省文艺组负责人，汇报情况，领导对我写石油战线作品的想法非常支持。我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回想1962年，每天都在业余时间里写一首诗，那一年成绩很大，进步很快，以后停顿了。现在专门给了时间，我也要保持过去那种创作热情，以不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希望。不要以一两本书作为休息床，而是作为新的起点。要给自己加压力，不要有一时一刻停止前进。在这三个月内，深入油田战线，扎扎实实生活，向着既定目标前进，不怕曲折，勇往直前！”

2月20日上午，我见到了老友张天民。我在日记里写着这天的见面：“他的情绪很低，他上火了。因为听到了停止宣传《创业》的消息。他说：我再也不写了。赵亮也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想不通。我劝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有问题会由领导担责任的。可他说现在并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天民说了许多，讲述他写剧本的过程，他完全是按照上级指示写作的，为何却是这样的结果？让我写阶级敌人，我就编出一个敌人来，要写路线斗争咱就写出一个地质师来。还要我如何办呢？在中国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写它做什么！不定哪一点不合适，你就成了罪人，我想好了：不写！什么都不做，就永远有发言权，永远处在批评你的地位！更可怕的是谁官大要听谁的！写不好便自己找罪了。

这是他向我发出的牢骚，内心里想的比说出来的更多。

我嘴上劝着天民，说没有关系，可心里却不由得恐惧了。离开天民家，走到北京大街上，我不知哪儿就有陷阱，我心里很怕出事，下午便去西苑宾馆，找省里的领导汇报。我记住一点，一定要及时向领导汇报，有事可以找领导承担。我冷静地想，一定要以政治思想第一，不要为写东西而生麻烦，那样就不会有人承担了，所以要向组织上汇报思想，不可放松。我向省文化部门领导汇报完，便回到出版社，因为这天书的清样要到了。

到出版社见到张庚午组长，老张却告诉我：清样没有出来，是没有安排上。这是什么原因？到底有什么问题了？我想到电影《创业》都开始公演了，还出了问题，这部书会不会又因为什么而不能出了呢？心里拿不准了。

夜里，我因恐惧而失眠了。我的心绪很乱，回想这些年的风波，实在不知如何办？自己可不要因写作再出问题呀！这是何苦呢？还是如天民兄所说，求个平安吧。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再不要因头脑发热而出事呀。不要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当觉得可以说话的时候，就什么话也敢说，慷慨陈词，总觉得自己肩膀上担着国家命运；可压力一来，吓得马上缩回去，有人便为了保自己而揭发同伙，以求有权人的宽大处理。天民说，知识分子是最可悲的了。我觉得天民分析得有理。我想自己被打成“反革命”还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把住自己的情绪吗？要记住教训哪。

2月21日，我从西城区工会拿到了《创业》的票，便到了维维家。我想和维维说说我的想法。到她家才知，维维回油田了。我见到了她的父母，刚得到解放的老干部。我向她父母讲了维维在油田的表现，大家都很称赞她。她父亲说，她对自己要求是严格的，这点我倒放心。我说想写输油管道的作品，维维父亲热情地说：我有一个老朋友，是管道局的一位主任，你可以找他了解情况。他立即给一个叫姜思平的同志开了介绍信。我要去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看电影了，没有多说，便告辞出来。

看完电影，走出俱乐部，我感动的泪水还没有擦干。这真是一部好电影啊。可是听人说，这部电影只能放几场，便不再放了，说有严重问题。我更不知如何是好了。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呢？我多少年不看电影，更没有看过这样令我激动的电影。记得当时流传着一个关于电影的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明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日本电影，内部要票；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中国原来所有的电影差不多都成了毒草。

过了些天，我看到了“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影片的意见”。一共十条，我做了摘记：这里有三次笼统提党中央、中央首长，认为影片有意无意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等首长涂脂抹粉的作用；又说，电影较明显地存在写活着的真人真事的问题；说主人公是个莽汉子形象，乐观主义不够；有意用贬低周挺杉抬高华程，这是何用意；又说工程师的转变有情感化倾向，人物语言概念化等等。

我一边抄着，一边觉得后脊背发凉，心尖发颤。这样好的影片，竟有如此大的问题，简直不知如何写了。难怪我的老友天民会发出不再写作的感叹了。我不免为长诗担心、发毛，可别出什么事呀！我心里没有底，而清样又没有出来，便加深了恐惧感。

其实，这是自我紧张，是自己在吓自己。到了3月12日，诗歌组组长便告诉我不要出门，诗的清样要送来了。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没有事，我便又如同得到那宣布解放的通知一般高兴。我让出版社开了信，我要按照计划去大港油田，带着清样，一边生活参观，一边校对诗的清样。我要写第二部油田诗。这就是我，你给我点阳光，我就全身灿烂了。

1975年3月13日下午，我带着长诗的清样到了天津，晚上见到老同学老朋友淮舟、怀章，老友为我的长诗即将出版而庆贺。对我决定写油田表示赞赏支持。第二天，我便到了大港油田。到3227钻井队井场访问学习后，晚上便住在海边的帐篷里。3月17日我到了渤海二号的钻井船上，所谓钻井船，原来并不是一条船呀，是把四个高高的钢柱立在大海之上，支起一个平台，在这平台上，立起钻塔，进行钻探。我站在这平台上向大海望去，真是胸怀世界，开阔了视野。我和这海上平台的钻井工人认识了，我将认识的石油工人的名字记了下来，我与钻工朋友们约定，我一定要再来海上，写一部海上石油钻井的长诗。大海啊，在我胸中翻腾着新的诗情！就是这个我登上去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后来在一次大风浪中沉入大海，采访过的石油工人全部遇难，一共有72名。我曾对照着他们写给我的名字，沉思默想，我再也不能采访你们，写出这部海洋钻井的长诗了。

难以忘记的1975年的3月啊，我在这个月交出了校改好的长诗，便去西苑宾馆向开会的省文化局领导军代表做了汇报，听了指示，要我很好地总结一下创作《钻塔上的青春》的体会。此时的我正是踌躇满志，思考着第二部长诗，在我与三月结婚和女子钻井队开钻五周年的1975年4月5日，只身回到长春。并写信告诉在河南开封的妻子顺利完成任务的消息。

我回到单位，便又向领导汇报。领导让我休息好，然后认真地写这次创作的总结。告诉我，省里要开全省的文艺创作会，局里认为这是文艺创作室的一个重大成果，要我准备在大会上发言。并告诉我，要好好学习近来报上的文章，学习好关于文艺革命的文件。我表示，一定照着党的要求去做。

1975年5月16日，妻子三月带着英时回来了。一回来，女儿的过敏性哮喘就发作了。

5月17日，女儿英时又住进了她住过多次的长春儿童医院。

女儿住院十天刚被我接回家里，省人民出版社派人送来了五十本“小人书”，这是由画家吕世荣作画的《钻塔上的青春》。打开了纸包，取出了这本小人书，便和女儿一同看，我让她看画上的女钻工姐姐的样子，我给女儿读着诗。

“先放下你的诗吧，找找治女儿湿疹的药吧。她只要肺部一好，这湿疹就要起来了。这药没有了，你想办法找药要紧。你费心血写出书来，也管不了女儿的病啊。省里知道咱家的困难，你这部书印了多少，不能给咱家点补助啊？写什么诗，先得活着！”

妻说得对呀。我看这本小人书，印了七十万本，一定赚钱不少，可再困难也不能提钱这个字，钱就是罪恶呀。我没有说话，把小人书交给女儿，说给女儿，也是在说给妻：“孩子，你自己看看，这是女子钻井队的大姐姐们，她们正在为国家找石油，不怕苦，不说累，不怕险，可她们每月只有二百五十大角哇！”

1975年6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200本刚出版的《钻塔上的青春》。同时，接到了诗歌散文组组长张庚午的一封信。信中说：经过两年多的八次修改，这部渗着你心血的长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向你祝贺。这是我社恢复工作以来的第一部长诗，也是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第一部长诗。我社第一次印了二十万册，我想它一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的。你在家里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写作，我们对你这种为工农兵创作的精神很感动。你女儿的病好了吗？你有什么困难，请向我说出来，我当尽力帮你解决。祝你早日写出第二部反映石油工人的长诗……

我看到老张的信，心里热乎乎的，很觉亲切。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与老张、小龙结成了朋友。这是我另一个难得的收获。我把这封信给三月读了，妻立即说：咱家的困难不是明摆着嘛。出书了，印了20万册，他们不应当给报酬吗？为什么一字不提呢？

我说：现在取消了稿费，说是除了《毛泽东选集》出版照常给稿费之外，所有出的书都没有一分钱的报酬。老张咋给报酬呢？

妻子说：社会主义不是要按劳取酬嘛，这写出书来给稿费不就是应当的吗？

我便说起了女钻工们的工资，她们为国家做出多大贡献啊。要是按劳取酬，她们一个人一年便打出了一口油井，这得要多少报酬呀！可她们一个月却只有25元钱的工资。她们加班是有加班费的，可有一个叫维维的姑娘，自己总加班，却不拿一分的加班费。她们的活多苦多累，还有很大危险哪！

妻不愿意听我这话，反驳道：你总是说别人，咱自家不比别人困难吗？你这不分黑夜白日的，拼命地写，谁给你加班费呀？她们钻工是危险，可你写书比她们更危险，说不定哪儿写出病来，就要把你抓起来，让你去死呢。你别看现在没有事，不定哪天就会找出病来，要整你一下呢，这些年的事你没有经历过呀？

听妻说得全在理，我不能不思不想。我沉默了一会儿，便说：咱们不是有了这200本书吗？想想给谁送吧，这也算是一点心意。我在小桌子上开始列送书的名单。

首先要送的是我的上级领导，是省创作编辑室和省文化局的负责人。还要送给公木老师和一切帮过我的朋友们。

这天，我抱着书去了省文化局，我先去看一直关心我的军代表张烁。将写好请他指正的书送上，张烁打心眼里高兴。因为他爱才，总是关心作者，所以当时人们说他“右”。我心里对这位兄长是尊重的，我要听他的意见，看这书送给哪位领导。张烁说，省委主要领导你要送啊，你原是省里挂号挨过整的，省领导知道你，你可以用这本书让他们改变对你的看法。省宣传部负责人、局领导都要送的，这对今后支持你写作都是需要的。

我听了，觉得这位兄长对我是真正关心。

张烁说：“你的总结写好了吗？要好好总结一下写这部作品的经验哪。省里已经定下了，在下月中旬就开全省的文艺创作会了，决定你在大会上发言。……你这部长诗，是咱省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要向中央文化部汇报，我建议你给文化部于会泳部长寄一本，请他指正。”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这是应给于部长的。四届人大后，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我想应让文化部知道有这样一部书，对自己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吧。我完全接受了这位兄长的建议。我说：我回去便写字，请于会泳部长指正。这部书是由咱文化局寄还是由我寄呢？

张烁想了想说：还是你个人寄好。

我回到家里，便拿出一本《钻塔上的青春》，我郑重地写上：请于会泳部长指正。我觉得应当同时写句话吧，便找出一张信纸，想写句什么呢？翻到书的介绍，就看到出版社经过主编修改好的“内容说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伟大祖国和亿万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涌现，茁壮成长。这部长诗所描写的女子钻井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

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通过对以郭英为代表的一支石油女子钻井队成长过程的描写，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无限生命力和光辉灿烂的未来。

长诗共十七章。结构谨严，语言流畅，很有革命激情。

我读了一遍说明，便提笔写下了几句话：于会泳部长：寄上拙著，以此书表达一个革命造反派战士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决心。此致敬礼。作者。

我带着兴奋，步行到邮局将此书挂号寄出。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一部书将给我带来什么后果。我当时只觉得光荣，不会想，当时的光荣也许是以后的耻辱。

把要送的书送出去了，下面便是集中力量写好大会的发言稿了。我写了一稿，领导看后不大满意，觉得主题不清楚，不能只说写作过程，要我突出歌颂“文化大革命”。文化局让几个笔杆子帮我吹路子，明确重点，我便再写一稿。这次通过了。文化局便把我的发言稿印出来了。

1975年7月8日，吉林省文艺创作会在长春召开，全省各地区的文化部门负责人和主要创作人员齐聚一堂，听我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讲话，自然觉得全身光荣。我的讲稿，是领导早审定过的，我自然不会有顾虑，我不能说出讲稿以外的话。

我知道，这个讲稿里，有一些是假话，是为了宣传而拔高的，硬加上去的，为了突出当时要宣传的内容。我先讲如何接触到这个题材。实际是当时并没有想这些，只是想深入生活，写点作品，哪有意要写“文化大革命”呢？这不是胡说吗？

我违心的发言，是在于让我写阶级斗争部分，这正是这部作品最失败的地方，当时却要说：这些修改使作品的思想性、战斗性有了提高。我当时不以为耻，却当成了光荣。

就在我当工具而说谎的时候，我的朋友张天民却做出了一个大无畏的决定，天民和家属说好，要因此行为而准备让权贵投入监狱，遭受最大的不幸，妻赵亮和孩子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可能会因他的行动而走向苦难的深渊。天民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他要为他写出的电影《创业》做冒险的一搏。在一些老同志的启发帮助下，他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他把写给毛泽东的信抄写了两份给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一份通过贺捷生送胡乔木，再由胡送给邓小平；一封信由贺捷生送王海蓉，由王转交给毛泽东。

1973年7月21日，张天民惴惴不安地离开北京，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给毛泽东的信，由邓小平亲自转给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批准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五日

这不光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大事。而这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却是由我的朋友写信引起的。我知道，天民一向是谨小慎微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鼓动他造反自己解放自己时，他笑道：“彦芳啊，我可不像你，红五类；你是没有把的烧饼呀，我呢，家庭出身地主，又写过毒草，我可不能轻举妄动呀！”而后来，他有了一个勇敢行动，便是在长影大办公室走廊贴出了他自己解放自己的大字报；那是他第一次勇敢行动。而这次是他战胜了恐惧之后的又一次行动，这次勇敢行动便写进了中国当代历史。

吉林省开过文艺创作会后，我便接到了文化部的一封公函。打开，是部长办公室写来的信，信中说：你送给部长的书收到，他向你表示谢意。文化部办公室。我把这信拿给军代表看，军代表高兴地说：看来于部长见到你的书了，说明部长是很认真对待下边寄书的。我不会想到，这封回信，就是报告灾难到来的乌鸦！

这部写石油女子钻井队的长诗，在全国有了影响。不久，《光明日报》邀请北大教授、中国诗评论家、我的同学谢冕，对这部长诗写出评论《叙事诗创作的新收获》在重要版面发表。谢冕是看过最初的诗稿的，他知道诗人迫于无奈的修改，而他的评论恰恰就不提这部长诗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这可谓诗人真正的知音！评论只字不提长诗后来硬加上去的阶级斗争，而强调的是铁人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谢冕说：“打开诗卷，迎面扑来的是石油会战工地炽热的气浪，是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在抖三抖的豪壮的音律。”诗评对长诗的艺术做了分析。而不久在吉林省《理论学习》杂志发表的评论则强调了长诗写出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并具体地分析了我编造出来的汤礼兴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

评论家见仁见智，我都将评论保存起来，不管说什么，当时都觉得是一种光荣。

在省创作会议之后，我就不在编辑部当编辑，而成了专业创作员。这是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我们这个创作组里有写小说的鄂华、丁仁堂，有专写歌词的张藜，写剧本的赵羽翔等人，这是写出作品的收获吧。

再一个没有确定的收获便是出版社老张来信：对于困难的作者，出版社要给一点补助，要我写个申请寄去，说明家里的困难。妻子见到这信，说：这还像回事，你就快写吧，有这个补助，我们就不再挨饿还充大肚汉了。

我便写了一封信，发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便等待着寄一点补助，好还朋友的账。

我准备写长诗的第二部。这时，省电台要我去电台朗诵长诗；黑龙江电台来访，要将这部长诗改成广播剧，写了剧本拿给我，要我帮助修改，我是有求必应，只要是宣传女子钻井队，我都竭尽全力，这一切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劳动。我为女队的宣传，洒下汗水，滴下心血，觉得很高兴很满足。

§§十五 推也推不掉的十一大党代表

1977年8月10日，我回到了思念的七○油田。油田正迎接党的十一大召开，我高兴的是可以赶上女队的十一大代表维维归来，也感受一下迎接的气氛，了解一下维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

我听到宣传科科长老姜谈起维维当党代表的过程。她当选了十一大党代表以后，钻井指挥部党委给她的父亲写了信，一是祝贺，二是指出了维维存在的弱点和她不想当干部的思想。这可能是受了她父亲的影响吧。

细心的读者可能记得，本书前面曾写过我到油田后便对维维有的一个了解，这是个心地透明的北京姑娘，对自己要求极严格。她把日记交给了我，本书前面有维维日记的摘录。那次到油田，我参加了一次党支部讨论入党积极分子的会，会上说到，维维这样好，却一直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支部书记让人了解一下她是如何想的。

维维没有写申请书，是因为她的父亲那时还是走资派，还没有得到解放。她想，如果我写了申请，组织上会进行外调，知道父亲的情况，也不可能批准自己入党。那就不如不写申请，不必让人都知道她的家庭。她一直把自己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来严格要求自己，她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她是可以教育好的。1973年年底，她得到父亲被解放了的消息，维维也同时得到了解放。她在知道消息的当天晚上便写了入党申请书。是她的自尊心让她没有写入党申请，也是她的自尊心，让她立即写出了入党申请。

父亲的突然被打倒，是维维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事，虽然她离开家时，父亲说：你要相信你的父亲，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家庭不会对你的进步造成影响。但那时，维维更相信的是现实，是那贴满机关的大字报，是那父亲挨斗的场景。她给父亲写信，让父亲交代问题，要他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可父亲回答她的总是那句话“要相信事实，要相信父亲”。

1974年9月，维维的入党申请得到党委的批准。她比一同来的朋友红叶入党晚了一年零七个月。她入党时，红叶已经是女子钻井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了。

我来到油田，就没有见到维维，才知道她在1975年6月被油田推荐上大学，10月已到大庆石油学院上学去了。原来上学的事定下来之后，维维回到北京，这时，父亲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便参加地下党的老同志，和这个新入党的女儿有了一次谈话，父亲为女儿有这样的机会而高兴，他兴奋地对女儿说，一生中要想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只凭热情是不够的，念书才能有知识的积累，今后才能更好地工作。所以有这种机会要珍惜。但当讲到学什么专业的时候，维维和爸爸有了一个小争论。维维说，我是从女子钻井队出去上大学的，我理所当然要报考钻井系。爸爸说：维维呀，你听爸爸的意见，我建议你改学别的系。念书是大好事，你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一定要珍惜，但选择什么专业更适合你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专业知识是你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本事。搞钻井工作，根据女同志的特征是不适合长期做的。

维维对爸爸说这话很吃惊，你咋也说我们干钻井干不长呢？父亲说：“这是实事求是，要承认男女生理上是有差别的。”

维维被爸爸说服了。爸爸建议她改学机械系矿场机械专业，她接受了。要知道维维在“文革”前，只念了七年书，数学连二次方程都没学过，更别说三角函数、解析几何了，物理化学连沾都没沾过，而入学是要经过测试的。尽管当时的测试难度不能与今天的高考相比，但对于只有初一文化程度的维维来说也是太难了，她找来了数理化复习教材，利用上学前的三个月时间拼命地补习，连她自己都不能相信，她居然通过了大学入学测试。在学校的两年时间，她像鱼儿见到了水，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学着大学课程一边补习着中学知识的漏洞，虽然在中学她没学过物理，可机械专业中的静力、材力、动力学她都学得不错，虽然没学过化学，她的金属热处理课程也通过了考试。在大学期间，她的学习一直处于上游水平，她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她发现在这个天地里也是如此地充实，同学们都很敬佩她的学习能力，老师也对她非常满意。

正在她学习非常兴奋，也是快告一段落，要去实习的时候，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她刚上课，突然系主任通知她到院长办公室去。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到了院长办公室，院长用诧异和欣赏的眼光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女学生，这种眼光让维维很不好意思，然后院长说：“恭喜你，维维同学，你当选上了全国党的十一大代表，这是石油战线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庆石油学院的光荣。”维维简直都惊呆了，她怎么也不相敢信自己的耳朵，当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吉林油田总部来的两位同志已经伸出手跟她握手，并通知她马上返回油田。这对维维来说真是太突然了，她没有想到让她当十一大代表，油田就一个党代表名额，现在上级已经定下就是她维维。

维维很吃惊，她一听便急切地说：不行，不行，我正在学习呢。女队那么多好同志，为什么不让她们去，我上学了还让我去？

维维的拒绝，让站在一旁的院长吃惊了。

维维很冷静地对油田来的同志说明她的理由。她诚恳地说：“请你们转告油田领导，我真是不愿意当这个代表，让我继续读书吧。”

这时，院长严肃地对维维说：“维维同学，你不要再讲了。这是组织决定，你作为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

听了院长的话，维维的眼泪噙着，强忍着没有让泪珠涌出来。

维维跟着油田的两位同志回来了，她是哭着回到油田的。她一路走一路想，如何推掉这个十一大代表。她经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内心里实在不愿意再参与政治了。现实的教育永远比任何宣传教育更有力量。她看到自己的父亲是那么严格要求自己，一心想为人民办事的老党员，为什么说打倒就打倒，打倒了又解放，说没有那些问题；她看到了她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如同烙饼一样来回被折腾，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昨天是革命者，一夜间就变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呀？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呀，多么可怕的政治，这政治不就是整人的吗？政治不就是不能说真话的吗？天真纯洁而又真诚的维维姑娘，她无法理解这政治，她不愿再参加这种自己不明白的活动。她下决心学习一点为社会做事的本领，那就是她要专心地上学读书，争取早日回到北京，踏踏实实地在某个业务领域实实在在做好工作。维维从不想要什么名利之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女队有党支部书记，有队长、副指导员，她们为什么不能去，非要把一个离开女队两年上学的我叫回来做代表，这也不公平啊！想来想去，她想一定要推掉这个代表的位置，让给别人。

维维回到油田，她没有先去钻井指挥部，而是直接找到了现任女队的指导员红叶。她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女队的时候她们最亲密，亲密得冬天要钻一个被窝，互相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对方，她们亲如姐妹。

她见了红叶劈头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十一大代表为什么不是你呀？我告诉你，红叶，我不想去，我不应该去，这荣誉应属于你！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我上学上得好好的，硬把我叫回来，不让我把大学读完呢？”

说着，维维便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红叶说：“维维呀，你别激动，你听我说。不是不让我去，是我自己给推掉的呀！”

直率的维维说：“那我也得推掉！我要找党委去说。”

“不，维维，你的情况和我不一样，”红叶平静地劝说着好友，“维维，你不要和我一样，不能推，这可是咱女队的荣誉；为了咱们女队的姐妹们，你去！一定去！”

维维说：“你不能去，也可以让别的同志去。咱们不是有队长，有副指导员吗？我看让你们谁去也比我合适！红叶，我也跟你想的一样，我不想搞政治，我只想学点实际本领，做点工作。说心里话，我就想毕业回北京，回到父母身边，他们的年岁渐渐大了，身体也不大好，我回去对父母也能有个照顾。如果我当了代表，我还能提出回北京的要求吗？”

两个姑娘都把心窝子的话掏出来了。最后维维说，我得向党委再去说说，看是不是能换别人去。

维维去了钻井指挥部党委，提出让女队队长，或副指导员去当十一大代表的请求。

党委书记严肃地对她说：“维维同志！你以为这党的十一大代表是我们钻井党委定的吗？这是经过油田总部反复研究，报到地区、省里反复考察才批准的呀。你不要再想别的了。你快去做参加十一大的准备吧。你再这样，可要犯错误了！”

维维不能再说什么话了。但她总觉得有负担，她想本来应当是别人接受这最高荣誉的，可却因为别的原因，让自己去了，她老有一个“渔翁得利”的感觉。

维维回到北京，和父母说了自己的思想。父母听了维维的话，非常吃惊。对维维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爸爸的党龄比你的年龄还长，可我参加革命几十年，还没有参加过一次党代表大会呀；你刚入党就有这样的机会，这是多么光荣的事！你不能这样想，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你是代表吉林省全体党员，代表吉林油田全体党员，代表女子钻井队全体党员去参加会议，是有使命的。当代表是党对你们为国家做奉献这种精神的肯定和鼓励。以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的体验，这次大会是划时代的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我判断这次会是正式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再也不能你斗我我斗你地斗下去，要为国家民族做实事了。我看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好好去参加大会，好好地学习，这是爸爸一生都没有的机会，孩子，可要珍惜呀。

组织的要求、战友的鼓励、父亲的嘱托让维维高兴地走进了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会场。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大事记：

1977年8月12日女子钻井队副队长维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28日会战指挥部隆重召开大会，热烈欢迎党的十一大代表维维同志胜利归来。会战指挥部临时党委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各二级指挥部临时党委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各二级指挥部的党员干部、共产党员代表共一千五百余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党的十一大代表维维同志介绍了十一大开会盛况。在欢迎大会上，会战指挥部临时党委负责同志发了言。

8月30日《吉林石油报》第一版，发表了《朝气蓬勃的女钻工》文章，介绍了党的十一大代表维维同志的事迹。

幸运的是，我8月来到油田，亲自感受到了这些事。

当维维在党的十一大亲自听华国锋做政治报告的时候，红叶正向油田党委提出她要离开女队去读书。她已经在女子钻井队工作了整整八年，是在女子钻井队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她和维维交心时说，她们都不想再回到以前的政治统率一切的环境，她们都打定主意学习知识，学习本领，将来从事某个专业领域的技术工作，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默默无闻的人。可现在维维不想也办不到了，她想离开油田也不可能了。

红叶提出上大学的要求后，党委当然不同意她离开女队。党委让宣传科科长老姜和红叶谈心，了解红叶真实的想法。老姜问我是不是也愿意听听他们的谈话，我当然想听听老姜如何评价此时此刻的红叶。这天晚上，我便和老姜一起和红叶谈心。我边听边做记录。这也是女队的历史档案了。

红叶：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上学，去实现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梦想。我已在女子钻井队工作了八年，我的整个青春几乎是在女子钻井队这个大家庭度过的。长期在艰苦的环境里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面临队伍稳定和来自各方的压力，我确实是身心疲惫，现在是我该离开女子钻井队的时候了。我要换个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将过去失去的补回来，学习知识，学习本领……我希望党委考虑我离开女队的请求。

老姜：你知道会战指挥对你抱多大希望啊！

红叶：我在女队工作的这些年里，经过了苦与累的考验，一个天真、向上的青年在这个特殊先进的群体中，性格、意志、情操等方面得到了陶冶。在经历了艰苦与风雨的洗礼、经过了欢乐与痛苦、轰轰烈烈和冷暖兴衰的成长过程之后，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不管面对来自各级的荣誉，还是经历了人生最苦难的时刻，我都顽强地坚守职责，尽我全部所能为女队工作，我问心无愧，领导怎么评价我，对我的将来做何种安排未曾认真想过。我坚信领导、组织上会正确评价我。如今，女队的战友们一致同意我去上大学，她们在这个时刻推荐我上大学是对我最大的理解、支持和爱护。

老姜：组织上没有认为你变了，只是你这半年有些消沉。可组织是会全面看你的，特别注重对你政治上的培养。但你想在这时离开的想法不对。你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走在了十字路口上。你要从全局来考虑，不能草率从事。上学还是在女队干下去？最好是在女队干下去。女队反映：你热情真诚，女队这么多年就看上了一个红叶，我们都非常理解和同情你。你有思想，有抱负，这七八年，是你用行动谱写篇章。大家说只要你振作精神，你就像一团火，你到哪里都热火朝天。能叫动号的就只有你红叶，你是大家的贴心人，说派任何人去女队接替你的工作都不行，这是发自内心的称赞。现在感到没有人带动大家。珍珍有点孤家寡人，云云没有魄力，维维正直，可调动不了大家。你能到今天这种地步不易，你能成长到这可喜的程度，你要珍惜。现在你不想继续前进，而是要离开女队，要抛开这一切，你会有后悔的一天！你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真正对你负责的人都不会同意你去上学。我是把你看作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把我想的话都说出来，让你考虑……你出队不出队，组织上会考虑的！……原来王总指挥想把珍珍调出去，留下你在这儿。现在你是这样的情况，领导可能要改变想法……

红叶：我已身心疲惫。我想我还是选择学习一门专业知识，走业务发展道路，从这方面多做贡献，一切让它自然发展去吧。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不知道人应该怎样去奋斗？女队也按照她自己的趋势发展吧。谁走了也没有关系，革命后浪推前浪，女队照样会生存得很好，也许我的小资产味浓了些。我如果没有思想，没有太多的追求，也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痛苦。政治，就是谁有权，谁就有道理。政治是不可知的，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也不想知道。

其实红叶说出来的问题，也是我和老姜都想的问题。这天夜里我和老姜说到下半夜三点，睡不着。我向他说了想写的第二部长诗的构思。老姜说很好，你快点写出来吧，肯定比《钻塔上的青春》还真实深刻。

1977年9月9日晚上，我就睡在曹主任的木板野营房里，再次和这位老工人出身的党委书记谈心，一直谈到黎明，直到曹主任说：“天快亮了，咱们睡一会儿吧。”可由于兴奋，我没有睡踏实。这里是战斗指挥部，能听到钻机隆隆的声音，一会儿是车辆的声音，我感觉躺在巨轮上，感受着大海的波涛。

夜时的谈话从我朗诵诗说起，曹主任说：“我一边听着就想起好多事。忘不了的是1954年在玉门，我听过一个演员朗诵诗，那是李季的石油诗，真能打动人心哪。你今天读着诗，一个司钻拿着脸盆出去了，我还说她干什么去了呢？原来是给你打水泡上了毛巾，看你脸上出汗给你擦擦呀。你那部长诗的第二部写了吗？我可盼着早早听到呢。”

曹主任向我讲起他这段时间的压力和苦恼。他说，我真为女队着急。一个红叶，一个珍珍，加上一个维维，都有思想问题，我精神压力可大啦。这次维维开会回来还不错，挽回了一点影响。维维开完了十一大，回到了女队，她也不小了，我得给维维操点心了。

我还想听曹主任的想法，一两点时，听到汽车响，是王总指挥和高主任从扶余来了，他们路过这儿要去杨大成子检查。说这一个月有完不成进尺的危险，因此他们要一个井队一个井队地检查，把任务卡死。曹主任不能睡了。穿上衣服，交换了一下前线的情况。说到女队，看来是设备有问题，缺部件。比方说，指重表是钻工的眼睛，现在82队的指重表坏了多少日子没有修好，就是摸着黑打井，没有眼睛啊。还有队伍问题，没有铁人的队伍就不会有大庆啊。

待了一会儿，手电光晃动出去，小车开动的声音远去。我们再也睡不着。曹师傅关心我的写女钻工爱情的长诗。他说，大庆跟着我们，也在1974年三八妇女节成立了女钻井队，她们提出了“以铁人为榜样做新一代女钻工”的口号，我们不能落后才好哇。可说内心话，我真为女队着急呀。

就在曹主任和我谈话的时候，党委已研究了对女队领导班子的调整。把原女队队长珍珍调走，调来了一个男队长，提了于占兰为副指导员。这天下午，曹主任亲自参加了全体班子成员会。经过地委和省的批准，成立了通讯站，加强保密工作，调珍珍去当站长。

我在这里听到了这个很有个性的珍珍的心声。

珍珍说：“我知道要走，感到很突然。女队的客观情况，决定了我走，我服从组织分配。从到女队工作了……”说到这儿她激动得眼含热泪了。曹书记——在这儿不叫他主任，叫他书记，因为他是以党委书记身份参加这个会的——插话说：“七年了。”

珍珍接着说：“要离开是非常留恋的，这是个火热的集体啊，真舍不得这些姐妹们，但我服从组织安排……”她太激动，说不下去。

红叶讲起自己的思想：“前一段时间思想很消沉，工作有所放松，这主要原因在我……从现在起，我们要振作起来，继续努力工作，做一个好党员。我和珍珍是一起到女队的，从1975年在一个班里，她的业务能力很强，生产上抓得很紧，珍珍是很好的指挥员，在工作中我们配合得很好。不可否认，也有矛盾斗争，但我们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奋斗了七年。如今她将离开，我们很是留恋。我原想今年去上学，可不招生，也去不成。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搞好女队，我现在头脑比较清醒，要焕发斗志，重拾热情，发扬女子钻井队的光荣传统，调动和发挥队友的积极性。如何使女队的精神、传统不失传并发扬光大，这是需要继续付出巨大努力的。目前，同志们的工作劲头高，上大班的同志就更好，如赵济昌，工作不辞辛苦，没有白天黑夜的干；芦景彦大班司机，根本不用我们操心机房；大鹏的泥浆技术在全战区是数一数二的；（曹书记插话：看慧慧的操作，可高兴啦，水平真高啊！）要把女队搞好，还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

珍珍接着说她没有说完的话：“我在女队七年，组织上同志们对我信任，支持我工作；可我未能充分发挥队长的作用，或多或少地还起了些阻力，辜负了同志们对我的希望。老同志对我的缺点、错误都很包容，我需要同志们帮助，不能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带到新的岗位上去。我的成长是女队给的。女队一直是过硬的。今年没有打漂亮仗，是我管得少了，受到影响……（她把脸转过去，不让自己说不下去……）我在女队没有留下什么，希望同志们多多帮助我……”（她难过地哭了，说不下去）

我听着她真诚的话，也感动得涌出泪水。这七年啊，多少日日夜夜，多少风吹雨浇，多少冰雪寒风，多少战友真情，她都化成了眼泪。我在井场上看到过这个长春姑娘的英姿，看过她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安排着井场的战斗。我打心里佩服，便问她为何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她朴实地回答：我就是农村打头的，一吆喝，走啦，干活去啦！我没有想。

我今天感觉，这姑娘不是没有思想的。不过在当时她没有意识到她的思想与人不同。她不接受形式主义报告，让她参加了工业学大庆会，她却没有带回精神，这当然让领导失望。我想，自己对女队的了解太肤浅了。

因为珍珍的激动，红叶说：下来以后，咱姐妹好好谈谈心吧。

云云发言，也很激动：“女队打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工作新的起色不大，我的心情也不平静。我们要保持和发扬女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能让女队的队旗倒在我们的手里……”说了两句，她也要哭，说不下去，她心里有多少话要说呀。

“我也说点吧。”维维发言了，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以平静自己不平静的内心，“我们是一批来的，七五年以前，我们一直在一起战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珍珍要走了。我也在会上暴露暴露思想。大家都知道，现在讲实事求是了。我们说实话吧。我这个人以前就是能干活，现在也不行了。我对女队是有愧的，和女队其他同志比起来，掏心窝子讲，我贡献不够，对不住党的培养。我思想上是要求上进的，我上学上了一半就被叫回来，我脑子有想法，我并没有准备回女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成熟了点，实际一些了，革命热情有所减退。组织上关心我，特别是开完了十一大，如果不好好干，我觉得良心上过不去。现在组织上留我一天，我就在女队好好干一天，我要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分分工，把工作搞上去。女队现处在非常时期，我应该有这个态度。”

大家让芦景彦讲讲。他说：“说不好，心使劲跳。从我接手柴油机，也出了事故，造成了损失，是我革命意志衰退，没有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今后一定加倍努力工作，为发展石油工业多做贡献，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证柴油机飞转不停车，有毛病及时修理，把党交给的这项任务完成好。”

赵济昌接着说：“身有十分劲，不使九分九，使了十分劲，再加一把油。让铁人精神在自己身上开花结果……”

大家说晚上接着开会，研究分工。没有电，就点起了蜡烛……

我和维维约好要好好谈谈，谈她人生的经历，谈她现实的思想。我拿到了一张《吉林石油报》。这里有对她专题采访的报告文学《朝气蓬勃的女钻工》。

维维见我手拿的报道，便直率地说：“你不要看，那有很多地方是不真实的！”

这句开门见山的话，让我吃惊。维维对我讲起里边不真实的情况：“你看这里边说我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写了十万字的笔记。你看，我是从一卷到四卷，就写了这么一点，”她用手比比，“这五卷都是划在书上面的，根本就没有写笔记。这要让别人知道，要看看我的笔记，不就完了吗？还有，写那天往下吊鞋，我查了日记，也没有挂鞋呀，再说也不是两小时呀……”

维维说给我：“你可别写我这十一大代表，我不应得到这荣誉的。还有写我想找个男钻工，我哪这样想啊，我还是想调回北京，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听了维维这些话，我心里震惊。感动中记下了这些诗句：

在充满谎言的年月，你的话让我震惊；

听了你的这几句话，我感受到你的真诚；

听了你的这几句话，我感到你心灵透明；

听了你的这几句话，我看到国家的前景；

一个说真话的年代来了，

国家有真话才能繁荣；

你无愧党的十一大代表，

我从你的话里听到了春天的鸟鸣。

但愿真话伴你一生，

愿你的心永远透明。

§§十六 “后女子钻井队时代”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大事记：

1978年5月，女子钻井队副指导员云云代表钻井指挥部参加了在大庆油田召开的全国石油化学工业第二次学大庆会议。

我回到油田钻井指挥部，见到曹书记，他要我在钻井大会上写诗，鼓舞一下士气。他说：云云回来后传达了会议精神，真鼓动人心啊。华主席提出要寻找十个大庆。我们这儿要找出一个大庆来。他把云云带回来的会议发言交给了我。我真的感动了，很快写出了一首鼓动诗，在钻井大会上朗诵。油田《战报》立即发表了我的朗诵诗。

吉林的大姐请回答

石油战线彩凤飞，有了多少女子钻井队。

跨千山呵过万水，英雄的姐妹要打擂！

华北女队擂台上站：谁敢上来比比看！

手搭凉棚往吉林瞧：先问姐姐您可好？

石油战线的红色娘子军，您第一个在钻塔上写青春。

油田的海燕迎着风雨吹，女钻工的青春最壮美。

你们第一个闯路战油海，今天多少姐妹跟上来。

学习姐姐的好榜样，为四个现代化尽力量。

用上三千二百米大钻机，掌握了高压喷射新工艺；

今年进尺二万五千米，把三个珠峰踩脚底。

学习姐姐，为妇女争口气，新长征路上要和男队比一比。

莫说新长征路途长，咱用钢铁钻杆量！

姐妹从来爱绣花，绣的是祖国四个现代化。

吉林的姐姐请回答：此时此刻您想啥？

全国女钻井队都把大姐看：你们今年怎样大干？

你们的想法定宏伟，请把应战条件尽快回。

吉林的姐姐登钻塔，遥望华北在回答：

新长征路上展翅飞，我们永远不掉队！

朵朵红云南飞去，带去吉林女队的好消息。

看我们定用十一大的英雄笔，

把新胜利报告给华主席！

1978年6月14日于钻井指挥部

我所朗诵的是叫“政治抒情诗”、“政治鼓动诗”。朗诵完了之后，曹书记紧握我的手说：“太好啦。女队现在最需要你这样鼓动啊！”我以能为政治服务而高兴。当时，领导已经感到了女队的危机，我的鼓动并没有激起女队更大的热情，这和我五年前感觉到的女钻工打心里发出的欢迎不同了。鼓动，现在人们叫做“忽悠”，但这忽悠如果与现实背离，只是表面的红火，并不能起实在的作用。政治忽悠与现实是两回事。我在北大读书时，接受过多少次写这样鼓动诗的政治任务。1958年，我曾在北京十万青年的大会朗诵我写的歌颂总路线、歌颂“大跃进”的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现实是我所鼓动的这一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1959年共和国十年大庆时，有多少诗人写出十年颂歌，就在同时，为中国老百姓说真话的彭德怀却开始遭难，中国老百姓开始挨饿。这就是鼓动诗在为政治的罪孽歌功颂德。

作为诗人的我用真情写出的这几首诗，也是想让女队还像过去那样走向新的辉煌。但实际上觉得女队不可能再和过去一样了。就在这之后半年，女队便解体了。这是写这“新长征路上展翅飞，我们永远不掉队”鼓动诗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呀。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快解体。

可是敏感的红叶姑娘已经感觉到了。

红叶把这时叫“后女子钻井队时代”。她说我们后女子钻井队时代会很惨。

为了挽救这个女队，红叶和维维，所有女队领导班子的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前面写过的那次班子会，便是想改变面貌的一次努力。红叶为了鼓动士气，她还借会战指挥部要搞“文艺汇演”的时机，要求女子钻井队参加演出。得到了领导同意，她们便排演了让所有队员都能参加进来的《长征组歌》大合唱。红叶作为总策划人，由她教歌；一周六天工作日，工作下来还要学习，她们改成三天学习，三天学歌。学会了以后，每天晚上在食堂进行排练，芹芹做指挥。排练要求很高，一切要和电影里的一样。红叶自己领唱了《祝捷》，她是想女队也要祝捷。她们排演好后，钻井指挥部派来三辆大汽车，把她们拉到了扶余。当大幕拉开，大家看到这整齐的阵容，便掀起热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从这样的演出中，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队伍就要衰亡了。歌唱不能挽救她必然要陨落的命运。

红叶从这年便感受到了女队的命运。1977年上半年，油田会战指挥部领导班子换了。一个老石油，“文化大革命”前就当过这个油矿矿长的栗业当了油田一把手。女队的干部都盼着他上任后能继续关注女队、支持女队，而离开女队的老队员也能得到妥善安置，从而让新队员能够热爱这个集体。几天前接到钻井指挥部的通知，说是将要来油田接任主帅的栗业要到女队参观，让女队做好迎接的准备。这天，他从长春到油田走马上任，路经女队所在地华家，便顺路来看。这很让女队指导员红叶高兴，因为这时的女子钻井队已不如从前三天两头都有全国各地的石油战线和非石油战线的团体源源不断来此参观了。红叶随小班上完零点班，安排好了当天的工作后就和未当班的队干部们等待着栗业指挥的到来。约十点钟，栗业指挥和随行人员来到了华家，红叶和他握手的那一刻，直觉告诉她来者的“不快”。红叶向来者一行简单介绍了女子钻井队的工作和生产后，便带领他们参观了营地、宿舍、食堂、后勤基地，最后去了工作现场。一路上红叶向他和来人介绍新接的一部大庆一型深井钻机也是油田当时唯一一台新型深井钻机的使用情况。一路上，新来的指挥自始至终脸色阴沉，表情严肃，不乏挑剔。参观完之后，让红叶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新领导对她们所做的一切似乎不屑一顾，他甚至没有说一句关心、体贴和鼓励的话，开口便是责难：“这活儿是你们女孩子干的吗？大老远地把你们扔在这里还不够操心的，简直是胡闹！”他对女子钻井队提出了质疑：你们能干下去吗？他临走时没有给任何肯定、表扬和鼓励，更未提出任何工作要求和希望。

“也许他是对的，可是我们竟在这个看似令人神往的女子钻井队和纷争的年代里‘胡闹’了这宝贵的七八年！以至于几乎搭上了我们的全部青春，这该是多么悲哀。”红叶在心底里说。

他的每句话，都如同浇在红叶头上的冷水，从头冷到脚下，从身体冷到心里。为了女队的稳定，为了不伤害仍在女队忘我工作和曾经为女队付出青春、汗水甚至泪水现已离开的队友们的感情，红叶将他的话埋在了心底。

这天指挥部通知指导员红叶回扶余钻井指挥部开会。散会后，钻井指挥部新调来的郁书记将红叶留了下来，在寒暄了几句话后转入了正题，他提出要调走三个正在女队工作的女钻工，要指导员同意。红叶听了这三个姑娘的名字，知道她们全是油田不同单位领导的女儿，且她们也都入队最长不过三年。坦率说，这三个队员个个工作都很出色，她们本人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家长在背后所做的工作。固执、天真的红叶一听，未能接受，她不能理解这些领导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说女子钻井队是先进典范，是个大熔炉，在这里可以百炼成钢，原来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党委书记却想方设法挖门路，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安逸的岗位。问题是，这样的口子开大了，今后的队伍该如何带呢？其他队友还如何安心在女队工作呢？我们怎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呢？女队又如何保持先进不褪色呢？她想，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你们不积极支持女队工作，还要这样做，如果油田领导的子女可以调出去，那些没有油田领导背景的子女和平民出身的普通百姓人家的女儿，就该受苦吗？我若同意她们调走，我又该怎样向那些坚持在女队工作五六年仍未离开的队友解释呢？我不能答应。她反对这种特权行为。她解释了这番道理后拒绝了这位领导的要求：“实在抱歉，我不同意把她们抽走。她们都很年轻，去女队时间很短，如果抽调，应该先考虑一些老队员。”

红叶的话，让这位领导无话可说，只冷冷地说了两个字：“好吧。”便离去了。

就因为这几句话，让这位领导在红叶调离女队的时刻有了打击报复的机会。

1978年，钻井指挥部党委讨论红叶出队的工作安排时，那位领导提出让她去钻井指挥部下属的一个小招待所当所长，这所谓的招待所，实际连大车店都不如，只有几间土房，院子是拖拉机停放处，一下雨便满院泥泞。在这次党委会上，女队的老队长国荣大姐（她是当时的党委委员）提出不同意见，她认为这样安排不合适，是对一个有着特殊贡献的女队领导的不公平。她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正是因为她的反对，那位领导的意见没有被认同，对如何安排红叶出队后的工作也就未做定论。对女队最关心，对女队的红叶也最爱护的曹书记，这时却没有坚持原则，没能说出对红叶的安排不合适的话，这成了这位老工人一生的痛悔。他在三十多年后，见到我还在说他的悔恨，因为当时都听一把手的话。这是后话不提。回过头来还是说红叶没有出队时的感受吧。

1977年10月，中国发生了一件与年轻人命运相关的大事，便是中国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决定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红叶想上大学，再不用领导推荐，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了。红叶还感到，“四人帮”被打倒后，“文化大革命”的东西要否定了，有人开始有意无意把女子钻井队和“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女队就是不被解散，也不会和过去一样受重视。红叶早就预感到她个人离开女队的安排不会好，不如自己安排自己吧。她开始加紧复习功课，她必须上学，她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她想，过去的她已经不存在了，她要寻找新的生活道路。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但她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明知自己考不上，也要拼搏一下做个尝试。她的好朋友、也是师长、工程师杨文子夫妇帮她补习功课，她报名参加考试了，当年差20分没有被录取，她准备下一年再考。正当这时，油田对钻井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由油田会战指挥部的雪原副指挥兼任钻井指挥部的党委书记兼指挥。他是吉林油田的创始人，也是油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亲眼见证了女子钻井队成立八年来的风风雨雨，创造和刷新的数不清的业绩，他虽未像曹长信书记那样亲手创建和培育了女子钻井队，但他干过钻井，也当过井下作业指挥部的指挥，他深知钻井工作的艰辛、复杂、危险和女钻工们长期坚持下来的不容易。他平时对红叶是有些了解的。后来有人告诉红叶说，他上任后，听说仍在女队工作的红叶因考试成绩不够未能被当时的报考院校录取，他说对油田有这样大贡献的女孩子是因为多年服从组织工作需要而被迫放弃了前几年的读书机会，组织上有责任做工作，推荐和保送她上石油院校，相信她不会辜负组织的期望。于是他要求组织部门写推荐保送材料，向大庆石油学院推荐。后来听说大庆石油学院随后将红叶的报考简历和考卷调去，发现红叶当年报考的学校均为文科院校，没有理工科的考试成绩。他们便回话说，希望她来年重新报考他们学校，只要成绩达到调档线便可破格入学。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红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事后红叶得知此事后感慨良多，她感受到党是能公正地对待和评价一个人的，更由衷感谢这位并不十分熟悉、却可敬可亲的指挥、长者——雪原先生给予她的父亲般的无私关爱、同情和至深的理解，并付诸行动为一个几乎未曾谋过几次面的女孩做了这么多事情。这让红叶一生都记住了他。

我从女队也感受到了危机，那就是人心。上年九月我参加了一次钻井队长会，是在巨宝山公社的会议室里开的。当时是曹书记领导着学习华主席政治报告中的八项战斗任务。在讨论中队长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不安心井队工作，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话他不听，不当回事了，你又不能扣他的工资，出事故，你要追查到他身上，他不干了。有的说，我一天对得起这几十块钱就行了；有的说，钻井和别的一样，学徒工都是十八元，如果加十元就行；有病没病的都拿病假条，有的就是装病；井队谁都不愿意来，钻工的地位不高，井队变成劳改队了。有条件的、领导的子女都不来井队了。你光做思想工作，也不行了，得有手段啊。

就是在这个队长会上，我听到了直爽、真诚、不说假话的维维的发言。她说女队这两年进来的队员，和当年不一样了，当年是为了石油工业发展，是来献身油田的；现在是想过桥的，想通过女队出去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所以都不想学技术，真假有病的都有。有的老队员真的得了一身病，领导要很妥善安置才好。现在的队伍不好带，远不如过去。原来说的那些理想，好像没有用处了。

我回女队，又见到了叫润荣的姑娘。

那是1973年吧，我第一次来到油田，乘坐指挥部的大解放，飞奔向松花江南。一个姑娘在前面扬手，司机把车停到路边，姑娘笑着上了车，闪动着滴溜溜的亮眼睛，望着前面展开的大道，她的前途比路还长还宽；带着对生活的憧憬，她说要当女钻井队员！我没有打听姑娘的名字，却印下了这难忘的画面！

去年，我到了女队，约润荣谈谈她的经历；她手里打着一件红色毛衣，走到我住的招待所里。她说：你第一次来油田，我就碰上了你，是在来总部的路上，也许你早已忘记了吧？

她那明快的话语，像把火点起我的记忆；她聪明伶俐的大眼里，为什么凝着生活的忧虑？

她一边说着一边叹气，说今天可不像过去。几年钻台的风风雨雨，已摧毁了自己年轻的身体，腰每夜都在疼痛，枕边夜夜洒下泪滴，家中还有六十岁的老父，冬天打水也是问题；我没有当初那样的幻想，我开始考虑生活的实际，我盼着能够早早出队，不知领导是否允许？

她说着，手指飞快地织着；她说着，我的笔飞快地记着；突然，她停下，看看毛衣，笑着说，这倒很有进尺！她带着毛衣走了，却把我引入回忆：这就是那个活泼的姑娘吗？我怎能把这两幅图景印在一起？生活呀，你改变着人的性格，但人不应做生活的奴隶！我没有对姑娘说什么，只暗暗祝福，她能经受更多的风雨！

我这次来油田，竟又在女队和润荣相见；她还没有离开女队，我多想继续和她交谈。

此时，她不再织毛衣了，女队的刺绣却大为发展，她手上开出鲜艳的花朵，她正在绣一个门帘。这是一片荷叶莲花，鸳鸯鸟在水中戏莲。我问，这是给自己绣的吗？她笑笑，反正没有事干！我问，你有了男朋友了吧？她赶忙否定，如钉钉板！“我的心早被愁事堵满，哪有考虑那事的时间？”

为了离开女队的事，她仍在夜里失眠。我说，你可以多学习呀！她说，学习有什么用？反正早晚要离开女队，我没心思钻研技术；你知道，我在这儿四五年了，应该说是老钻井队员，后来的小毛都出队了，我却留着不能动弹……

姑娘的痛苦加深了，俊俏的脸上愁云布满。我还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我只有沉默无言；我也在设身处地思考，要是我，会怎么办？

往日空洞的口号，已不能治疗姑娘的心病；明天美好的幻想，也难把姑娘的心点燃。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对于她，作品要如何表现？这曾是一个有理想的姑娘，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女队的第一任男指导员曾文，1973年5月离开女队，调到白城地区工会当副主席；1975年，他和那个俊秀的兰兰结婚，婚礼是在油田举行的，当时在钻井团委当书记的优优，将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做了他们的洞房。这年11月，曾文调到省直属大厂前郭化肥厂当二把手，党委副书记。有了住房，便将兰兰从油田调到这个厂来了。

1978年4月21日，这一天突然宣布：免去曾文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8年5月17日，我来到女钻井队，见到了队长维维，她讲起去长山屯看曾文的故事。这是真正的战友之情啊！

亲历者说·维维口述那天，我们去长山屯了，只悄悄地告诉党委书记；我们说去看看曾指导员，曹书记笑笑，表示同意。不过书记也叮嘱我们，也许这时去不合时宜；如果见到他就告诉他，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

我们乘火车，来到了曾指导员的化肥厂。一进厂便是大字报，大致扫看了一眼，算是初步了解情况；我们没看出问题有多严重。心想，但愿是这样！

我们打听兰兰的住家，厂里人打量这垄沟工装：“你们是油田来的吧，准是打听曾文的情况。”我们想说是兰兰的朋友，却没有瞒住工人的目光。从工人和蔼的态度看，曾指导员不会怎样。工人说：他们全家都看电影去了，你们等会儿吧，一会就散场。

我们听到这样的谈话，想必指导员还不太紧张；不然，如何有看电影的心情，全家人也不会如此欢畅。

果然，一会儿电影散场，老远就看到指导员的模样，看到那又高又瘦的个子，看到那变得苍白的脸庞，他抱着不满一岁的孩子，走路似乎还有点摇晃……

他一步步走近我们身旁；我们迎上去，叫声曾指导员（我们仍用当年的称呼习惯），他见到我们突然出现，先是一惊，然后招呼兰兰。

“哎呀，怎么我刚刚罢官，你们就来探望我？”他说话的嗓门很大，引得旁边的人都转过了脸。他说：走，咱们回家去吧。他领我们走在前面。

我们看到了兰兰，紧紧地把她的手攥住；我们原来最担心的是她，可能经得起这风暴的考验？这是她第一次经的大风浪吧，看来，她能把压力承担。她说，我了解我的小曾，就像你们了解的指导员，他是“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有错误，有毛病还能避免？但我想，他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只是无法看清上边的路线；我想党会把一切事搞清楚，干革命，也不一定就当官。不过，他的性格有些倔强，遇到事还总想找人争辩，所以群众说他态度不好，他呀，不愿意跟着风转……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他家里，夜里，做了一宿畅谈：我们劝他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我们不信那无根据的谣传；他说，我没有参加过武斗，也没有动过老干部一指一拳。我们虽不知他的过去，也不知他到化肥厂这段经历，但我们知道他在女钻井队，确实是为祖国做出过贡献……我们以战友的名义相信他的话，并以战友的名义探望他，我们在永远跟着时代前进，战友中不能有落伍的一员。

维维讲完，我沉思默想，这是多么真挚美好的情感：人和人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啊！我匆匆记下了。

§§十七 青春祭奠：历史的燃烧青春祭奠：历史的燃烧

女子钻井队的第一任女队长国荣，1973年8月参加党的十大归来，被选为钻井指挥部党委常委，可她仍在女队当队长。1974年因严重腰椎间盘突出，定为七级工伤而不得不离开女队，她在这年下半年到了钻井机关。1977年当选为党委副书记，所以在红叶出队安排上，她还能为红叶说上句话。1978年，油田总部下了红头文件，国荣等一批青年干部作为“双突”上来的干部一律免职。国荣在这一年离开了钻井指挥部领导岗位，另行安排了。

1978年10月。 对仍在女子钻井队工作的红叶来说，一个机会来了。吉林油田在找第二个大庆，从大庆调来了四位主要局领导。他们认为原来油田最需要建立一个钻井处；这时正需要人，原钻井大队的李凯工程师，认为红叶正可以做这工作，便找到她，说钻井处少一个管生产统计的，问她是否愿意去。红叶同意。这样，她就到总部的钻井处当了一名统计员，负责每个月向石油部的调度室和钻井局汇报油田的各种数据，包括生产进度和分析。她胜任并喜欢上了这新的工作。半年以后，她被提升为钻井处的副处长。不久又调到油田研究院。八十年代初，为了去读书，她放弃了当时副院长的职务。九十年代初，为了回到钟爱的石油事业，她又放弃了副处长的职务。此后 ，她一直工作在石油钻井这个她无比热爱的领域。无论是做一名普通干事，还是去大学读书；无论是工作环境的变化，还是职位的升迁，她始终保持和发扬脚踏实地、顽强、坚持的女钻工本色。

红叶调走，云云担任代指导员，也是女队的最后一任指导员。

云云是1971年7月15日到女队的，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她到女队，因个头小，先让她做最简单的工种，当场地工，捞沙子，收拾场地。以后她当内钳，当副司钻、司钻，到当文书、副指导员、指导员。八年抗战，到今天，她经历了多少风雨，她经历了多少事故啊。

她记得刚当副司钻不久，井口的内钳抡起来把她的腰打了，一下子就翻到架子外边去了。她受了伤却没有住院，而是回家休息。她是1971年春天搬到扶余来的，租了几平方米的小房，她是孝顺女儿，搬来是为了照顾有病的母亲。她回到家里，不让妈妈知道她受了伤，不能让老人为她操心。国荣到她家里看她，她悄悄说给国荣可别说我受伤的事呀。如果不是她提醒，国荣一问病情，就会让老人知道，她们待了半天，竟没有提一句关于受伤的词儿。

有一年冬天打井，井上的循环泥浆流小了，队长国荣发现，不让她下班回家，要她一定处理好。如果不及时处理，泥浆因天冷挂腊就容易出事故。她一边烤泥浆，一边冻得哭啊；搞了一宿才完事。国荣问她，你恨不恨我？她想，你不是为了工作吗，我恨什么呀？

她的腰有病，尿急，副司钻总摆弄水呀，一弄水，就要上厕所，哪儿有厕所呀，就跑到附近的地里去。这样便受了冷风，腰痛更严重了。可她仍不说自己有病。因为她看到的是很多战友都在病中坚持，没有叫苦说病的，好强的她以说自己有病而感到耻辱。

不少姐妹和她一样，得了病也不吭声。班长邢富琴胃下垂严重，医生开出诊断书，让她一定休息，可她考虑班里新来的同志多，钻井没有经验，她没有给任何人看诊断书，一直坚持上班。云云见她从医院回来，问她的身体情况，她还笑着说没事呢。开始固井了，她和大家一样，挟起水泥袋来回小跑；固完井，她倒在了地上。这时，云云才从她的口袋里发现了医院的诊断书……

她还记得那次1022队搬家，莲蓬头被埋在泥浆池里，拽不出来，为了抢时间，班长邢富琴没有二话，带着副班长张丽霞立即跳到没腰深的泥浆池子里抠莲蓬头，终于把它抠出来了。她们乐呵呵地跳上来，人们见到她们的皮肤被带碱性的泥浆烧得通红。

她忘不了的还有，那数九寒天打井，把手沾下一层皮，吃的是有冰的窝窝头，里边加的是一块腐乳；那次打井打到乱葬岗子，挖泥浆池挖出一块块死人头骨。

她想起了女队有“小百灵鸟”称号的陈英，她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哪里。她是和云云同一天到女队的战友。这是个天性快乐的姑娘。第一天就上了高高的钻塔，到上面就高声歌唱；不论多么艰苦，她的歌声笑声不停，她的歌声赶走了苦和累，她的笑，驱散了身上的疲劳。

1975年，陈英当了1022队的队长。1976年初，女队的两个井队全都开到华家，1021队接了中钻，陈英这个队仍用小钻；下半年，由于扶余区钻井任务紧张，又命陈英队急回扶余；11月份天气冷了，可钻井却更加紧张。云云和陈英两个干部，要两个跟班倒，班班见领导，她们经常是二十四小时在井场，有时在井场工作四十多小时，渴了喝的是大罐里的水，饿了啃的是窝窝头，这样坚持两个月，年底超额完成了钻井任务，并在这时打出一个“三一井”。在两次长途搬迁的情况下，陈英这个队进尺年上万米，在钻井指挥部同类型钻机中又夺得了钻井质量、速度第一名，被评为油田会战指挥部的先进集体。

“小百灵”陈英和油田头头高指挥的争执，更让女钻工们不能忘记，而陈英本人也思索得更多。1977年，有个从部队转业的于学明来到她这个队当指导员。他指导陈英说：“陈英啊，你要记住，什么时候都要听领导的，不要和领导顶牛，他说得不对，你也不要顶，一切要顺从，你才有好的前途。”可陈英却没有接受他的指导。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当时起柴油机要搞硅整流，有五台机，四台都烧了，只有陈英队的这台还好用。高指挥给陈英打电话，要陈英把这台机交出去。陈英叫劲儿，说理：“你们把四台烧了不总结教训，让我们交出去，不也得烧了吗？我们的不能交给你。”高指挥头一次碰上这不听话的下级，火了，对小陈骂开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不听话，不服从领导哇！”

陈英不吃他这一套，用同样的话回他：“我就是个队长，我没有了不起的；你是领导就可以骂人呀？你是指挥，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叫我交，我就是不交；你有权把我这小队长撤了呀！”

高指挥听了不再说话，把电话放下了。

于指导员听了这一吵，立即给小陈做工作说：“你怎么能这样和领导说话呀。你这样会吃亏的。我这可是好心劝你，不能再这样呀，小陈！”

陈英说：“我上女队，我当队长就没有想过得便宜，我也就不怕吃亏。我又没有想提拔不提拔，我要的是个理儿。”

上级组织部知道了她和高指挥吵架的事，让她和高指挥交交心。不是以领导的名义，高指挥表示想找她谈谈，可后来没有谈成，但有一次高指挥见了陈英主动和她打招呼，关心地问她的身体工作情况，陈英看出这个领导觉得那样骂人不对了，他要主动缓和矛盾。领导做到这点也不易了。

后来陈英说自己，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她认真对待生活，可她感到她这性格不适合这社会。而那指导她如何对待上司的于指导后来便真的提拔了。1977年10月，陈英离开了1022队，调她到石油局组织的文工团当副团长，她不是想唱会唱吗？可这副团长一直没有下文件宣布。她说她是不想离开女队的呀。

云云记忆犹新的是最后的一口井搬家。

1978年12月25日，清晨四点，天还黑黑的，她们便开始打点行装。六点，兵分两路，一路去井场装设备，一路在驻地装行李、搬食堂。九点钟，近百辆装满行李、物品和设备的汽车驶向了从华家到乾安的柏油马路，这队伍是何等的壮观。女钻工们都感觉这是向胜利的进军，她们会夺取一个更大的胜利。新队员们激动地高唱，老队员们豪情满怀。中途没有吃饭，没有人叫肚子要加钢，大家只想快快到井场，快快安装。只有老队员云云知道，她们有过多少次的搬家，都没有这次路途长，设备多，没有这次浩浩荡荡。当天下午两点多，车才陆续开进了井场，这是乾安的让字井。来到井场，就如同到了新的战场，来不及把自己的行李拿下来，便投入了卸设备的工作。

晚上，她们搭起了帐篷，劳累一天的姑娘们躺下便睡，不一会儿帐篷里便是姑娘们的鼾声了。第二天起早，云云便把姑娘们唤醒，她们立即跑向了井场，开始紧张的安装。在这滴水成冰的冬天，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将大钻的设备安装完，这是何等的难啊。就那两个泥浆池，都是姑娘们自己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然后抹上水泥的，泥浆也是她们自己搅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1979年元旦过后的开钻！

1979年1月3日乾深三井正式开钻。

吉林油田女子钻井队大事记：

1979年1月3日32661女子钻井队在乾安打的乾深三井顺利开钻。

1979年1月5日石油部部长宋振明、总工程师王秉成在吉林油田管理局书记张德国、局长栗业、钻井指挥部主任曹长信、钻井处领导红叶的陪同下，到乾深三井检查工作，视察了女队现场，听取了女队指导员云云代表女子钻井队班子做的题为“学大庆建设一支铁人式的女钻工队伍”的报告，并汇报了乾深三井的生产情况。宋振明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女子钻井队的艰苦奋斗精神，鼓励她们要为油田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直到1月5日，女钻工才知道，让她们如此突击搬家并开钻，原来是欢迎石油部部长的到来。她们的代表，曾亲眼看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这些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今天石油部部长来亲自看望她们，自然感到光荣和兴奋。

陪同宋部长的，就有一手培育并一直关心女队发展的曹主任，也有她们的原指导员，现在当了钻井处副处长的红叶，这是她们的骄傲，也使她们感到光荣。

宋部长听了云云的汇报之后，便到各班的大板房和帐篷里去看，看到了各班写下的决心书。

宋部长一边看一边称赞。他看完决心书，便说：“我们到井场看看吧。”他要亲自看看这些女钻工的操作。

大钻的钻台上，女钻工正接单根儿。

这是三九寒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女钻工们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子，有的戴着大口罩，那泥水喷到她们身上，棉衣变成了钢铁的盔甲，一动便发出钢铁般的声响。

宋部长走到钻台，班长迎上来，摘下口罩，取下帽子，原来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孩子，宋振明笑了。只说了一句：了不起，了不起呀！

石油部长到了女队的食堂，询问她们的伙食情况，中午，他和女钻工们共进午餐。饭后，宋部长在大家的要求下，和女钻工们合影留念。

一月下旬，春节将临。哪个女钻工不想回家过年呢。可今年不能回家，因为这口深井不能停钻，这是石油部长看着打的井啊，必须打出来，不能离开井场。云云把她向部长汇报的话向战友们转达，她说我们要用这大钻机打出来的深井向部长报喜呢。这是我们女队关键的一口深井啊。

大家共同表决心，过一个战斗的春节，过一个向祖国作奉献的春节。

腊月二十五，女队班子商量好过春节的安排，便让食堂管理员到长春去采购青菜和猪肉，准备过年的东西，还要购点鞭炮回来，以庆祝新的一年春天的到来。她们商量好，大年三十，晚饭要做出八个菜，年夜饭要吃饺子。

云云是有名的孝顺女儿，她本来早答应妈妈，今年要回家过春节，可现在不能离开井场了。大年三十这天，她作为指导员要跟班，她这天跟的三班上四点班，她到了井场，井上正常钻进，接单根儿、捞沙子，收拾井场。正在半夜，她听到了附近村民放起的鞭炮声，她望着家乡，想着自己七十多岁的父母，一定在想他们的女儿吧？她心里默默地祝福着老人，女儿不孝，不能在你们身边，你们自己保重吧，祝愿你们身体健康，春节快乐吧。

那响起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让她的泪水哗哗地流出来了。

她下了四点班，便和三班一同下班的姐妹们，回到帐篷，在临时用木板搭起的桌子旁，一边吃着食堂打来的饺子，一边唱歌，憧憬着女队的明天。

“指导员，你再说说，部长对咱们女队是什么看法，你汇报以后，有什么指示吗？”

云云说：“部长不是亲自看了我们的操作吗，你没有听到他的称赞吗？我看明年，不，就是今年了，咱们女队会更上一层楼，我们在大钻上要做出新的成绩。咱们不用再想别的了，安心在女队干吧。”

一个去年刚到女队的女钻工激动地说：“我是奔着到女队光荣来的，今后我们自己要写光荣的历史了。云云姐，你在女队七年了吧，你能跟我们在一起吗？你不会出队吧？”

云云激动地对这个小妹妹说：“你放心吧，我会一直和你们做伴，除非这个女队没有了，不然我是不会出队的呀！”

小妹妹高兴地把云云紧紧地抱住了。

看看表，早上六点。云云说：我们用壮丽的劳动，迎接了新的一年的到来，咱们也该睡一会儿啦。在这1979新春到来的第一天，让我们去做一个幸福的梦吧。

1979年3月，女子钻井队正在钻进，向地球深处钻进，一切都很正常地进行着。月底，突然32661大钻机井场来了一队男钻工，领头的人叫王迎春，他来到钻台，对司钻笑着说：“女同胞们，你们辛苦了！现在让我们男同胞接替你们钻井吧。”男钻工们便上了钻台，把司钻的刹把接过来，早有小伙子上了钻塔，把女井架工换了下来……

女钻工们一时不知所措，她们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她们走下了大钻的钻台，也走下了石油钻井历史的舞台。

指导员云云，含着泪对姐妹们说：“咱们回去吧，从今天起我们不用再来了。男队换了我们……”她说不下去，便带着姐妹们离开了井场。

大钻机32661钻井队的编号没有变，但已经不是女子钻井队，而是男钻井队了。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女队最后的代指导员云云说起这事，还不由得流出眼泪。

她说：我们女队的姐妹们从此风消云散，各人由上级安排。留下来的是和男钻工处了对象的刘志宵几个小妹妹。因为女队撤销，加快了他们相爱的历程。志宵这个外号叫“哭巴精”的姑娘，由于得到男钻工张维平的照顾、帮助而与他相爱了，张维平成了第一个在女队找到对象的小伙子。只有这个好哭的志宵乐呵呵地继续当她的钻工，后来也换了工作。

云云的心情特别难过。她难过的是姐妹们一下子便分开了，大家都在想自己的出路，想到底去哪儿。

女队是悄无声息地结束的。没有开一个大会，没有向女钻工们讲讲为什么突然解散的原因，没有说说女队这九年来的成绩。

云云想，如果是正常死亡的人，也要开个追悼会吧。她不理解，她想不通，她想起来就哭，她的心情无比沉重。

她记得清楚：女子钻井队在吉林省油田这块沃土上，拼搏了9年零27天，扶余、红岗、新木、乾安、农安、新立等油田都留下了她们的足迹，为吉林油田大会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谱写了我国女子钻井的新篇章。9年来，共打井330余口，进尺18万多米。1970年建队，她们就用19个小时打出了“三一井”。1971年由1部钻机发展到2部钻机。1972年打井106口，实现了一年一人向国家交一口井的目标。1973年打出了零度优质井。1974年稀井广探，她们转战扶余、木头、四马架，纵横驰骋100多公里，两部钻机双双创造了打探井年上万米的好成绩。1975年打探井进尺27912米，1021队刷新了1974年她们打探井上万米的新纪录，首创了吉林省同类钻机年进尺15000米的好成绩。1976年在两次长途搬家的情况下，1022队年进尺上万米，是钻井指挥部唯一上万米的井队，18148队也打出了好成绩。她们在钻井指挥部20多部小型钻机中，无论是钻井速度，还是钻井成本、质量各方面名列各钻井队之首。她们年年被评为先进集体。在打大钻的两年时间里，她们也取得了进尺、取芯的好成绩啊……

女队撤销了，为了留下纪念，指导员云云将女子钻井队的红旗包起来，她要如保存珍贵文物一样，把它保存起来。

女队还有好多文字材料，过去，她是作为女队的档案保存着，现在没用了。她一边清理一边流泪。这天晚上，她叫来女钻工刘艳丽和她一起，把这些文字材料堆到一起，抱到这个住地的四合院落的中间，她点着火柴，将这些烧掉了。

看，这是我们一个个姑娘的决心书；

看，这是我们多少次开会的记录；

看，这是多少姑娘向党组织的思想汇报，

看，这每张纸上都有姑娘心灵的倾吐；

啊，这是小玲姑娘那封退回来的信啊，

为了这封信，小玲曾痛心地大哭……

还有这么多学习过的文件，上级的指示，

为了开发油田，这里有多少姑娘们的汗水泪珠……

烧掉它们，不能留下交给男队，不能让他们说三道四，不能让别人作为笑谈，不能让男队拾到一张女队的纸片，我们要烧成灰烬，让它随风飞向天空吧。

这两个姑娘一边烧着一边哭。男队的队长王迎春来了，见到她们烧纸的场景，说：你们这是给死人烧纸一样啊。

云云哭着说：我们是烧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青春变成灰烬了。

这里是青春的祭坛，这是青春的祭奠。

§§十八 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1979年，走向了新的地方，回到了河北故乡，我从此与油田分开，再也没有机会去油田，但她们没有忘记我，我也时时惦记着她们。我曾在离开后的那年，给油田朋友写过信，打听她们的消息，写给油田朋友一首首怀念的小诗，寄给她们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