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13日。
我顶风冒雪，到长白山区的青沟五七干校去，索取对我审查三年的“结论”。这是我精神压抑到想自杀的痛苦的三年，是用血泪汗水写下每一天的三年。飘飞的雪片，不时变幻成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呼叫的北风里，似乎还有那“打倒任彦芳！任彦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这三年啊，每天都像用刀子刻在我的心灵深处，终生不会忘记。我想到当年的那句口号：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啊，一点不错，我在那三年之后，一直不服气，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想翻过身来……而直到今天，我到了花甲之年，离休之后，翻开当年含泪写下的页页日记，我才悟出：人在最宝贵的年月，失去了最宝贵的机会，之后再想找回来，是不可能的了。
我是1970年4月5日在长春领取结婚证的。那年我已经三十三岁，妻子三月比我小十多岁，结婚后的种种灾难都和这个4月5日有关吧。这天是清明节，是给鬼魂烧纸的日子。可当时没有想到要择个吉日良辰，这全怨我有点急不可待。因为在这之前，我的“为刘少奇、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翻案小集团”的问题在工宣队进驻长春电影制片厂后经内查外调刚刚做了结论，以我为首的这个小集团的人宣布解放，其中包括后来写电影《创业》的张天民等艺术家。工宣队师傅在外调中否定了我是“漏网右派”，还调查出我在兰考深入生活时，曾把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的全部稿费捐献给焦裕禄树立的红旗村购买了化肥……因此，当结论公布，在长影广播后，长影群众竟选举我做了厂整建党领导小组的群众代表，参加对党员的评议，可真叫眨眼从地狱上了天堂！不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文艺组，长影的领导刘扬调到省文艺组当头儿，便把我调入了文艺组，虽然没定什么官衔，人们却视为领导一般。我正是在这时机，向领导提出来，先将我的未婚妻从黑龙江省调回吉林省重新分配，不致两地生活，再就是办完调动后立即申办结婚手续，怕夜长梦多，还会有什么变幻莫测之事发生。果然，噩梦来了。
我结婚不到一个月，1970年5月，中央下达指示文件，一场“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运动”开始，我立即被长影召回，要参加运动，接受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揭发。因为有被整的三年，开头还算沉得住气。没过多少天，演员剧团的陈家林，这个脑袋瓜子聪明的青年人被揭发出来，成了“现行反革命”；第二天，演员剧团卢桂兰的丈夫沈大成从长影的大烟囱上跳下来，我一进门，便见到了一幅漫画，是沈大成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的画面，我心里如压上了巨石，这是对我的警告。我的朋友、著名翻译家、译过一百多部苏联电影的胡伯胤也跳楼身残。严酷的日子，加速了我的心惊胆战！1970年冬，我被送到吉林省青沟“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我天真地想，我成了光荣的“五七战士”，我的问题也算清楚了吧！谁知我和别的“五七战士”是不同的，我是编入另册的受审查的对象！1971年2月，五七干校的“批清运动”开始了，我胆战心惊，也胆怯心寒！这是我人生中最冷最冷的一个冬天！长影转来了材料，干校成立了专案组，将那些揭发材料传给与我素不相识的各地来的“五七战士”中的运动骨干，一夜间，便出现了千百张大字报，贴满屋子、院落。
1972年11月，我离开了洒遍我汗水和泪水的青沟，回到长春。我不可能再回将成为领导机构的“省文艺组”，我被安排到刚成立不久的吉林省文艺创编室，编辑《吉林文艺》，我在组长王玉海的领导下当诗歌编辑。
王玉海，笔名大海，是个实实在在的东北人，如同我的兄长，他赞我的诗才，同情我的遭遇，关心我的政治生命。他说，你要回干校要个结论来，我们好安排你的工作呀，不然，组织上不好用你呀！他说得有道理。
是啊，我又挨了三年的整，总得有个说法呀。因为我的受审查，妻子受到了株连：她曾被抽调到部队文艺宣传队主演《沙家浜》，因为成绩突出，总后特批了她的军籍，还被批为副连级，却因我而没有公布。后来宣传队解散，她的军籍难以恢复，她没有留在部队，又回3504厂当起了缝纫工。这给妻留下了一生的痛苦，这心灵的伤痕，怕此生也难以平复了。再说我的儿子：我因受审查不能亲自去照顾妻子坐月子，儿子刚满月，部队便催妻回去，要去南方大三线的厂子演出，她扔下孩子便回部队去了。儿子留在老妈妈那里，用人工哺乳，不知是哪儿没有照顾好，在两个月时得了肠梗阻。我和妻不在儿子身边，老妈妈心急火燎，给远在千里外的我发了一个又一个加急电报，我拿着电报，请假却不被允许。干校专案组的人对我说，你是省里的重点审查对象，你要离开，得经过省革命会主任王淮湘批字才行啊，我们可不敢让你离开！我说，那派一个人跟着我，费用由我出不行吗？回答是不行。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此时，在河南开封，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她代替我们在手术书上签名，承担着风险，对医生说，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这孩子，他们都回不来呀。我就代他们吧。儿子三个月大时，做了肠梗阻切除手术，他的小肚皮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也留下了永久不能平复的伤痛。
我有了“审查结论”还有什么意义？可我听了大海的劝说，为了我的工作，我还是应当拿到的我的“结论”呀！
1972年年底，我终于等来了省专案三办批复的结论。我摘抄到日记本上：
00中共吉林省青沟五七干校核心小组
关于任彦芳同志在批清运动中的审查意见
1970年11月任彦芳来青沟五七干校学习为一队学员。在1971年干校开展的批清运动中，根据群众揭发检举对任彦芳同志与“516”组织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审查。经过大量的内查外调工作，任彦芳同志与“516”及其幕后操纵者没有黑线联系，现予结论。
吉林省青沟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后面还有一行吉林省专案三办1972年12月28日的批示：
对任彦芳同志的审查结论，我们没有意见。
1973年春节后，组长大海乐呵呵地对我说：“你的结论，支部知道了。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吧！你有才华，还是要写诗。咱们省发现了一个大油田，据说，那里搞得热火朝天。组织上安排你去油田体验生活，写出反映油田生活的诗。那是咱省的重要战线，去的人都要求政治上可靠。现在可以告诉你啦，当初你没有结论，我们不敢派你去油田，这倒不是不信任你，这是上边的规定。现在好了！你可以去油田生活了！”
我这才明白大海急切地要我去五七干校找结论的意图，我感谢大海对我的关心。
对于石油，除读过老诗人李季的《玉门诗抄》外，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把油田和大庆连在一起哩。油田这充满了神秘感的地方！如果我没有结论，便没有去油田的资格，我想油田大概和军事保密基地一样，是要防止坏人去搞破坏吧。
我问：什么时候去油田？
大海：你安排一下，把要编的稿子交给曲有源，你就可以去了；由组织给你开介绍信。
1973年2月19日，我奔向了吉林省扶余县，奔向了我向往的神秘而陌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