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就是一切不平等的消失，人类的彻底解放。所以，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只要赞成社会主义的原则，思想、观点和理论则应该随人们去建立，去创造，不应当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种理论存在，这会窒息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教条主义的统治。
这四十八条使我想起了顾准。王元化先生曾评价顾准说：“作者才华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经他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序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顾准对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诸问题的思考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就是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完成的。五十年代顾准的思考主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诸方面，而钟叔河先生五十年代就思考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问题——虽然他的思考没有顾准的深刻，但他毕竟比顾准要早十多年就思考了，比整体民族八十年代的反思几乎早了三十年。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钟叔河先生还说，要是自己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是会做些事情的。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他沿着五十年代的路子思考下去，并让其有相应的环境和条件，也许今日中国多了一位思想界的探索者，而少了一位出版家。
因思想而罹难是那个时代的罪恶。一九五七年钟叔河先生被划为“大右派”，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九年又因“现行反革命罪”在监狱里待了十年。在社会底层里，他当过车夫、钳工、木工、划线工、绘图员等。苦难铸造了他的灵魂，思考点燃了他的智慧。他说，他赞同史学家陈寅恪的观点：知识分子应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他把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走向世界》借我阅读时说：“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一点点像郭嵩焘。我写的《论郭嵩焘》，你可读读。”
郭嵩焘何许人也？郭氏为湘阴人氏，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官至礼部侍郎、驻外大臣。先行者总是孤独的。郭氏于英法公使任上被撤回，著有《使西纪程》，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郭氏早年参加过湘军的战事，但很快就洗手不干了，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事。郭氏好议政，喜批评，接受了非传统的思想，有一股异端的气味，于是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所不容。由郭氏的这些性格特点，想到钟叔河《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确实使人得到大致相同的感觉。钟先生现在正做着两个研究课题，一是明清士大夫对西洋事务的认识，二是关于周作人的研究。我想，他的见解肯定是独到的。
钟叔河先生的主要史论著作有《走向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书前书后》等。读他的著作，我们不得不惊讶于他对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中国认识之深刻。在近代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进程的大背景中，他从思想史、文化史层面分析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及其内在动因，其见地显示了他治学的机智。他在《关于曾国藩家书》中说：“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和科学，中国之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是我四十年来一贯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又认为，为了快步走向明天，必须深刻地认识昨天，清醒地面对今天。”
今天，正是中国现代化遭遇阵痛的时刻，我们怎样去把握和设计未来呢？这是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博览群书》）
烈士暮年
周实
《念楼序跋》读后
国庆期间拜读了钟叔河先生的新书《念楼序跋（外一种）》。
讲句良心话，真的很喜欢。
书中的文字大都不长，而且大都点到即止，其味却未随止而止：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Mon verre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态度。真正能够不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吗？其实也未必尽然；不过有这么一点儿洁癖，就不那么容易随着大流去吃大户罢了。
这是《〈走向世界〉后记》开头的一段文字，点到即止了，却令人回味，使你随手合上书后，还能够想好一阵子。
也有将话说满了的，但你却不觉得满，反倒觉得很实在，比如《读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
……我尤其佩服他把反右派斗争放到国际共运和联共党史的大背景下来分析观察的识见，结束语一、四、六节中所作结论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暂时似尚无人能及。
邵燕祥序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我则以为，胜利者不过会迟一点到来罢了。序中又说，毛泽东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现在的朱正，不是已经把历史写下来了吗？
这是典型的钟氏辛辣及其点到为止的尖锐，这本书中的不少文字都有这种辛辣尖锐。
好的序跋，在我看来，好在表现了作者的立场以至他的精神世界。这本书中所收的文字就表现了作者的精神世界。这点从我以上所引两段文字即可见出。作者自己对于这点在《读赵汀阳等〈画说哲学〉》之中也有清清楚楚的指出：
书中有一节介绍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指出这句名言的意思是，肉体的人不过是像芦苇一样平凡的生物，既脆弱，亦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由于精神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以至高贵和卑鄙。
精神世界就是思想，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关于这个方面的差异，作者又引了赫胥黎的一句令人回味的名言：“人和人的差距，有时比人和猿的差距还要大。”
想想，也是，确实很大。
但是，到底，有多大呢？你虽不是科学家，也可试着想一想的。
好消息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是钟叔河先生新编订的，岳麓书社出版的。感谢他送了我一本，读罢谓之“好消息”。之所以如是说并以此为题，是因为卷中的陈垣题记引有《旧唐书》记载的辛玄驭的一段话。辛玄驭是这样说的：“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是恶消息。”此君的为官好恶观，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可以说是别致的吧。
卷子的内容，叔河先生概括了：“光绪十六年底，太湖林屋山（西洞庭山）有个姓暴的巡检（相当于镇长），得罪了上司丢了官。他得罪了上司，却没有得罪百姓，而且还很清廉，‘债累满身，一钱不存’，被撤职后无钱搬家，甚至无米为炊。林屋山的民众很替他抱不平，有的送来几斗米，有的送来几担柴，月内竟‘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这事不但震惊了当时江苏的各级政府，以至于要“严加查访，从严惩办”，而且激动了诸多名流，于是自然也就有了秦散之为其创作的这幅《林屋山民送米图》，俞曲园、郑叔问、吴大瀓、吴昌硕等亦纷纷为此图题记题诗。
现在这本卷子的题签用的是胡适先生的手书。一九四八年，胡适、朱光潜、冯友兰、游国恩、俞平伯、浦江清、马衡、于海晏、张东荪、徐炳昶、陈垣、沈从文、黎锦熙、张大千、徐悲鸿等为此卷子再作题跋。胡适称此卷子为“中国民治生活的史料”。叔河先生此番编订“首先也是为了珍重此一民意和士气的证据”，期望得到更大普及。此番出版的印数五千，比起一九四八年那一百册珂罗版，印数当然是大多了。时代毕竟不同了。
暴巡检究竟因何缘故得罪上司丢官的呢？俞曲园劝他的书信中多少透露了一些消息：“（知府大魁）总嫌足下好事，又好出主意，非下僚所宜。”暴巡检究竟所好何事？出了一些什么主意？为什么非下僚所宜？俞先生就没有说了，或者认为不须说，要说也是些为官的常识。可惜暴巡检偏不听劝，“情性乖张，做事荒谬”，下场自然必然是“百姓之讴歌，万不敌上官之考语”，“上台远而府厅县相离甚近，远者之保全不能敌近者之毁伤”了。
从某些人的眼光来看，暴巡检不是个好下级，想是确定无疑的。
也曾试想，他若长寿，活到今日，读到某社出版的那本畅销的《下级学》（湖北著名的“五毒书记”张二江为作者之一），是否会学得聪明些？想想还是不大可能。用他自己面对上司训斥他私自向民索米他所回答的话来说，那就是“此等脏私，非愚者莫能致，亦非愚者莫能得也”。
叔河先生后记中说，他很喜欢朱自清题诗的最后这两句：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看重的是傻心眼儿的官。暴巡检就是这样的官。
龙在我的心目之中
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感，或者说是狗熊也行，有时也是有体会的。
譬如龙，我与钟叔河先生就有极其相近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是相同。
叔河先生在其新著《学其短》中如此看龙：
龙这个东西，不管创造者如何美化，总是不大好看的。所以高明的画师需用云遮掩它，能表现一点飞腾的动感，便很不错了。若是像美国唐人街上做标志的那样张牙舞爪，整个一个鳞甲森森的大蜥蜴，越是活灵活现，越使人恐怖厌恶，真不知为什么有人硬要将这只伪劣的爬虫奉为祖先，硬要将自己说成是它的“传人”。
我就怕做它的传人。
我一想到我的祖先竟是这样一种动物，心里面就充满沮丧以及无穷无尽的郁闷。
龙在我的心目之中，只是一种强权的象征，一种残暴狰狞的象征。
龙在中国代表什么？代表的只是历代皇帝。
龙床，龙椅，龙袍，龙杖，龙庭，龙旗，龙子，龙孙，龙的天下……
是人只要沾上龙字，就是所谓的真龙天子，就有了欺负人的权力，就有了统治人的权力。
喜欢龙的只有皇帝以及那些跋扈的官吏。
至于他们喜欢的顺民成为所谓龙的传人只不过是奴隶而已。
我是不愿做奴隶的。谁也不愿做奴隶的。
如果被迫成了奴隶，成了所谓龙的传人，终归只是被迫而已。
被迫喜欢是假喜欢。假喜欢若碰上真龙，必定会被吓得半死，就像那位叶公。
好龙对于叶公来说，确实成了他的基因，这种基因使他成为一种典型的龙的传人。
也有叛逆者，只是非常少，比如小哪吒，天不怕，地不怕，剥龙鳞，抽龙筋，搅得四海翻腾不宁。即使剔骨还父，哪怕剜肉还母，他也铮铮，宁死不从。我想恐怕只有孩子，只有哪吒这样的孩子，才会如此不怕龙。
故事中的龙，确是可怕的。外形就像一条大蟒，眼睛冒火，鼻孔喷烟，爪硬如铁。有的一个头，有的几个头。不是吞食童男童女，就是带来水涝洪灾。任何人敢靠近它，都会被吃掉。它的周围全是骷髅，全是断骨，全是残肢。这是那些试图反抗结果失败的人的遗骸。
现实生活中，龙就不同了，它的本质虽没变，外表却是变了的。有时甚至变成人，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也是一个头，也是两脚踵。不同的是它的眼睛，有时突然又阴又暗，有时突然又亮又明，犹如在催眠，使你头发晕。它的手也软绵绵的，似乎里面没有骨头。从那嘴里飘出来的不是蜜意就是柔情：“你好……你好……幸会……幸会……不成敬意……久闻大名……”你若迷惑了，也就完蛋了，精气神就蒸发了。
世上是否也有好龙，就像皇帝也有好坏——大旱之年，行云布雨，普降甘霖？也许，也许——确实，确实——不过你要烧香磕头，献上六畜，祈祷许愿，求它可怜，让它开恩，承认你是龙的传人。
烈士暮年
不知道是为什么，事情真是怪得很，只要我一想朱正就会想起钟叔河，只要一想钟叔河又很自然想朱正。
两个都是湖南人，两个都曾当“右派”，两个都曾坐过牢，两个都会写文章，两个都会搞出版。
人是不好互比的。这点，当然很明白。
文章也不好互比。这点，当然也明白。
可是，不知为什么，总忍不住在心里，将他们这两个人，比过来又比过去。
比如写文章。
两个人的两支笔真的就像两把剑。
朱正总是铿锵一声，唰地出鞘，招招见血，剑不见血，决不入鞘。
钟叔河呢，则不同。那剑总是寸寸而出，剑气一旦逼住对方，也就悄然入鞘了。
当然，这是我的感觉。别人的如何，就不好说了。
比喻也难说是贴切，所喻也无高下之分。
还是不比的为好。
这里，我先说朱正。
人是改造不了的。我是这样看朱正的。
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后，生活经历了多少磨难，精神遭受了多少创伤，他可多少改了一点？除了头发变白了，皱纹增多了，那根脊梁的骨子缝里，真是一点也未变的。不然，他就不会写《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以及这一类的书了。
变的，也许只有笔，比以前是更犀利，甚至寒光四射了。
笔的寒光所针对的，主要是那历史迷雾，主要是那思想迷雾，其余，哪怕一点点，也无时间顾及的。
说到写东西，朱正对我说：“要写前人没写的，要写后人要看的。”
我想出书也一样。
我喜欢朱正。喜欢他虽古稀之年，精神还是如此年轻。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敬重朱正。每次阅读他的文章，都能从那字里行间，看到他的良知闪光，听到他的心灵召唤。
能够听从心灵召唤，才有可能无愧时代，才有可能不虚此生。
再说钟叔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