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钟叔河先生与青年编辑聊天，提及《走向世界丛书》，说“这完全是一项学术编辑工作”。首先是学术研究，其次才是编辑加工。也就是说，在编书之前，应该广泛而认真地读书，扎扎实实做些研究，这样才能赢得高渺深广的视野与卓识明见的洞彻。对钟先生来说，这种厚积薄发恰恰是在长达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中煎熬而成的。他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写道：“五七年后，力佣为生，引车夜归，闭门寂坐，反得专心读书……”（《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笺释者言》）“我拣了一个‘便宜’，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二十多年中，我无须遵功令作文、按模式思想，而尽可以在劳动的余暇‘自由’地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时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也许，人生的厄运最易唤起某种理性的追寻和历史的探访欲，由此将个人的痛苦与磨难纳入历史的大悲剧中去理解其内涵的沉甸，去寄托心灵的孤愤。大凡少年读史，总缺少几分深沉，安逸读史，又少几分忧怨，唯有以啼血之心亲近历史，才会产生强烈的思想震撼与心智共鸣。
如同后来学术界诸位鸿儒大师所感触到的身手不凡那样，钟先生治史，尤其是近代史，显出一种恢闳的胸襟与气势。读他的史论文章不难发现，他的文章集哲学反思、理性开掘、感性直悟、诗美文境于一体，透出强烈的理性震撼，或许是获益于他出道旁门，不曾有专业史家的诸多束缚。他不曾循院墙之内高头讲章或抱古人、洋人脚踵炒学问的路子，而是置身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旷野、更深沉的理性诱惑、更直捷的心灵彻悟之中去咀嚼历史。故而能时常以一种野狐禅式的清醒与机智去审视历史事件和人物，不盲从，不循旧，不炒冷饭，在学风上独标性灵，脱去平庸与匠气，展示其思想的锋芒。在文风上杜绝陈词滥调，以一种特有的清隽与劲逸诉说内心最真切的历史感悟。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历史文化格局中，学术与编辑是两张皮，分属于两类人。前者由书斋里的学者来担负，后者则由“作嫁者”编辑来完成。因此，大部分编辑编而不作，甘于当文字保姆。而钟先生却能打通“编”与“作”的职业壁垒，展示出一种“通家气象”。
若是对钟先生的历史编辑与著述工作作一番梳理，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大背景，两条干脉：大背景是近代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两条干脉一是“东士西游”，包括实录、心态、反思与启悟；另一是“士的蜕变”，从思想史、文化史层面分析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及其内在动因。两条干脉互为经纬：前者即《走向世界丛书》所收载的内容；后者包括近两百年著名思想文化人物在西潮冲撞下的心灵觉醒，既有黄遵宪、郭嵩焘、周作人的个案研究，又有一些群体与比较研究，既有长篇宏论，又有诸多随笔、杂感，悉心品读，常能体察到某种治史的机智。他没有挥汗去注解十三经、二十五史，而是将目光专致于载道以外的笔记、随笔、游记、小品、书牍。在研究角度的切入上，他善于反弹琵琶，另辟蹊径。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索，不拘泥于“西学东渐”的思路，没有去凑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化衍进的热闹，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东士西游”史实的钩玄、考辨，从而拓广了史学视野。
一九八四年，钟先生调任成立不久的岳麓书社总编辑。这是一家编辑仅十余人、年出书不过百种的小社。在出版界这支宏大的交响乐队中，是个并不起眼的小角色。正因为如此，钟提出要有自己的编辑理路，努力显示自己的点子和音色。说起来，他的编辑思路并不复杂，表述也质朴：一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古籍，二是用新的观点来选印旧书。古籍指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有湖南近代的地方出版资源，如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魏源等人的文集，都在整理与出版计划之中。当时《走向世界丛书》还在继续出，学术界与出版界不断传来喝彩声。但钟先生却开始思考拓宽出版空间，分出精力来策划选印旧书的工作。此举得到李锐先生的赞赏，认为岳麓书社把旧书提到跟古籍同等的地位，注意历史的衔接和学术的延续，显出不凡的眼光和胆量，“正是这家出版社的卓越之处”。
所谓“旧书”，是指近代（一八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和台湾的文化学术著作。选印旧书的工程有三：《凤凰丛书》《旧籍重刊》《旧译新刊》，其中以《凤凰丛书》影响最大。以“凤凰”为丛书名，意在让旧籍“从火中而新生”，寓意深刻、独到。选书以宽容为宗旨，既有研究著作，又有文史资料、人物传记，如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温源宁的《一知半解》、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等等，都是一些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参考价值的旧书。这些书记录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一代人追逐德先生、赛先生的努力。这些书大多久不流行，或绝版难以见到，重新刊印既有温史的价值，又有文学的趣味。这也反映了他在开放环境下兼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值得指出的是，选印旧书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同样需要卓识明鉴的功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选家的识见、学问还应在“著作者”之上。
一九八八年，钟先生离开岳麓书社，但编书、研究仍未中辍，其中于知堂遗文的编辑方面致力最勤，加上岳麓书社任上的成绩，先后出版过《知堂文集》、搜辑过《知堂集外文》二种（与陈子善合作），选编过《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知堂谈吃》，笺注了周作人《儿童杂事诗》，近年来，倾其余力编辑了十卷本《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及四卷本《周作人文集》。
在众多的钟编知堂著作中，《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书里书外的戏最多，因而书评界泼墨亦多。其一，这批知堂手迹并插图剪报记录他和原作者之间的鱼雁往来，而且时值“文革”初年，当是知堂绝笔；其二，钟的笺注用考据家本证的方法，借了诗人自己的话来阐发诗意，可以看作是研究工作的一种新尝试；其三，形式讲究，开本、封面、腰封、版式、套色、边框、字体、行距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每一首诗后配图，笺注尾随，恰好两面，双单码相合，整齐得体，让人未读文字，只翻翻就觉得美，不忍释手。事后听钟先生谈及此书的形式美，他说意在唤起出版界对设计意识与技巧的重视。看来，要做一个称职的编辑，无论“形而下”还是“形而上”都大有学问。
钟先生亦曾致力于曾国藩遗稿的整理、研究、出版。曾编辑过《曾国藩教子书》《曾国藩与弟书》《曾国藩家书》。后者不仅内容上超过旧版《曾文正公家书》，还订正了许多误植与排列错误。书信毕竟是对话语境下的心灵抒发，单方面的声音不利于重现对话背景，因此，钟先生穷搜旁辑，编成了一部《曾国藩往来家书》。此外，他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中将曾国藩父子纳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将之作为由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蜕变的先驱人物，进行了一番颇有力度的剖析。此项研究尚在进行之中。
不知道日后的出版史、文化史会怎样述说我们今天的出版活动，如何评说像钟叔河先生这样的出版人？他首先是一位编辑，但又不仅仅是一位编辑。在他身上，由于生活遭际的曲折，精神世界的博大，文化追求的多元，透出种种矛盾和悖论。譬如他的编辑生涯并不长，但他的编辑理路却很长；做编辑且心耽学术，把编辑与研究结合起来，追求观念上的拓展，又十分注重细微末节的工匠式雕饰，他不曾去刻意探讨出版理论、编辑学体系，也不曾写大块大块的出版理论文章，他却以他的出版实践示范一种成功的经典式运作。
最后，我想到尝试一下比较研究，引出钟叔河与近代中国出版文化的巨人张元济比较的话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比较不够贴切，他们时间上相差半个多世纪，出版的文化背景也迥异。但他们之间确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且钟先生非常崇敬菊老的学问与人格，尊他为中国近代出版界的脊梁，在出版活动中，十分重视菊老的经验。因此，这种比较可以视为贯通近现代中国出版的理性流脉的尝试。在经历上，他们早年同样身遭厄运：张元济因百日维新失败而被革职永不录用；钟因“反右”斗争而开除公职，交群众管制劳动。不过，张离京后很快摆脱阴影，抵沪后很快步入教育及出版领域，入商务印书馆时年仅三十四岁；而钟的个人境遇更恶，甚至被投入牢狱，中辍文化职业二十一年，复出时已四十八岁。他们都曾主镇过一个出版机构，利用这块阵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出版理念和文化、学术追求，只是张主持着中国当时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编政，是该馆的文化灵魂，几十年不动摇。相对而言，文化运作的空间大，不仅出书，还出报出刊，办图书馆，办函授学校；不仅弘扬传统文化，整理古籍成绩斐然，而且还介绍域外新知，倡导新文化，推动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而钟所主持的只是一个新成立、规模小、出书范围较窄的地方古籍出版社，运作空间小，任期短。不过，钟所在的出版社在出书风格和特色上还是创出了相当的声誉，一度（至今仍）是国内最有影响的出版社之一。应该说，两位都是成功的文化导演，只是前者调度的是一个大乐团，演出了诸多大部史诗，后者指挥的是一支小乐队，演出的是花鼓调。他们本人都学识过人，曾专致于古籍研究整理。编辑实绩上，张以《百衲本二十四史》而著称，钟以《走向世界丛书》而闻名。不过，张走的是研究正史的路子，钟走的是研究野史、笔记的旁路。在编辑与治学风格上，张有朴学遗风，搜罗珍本、善本，尊重历史原貌，精点精校，补残纠讹，编富著慎，仅出版一部《校史随笔》。而钟除了有较好的文史功底外，还颇具现代意识，提倡用新的方法整理古籍，编而有作，从古籍旧卷中引出新的意象详加阐发，而且编著俱丰，著有《走向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等多部史学专著。总之，在现代出版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筚路蓝缕启山林者当推张元济，而在他的继起者群体中，钟叔河这个名字也将光耀星河。
（一九九八年二月《编辑学刊》）
先行者并不孤独
向继东
认识钟叔河先生是从一篇批评文字开始的。不久前，我谋职的那家报纸副刊收到一篇指摘钟叔河先生的文章。作为编辑，我觉得那种批评至少是缺乏理性的，但此文经一位要人转至编辑案头，且有总编的签字，不发是不行的。于是辗转找来钟先生的电话，我问他要不要看看此文。钟先生说：“没有看的必要，你们觉得可发就发吧。”后来他读到此文，我说，你可以反批评。他却说，他还有别的事正忙着呢。
作为一个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是杰出的，是成功者。这并不是说他拿了出版界的韬奋奖，而是他主编的一套套丛书，享誉海内外，如《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旧籍重刊》《旧译新刊》，等等。八十年代，他确实在出版界刮起过一阵“旋风”，让湘版书大出风头，博得了钱钟书、黎澍、李一氓、杨宪益、李侃、萧乾等一代文化名流的叫好。钱钟书先生曾致函称：“弟读尊编，即倾倒于兄之卓识明见。”钱先生在《序〈走向世界〉》中还说：“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我想写写他。他却说，自己服务出版界的事情早就过去了，再写这些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我提到了几年前蒋子丹写的《钟叔河小记》，他说，那是蒋子丹的感觉，作者写自己的感觉总是有自由的嘛！蒋子丹曾与他共事多年，我与他才匆匆见过两面，生活中的钟叔河怎样，实在不敢说把握了。苦于找不到角度时，想起钟先生给我的一份繁体字打印材料，题为《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这份材料前还有一段钟先生一九八九年春的手迹。钟先生在香港出版《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时本想作附录印上的，后因故撤下了。钟的手迹题曰：“一九五七年十月，前《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印发了一册一百二十八页的三十二开本书，书名《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下面这四十八条，就是原来揭发的一部分，见该书一百〇六至一百一十二页……我很感谢‘反右’办公室的同志们，替我出版了我的这一本‘著作’。作为当年一个二十七岁的‘作者’来说，能够得到这样破格的待遇，的确是值得永志不忘的。”
这四十八条就是当年钟叔河先生的言论，经“反右办”整理，成为六个部分，即“关于自由”“关于民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党的领导”“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关于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问题”。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今天我们重读这四十八条，依然感到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以下仅录数条（这几条北京《人物》杂志一九八二年第六期《“述往事，思来者”》曾引用过）：
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随时修正就不能保持正确。列宁把它修正了一次，但列宁的时代也过去三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又把它修正了一次，可是原来斯大林却不承认。现在证明，南斯拉夫修正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