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一九九七年的海南版增订重编本，关于书话与序跋的关系，钟叔河又有了新的变化，他明确地对以前的区分与选法作了反思：“还有周氏所作的序跋文，也是别一体裁的书话，当时没有编在一起，而是别为一集，就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的《知堂序跋》，这也是我觉得不很妥当的。”基于此，钟叔河推翻了以前的做法，将序跋与岳麓版收的书话统统收成一集，统称《知堂书话》。一九九七年的海南版所收的书话文字最广泛，形式最庞杂。这里不仅收入了序跋及其大量的题跋题记，就连《〈评尝试集〉匡谬》《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的早期论战文字，《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的理论文章，甚至连周作人和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八人联名签署的关于保护图书馆古旧书籍的公开信《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也被作为书话收入其中。这实在是太宽泛了。事实上，对书话来说，“书”当然是书话文体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所以，并非只要与书相关的就是书话。海南版这种将书话的边界无限扩大的倾向，其实在当时非常普遍。应该看到，海南版《知堂书话》出版于一九九七年。九十年代中期前后，我国出版界出现了书话集出版的空前的热潮，也是书话文体泛化无边的时期。比如说，同时期，姜德明主编的北京出版社出版《现代书话丛书》、钱谷融主编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人书话系列》在书话家的选择和书话文体的认定上都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近人书话系列》包括了《林琴南书话》《胡适书话》。《现代书话丛书》在对书话文体的选择上也是相当的宽泛，就以黄乔生选编的《周作人书话》（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版）为例，不仅收入周氏的读书记、文抄体，周氏的序跋文，而且将周氏的日记、书信都有选录。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出版时，则又将序跋与书话分开，各出一集：《知堂书话》与《知堂序跋》，又恢复了岳麓版的分法和面貌了。可以看出，其选择范围就小得多了，严得多了，而且将序跋和书话重新分开来编。这个前后的变化，大致显示出人们对书话文体的认识和争议。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书话集出版热潮有所减退，更趋冷静理性，人们的读书品位鉴别力不断提升，对书话的审美要求也不断提高，人们对书话的文体认知有所变化。人们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与书相关的文字都是书话，书话首先还是美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书话的文体认识就有所窄化和提升。所以，我们看，二〇〇四年出版的人大版就是一例。这是书话认识和研究深入的体现。（普光按：关于书话的文体特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大家最为认同的是唐弢的“四个一点”说。另可参阅徐雁《书话源流与文体风范》，载《出版广角》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笔者也曾有专文探讨此问题，参拙文《论书话的概念与文体特征》，载《新华文摘》二〇〇六年第三期。）
钟叔河编岳麓版《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编辑海南版时是在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编辑人大版时则是又过了七年的二〇〇四年。前后这种变化，实际上表明了钟叔河对书话文体的认定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岳麓版的时候钟叔河认为的书话文体范围还是比较窄的话，到了一九九七年海南版时，编者的书话认定开始变得十分宽泛，包容性极强。二○○四年又回到了岳麓版的区分法。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的头十年近三十年间，书话与序跋也经历了从分到合再到分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人们对书话的文体认识也经历了由窄而宽，再由宽而窄的变化。
版本的变化，不仅表明编者编辑理念、文体认识的变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氛围思想趋向的某些面影，特别是折射出了周作人研究史、评价史。
刚才在版本对比部分已经说了，岳麓版的《知堂序跋》卷首是一篇简短的非正式的“编者的话”，而在海南版《知堂书话》卷首第三篇序《知堂序跋原序》则是一篇比较长的序文。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海南版的《知堂序跋》原序在印刷时搞错了，海南版对此并没有任何说明。如果不是后来人大版《知堂序跋》序文后“新版附记”的交代的话，这恐怕将来会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谜。人大版“新版附记”说：“《知堂序跋》由我编成后，于一九八七年二月由岳麓书社初版，这篇序文却临时抽下来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海南出版社重印时才用上。如今编周作人的书和出周作人的书都很容易了，但在十七八年前，湖南出版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却成了‘大案’，总编辑还为此去了职呢。”
若细读这篇《知堂序跋原序》，我们就明显会感觉到序言中含蕴的不平之气，在平实和淡漠的叙述下，有着锐利的锋芒。比如，序文最后，就有几句与编此书似乎不相干的“题外话”：“《知堂书话》出版以后，听到一种‘反映’，即总编辑是不应该‘亲自’编书的。可是，我一不做官，二不会对上打报告对下作报告，三又缺乏‘朝游北海暮苍梧’去参加形形色色的学会、鉴定会、讨论会、座谈会、协作会等等没完没了的会的时间和兴趣，从十八岁学做编辑起，光阴荏苒，已经三十七年于兹矣，俗话说，‘四十不斢老婆，五十不斢行当’，到老改行，乌乎其可？还是且编了这本《知堂序跋》再说吧。”此序前面钟叔河谈及周氏序跋特点时曾说：“这二百二十三篇序跋，所讲的便多是‘书外边的意思’，用一句文言，也就是‘言外之意’吧。说老实话，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一点言外之意。”其实钟叔河为《知堂序跋》《知堂书话》所作的序言，似乎都有着“这一点言外之意”，颇有些知堂神韵。其实钟叔河的书话散文，亦得“知堂法脉”。可是这点不平之气和文人议论，按理说不应该成为撤序的原因，笔者心存疑惑。
带着这份疑惑，笔者对比人大版《知堂序跋》序文与海南版《知堂书话》中的《知堂序跋原序》。发现人大版序比起《知堂序跋原序》在内容上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删改，其中删掉的有这么两段话：
舒芜先生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最后这句话说得特别好，真可说是深得我心。
……
舒君所云“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实在有点埋没得太久了，而这二百多篇序跋正是打开尘封已久箱子的二百多枚钥匙。若无此二百二十三枚钥匙，所谓不该拒绝的遗产，恐怕亦只能如老残所感叹的“深锁嫏嬛饱蠹鱼”了罢。
另外删去的是原序中感谢郑子瑜、姜德明等人帮助的话，这些话无关大局。现在看来，当时之所以序言被抽下来，计上面这两段话“难辞其咎”。钟叔河借舒芜的话进行发挥，强调了周作人研究的意义。
至于钟叔河所谓“湖南出版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却成了‘大案’，总编辑还为此去了职呢”，具体情况钟叔河语焉不详，但八十年代初，周作人研究还属于禁区，坚冰未破，当时的情况可以想象的。记得笔者于二〇〇七年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曾淘到一本蓝色封面的《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版），这书属于内部参考性质。此版本现在市面上已经较少见。它是香港三育图书出版公司的《知堂回想录》在大陆的第一个版本，只不过“改名换姓”了一下而已。卷首的出版说明云：“他的这一本回忆录曾以《知堂回想录》的书名在海外发行，对于研究鲁迅的生平事迹，研究‘五四’以来文坛的情况，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尽管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堕落成为汉奸，但考虑到本书的史料价值，我们仍决定将它印出内部发行，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这本“改名换姓”的《周作人回忆录》似可为钟叔河的“大案”的话做一注脚。
由此也可见，八十年代时，原序文还要被抽出来，到了九十年代则原文照录了，二十一世纪则终于可以在“新版附记”中将二十年来的耿耿于怀的事情一吐为快，这个变化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
行文至此，按说主要的问题都谈完了，也该结束了。但笔者似乎意犹为尽。笔者在阅读和对比过程中，发现钟叔河编《知堂书话》四个版本中也存在个别疏漏。所谓“不贤识小”，在此不揣鄙陋，和盘托出。
《读童谣大观》一文，岳麓版目录中将此文列在《自己的园地》一辑下，表明是文选自周氏自编文集《自己的园地》。而海南版在《读童谣大观》一文末尾编者注明：“收入《谈龙集》。”查周作人自编文集知，《读童谣大观》应在《谈龙集》中，而岳麓版误。
岳麓版中收有《雅片事略》，台北百川版也有此文。文题用“雅片”而非“鸦片”，但是在行文中均用“鸦片”而非“雅片”。海南版与人大版却改题为《鸦片事略》。查周氏自编文集《风雨谈》，文集中也用《鸦片事略》为题。到底此文题最初为“鸦片”还是“雅片”，不敢确定。查此文发表的《宇宙风》杂志一九三六年第十七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知原题则为《谈鸦片》。由此可以判断，此文最初发表时用“鸦片”而非“雅片”。而钟编岳麓版和百川版时误植为《雅片事略》，至海南版和人大版时则改正过来。另外，此文还收入钟叔河所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二卷《千百年眼》（湖南文艺出版社）中，亦用《鸦片事略》。
收入岳麓版的《歌谣》一文，收入人大版时改题为《歌谣的书》，此文初刊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晨报》，曾收入《书房一角》，题为《歌谣》。对于这个改动，人大版并没有注明。
海南版曾收入《散文一集编选感想》。此文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新小说》一卷二期上，按写作时间，应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一文之前，但是海南版则将前文放在了“导言”之后。这恐怕违背了按发表（写作）时间为序排列的原则。
海南版《知堂书话》中收的《知堂序跋原序》谈道：“周作人是很看重序跋文和自己所写的序跋文的。他为俞平伯《燕支草》写的跋一开头就说……”按：此处“《燕支草》”，似误，应为《燕知草》。
上述几处疏漏，或是排版印刷中出现的瑕疵，但瑕不掩瑜，毕竟，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周作人作品搜集整理极勤、贡献莫大的，恐怕要数钟叔河先生了。
毕竟是旧历新年，手机中的祝福短信声一个接着一个，只好将《知堂书话》丢在—边，投入地回复起短信来了。运指如飞中，不知怎的，想起了鲁迅《祝福》中的那段话：“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二〇一〇年二月《文笔》）
出版重镇——钟叔河
肖跃华
用读者之众、影响之广、贡献之大来评价当代出版界，钟叔河先生是名符其实的出版重镇。先生既是出版人又是读书人和爱书人，他和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巴金等成就卓越的出版大家一样，都是视读书为生命的爱书人，都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他本身就是出版和史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先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出生于湖南平江，幼读诗书，曾作文言笔记。解放初任《新湖南报》社编辑，参加工作第二天所写的通讯就受到社长李锐同志的表扬。一九五七年因宣传民主政治、主张党外办报，与朱正、张志浩、俞润泉先生一道被打成湖南日报“反革命小集团”，开除公职。这年十月，报社“反右办”还出版了十万字的《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一九七〇年，先生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下放湖南省第三劳改队（洣江茶场）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九月平反出狱后，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岳麓书社总编辑。
这么一位命运多舛、历尽坎坷的新闻报人，知命之年转道出版部门，其坚忍不拔的生命张力、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敢为人先的超常胆识、心忧社稷的士人风骨，立即释放出巨大能量。他连打三套组合拳，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令出版界同仁肃然起敬。为此，他荣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享誉出版界的出版大家。
因为主编《三老吟草》（周退密、吴小如、何满子三位老先生的手书诗作合集）的关系，专程赴长沙求救，乃识先生，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对其出版生涯有了一些了解，尤其是他的三套组合拳，觉得有必要加以介绍。
第一套组合拳，《走向世界丛书》。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先生被打成“右派”后，无需写命题作文，也无需按固定模式思想。他在拉板车、挨批斗、写检讨之余，自由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斯文扫地之际还逛旧书店淘禁书，收集整理资料，于无望中执着希望，当束手时不甘缚手。他前后浏览了三百多种辛亥革命前国人亲历东西洋的游记和笔记，收藏了这方面的书籍两百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