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体越来越差了，我却一直同疾病作斗争，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我曾把创作比成春蚕吐丝——我决心吐到最后一口。
萧乾对于湖南来说，我是说湖南出版界，是经常被提及的。
为什么？因为他曾在《读书》上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长沙出版界四骑士——记四套丛书和它们的主编①》。
记得《书屋》创刊不久（1996年第6期），即发表了青年学者邢小群对萧乾的访谈。访谈从萧乾的微笑写起（他的微笑很典型，总是那样笑眯眯的），定题为《世纪末的微笑》（邢小群感觉他的微笑是一个世纪老人的微笑，是他一生“很好的注脚”）。萧乾看后，很满意，给我回了一封信：
周实同志：
手示诵悉。刊物谢了。
《书屋》尽管因人手不足，校对上出点失误，但读完几期之后，不禁说一声“好”。好在内容短小精悍，丰富多彩，古今中外都有论到。邢小群对我的访问，写得也很好，请代致谢。
我目前在忙明年拟出的文集，为之写点“余墨”，争取近期有稿奉上求教。即颂近好。
萧乾
1996.11.16
这期刊物能再寄我一份吗？（第六期）
信中所说的校对失误，是我们将“邢小群”误排成了“刑小群”。不知道是怎么校的，盯着校都没校出来。待到刊物印出来了，却一眼就看到了。我给他寄样刊时，特地做了说明抱歉，因此才有他在信中提到校对失误一事。
① 这四套丛书的主编是：钟叔河（1931-），湖南平江人，主编了《走向世界》丛书；杨德豫（1928-2013），湖南长沙人，主编了《诗苑译林》丛书；李全安（1926-），湖南汉寿人，主编了《散文译丛》；曹先捷（1928-），祖籍河南，主编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
接着，就是27号，也就是接到上文提到的信十天之后，收到了他寄来的新作《读李锐①的〈“大跃进”亲历记〉》。他在这篇读后感中写到，他在读这本书时就像进了“档案馆”，解决了埋藏在心中的很久很久的几个问题。比如：“何以刚刚豪迈地宣布‘吃饭不要钱’，转眼就全国范围地‘瓜菜代’了呢？”比如：“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毛主席曾亲自向文化界发表讲话，当时我也去了。听完那次讲话之后，我的印象是要大家有意见就提出来。何以后来又反戈一击了呢？”李锐说在这本书的第207页上找到了一段重要指示：“原来鸣放只限于文学和艺术，右派一扩大，我们就抓起来。”这段前所未闻的最高指示，为他解开半生之久的困惑。再比如：“对于‘大跃进’后的责任问题，本书也有一段重要的话：‘我只不过写了篇序言，提出几个口号。’”最后，他说：“如果选一本新时期的必读物，我必投此书一票。”因为《“大跃进”亲历记》使他认识到，“一言堂之后果可能多么严重。倘若清醒者都得检讨，说真话者必然遭殃，那就无法不一头扎进危机了”。
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又接着寄来了《读邵燕祥②的〈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在我看来，这是一篇不但针对性很强的而且用笔巧妙的文章。况且整个文章不长，下面我就引用一下，让我们再看一看他是怎样拿捏方寸如何举重若轻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本翻反右斗争老账的书。因此，初打开来，我头脑里首先冒出个问号：四十多年前的事啦，用得着还再去费那脑筋吗？反右中遭殃的人据说远远超过五十万。可如今死的死，平反的平反。弦外之音是：觉得有些多此一举。
可是读上几页就感到邵燕祥这么认真，绝不只是为他自己伸伸冤。他是就五十年代中期那场斗争，来探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我曾引过洋人批评咱们的一句话，说中国人对待历史有点像拨拉算盘。西方人用笔算，总数要是错了，就找出错在何处；而算盘倘若打错了，就只能把算盘珠子一划拉，再重来。按说马列主义最讲究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认识，而咱们的历次运动开头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最终则虎头蛇尾，一风吹，“平反”了事。反右据说最后的结论是基本上搞错了——仿佛为了表示并未全错，所以末尾还留了几名，以证实那番大伤元气还是值得的。正由于没总结，所以继之而来的“文革”，灾难可就更大了。
① 李锐（1917-），湖南平江人，中组部原副部长，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著作。
② 邵燕祥（1933-），祖籍浙江萧山，当代诗人、杂文家，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等。
想到这里，我开始认识到邵燕祥此书的价值了。他不赞成像拨拉算盘那样：既然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就用不着较真啦。他认为个人得失可以不计较，但民族走向马虎不得，他不能忘记在那“声讨者拿着帽子找头”的年月，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不是“恶毒攻击”就是“罪该万死”。为了避免时间更长也更痛苦的斗争，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喊声下，被斗者只好迎合斗争者的需要，大包大揽，信口开河起来。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既当过斗争者，也当过被斗者。我一直在默想：这么斗出来的“果实”，从正面衡量有多大价值？而算算它负面的账就不堪设想了！倘若举国都变成了应声虫，民族就实在太可悲了。
那场“文革”既是灾难，也是深刻无比的教训。它用其“忠字舞”及接电话先背句语录等愚民做法，充分暴露出那帮人的愚昧疯狂，从而更让人们警觉起来——再那么胡闹下去，民族就非沦亡不可。
我认为邵燕祥写了一本有利于国有利于党的好书。他没有像我及许多被斗者那样，挨斗时闭上眼睛认命，后来改正了事，皆大欢喜。他认真地观察、分析、思考过，觉得革命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让理智与理性全部停工。当时被斗者趴在地上，斗争者踩在背上厉声问道：服不服，认不认罪？这种“服”和“认罪”怎么可能是由衷的？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未必能体会到七十年代以前那一场接一场的风暴，对社会、对文化、对个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像拨拉算盘珠子那样，错了就从头再来。如果不讳疾忌医，就应号号脉，认真查查病因。
因此，我深信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