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快吧？痛快！写的文章也痛快——《我高兴得要跳起来》（《书屋》1998年第2期），下面随手摘抄一点，也做一回文抄公：
两年前，一家出版社出我的一本书。我要求看清样。责任编辑是老朋友，表示求之不得，十分感谢。又千里迢迢打电话来，简直是用恳求的语气说：请你老人家一定要注意数目字……他说，他们去年有一本书，被查出来两百多个错……原来是错在数目字上面，没有用阿拉伯数字而用了汉字。他叮嘱我说……其实也很简单，数目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就是了……我问道，个位数呢，是否也非这样不可……回答道：反正用阿拉伯数字保险没错……有一篇《滇南三千公里第一站》，这个标题里面就有两个数目字。这是在标题里面，也许留得住，不改。至于文内，那就必须改成“3000公里”了。顺便说一句，我这个人数学基础太差，每回看到阿拉伯数字的大数目，光用眼睛不行，还得靠手指头帮忙，从个、十、百、千、万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按着数过去，才能弄清楚。好在这“3000”不是个大数，总算还没有难倒我……再举一个例，我说到太行山上的抗日战争，有一次“日军出动一万五千人”。不能用汉字，只好写成“1.5万”，不过，有这样说话的吗？或者，要是不怕麻烦，写成“15000”也行，但是也没有那样说话的……最叫我作难的是“个位数”，踌躇再三，拿不定主意。在《刘帅与孙子兵法》一文里，我说到刘伯承元帅的一次讲演，他“把《孙子》全书13篇的精髓概括为6个问题”。后面那个“6”，我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说服自己，既然前面那个两位数只许用阿拉伯数字，后面跟个汉字太难看，干脆也用阿拉伯数字算了……事情这么做了，心里却并不那么很痛快，所以就想写出来……党的十五大开得好极了，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我跟大家一样，十分振奋。它伟大的意义和力量，没想到在出版物数目字的使用这件事上，也显示了出来。我有一本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机关发的，是正式的定本。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除了作报告那天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以外，全文中所有的数目字都是汉字。例如：“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一”，“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千二百万”。至于个位数与两位数都是汉字，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令我十分高兴。太好了！太好了！当初看报纸没注意到这一点，这回看书，才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与此文一同发表的还有他续写的另一篇，题目差不多——《我还是很高兴》，还是继续摘抄一点：
当我为汉文数目字的功能之回归而高兴，写了《我高兴得要跳起来》一文之后，又得到了一本副题为《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书……这本书里，首先是总书记报告的全文，其中所有的数目字依然全都是汉字，同大会《文件汇编》一样。然后是专家学者们阐释的文章，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除了引用报告的文句一字不动以外，这些文章里面所有的数目字又全部是阿拉伯数字！例如“1个百分点”、每度电费白天比晚上贵“6角”之类，总之，汉文数目字的功能似乎依然保不住！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吗……我想，总不外乎下面这几种可能性。当然，只是猜想。第一种，等级观念作怪……第二种，不是按人分等级，而是按出版的对象区别对待。总书记的报告是中央文件，所以数目字一律用汉文；其他任何个人的文章，便不能享受这种待遇。我想这个可能性极大。如果真是这样，我更有理由大大地高兴。因为中央文件不是准备藏诸名山不给人看的，特别是就十五大报告而言，它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的，看的人越多越好……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反应比较大，收到不少来稿来信，我们紧跟着在第4期上选登了龚育之①先生的短文《伟人可，我辈亦可》。龚育之说：“读到《书屋》上李普同志的《我高兴得要跳起来》，我也很高兴……因为，李普同志文章中所说的那些非要人把汉字的数字改成阿拉伯数字因而诸多别扭的事，我也时常遇到，时常想反抗，而又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李普同志生动地把我们许多人共同感到的苦恼写出来，向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一吐，我当然拍手称快……”龚育之还指出：“李普同志可能没有注意到：不但十五大报告的数字用的是汉字，十四大、十三大、十二大报告的数字，也都是汉字；不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数字用的是汉字，《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的数字，用的也是汉字。”于是，他提出：“现在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是写文章、用数字时，也给我辈以同伟人平等的权利呢？就是说，能不能在写文章、用数字的问题上，给我辈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自己的观点，选择或用汉字或用阿拉伯数字的自由呢？”答案当然很清楚，那就是文章的题目说的“伟人可，我辈亦可”。
龚先生文章发表之后，读者的来稿来信更多，于是，我们又选登了陈侗先生的一篇短文《我比他还高兴》。陈侗先生在说了自己为什么比李普还高兴的理由后，“替公家”拟好了一个文件，只须“盖章即可生效”，“各级新闻出版单位，兹转发李普、陈侗两同志关于出版物中数字使用的建设性文章供你们参考学习。考虑到数字使用的复杂性，今后不再颁发有关规定，并宣布自即日起原规定自动失效。各级新闻出版单位和个人可以酌情处理出版物中的数字使用问题，总的原则是既要跟上时代潮流，又要符合我国国情”。
① 龚育之（1929-2007），湖南长沙人，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
在搜拣朱健①先生给我的信件便函中，我还发现了他转来的原《读书》编辑赵丽雅②关于这个问题的来信，“周实先生惠览：刚刚收到第二期《书屋》，按照惯例，马上放下手中正在读的书，先把它从头到尾浏览一回。看到《我高兴得要跳起来》，我却真的高兴得跳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有了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规定，可是又不知道可以和谁去讲理。张中行先生一两年前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文章，专讲这种做法的不合理，但是制定这规矩的人大概看不到，所以不见人反驳，而不合理的规矩仍然照常执行。李普先生的文章该怎样才能使‘有关人士’读到呢……”
赵丽雅的这种困惑也是很多人的困惑。于是，我们又继续在1999年第1期发表了于光远先生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特地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谁来与作者们对话》，一篇是《原来已有不少对〈试行规定〉提出异议的文章》。于光远先生在文章中指出，这个已经“试行”了十一年半的“规定”是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七个单位制定和公布的。现在他有一个担心，那就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有七个和尚，有没有水吃也许会更成问题。他不知道七个单位中究竟由谁出面来与作者和编辑对话？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互相推诿互相等待这等事，那对话就不知猴年马月了。他已经领教过那种苦苦哀求之无效，而且明白了其所以无效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如果某个编辑部不按照此“规定”——伟大人物的文章除外——出版社或印刷厂就会受到经济上的处罚。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要求这七个单位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不当的，应该改正“规定”中的错误，或者干脆废除这个“规定”，在没有这个“规定”之前，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问题。废除这个“规定”还可以节省大量人力。不论如何解决，于光远先生实在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无期限地推迟下去。想来想去，他认为应该首先要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语委会）来出面对话。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在公布此“规定”时，是语委会牵的头。第二，语委会内有语言文字专家，更容易懂道理、讲道理。第三，语委会的工作似乎也单纯些。当然其他六个单位，尤其是新闻出版署（公布此“规定”时是出版局，但在贯彻这个规定中，现在的新闻出版署似乎是主角）也要参与做出决定……于光远先生想得很好，考虑得也极详尽，但他心里也更加明白，面对如此“中国特色”，结果恐怕只能是“七个和尚没水吃”。
① 朱健（1923-），原名杨镇畿、杨竹剑，山东郓城人，“七月派”诗人。
② 赵丽雅（1954-），浙江诸暨人，笔名扬之水，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一组文章发表之后，各地的报刊也纷纷响应，比如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就跟着发表了北京大学老教授吴小如①先生的文章，吴先生在文章中说了自己在写作和阅读时对数目字的困惑之后，还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从前些年起就有人不断提出异议，直到最近，湖南的《书屋》杂志才正式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提出讨论，参加的名家耆宿如于光远、张中行诸位先生都对此中西合璧的排版方式提出反对意见，我也愿加盟其中，对这种不伦不类的排版方式投一张反对票。听说领导这方面的单位已表示可以不坚持这种中西数目字合用的方式了，可是至今未见明文规定，全国各地的书刊报纸也还一仍旧贯。我希望在最近期间能自上而下地把这个问题认真彻底地解决才好……”
话再说回来，说李普先生，说他的痛快。有时，人太痛快了，或者说话太痛快了，恐怕就难免出错。李普先生的那篇文章就有这么一个小错：“不用说，我绝对不反对阿拉伯数字，它是人类文化的伟大创造。要是当初阿拉伯民族没有发明出这些数目字来，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的进步简直很难想象……”编辑部编发稿子时也没发现这个错。错是由常德县五中周杰老师指出的：“阿拉伯数字是由古代印度人发明的，它是古代印度文明的一部分，是印度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后来这十个数字由阿拉伯人稍加修改，再经由阿拉伯民族传到西方，故名‘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数字的发明专利是古代印度人的。‘阿拉伯数字’是欧洲人的一种误解，实际上是印度数字。”
① 吴小如（1922-），安徽泾县人，历史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把周杰老师的信及时地转给了李普先生，他立刻就回了信：
《书屋》周实先生并请转常德五中周杰先生：
承周实先生转来周杰先生信，收到。周杰先生指出拙文中的错误，十分感谢。
我想建议周杰先生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讲讲所谓“阿拉伯数字”的沿革，以免今后以讹传讹，是很有意义的事。如何？
我谨在此建议周实先生在《书屋》刊出。不知实兄尊意如何？
文安！
李普
4月11日，1998年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这错也是《书屋》的错！我们编发稿子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犯了知识性的错误。我立即把李普的信转给了常德的周杰老师，嘱他快把文章写来。
先生简介
李普（1918-2010），原名李前管，曾用名李壬练、李凤展，湖南湘乡人。抗战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长沙县嵩北区委书记（这期间他写了他的第一篇新闻稿《长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新华日报》记者、新华社鄂豫皖野战分社社长、中原总分社采访部主任等职（这期间有书稿《苏鲁纪行》）。解放战争期间，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新华社总社采访部副主任、特派记者、记者组副组长（10月1日，曾随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采写开国大典新闻，率先向全世界发布），中宣部宣传处副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九七三年回新华社工作，历任北京分社社长、核心小组成员、党组成员、副社长及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其主要著作有：《光荣归于民主》（1945年初版、1980年再版时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开国前后的信息》，《记者甘苦谈》，《记刘帅》，《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洋女婿土老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