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圣地延安，是长征的落脚点，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我曾三次到陕北拜谒过这块红色热土。
第一次是到陕北吴旗、志丹、安塞等县考察学习。借考察学习之机，我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经过。
民国23年（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万水千山的自然障碍，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目的是北上抗日，但落脚点定在哪里，一直踌躇未定。1935年9月18日，部队进人甘肃眠县哈达铺后，发现有多种国民党报纸反映有关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其中天津《大公报》上刊登的“盘踞陕北者为红军26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14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的消息，对于外有强敌围追堵截，内遭张国焘严重分裂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鼓舞。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接着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继续北上准备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会合。
毛泽东率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进入甘肃环县一路北上，从定边县分两路东进入陕，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今吴旗县），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当中央红军到吴起镇看到“赤安县六区一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万分激动。为将尾追的国民党军骑兵消灭于革命根据地之外，陕甘支队21日在吴起镇西山地设伏，打了一个漂亮的“切尾巴”战斗。毛泽东为表彰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和彭德怀的指挥才能，赠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1月6日，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师于甘泉县象鼻子湾，恢复红1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改称红1军团，与红15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红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进行了总结，指出红军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这一英雄业绩必将载入史册，号召红军各部之间要加强团结，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要加强团结，共同完成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任务。11月7日，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子长县），设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及其领导的西北军委，将西北革命根据地分设为陕北省、陕甘省、三边特区、神府特区和关中特区。
11月22至23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西北的直罗镇围歼了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1月30日，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战役的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直罗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基本站稳了脚跟。毛泽东感慨地说：“没有这块地，我们就下不了地。”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刘志丹同志的诬陷迫害，并任命他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28军军长。
为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一方面军准备经山西奔赴河北，直接对日作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6年2月发布《东征宣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随即率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随东征部队来到清涧县袁家沟，住在了农民白育才家中。第二天一大早，天降瑞雪，袁家沟的山山岭岭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工作了一夜的主席放下手中的地图，走出窑洞，远远望去，高原似蜡象奔驰，山峦似银蛇起舞，一泻千里的滔滔黄河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毛泽东回屋伏在小炕桌上写下了著名诗章《沁园春·雪》。
红军东渡黄河在山西击败了阎锡山的堵截，逼近到了同蒲铁路沿线。正当红军连获多次胜利时，陕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在4月14日指挥部队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中弹牺牲。东征红军在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时，蒋介石竟下令从洛阳、浦口、徐州等国防要地调遣30万国民党军队，配合晋绥军拦截红军抗日去路，又令东北军和17路军进攻红军后方，从南、北、西三路蚕食陕北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顾全大局、保存抗日实力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当机立断，回师陕北。5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并提议国共各派代表谈判，以实现两党合作抗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并未被国民政府接受。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在侵占了陕北根据地吴堡、佳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县后，继续扩张，残酷杀戮群众，夺走农民已经分得的土地，使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为了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进攻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5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川县交口大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命令，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征红军（西方野战军）分三路向甘宁一带进军。经过近两个月的战斗，解放了定边、环县、盐池、豫旺等十多个城镇和大片土地。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接见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对未来的中日战争形势和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等问题发表了谈话，并支持斯诺到前线采访考察了一趟。10月中旬，西征红军在会宁、静宁、将台堡、同心城等地实现了与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后，11月中旬向东转移，以便再渡黄河，实现对日作战。这时，胡宗南部却分三路向豫旺城进攻。中央军委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打开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主力红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一仗。”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随后打响了山城堡战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壮大了红军的声威，迫使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红军的攻击，对中共中央“逼蒋抗日”实现全民抗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第二次是专程赴延安市瞻仰革命遗址的。当我走进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延安革命纪念馆、南泥湾等革命遗址，在静谧的展厅内，那尘封在历史长河中的一幅幅照片和一件件文物又都一下鲜活了起来，仿佛把我带回到了那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中。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延安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在这里，中共中央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了全国的八年抗战，建立了新中国雏形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窑洞大学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英才，发动了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整风运动端正了党风，胜利召开了党的“七大”，为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赢得了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这首由陕北佳县农民李有源即兴唱出的《东方红》，唱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也说明了延安时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扭转乾坤、创造辉煌的伟大时代。
在延安，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巩固和加强，成为全党衷心拥戴的最高领袖，被党誉为“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杰出代表”，被人民群众歌颂为“人民大救星”；在延安，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和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在民族和人民处在深重灾难时，呕心沥血、运筹帷幄，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决定性胜利；在延安，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探索精神，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创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突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毛泽东开创和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具体环境和革命战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设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了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在延安，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整风运动中，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进行的大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精心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第三次是和朋友到陕北榆林、横山、佳县、子洲、富县、宜川、延川等地拍摄照片时，沿着当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行军路线图，特意走了一趟清涧、子长、绥德、米脂和吴堡，实地领受了昔日“马背中央”定乾坤的壮举。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调集部队大规模向解放区进攻，致使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从固临、富县分左右两路大举向延安进犯。在解放军的有力抵抗下，至3月18日，胡宗南部右路兵团只推进到宝塔山以南地区，左路兵团也只刚刚越过大、小劳山。这时，中共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安全转移，市民已疏散完毕。当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容地撤离延安，向延川与清涧方向转移。3月19日上午，解放军防御兵团主力向延安东北撤离。胡东南部于当日占领延安空城。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国革命大局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乘汽车沿咸榆公路北上，经延川的刘家渠、永坪、贾家坪，于3月20日黎明到达清涧县的徐家沟；同日周恩来驱车前往子长县的王家坪会见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25日夜，毛泽东由清涧县的高家硷转移到子长县的任家山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3月26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任家山就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决定中央应留在陕甘宁边区，但中央机关要一分为三，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个中央前敌委员会，一个中央后方委员会。工委到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任务是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在讨论具体分工问题时，大家都争着要留在陕北，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总司令跟政治部主任（指刘少奇）搭配，我跟参谋长（指周恩来）搭配；这样，既是政治班子，又是军事班子，两全其美。我和恩来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时同志跟我们走。大家表示同意。当天由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马背中央”从3月转战陕北以来，虽然没有被蒋军发现行踪，但与蒋胡军的距离却很近，有时只相隔一座大山，不过10多公里路，常常处于险境之中。
就在这样的险境中，中央首脑机关继续出色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5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安塞县王家湾发出指示，要求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6月10日前南渡黄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蒋军进击，同时要求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于6月10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挺进中原。5月30日，毛泽东在王家湾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指出国民党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已形成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现在，与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在军事与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并被全民所包围，想不出逃脱的办法。号召全国广大群众起来为最后打败卖国独裁的蒋介石政府而斗争。
为了研究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全国各个战场的配合问题，中共中央于7月21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即中共中央小河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形势，阐述了第二年的任务，提出“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反攻”的口号，说明中共中央制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夺取中原的战略部署。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会议（即中共中央12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分析人民解放战争转入进攻以后的国内形势，总结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解决了作战方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经济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由于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顺利地转人外线进攻，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己圆满完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进驻华北。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率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从米脂县杨家沟出发。23日，在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乘船渡过黄河，抵达东岸的高家塔。后经晋绥边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与中央工委会合，在那里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自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从吴堡县川口村渡过黄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陕北战斗和生活了13年。延安也由此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