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唐绍仪同袁世凯的关系非常近，不但共事多年，袁世凯还可谓是他的老师。他接受袁世凯的命令作为皇室的代表人员同革命人士谈判，其言谈举止定会小心。我们无法得知唐绍仪到底接受了什么样的命令，我们只知道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番让朝廷大臣大吃一惊的话。唐绍仪在会议中支持共和的态度让清政府顿时感到羞辱，他也因此被朝廷革职。议和在南北双方之间陷入几乎僵持的状态。
谈判结束后，双方签订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协议。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才会考虑并签订。协议规定，共和制替代君主制，即皇帝交出皇位。为了感谢皇帝对所谓国民愿望的服从，共和政府承认其一些特权比如保留其尊号。此外，皇帝除了拥有自己的财产，还可以得到一笔额外的资金以便保持紫禁城的政府的运作。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了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和皇帝退位的诏书。其内容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我将诏书的大致内容翻译成英文刊登在一份英文杂志上，并对此做了评价：
“皇帝的退位伴随着民国的建立，这件事情能够充分表明皇帝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爱国之情。”
之后，我继续发表意见：
“退位诏书的内容一定会引起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的关注。皇室成为了君主制同共和制之间的纽带。皇帝在退出政界前颁布诏令宣布成立共和制国家。依理论而言，中国能够成为共和制国家要归功于为了人民利益做出贡献的皇帝，而不是因为那些反对皇室的革命者。对于皇帝这样的举动，有些人持讥讽的态度。不过，我们依然能从中理解一些东西，那便是与其为保全‘颜面’而遭致祸患，还不如带着尊严隐退。
“皇帝之所以颁布退位诏书，宣布国家共和制，有可能是采取了那些贤能们的建议。起草这份诏书的人也许因为皇帝的退位有所迟疑，但是他最后还是遵从了孟子的哲学。我们希望民国的领导者能够重视古代圣贤们的教诲，最后一位皇帝在重要时刻都会遵从这些教诲。民国的领导者应该明白，古代圣贤们先是道德典范而后才是治理国家的能人。单是从管理国家这方面未能全面展示出先哲们的品德和能力，民国的开国者就应该谨记，他们以后会多次在听从与违背‘先哲们的教诲与劝告’中选择。他们需要明白，人民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的抉择。”
对于不幸的摄政王，我也做了简单的评价：
“我们也许还记得最初见到这位摄政王的样子，当时年仅19岁的他一副谦和有礼的模样。但是，这个年轻人自在西方宫廷行走开始时就背负了家仇国恨。我们应该同情这位不幸者，他奔走政界的那段短暂而灰暗的岁月开始时满是失意，结束时满是耻辱。他皇兄一生都受人摆布，因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执迷而毁灭。他的儿子，3岁登基成为皇帝，6岁生辰还未过便退位了。如今，他一定拜倒在祖先的灵位前为国家的覆灭而忏悔。埃德蒙·伯克说过：‘政权在开始时蒙着一层神圣的面纱，那么它结束时也是那样。’”
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皇室的辜鸿铭时常同友人回忆起最初听到皇帝退位时的情形。当时，身在上海的他们正聚在知名学者沈曾植家中一起吃饭。辜鸿铭曾经写道：“仆人拿进一份从街道上买来的晚报，上面刊载皇帝退位的诏令……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面向北边跪下，磕头痛哭……后来，夜深了，我们向沈子培（沈曾植，字子培）告辞，我对他说：‘大难临头，何以为之？’他抓住我的双手，眼泪直流，用我今生难忘的声音说：‘世受国恩，死生系之。’”
这件大事在北京和南京发生时，我身在威海卫。当地几位很有名望效忠皇帝的人受到了英国的庇护。之后，我们费尽力气将皇帝退位的事情告诉威海卫的18万中国人。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此事，没有任何表态。孔子生于山东，因此山东人不热衷于改革，居民中真正理解共和体制概念的也许不足50人，这些人也没有兴趣知道。现在，大概也只有500人理解共和政体，尽管自1930年10月1日以来，他们已经不用在“英帝国主义”鞭打下呻吟，而且已经成为了共和政府的居民。
威海卫的人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他们的态度愚昧或者冷漠更为贴切。我在威海卫完成的那篇引述的文章里，刊登过这样的文字：
中国人（除了在西方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党）是否真的觉得中国能施行共和体制呢？答案众说纷纭。“中国共和制是顺应民心”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尽管皇帝在其最后一份诏书中有提及。可能比较正确的说法就是，很多中国人都不明白什么是共和体制，他们在这种体制下即将有怎样的生活，因此共和体制的好坏引不起他们的关注。
倘若说，中国人本无心借鉴西方国家，成立共和制国家（中国的国会就不会出现，也不会有人想成立新国会），人们也许会抱怨清廷的懦弱，但还不至于憎恨它。虽然人们响应那些革命者反抗清廷的呼吁，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不过是跟随当时的局势发展。之后，学生经常发动游行，高喊各种口号，诸如“打倒资本主义”“打倒日本”“打倒英国”“打倒帝国主义”及“打倒不平等条约”等，也许还要打倒某个有影响的大人物。自1911年开始，革命的思潮在中国各地蔓延，突然之间清廷都遭到众人反对了。其实，这些反对者大多只是一腔热血，事后才后悔没有思虑清楚。
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中国的历史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正好印证了那句古话——墙倒众人推。1911年，革命人士发动辛亥革命，并将这子虚乌有的美德归于明朝的帝王。极具影响力的德国汉学家理查德·威廉曾说：“明朝是夹杂着血腥和凶暴建国的，不少人因为遭到怀疑而连累一族，百余人丧命。明朝从外族人士手中夺回了领土，受到人们的支持。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人们便发现明朝的统治更为残酷。”现在的情况相同，人们因为受到宣言的蛊惑，支持革命者，觉得自己驱赶“外族统治者”的行为极为神圣。可是，他们没过多久就意识到生活变得更为艰难，社会比满族皇室统治时期更为黑暗。
清朝有自己的弊端和腐败，曾经有“老佛爷”、醇亲王以及那些腐败贪婪的官员存在于朝廷，人们才怀疑它是否能再度恢复辉煌。不过，欧洲人反对这些反对者的看法。在西方国家颇具影响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说：“皇室已经走向了末路，而南方革命人士越来越多，中国现阶段所有的过错需要替罪者，因此民族仇恨被利用了，这些在教科书和政治学说中都记载了。”
韦尔·威廉斯博士，这位美国学者在半个世纪以前初次出版的《中世纪的王国》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注意，中国人虽然会因为不合法的赋税驱赶或者杀死某些官吏，但是他们却非常尊敬仰慕皇帝。”这位学者对这样的事情印象深刻，但是皇帝和皇室的意义不同。一般人不了解皇帝到底拥有怎样的德行，但是他们会敬畏这位“天子”。因此，韦尔·威廉斯的观点没有错。
义和团攻击使馆期间，罗伯特·哈特爵士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皇帝的威严已经折损了，人们对皇帝的敬畏已经降到同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况。罗伯特说：“三个世纪以来清朝政府在中国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对皇帝的憎恨不及英国子民对女王的憎恨。”这些话很好地印证了文清的观点。辜鸿铭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清廷最大的忠诚，虽然他受到了西方文明的熏陶，却丝毫没有改变。
有人认为，反抗清朝的宣言是这样说的：人们的利益因清朝而遭受损害，不得自由。可是哈特和H.A.贾尔斯博士都认为大清子民一直都非常自由。H.A.贾尔斯博士说：“哪怕在紫禁城周边生活的中国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拥有极大的自由。”没错，革命尚未爆发前，中国人所拥有的自由震惊了来中国的西方人。西方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权利和自由远不及中国人。反对清朝的领导者孙中山也承认这一点，他在革命之后不再继续宣扬中国人被外族暴君奴役。革命运动结束后，孙中山常常抱怨他的同胞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这点可以在他所写的《三民主义》中体现：
中国人从来没有直接遭受暴君之害……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盘散沙呢？使得我们成为一盘散沙的，正是过多的自由……今天的中国是十几个列强的奴隶，中华民族毫无自由可言。
当前，人们的确享有了过多的自由。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山的言论证实中国人是满族暴君的奴隶的观点是虚构的。他坦言，获得自由不是反对清朝政府的目的，其性质和西方革命不同。
“坦率地说，目的和欧洲的相反……我们反抗，是因为我们有太多自由，缺乏团结，没有反抗的能力，是一盘散沙。”
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中国人在革命前所享有的过多自由，因此他建立了国民党。如今，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同清朝政府统治时期相比要少很多，所以将革命后的时期称为新历史时期的开端有些困难。中国人能否在这种限制中团结起来，其答案引人深思。
说中国人缺乏团结，可能是真的。不过，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那些强大的民族才会有“团结”的特性。一位官员对中国的问题研究深刻，他对中国做出了正确的评论：“中国文明能够一直传承得益于其内部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内聚力。”中国人在何时都不会以混乱、矛盾而且欠缺成熟的“三民主义”为依据来加强自己的“团结”。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开始发觉先辈所遵从的古代圣贤们远胜于孙中山。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它拥有的社会和思想渊源十分丰厚，而且非常深奥。总有一天，中国会在世界之林中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会找到一位比孙中山更受尊敬的思想圣殿的守护神。
上述的内容提及的是刚逝去的以往，不包括毫无定数的未来。自皇帝退位后，清朝也就走到了命运的尽头，那个延续了近300年，拥有十多位帝王的王朝，已经罩上了一层沉沉的夜色。但是，阳光似乎依然眷恋着紫禁城的层楼殿宇，日落之处，我们将看到宫殿上方的天空满是晚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