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并不是杰出的学者，他和那些出国学习的人相同，将大量时间放在英语和其他的知识上，忽略了对中国文学的学习，他回到中国后也未能深入学习中国知识。不过，他非常热衷于儒学，认为中国文明继续发扬的本源必定是儒家教义。他曾写书翻译《论语》，他的翻译非常烦琐，而且有错误之处，但是我们应持宽容的态度。他经常夸耀自己的英语，其实他的英文水平一般，甚至要逊色于那些年轻的学者。另外，他还对拉丁语有些了解。辜鸿铭总是将自己热衷的话题过于理想化，容易同他人争论。他认为中国目前动荡的局面将会越来越糟糕。虽然，他笃定中国人非常懂礼节，但他自己却显得粗鲁。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虽然显得非常狂妄，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性。辜鸿铭在某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落后于时代发展，典型的旧中国的遗老。要补充的是，他非常正直，不会为了钱财放弃君子之行。曾经，他也在朝廷中任职，也有机会中饱私囊，然而他没那样做，他一直都贫困潦倒直至死去。
辜鸿铭一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并引以为傲，但在一位非常著名的宾客访问北京的时候，北京的一些学生团体却发生了令人觉得丧失仪态的事。1924年4月，一个文学组织成功地将泰戈尔邀请到北京。当时，胡适和徐志摩都在这个文学组织，他们一个是学术界的权威，另一个是极具才华且参与创立新月派的诗人。泰戈尔来访中国时，无论学术人员还是其他领域的人员都有非常强烈的抵触西方文明的情绪，泰戈尔因此被冷淡对待。我不希望泰戈尔在回国之前认为中国人缺乏礼仪，就向皇帝请求，让泰戈尔进入皇宫。我提前让皇帝看了泰戈尔的诗歌（翻译后的版本）。皇帝同意了，指定见面地点在我的阁楼中。我想无论是皇帝还是这位诗人，都会非常高兴。当时，郑孝胥也参加了这次会面。我非常庆幸，两个国家最杰出的诗人能在皇帝的安排下聚在一起。
1924年，皇室的规矩已经渐渐失去了束缚皇帝的效力。宣统皇帝得以同更多的外国人会见。我为皇帝邀请了很多人，不过会面的方式并不正式，地点都在御花园。这些人包括英国海军驻中国总司令、海军将领阿瑟·莱维森先生及其家属，香港总督约翰·福勒先生以及其他国外使馆人员。
自1923年开始，宣统皇帝会见的客人多为欧洲人，还有一部分是日本人。有一位名为吉田茂的日本客人是我向皇帝推荐的，他是日本使馆参赞。剩下的日本客人，似乎都来自一个代表团。1923年9月3日，日本境内发生了地震，波及范围很广。我将日本的灾难告诉皇帝，皇帝对日本国民的不幸深感忧虑，决定向日本捐款。当时，内务府认为皇帝捐给日本的赈灾费用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但皇帝并没有改变心意。他还向日本捐赠了一批艺术品，希望日本将这批艺术品换成赈灾费用。当时芳泽谦吉为日本使馆的使者，他看到这批艺术品之后，感叹若是流入私人手中太可惜了。于是，他向日本皇帝建议，由日本皇室出面买下这批艺术品，下拨充当赈灾费用，而这批艺术品就可以被保存在东京天皇的收藏品中。日本皇室采纳了他的建议，据说那批艺术品价值达二十万元以上。之后，日本皇室派遣代表团出访中国，对皇帝的慷慨表示感谢。1923年11月初，代表团抵达北京，接受了宣统皇帝的召见。当时，我并不在场，不过一位代表团人员对我说，那次会见虽然不是正式的大型仪式，但却让他终身难忘。我能担保皇帝这样做完全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他本性善良，待人宽容，他做的这一切只是出于对日本的同情。对于北京饱受煎熬的民众，他也是慷慨解囊，而且不留姓名，这是他要求的，接受他很多次捐款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也有中国人想觐见皇帝，希望我能引荐，不过我一般会婉言拒绝。我认为，他们应该请求内务府。不过，还是有一位中国人是我引荐的，这个人无论是家世还是品格都值得关注，他也是一位贵族，但一直隐姓埋名。1924年9月，我当时在宫廷官报看到了这样的消息：
今朱侯到明陵祭祀。朱侯延恩祭祀回归，陛下圣恩浩荡。
朱侯本名为朱煜勋。在明朝（1368—1643年）时期，“朱”为皇室姓氏。朱煜勋是明朝后裔，“延恩”是册封的封号。清兵入关，清朝皇室取代明朝皇室，这是不争的事实。雍正皇帝为表清朝的宽容，特赐明朝后裔世袭封号。延恩为回报皇恩，每半年都要到明朝皇陵进行祭祀。清朝皇室会提供所需费用，延恩需要呈交祭祀相关情况。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根本不承认延恩侯的封号，也没有对其礼遇。但延恩侯一直效忠皇帝，并且根据皇帝的旨意继续祭拜祖先。之前，延恩都是将报告交予内务府，皇帝并未见过他。所以，延恩侯鲜为人知，西方人就更不知晓了。
祭祀明朝皇帝这件事，民国政府也有参与。明朝建立初期，首都建在南京。民国建国举行大典时，孙中山特地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陵墓前拜谒。他这样做是向中国人宣示：汉人已经将领土从外族人手中夺回。明朝之所以灭国，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能。民国领导人也清楚，相对于明朝，清朝出现过两位英明伟大的帝王。明皇陵得到了修复，但是明朝帝王后裔的命运并不在民国政府考虑范围之内。这也许就是明朝帝王后裔未能参加那次拜谒的原因。
我无法预计风雨飘摇的清廷还能维持多久。然而，当我得知中国有这样一个人时，我认为皇帝应该同他见一面。一位是前朝最后一任帝王的后裔，一位是现今最后一位君主。皇帝对我的提议非常感兴趣，于是同意召见朱煜勋。
召见的命令是9月初通知内务府的。9月7日，接到命令的朱煜勋来到了紫禁城。当天下午，我没有进宫而是在景山北侧的家中休息。我的侍从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朱煜勋，字炳南，明朝皇室后裔封延恩侯，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
之后，我便见到了他本人，他身着官服。我和他攀谈起来，他一脸歉意地解释说自己是奉命而来，也知道皇帝能够召见他要归功于我的努力。他对此深表谢意。通过和他攀谈，我意识到他是一位谦和的人，虽然读书不多，却通晓道理。他告诉我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膝下有两个年龄还小的儿子，都很顽皮，不懂事，毛手毛脚。我很喜欢和他这样谈话，他还允许了我为他拍照。我期望能够回访，但是被他诚恳地回绝了。他解释到：自己的住所实在简陋，而且官服和衣帽也是因为要觐见皇帝借来的。他还给我看他破旧的里衣，我想他是真的不愿意我去拜见他。后来，他还恳求我的侍从，希望我打消回访的想法。我没有去见他，只是送了他一件礼物和照片。据说，他的生活十分清贫，房屋简陋，衣服破旧。后来，他再次拜访了我以示感谢。对于这位性情谦和的人，我认为他可以称为“延恩侯”。
延恩侯对宣统皇帝忠心耿耿。在他觐见皇帝两个月后，皇帝便被囚禁了。不久，皇帝逃往天津外国租界寻求庇护。听到这个消息的延恩侯立即筹钱来到了天津，对这位皇帝一直以来的圣恩表示感谢。不过，皇帝大概也要同他一样，从此隐姓埋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