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8年，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在贵州3年左右的时间里，王阳明在融汇儒释道的基础上实现了龙场悟道，创立了阳明心学。
王阳明曾多次论述儒释道三家的联系与差异，最直接的则是他在警示喜好佛道学说的箫惠时所说的一番话：
“吾亦自幼笃志二氏（指佛教与道教），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不足学。
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力气。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
王阳明的意思是说，佛老之学的精妙处与儒家的圣人之学只有细微的差别，而箫惠所学只是其中的糟粕。
当然，王阳明也说过：“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
阳明心学是几千年来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既纠正了宋明理学的误区，又在回归孔孟儒学的基础上有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发展。
阳明心学的创立和传播，让僵化的儒学体系重新“活”了过来，不仅是儒学学术体系的传承突破，也带来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大解放。
作为儒学圣地的贵州，在如今实现跨越发展的过程中更是把教育事业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按照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的思路，到2020年时，贵州的教育事业发展将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将为贵州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教育事业是根本，文化事业则是软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如今，有着深厚儒学底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贵州在文化事业特别是文化产业领域也有了不俗的表现，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当代贵州传媒集团、贵州出版集团、孔学堂等文化“大象”已经在国内甚至国际的舞台上跳起了优美华丽的舞蹈。
教育无疆、文化无界，贵州能够滋养儒学的新生，也就能够支撑贵州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崛起，这需要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
二
在贵州省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山上，有一座万华禅院。万华禅院始建于1372年，传说建文皇帝曾在此避难，今天高峰山上的“西来面壁”四字石刻相传即为建文皇帝手迹。至今，高峰山仍被誉为黔中乃至整个贵州的佛教发源地。
在贵定县的另外一座佛教名山——阳宝山，据传与建文皇帝也有很大的关系。
阳宝山位于贵定县城北面不到10里的地方，历史记载中称此处“高千余尺，树木森密，殿阁崔巍，群峰环向此山，称黔东之胜。”
阳宝山分为前山和后山，前山为莲花山，后山为飞凤山，前后山既各自成峰又连为一体，人称飞凤采莲，境界和意象均十分高远。
明嘉靖年间有人在莲花山的主峰修建了莲花寺，到了万历年间的时候，僧人白云来到此地，见此山形胜有万峰朝圣的气象，便决定留驻这里。
白云大师在此地修建了莲花寺的千佛塔和后山的飞凤寺。阳宝山香火鼎盛时期曾有僧众200余人。
被称为阳宝山开山祖师的白云大师据传就是建文皇帝，飞凤山上的仙人洞则被认为是他修身养性的处所。
莲花寺和飞凤寺在历史上建筑规模都很大，因而阳宝山在明清时期即和四川的峨眉山、云南鸡足山一起被称为西南三大佛教名山。
阳宝山还是佛道文化融汇的典型，寺内曾经既有大佛殿、观音殿也有真武殿、玉皇阁，佛道两家共领一峰的文化奇观也为这里增添了不同的历史韵味。
如今阳宝山上的寺庙建筑在历次风波中已毁坏殆尽，唯独堪称西南一绝的和尚坟塔林仍与这里的青山、朝雾、晚霞日日相伴，昭示着这处昔日佛教圣地曾经的繁盛。这处由100多座和尚坟组成的塔林在整个江南来看都是罕见的，即便与中国现存的最大塔林嵩山少林寺塔林相比，阳宝山塔林除了在规模上稍小一些外，在精致程度和艺术性等方面都毫不逊色。
明中期以后，佛教开始对外大力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内努力消除各派之间的纷争，针对士大夫中参禅之风兴盛的特点，佛家提出了“不避世俗”“教禅一致”的主张，促进了佛教的大发展。
明末清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再度陷入战争混乱，省外的许多高僧都因为躲避战乱而进入贵州，为贵州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新生力量。明朝灭亡以后，又有一批士大夫和忠于明朝的文臣武将来到贵州削发为僧，使得佛教在贵州的传播日益广泛，兴建了大量寺庙。贵阳大兴寺、贵阳黔灵山弘福寺、对沙滩文化影响很深的遵义禹门寺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在唐代以来佛教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梵净山逐渐成为佛教五大名山之一。
梵净山位于铜仁市境内江口、印江、松桃三县的交界处，是贵州第一山，也是武陵山脉诸峰之王。
万历年间明神宗下诏重建金顶寺庙时，北京户部郎中李芝彦所撰的《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中这样写道：“肆今宇内提衡方岳者，佥谓两间之巨镇，所以立天地而不毁，冠古今而独隆者，无如四大名山。而不知此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
早在唐代，佛教就传入了梵净山，明初时期，梵净山已成为弥勒菩萨道场。相传万历年间有李姓皇后在此修行，肉身成圣，白日飞升。于是佛教在此日益兴盛，形成了“四大皇庵”和“四十八脚庵”并存的局面，成为湘、黔、川、鄂边境的佛教圣地，善男信女往来不绝，如入城市。
佛教传入贵州以后，不仅在思想体系上与儒家和道家相融合，在很多寺庙中也出现了同时供奉孔子、释迦牟尼和太上老君的文化奇观，这既与当时全国三教逐渐合流的大趋势有关，也是贵州地域文化包容性极强的体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镇远的青龙洞古建筑群了。
镇远位于贵州东部，离湘西很近，因为-阳河穿城而过形成了一个天然的“S”形，所以又有“太极镇”之称。青龙洞古建筑群位于镇远县城东端的中和山上，始建于明代中期，由祝圣桥、中元洞、紫阳洞、万寿宫、青龙洞、香炉岩等组成，共有大小建筑36座，总占地面积达21000平方米。
1988年，青龙洞古建筑群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些巧妙地镶嵌在山崖之间、与地势浑然一体的楼阁古刹中，中元洞是一处佛教宫殿，但其中的三个支洞又传说是张三丰修道的地方；紫阳洞是以朱熹的别号命名的，在殿的顶层供奉的也是朱熹的牌位，但同时又有道家的老君殿和玉皇阁；青龙洞则由山门牌坊、财神庙、吕祖殿、观音殿、斗姆宫、玉皇阁、望江楼等单体建筑组成，更是充分体现了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的特色；万寿宫则是江西商人的会馆。
这些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青山绿水之间的、大小各异的古建筑与这里的山水一起组成了一幅绝美的天然画卷，在这里积淀着的不仅有儒释道文化，还有极具地域特色的商帮文化。和谐、包容、共处、共生，这是几百年来作为贵州东大门的镇远所体现的一种气度和胸怀，也是青龙洞古建筑群的真正内涵，更是几百年来的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王阳明当年离开贵州赴江西上任时曾经取道镇远，张三丰也曾在镇远修行，这更给镇远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让这里更加耐人寻味。
三
道教传入贵州的时间大致与佛教相同，贵州在道教发展史上最有名的传说就是张三丰修仙的故事。
今黔南福泉古城内的福泉山，相传即是明初张三丰修得成仙之道的地方。
张三丰，名全，字君宝，号邋遢道人，是道教内家功开山鼻祖，辽宁懿州人（一说福建邵武人），一生云游于武当、宝台、青城、鸡足等名山大川，屡次拒受明朝皇帝诏命，后来不知所踪。
编修于明朝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和明、清、民国时期所有的《贵州通志》以及《张三丰先生全集》，都有关于张三丰在平越福泉山修真的记载。
1392年，张三丰践约到云南看望弟子沈万三。在回武当山途中，张三丰见福泉山林木葱郁、山形奇绝、气灵境幽，认为这里是藏龙卧虎、修道炼丹的好地方，于是在高贞观后空地结茅为庐、建礼斗亭、朝拜北斗、候诏飞升。
1399年，张三丰与完璞子离开平越回武当山。
如今，福泉山上仍建有“张仙祠”，大殿两侧石壁上是原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的题词：“武当山得道，福泉山成仙。”
福泉有一条护城河，因为酷似天然形成的太极图，所以又名太极水。
太极水的北面就是福泉山，南面则是月山，月山之上有佛教胜地月山寺。
据说，张三丰在福泉山上修行八年之多，也许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给了他启示，所以他能在继承发展前代三教合一思想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修炼宗旨、修炼方法与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融合儒、释、道三教。这在他的一些论述中有着极为明显的体现：
“古今有两教，无三教。奚有两教？曰正，曰邪。奚无三教？惟一，惟道。”
“孔之绝四，老之抱一，牟尼之空五，皆修己也；孔之仁民，老之济世，牟尼之救苦，皆利人也；修己利人，其趋一也。”
“黄老所传，亦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理也，而何诧为异端哉！人能修正身心，则真精真神聚其中，大才大德出其中。”
“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气为使焉，神为主焉。学者下手之初，必须知一阳初动之候……忠孝两全，仁义博施，暗行方便，默积阴功，但以死生为念，不以名利关心，日则少虑无思，夜则清心寡欲，以此神全气壮，髓满精盈。”
无论儒家还是佛家、道家，在贵州传播期间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
大明王朝的延伸线
一
前几年有一套名为《明朝那些事儿》的书籍特别的火，它的出版引发了一股“明朝热”。然而，即便是这样一部专门写明朝的7卷本的大部头，所截止的年限也是1644年，对于此后的事情，作者并没有给予关注。
1644年，李自成率兵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缢身亡，明朝正式告别了历史，但朱氏家族和一些明朝忠臣义士再续国脉的努力却没有就此而止。
在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军与清兵鏖战的同时，朱明王朝的后裔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桂王朱由榔等在南方前前后后建立了弘光、绍兴、隆武、永历四个政权，历史上将这4个始终走在流亡路上的朝廷合称“南明王朝”。
在南京称帝的朱由崧被乘胜追击的清军擒住处死，在福州称帝的朱聿键即位仅3个月就战败身亡，在绍兴称帝的朱以海则在清兵的追击下逃亡海上，不知所终。
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基，定年号为“永历”，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这已是南明王朝的第4个政权了。
清军一路南下攻占广州之后，偏安一隅的永历皇帝不得不带着他的小朝廷匆匆逃往广西。
就在这时，张献忠农民军残部也在孙可望、李定国的率领下经四川转入云贵高原。这两位农民军领袖在强大的清军面前，做出了“联明抗清”的决定，向南明朝廷伸出了橄榄枝。
本来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如今居然打算结成同盟，还颇有几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味道。朱由榔此时也顾不得纠缠此前的恩恩怨怨了，在他的眼里，农民军虽然让自己的家族丢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江山，毕竟还是汉人。更关键的是，为了能够多存活一段时日，他不得不纠集尽可能多的力量来一起与清军抗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二
明朝时期，贵州迎来了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机遇期。
设立行省、修筑驿路、开科取士等对贵州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意义的事件都是在明朝时期发端的，明朝最初的几位统治者在制定这些政策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贵州在200多年后会成为大明王朝的最后庇护所。
1652年，孙可望派人将东躲西藏了6年的永历皇帝迎接到了安笼所并将这里更名为安龙，于是安龙成了南明王朝的都城。
然而好景不长，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毒药。缔结同盟以后不久，朱由榔就意识到孙可望并不是什么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而是觊觎帝位的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为了不让自己朝不保夕的皇帝宝座被孙可望窃取，1653年冬，在与吴贞毓等大臣商议之后，朱由榔决定密诏领兵东进与清兵浴血奋战的李定国回师护驾。
不料秘密召回李定国的事情被孙可望知道了，野心昭彰的孙可望岂肯坐以待毙，他火速派兵到安龙以“盗宝矫诏、欺君害良”的罪名将追随永历皇帝的十八位大臣残忍杀害。
行刑之前，十八位大臣严词斥责孙可望，他们吟诗明志后面不改色、从容赴死，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这十八位大臣是：大学士吴贞毓、兵科给事张镌、翰林院检讨蒋圪昌和李开元、吏部都给事徐极、大理寺少卿杨钟、太仆寺少卿赵赓禹、光禄寺少卿蔡绩、武安侯郑允元、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御史李颀和朱议泵、福建道御史胡士瑞、武选郎中朱东旦、中书任斗墟和易士佳、司礼太监张福禄和全为国。
十八位大臣身死之后，吴贞毓、郑允元被合葬于城西海源寺，其余十六
人的尸骸、衣冠等则被合葬在安龙城西北方向天榜山下的马场坝。
1656年春，李定国由广西至安龙护驾，专门为十八人重新垒墓。1658年朱由榔移驻昆明后又对安龙死难诸人分别予以赠恤，并为他们建庙立碑，永历帝亲题“明十八先生成仁处”。
由此得名的“十八先生墓”是国内目前已经发现的唯一的南明王朝遗迹。
一场“内讧”式的血洗，让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南明朝廷更加摇摇欲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