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中国翻译史是一件极重要但也极艰巨的工作。我们中国过去在翻译方面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而翻译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成就大、历史长，所以整理起来问题也就多。真要想编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史，非集合许多专家通力合作不行。
谈到时代的划分，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但第一个阶段是佛典的翻译，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从后汉到宋朝一千多年，外国和尚跟中国和尚从梵文、巴利文，还有其他西域“胡语”里译过来的经典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因为中文同梵文文法构造非常不同，所以最初翻译的时候，当然感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实际的需要，许多译经大师都谈到翻译的标准和理论。这些理论有的非常深刻周密，一直到今天还不能不让我们叹服。但假如真想了解这些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译文同原文对一下。可惜这些经典的原文，绝大多数都散佚了。在印度本土也早销声匿迹。最近几十年来陆续在中亚西藏迦湿弥罗等地发现了许多原本，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现存的原本拿来同译文对校。最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翻译史上几个大师像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的译文用这方法来仔细研究。鸠摩罗什说过：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他把翻译比作“嚼饭与人”，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的翻译都可以说是意译。他的徒弟僧睿说：
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
现在我们把他译的大庄严论拿来同新发现的梵文残本一对，虽然发现他常删去原文的繁重，不拘原文的体制，而且变易原文，但这样我们对这些书上的记载就了解得具体而深刻了。鸠摩罗什这种办法不一定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的译文之所以为大家所爱好，之所以流传这样广，恐怕与他的译法很有关系。又如义净，他的译文我们读起来觉得不像意译。拿他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同梵文原本一对，我们才知道，在散文部分他的译文对原文很忠实，一到了诗体部分，他有时候也有删削。
以上只是随便举了两个例子。假如我们把这几位大师的译文同原文仔细校对，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许多可以供我们参考或学习的地方。当然，想编修一部中国翻译史工作多得很，绝不能只限于把译文同原文对校；但要编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史，这种对校的工作却也是不可缺的。
1951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