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确定后，策略和谋略就成为实现战略的关键。
——刘亚洲《大国策》
“什么事？”
“我们的正面发现了敌人。”
“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在北镇至温井的公路上，刚刚离开北镇不远。”
“敌人有多少？”
“不清楚。”
“是美国鬼子还是伪军？”
“不清楚。讲外国话，听不懂。”
“是伪军就往里多放一放，等敌人钻到口袋里坚决歼灭它。”
这是一个宁静温和的夜晚，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大榆洞的简易工棚里，一位高鼻梁军官正抱着一台黑色电话机和对方通话，小小的瓦斯灯把他的黑影映在板壁上，随着瓦斯灯的颤抖而不停地晃动。
大榆洞位于朝鲜北部平安北道，是一处金矿，坐落在两座大山的一条深沟里，沟中有一条小路，两侧是一些简易工棚。这里原来有一个大矿洞，由于矿洞里积水潮湿，不能利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机关便在洞口附近搭了些木板房，开始了战时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工作。
打完电话后，高鼻梁军官便趴在电话机旁睡着了。是的，他太疲劳了，自从志愿军入朝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司令部值班室工作到深夜。
几十年后，高鼻梁军官向采访者谈起这天晚上的情况时，仍然使人感觉不到一点火药味。他说：“大约是深夜两点钟，我和40军118师师长邓岳在电话里就讲了这么多，以后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对于高鼻梁军官来说，这和入朝后每一个夜晚一样——忙忙碌碌，繁忙紧张，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然而，他没有想到，就是这段司令部里司空见惯的电话对话，竟酝酿着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
5个小时后，南朝鲜伪6师之先头部队在1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引导下，沿云山至温井的公路北犯，突然遭到一支“不知名部队”的迎头痛击。
接着，南朝鲜伪6师第2团一个先头加强步兵营，由温井向北镇前进，当进至丰中洞、两水洞之间时，被另一支“不知名部队”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包围。突然而猛烈的攻击，使该敌大部被歼，上百人被俘，其中还有3名美军顾问。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第一仗打响了。其时是1950年10月25日7时至10时。
这一天是高鼻梁军官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他的原名解沛然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从而走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
土肥原贤二的阴谋
20年前，他的名字既不叫解方，也不是解沛然，而叫解如川。那时年仅23岁的青年解如川，就以出色的运筹谋划才干，在东北军中崭露头角。
那是1931年11月8日晚，天津海光寺日军兵营里突然响起了“呜呜”的警号声，随即天津城内枪炮声大作。日寇以日本天津驻屯军为骨干，以日租界为依托，驱使汉奸便衣队武装策动了天津事变。
天津事变的发动并非偶然。
“九一八”后的一天，一艘日舰悄悄靠拢在天津港，从船上走下一位穿西服、戴礼帽的日本人。他就是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中国给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日本陆军中的“中国通”。此时的土肥原贤二正以天津驻军高级参谋的身份潜入天津，意在策动暴乱，为侵略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口实。
在天津策动暴乱，对日寇来讲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30年代初的天津，不但有日本的租界地，还驻扎有根据《辛丑条约》规定的日本军队。这支军队在天津收养了一支土匪武装，他们不穿军装，没有番号，老百姓叫他们汉奸便衣队。
随着土肥原贤二的到来，汉奸便衣队常常无故挑起事端，天津局势剧烈动荡。
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活动早已引起天津政府的警觉。这时的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是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张学铭深感天津防务松懈，危机四伏。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请他的老同学解如川等人帮助他整顿军备。他亲自担任保安队长，解如川担任特务总队主任。
解如川是吉林东丰人，早年就读于奉天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铭是同学。后由张学良保荐，与张学铭一起东渡日本，就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0年，解如川毕业回国，随51军驻防天津。
青年解如川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保卫天津的重任。他和贾陶、孙铭久、黄冠南三人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首先大刀阔斧地整顿和改组了天津唯一的内卫武装力量——天津保安队：淘汰保安队内的兵痞和年老体弱者，发给他们银两，安排好善后工作；招募一批社会上年轻力壮、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青年；从东北军及帅府卫队中抽调身高力大又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担任骨干；亲自带队训练，改进陈旧的训练方法，引进新的现代方法进行实地训练；加强情报的搜集和分析，秘密派人混入日军，及时了解日军的动态……
11月8日晚，当汉奸便衣队在日寇火力掩护下分三路向省市政府、公安局进攻时，解如川组织的保安队早已做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原来解如川白天就收到从日租界递送出来的火急密报：“汉奸便衣队定于今夜暴动，目标：省市政府、公安局。”为了不殃及百姓，解如川命令保安队下午5点就在日租界周围戒严，把战场提前隔离出来。他还带领保安队在一些重要地段秘密构筑了简易工事。
日寇见便衣队没有达到速战速胜的企图，便向河北省主席王树常提出恐吓：“限于11月9日早晨6点前将中国保安队及警察撤退300米，否则将采取行动。”王树常委屈求全，下令保安队撤退300米。而这时日寇突然猛烈炮击天津公安局和被保安队占领的马路，汉奸便衣队在闸口一带也大举进攻。
解如川亲赴闸口沉着应战。看见这些“咿咿呀呀”冲上来的亡命之徒，解如川命令保安队准备好手榴弹，没有命令一律不准还击。等汉奸便衣队冲至二三十米时，解如川高呼一声“打！”一颗颗手榴弹在空中呼呼地叫着，飞向敌群，弹片四溅，硝烟翻滚。待汉奸便衣队节节败退时，解如川又命令预先组织好的机枪和步兵交叉火力追击……
11月9日，张学良为天津事变通电全国，南京外交部与南京政府也分别向日军驻华公馆及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11月11日，天津中日当局开始谈判。此后，天津的局势便是白天谈，晚上打，边谈边打，打打谈谈。那些日子，解如川率领保安队日夜巡逻，严密防范，粉碎了汉奸便衣队的多次挑衅和袭击。
历时一个月的天津事变，在中国武装力量的坚决抵抗下被粉碎了。
事变平息后，天津市政府不断收到全国各地来电来函表示声援和慰问，南京政府也以粉碎天津事变守土有功，授予张学铭二等四维勋章，授予解如川等四人青天白日奖章。
51军摆开了“鸿门宴”
如果说解如川的运筹谋划能力在天津事变中是崭露头角的话，那么在5年后的兰州事变中就大显身手了。
1936年12月12日，夜幕降临，喧闹一天的兰州城慢慢地寂静下来，而这时东北军51军军部的门口却灯火辉煌，车水马龙。
军参谋长刘忠于与处长张熙光穿着笔挺的军装，恭恭敬敬迎接着每一个贵宾。7点左右，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良琛及所属各处处长喜气洋洋地步入宴会厅。章良琛等人万万没有想到，“鸿门宴”正等待着他们。酒酣耳热之际，51军突然宣布对他们实行“暂时隔离”。这位国民党绥靖公署参谋长立时目瞪口呆，但已身在囹圄，无可奈何了。
与此同时，兰州城内外枪声四起，东北军113师按计划行动，迅速占领了中央军兵营、飞机场、电台、报馆、银行等地。
这就是当时继西安事变后的兰州事变。
解如川就是这场事变的主要谋划人。
兰州事变前，解如川在51军的公开身份是军参谋处二科中校参谋。由于他和张学良的特殊关系，经常来往于兰州和西安之间，参与中枢机要。解如川曾多次代表张学良秘密前往上海、广西等地，联络反蒋抗日人士。他精通英、日语，会写能辩，所以，他不但是51军军长于学忠的亲信参谋，也是紧跟张学良的亲信和联络员。张学良为此特意交给解如川一部专用密电码，以便紧要时授以机密。当然，张学良没有想到，这时的解如川不仅仅是一个东北军的爱国将领，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西安事变的当天凌晨，解如川接到张学良的特急密电，电文简单告诉了西安事变的过程，命令51军立即采取行动，解除驻兰州所有中央军的武器，扣押主要党、政、军、警人员，断绝国民党绥靖公署与外地的联系，同时发表拥护西安事变的革命行动及拥护“八项救国主张”的声明。
于学忠的51军原是直系吴佩孚的旧部，第二次直系战争失败后，被收纳编入东北军。他虽然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却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厚待。于学忠感恩戴德，所以在东北军的几次大战中拼死卖命，屡建战功，成为东北军中仅次于张学良的头面人物。
很不巧，这一天于学忠本人与51军三个师的师长都奉命参加了西安军事会议。当解如川拿出张学良的急电时，留守的军参谋长刘忠于面有难色，犹豫不决。解如川看出刘参谋长担心下面不听指挥，便分析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现在不是加害于蒋委员长，而是要他枪口对外，共同对敌。‘八项救国主张’上讲得很清楚，以国事为重，要存小异求大同。三个师长虽然不在，但三个师的参谋长都在，他们平时抗日的热情都很高，加上张副司令的指示顺应民心，我想他们不会有异议的。”
一席话说得刘参谋长信心倍增。上午10点钟，军部召开了由各师参谋长及各方面部门参加的会议。会上重新宣读了张学良的密电，军、师参谋长们终于统一了“坚决干”的思想。接着，解如川和大家一起研究制定了落实电报的各项方案：马上在军部与省府实行戒严，宴请绥靖公署章良琛及各处处长并扣留他们，晚上8点发起行动。
在兰州事变中，解如川积极行动，异常活跃。中央军第三军炮兵团团长是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他冒着危险前往游说，晓之以利害，该团放下武器，保持中立，并借道给东北军，攻打中央军。兰州绥靖公署警卫队顽固抵抗；解如川与军通信营营长冯梦瑞、通信科长李翔云在部队的掩护下，冒着冷枪袭击的危险，贴着墙根，手执着手枪，率部首先冲进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办公室，封了里面的电台及档案材料。
次日拂晓，驻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及警察、特务武装一律被缴械。解如川代表51军对软禁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及被缴械的官兵进行宣抚，同时建议51军和甘肃省政府及时发出拥护“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
兰州事变的顺利成功，增长了西安事变的权威，奠定了张、杨的军事实力和谈判地位。
此后，解如川在东北军中官至少将。
长春城的最后枪声
10多年后，解如川回到了东北。这时他的名字叫解沛然，是我东北野战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1948年5月23日到10月19日，长达5个月的围困长春战役，是辽沈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在这次围城战役中，我军先后成功地策动了曾泽生的60军起义和郑洞国率部投诚，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京哈、长图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日本的“关东军”占领时期起，就在城内街道附近及近郊修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工事。特别是城中心的主要大楼和主要街道间，都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坑道连接。国民党进入长春后，又进一步增修了不少工事，使长春成了一个有着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1947年我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后，长春虽然已丢在了我们后方，但敌人仍配有10万人马的防守力量，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亲自驻守长春。
1948年5月，长春外围战结束，郑洞国及其10万军队已被我1纵、6纵队和3个独立师团团围住。
6月，东北局下达了“久困长春”的总方针、总任务。
6月22日前，我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的部队都进入了指定位置，10万大军筑起了一道“城外之城”。
如何对付敌人的突围？这是围城战役的关键所在。
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后为第12兵团）参谋长的解沛然一到前指就马不停蹄到一线阵地观察敌情，熟悉地形，组织司令部每一个方向的反突击方案都准备了好几套。
解沛然根据敌情我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细致、周密的反突围战术方案，当时任第1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和政委萧华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