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踩两只船
李必达秘书的信在温玉成将军办公桌抽屉里躺了一个星期。
这位在战争年代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为难了，犹豫了，他的信念破灭了。自从来到北京工作后，他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自己文化低、水平低，但只要紧跟上级，把上级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就不会出大问题。
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上级是一个个人。上级也有矛盾，也有分歧，也有斗争。作为下级的悲哀就在于当你对这一个上级负责时，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得罪了另一个上级。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温玉成逐渐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林彪一方和江青一方，也就是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总是不那么融洽、合拍，有时还闹些小别扭。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他经常处在“夹缝”中。他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江青经常指示他这样干；他又是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又常指示他那样干。而毛泽东、周恩来有时站在这一边，有时又站在那一边。这叫他无所适从，难以斡旋。
温玉成将军的政治生涯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夹缝间走向了畸形。
有一次，温玉成将军正在总参开会，突然接到姚文元从人民日报社打来的电话：“江青同志在天桥剧场，叫你马上就去！”温玉成将军以为有什么大事，心急火燎地赶到，想不到江青在为电话打不出去的事发火。她责问温玉成：“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装军用电话？你们是怎么对待革命样板戏的？”温玉成老老实实地回答：“这里不是部队，所以原来就没有军用电话。”“马上就给我装，你听到没有？”江青耍起赖来真叫人没有办法。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指示温玉成，架一条军用线到天桥剧场，但军委办事组的人却不同意。黄永胜说：“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泄了密谁负责？”叶群也威胁温玉成说：“你架你负责，出了事我们不管。”
将军真是左右为难。
还有一次，江青把温玉成叫去，指示说：“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每人发一套。”
温玉成将军回答：“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
江青说：“不行，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温玉成把这件事提到军委办事组时，黄永胜和邱会作也火冒三丈。他们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随便便发军装？”
温玉成说：“江青说的，总理也同意了。”
黄永胜说：“谁说也不行，林副主席也没有同意嘛！”
后来温玉成将军回想起这些事来才意识到，那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日趋激烈、公开，而他自己却还蒙在鼓里呢！
毛家湾和钓鱼台曾有一段蜜月时期，这就是“文革”最初那两年。那时也许他们有分歧，但许多目标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条船是靠在一起的。这对温玉成来说，两边都讨好是不成问题的。但随着“杨余傅事件”后，毛家湾和钓鱼台的矛盾逐渐产生、暴露、激化，两条曾经同一方向的船分开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轻松的，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升级为政治斗争时，这种关系就会形成一种互相纠缠、互相争斗的怪圈。它就像江河激流中的漩涡，表层翻卷着白花花的诱人泡沫，内里却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脱离了道德的轨道，强大无比，冷酷无情。任何人只要一接近它，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卷进去，成为无缘无故的牺牲者。
温玉成将军已经落水。
温玉成将军必然掉进漩涡。
高处不胜寒
一个星期后，温玉成将军才下定决心，把李必达的这封信交给副统帅林彪。他以军人的职业习惯最终确定了同样危险的选择。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他是军人，应该把这封信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个并不明智的选择不但害了李必达秘书（李秘书立即被黄永胜和叶群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秘密用飞机解往广州，投入监狱。这个秘书受了两年多的肉体和精神摧残，直到“九一三”后才放出来），也使他自己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中都失了宠。
此后一年，是温玉成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
温玉成只知道，黄永胜开始对他冷漠了。起先他以为是工作上的矛盾，引起黄永胜的不快。黄永胜曾经多次要往总参调广州军区的人，温玉成虽然执行了，但他还是向黄永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总长，人家有反映了，不能老调广州军区的人，其他军区是不是也调一些？”
温玉成哪里知道，他转交给林彪的那封信林彪根本就没有看到，叶群把它扣住了，并且把它交给了黄永胜。温玉成当然也不知道黄永胜和叶群那一层的关系，但黄永胜和叶群理所当然地对他产生了警惕性。因为他了解了黄永胜、叶群对江青的不满，因为他负责“样板团”的工作经常和江青接触，这不能不使黄永胜和叶群深感不安。
珍宝岛事件前后，叶群曾到秘书处查问有关温玉成的情况。
“温玉成最近还给首长送什么文件吗？”叶群问。
“还经常送。”秘书回答，“平均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两份他批给首长参阅的文件，主要是反映卫戍区部队情况的，也有些是关于战备的。”
“比过去不少？”
“不算少。”
温玉成这时在总参仍主管作战，几次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有关情况。林彪、叶群同意把这些电话记录转报主席，但叶群让把温玉成的名字勾掉，而代之以《总参作战部电话记录》。秘书问这是为什么，叶群回答说这是为了“突出集体，不突出个人”。
九大是温玉成将军政治生涯的高峰，但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按照“文革”期间中央人事变动规律，那些坐在九大主席团位置上的大会秘书处成员都是当然的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出人意料，在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唯独没有温玉成将军的名字。
温玉成将军的名字被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毛家湾这边起了主要作用。林彪、叶群以为此举成功地打击了钓鱼台。
温玉成将军成了林彪集团打击江青集团的“替身”。
温玉成将军也成了江青集团打击林彪集团的“替身”。
温玉成开始也不理解，江青为什么会冷落他？1970年7月5日，北京天安门召开支持毛主席“五二○”声明大会。温玉成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江青，江青非但没有理他，走过他身边时还轻蔑地在鼻腔里“哼”了一声，吓得温玉成呆立在那儿好久回不过神来。
以后江青经常找他碴子。有一次，温玉成接到江青一个电话，她说，白淑湘她们在京西宾馆排样板戏很辛苦，生病没有药吃，你们给他们送些药去。温玉成立即照办，通知总参门诊部送了一批药去。可是过了几天，江青突然把温玉成叫去训了一通：“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你们为什么给白淑湘送药，不给刘庆棠他们送药？”
这是温玉成将军以后才知道的事：李必达秘书后来又写了一封信，交给江青。当江青得知温玉成扣压了她的信件时，暴跳如雷：“把他关起来，我要枪毙他！”“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仍然不停地找周总理：“温玉成是林彪死党，不能放过他！”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十年动乱，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继崛起，又先后覆灭。温玉成将军身居高位，曾受林彪、江青重用，而又未染指两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实属不幸中的大幸。今天回想起来真像一场梦。
中央最后对温玉成将军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温玉成应该庆幸自己的不幸，因为他终于离开了那个漩涡。
1983年，温玉成将军离职在南京安度晚年；1989年10月29日，因病在南京去世，享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