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忘我地工作。这一时期，我也坚持在大会堂值班。只要周总理到大会堂，我就和以前一样在大会堂，无论周总理多晚到大会堂，我都会坚守在自己的警卫岗位。
一天的深夜，周总理从外面回大会堂，我和以往一样在大会堂的西北铁门内等候，周总理的汽车进门的时候，车速比较慢，他看见门口内有个人穿了一件大衣站在那里，就问坐在前排的张树迎：“谁站在那里呀？”
张树迎回答说：“是古副团长。”
总理问：“他站在那里干什么？”
张树迎说：“他在等你回来。”
总理说：“他这么大岁数了，早点休息嘛！还等我干什么？你告诉他，以后不要再等我的门了。”
张树迎把总理的话转告给我后，我笑了笑对张树迎讲：“他要是再问，你就说，这是我的工作嘛。”
后来，又有一天深夜，总理回大会堂进门时，又看见我在门口，就又问张树迎：“你没有同古远兴讲吗？他怎么还是在等门呀？”
张树迎说：“我同他讲了，他非要坚持。”总理听后便没有再说什么。
1974年6月初，周总理要去305医院住院治疗。在离开大会堂的那个晚上，他好像知道这一走意味着什么，所以召集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一起照相。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看见大会堂和警卫团的人在跑来跑去，就问警卫团的人：“你们跑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同志回答说：“总理在召集合影。”我想把警卫团要去照相的人员都喊回来，因为按规定警卫部队的人员不能随便和首长照相。可又一想，总理今天可能是心情好，再有他也可能知道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间还能回来。算了吧，就让他们去吧。
周总理看见刚才和我讲话的那位同志，就问：“你在和谁讲话？”
回答说：“是古副团长，我去把他叫来吧。”说完他就要跑去叫我。
周总理把他叫住说：“你不要去叫了，我不叫他来，他是不会来的。”
周总理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大会堂。
1976年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这三位伟人我从1932年参加红军时就给他们送过信；红军长征时，我又是跟着他们走过来的；到了延安我又给他们做警卫工作；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我们警备团又跟随着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在陕北打游击。那个时期朱老总、周副主席、弼时同志他们对主席可是真好呀，有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是走在前面。
1949年进城后，我又在他们身边从事着警卫工作，亲眼见到他们为了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如今他们都已谢世，全国人民对领袖们的逝世感到无比的沉痛，特别是周总理去世后，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四人帮”一伙却百般阻挠和竭力压制人民群众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下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1976年1月11日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当北京的群众得知周总理的遗体要从北京医院去八宝山火化的消息时，上百万人自发地冒着严寒聚集在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几十里长街上，人们非常守纪律地站在道路两旁的马路牙子上面，马路上除了维持秩序的民警外没有一个群众，人们胸前和左臂上戴着自制的小白花和黑纱，泪流满面地默默肃立着，送别人民的好总理。
周总理的追悼大会于1月15日的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灵堂坐南朝北，上方的大字横幅为“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灵堂中间悬挂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下方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我们部队也接到了不许设灵堂，不许戴黑纱的指示，所以15日那一天中午之前我们警卫团在大会堂执勤的干部和战士，按照要求都没有戴黑纱。这一天警卫部队和以往一样，下午大会堂有重大的活动，吃完中午饭后部队就开始上哨。
这时大会堂周围戒严区以外已经围了不少群众，他们看见我们的哨兵没有戴黑纱，就问我们的战士：“你们为什么不给总理戴黑纱？”“你们对总理到底有没有感情？”有的群众还在那里骂我们的干部和战士。负责大会堂警卫任务的二大队的干部找到我，气愤地说：“为什么不让我们戴黑纱，群众骂我们，说我们对总理没有感情。总理在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天天都见到他，我们对周总理的感情比他们还深呢！”说着说着他们的眼泪都要出来了。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心里也很难过，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这些年来在大会堂里目睹了周总理严谨、无私做人和忘我的工作，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这样的好总理难道不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吗？
随后，我对他们讲：“那这样吧，你们到治丧委员会那里领500个黑纱，执勤的部队都戴上。”
黑纱领来后，在大会堂里面、外面还有大门口执勤的干部和战士在参加追悼会的人入场之前都戴上了黑纱。由于这件事情比较敏感，追悼会刚一结束就追查到我这里，问：“是谁让你们戴黑纱的？”
我说：“中午之前，我们在大会堂外面执勤的部队都没有戴黑纱，老百姓都在骂我们。大会堂的警卫是我负责，他们戴黑纱也是我同意的，有什么问题我做检查。”这件事之后也怪，也没有人再过问了，所以我也没有做检查。
1976年7月6日朱老总去世了。在前一天的下午，我和警卫团的张宏副团长去看望朱老总，张宏也是从延安时期中央警备团出来的，中央撤离延安时他随朱老总东渡黄河一起去了后方。我们一起来到北京医院，在病房里看见朱老总躺在病床上，我们感到他病得很重，已处于弥留之际。朱老总逝世后我又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
朱老总在我脑海里最深的印象是延安时期的朱总司令。他平易近人，经常和我们的战士一起打篮球，一起下地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中央要撤出延安的前夕，中央决定朱总司令过黄河到后方去，他不愿意去，他怕毛主席留在陕北会出危险，所以他想要毛主席过黄河，他留下来带着我们在陕北打游击。
朱老总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自打他和毛主席从井冈山出来后，两个人就没有分开过，到了延安后又是他经常去前线，毛主席留在后方的延安。这次不一样了，是他到后方去。他对毛主席留在陕北的安全总是不放心，他曾多次对我和刘辉山讲：你们跟着主席留在陕北，要保证他的安全不发生问题。当毛主席安全东渡黄河来到解放区后，朱老总见到刘辉山、张廷桢和我时，表扬了我们。
1976年9月9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知道毛主席的身体很不好，但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去世了。9月12日上午我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毛主席守灵，我站在那里看到毛主席躺在玻璃棺里，想起在苏区给他送信的时候，大部分都是AAA的急件，从他那里出来的信件也大部分是AAA的急件；从撤离瑞金长征到延安，从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到西柏坡，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艰险，他带领着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取得了全中国的解放。建国后他为了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没日没夜地操劳着。我记得60年代初人民大会堂刚盖好没有多久，当时大会堂的警卫任务是警卫一师担负，但大会堂里面中央首长办公房间的门口或重要部位的警卫是由警卫团一大队的七中队来担任，这个中队都是干部。有一天我在大会堂值班，毛主席来到大会堂办公。主席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一直工作了三十多个小时后才休息。那一天罗瑞卿总长也来到大会堂，他也在这里坚持了三十个多小时没有休息。之后他问张耀祠和我：“这个主席，工作起来怎么也不睡觉呀？”我和张耀祠都笑了起来，张耀祠说：“哎呀，这是经常的事情。”
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都去世后，我感到自己老了，身体也非常的疲劳，思想上也有一种完成使命的感觉。闲下来的时候我也在想，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分配时有同学对我说：“老古啊，你还非要回去，还真要干一辈子警卫员呀。”那个时候我还真想去带部队打仗，虽然那时只是打土匪，但只要有仗，还是想去。
可是为了遵守我对刘师长的承诺和对警卫工作的热爱，我回到了警卫一师继续从事警卫工作，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