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作珍听完后大笑了起来，又对我说：“那这下，我们两个人扯平了。”
黄作珍回去后，很快就将天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了解清楚，基本上和我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缺乏对群众的组织和疏导，又是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敏感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受到了总理的批评。事后由北京市委召集卫戍区、中央警卫团开了专题会议，为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进行了统一的协调和部署。
在西花厅讲为人民服务和传统课
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虽然还在继续，但已不像1966年到1968年那样混乱了，警卫团的警卫任务和训练工作也进入了常态，连队的政治学习也安排了传统教育的内容。
1973年初团党委做出决定，上半年的传统教育不搞集中上大课，而是由我下到各个中队和连队去讲传统课。张耀祠安排我首先从一中队开始讲，一中队是毛主席的警卫中队。
我在一中队讲完传统课后，有一天负责周总理警卫任务的三中队指导员找到我，问：“副团长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去讲课？”
我说：“什么时间都可以呀。”
指导员说：“那好，我同张树迎同志商量后，再告诉你时间。”
我问他：“你找他商量个什么？”
指导员说：“张树迎他们支部，也要和我们一起听你讲课。”
张树迎是周总理卫士长，他也是从中央警备团出来的战士，进城后就一直跟着总理，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总理去世时他和高振普一个人抱着骨灰，一个人抱着遗像，送了总理最后一程。他们对总理和大姐真是好啊。
张树迎那时不仅是周总理卫士长，还是西花厅支部的支部委员。这个支部的支部书记由杨徳中兼任，这个支部都是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和邓大姐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遵守党章中对党员的规定：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所以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是这个支部的成员，他们同样经常参加这个党支部的党员活动。
我听他这么一讲，我就感觉到总理和大姐可能也要来听我讲课。我就对这个指导员说：“那就再讲吧。”这一个“再讲吧”一拖就是几个星期。三中队的指导员又来了几次，我都是这句“再讲吧”。三中队指导员看叫不动我，就让张树迎来找我，张树迎对我说：“古副团长，你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讲课啊？”
我说：“怎么去你们那里讲啊，没有安排呀。”
张树迎说：“我们和三中队一起听你的讲课。”
我说：“你们凑什么热闹嘛。”
张树迎笑了，说：“这可不是凑热闹，是我们党支部开会定的，总理和邓大姐也参加。”张树迎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测。
我就对张树迎讲：“既然是你们支部定的，那就再定时间吧。”
我把张树迎打发走了之后，又是一拖再拖。中南海中队和大会堂周围的连队，除了三中队都讲完了，张树迎也来了几次，但我还是那句话，把他打发走了。就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后，杨德中找到我，问：“你什么时间去总理那个中队讲课呀？”
我说：“我不去讲了。”
杨徳中问：“为什么呀？这是团党委定的，你要执行啊。”
我说：“团党委定的我是给三中队讲传统课，现在不仅张树迎他们要参加，总理和邓大姐也要参加，我不去讲啦。”
杨徳中讲：“他们参加他们的，你讲你的，这有什么关系嘛！”
我说：“你让我在总理面前讲传统和为人民服务？总理和大姐参加革命都比我早，总理又是我们军队的创始人。为人民服务，总理和邓大姐是我们党的模范。你让我在他们的面前讲传统、讲为人民服务，你不是开我玩笑吗？”杨德中听后笑了笑，也没有再说什么。
又过了一段时间，周总理找到杨德中，问他：“你们团党委定的传统教育，古远兴什么时间到我那个中队讲啊？”
杨德中说：“古远兴听说你和邓大姐也要参加后，他不敢去讲了。”
总理问：“为什么呀，他怕什么啊？”
杨德中说：“你和大姐都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你又是我们军队的创始人。为人民服务，你和大姐是我们党的模范。在你们面前讲传统和为人民服务，他不敢来讲。”
总理听后笑了起来，说：“这个古远兴想这么多。”随后他说：“那好，你去告诉他，我和大姐都不参加了，让他来讲吧。”
杨徳中找到我说：“总理找我，问你为什么不去三中队讲课，我同他讲了你不敢去讲。总理让你去讲，他和大姐不去听了。”
我听后说：“他们不来听，我敢去讲。”随后我通知三中队，我准备去他们那里讲传统课。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和杨徳中来到西花厅，三中队和总理处的工作人员已经整齐地坐在院子里。我们两个人坐在前面准备好了的一个桌后面。杨徳中首先讲了今年团党委安排讲传统课的意义：结合传统教育工作、加强警卫工作，更好地为首长服务，他还对听课的人员提出了在首长面前工作的一些要求。他的话刚一讲完，我就看到邓大姐一手拿着一个马扎，一手拿了一个手本子，从后面走来，坐在部队的后面。
我看见邓大姐也来听课，就问身边的杨徳中：“你不是说他们不来吗？怎么大姐来了？”
杨徳中说：“她来就来吧，难道你现在还好意思走啊？”
确实，我是走不了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讲课。
我这一生给部队讲课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像邓大姐这样的首长听我讲课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开始还是有些紧张，但讲开后，也就不再紧张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传统课，我看到总理和大姐自觉地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也让我感触很深。所以说这次的传统课，不仅听课的人受教育，也使讲课的人受到了教育。
讲完课后，我和杨徳中准备走，邓大姐把我们叫住，要我们留下来吃午饭，说是总理交代的。
我说：“我们食堂里有饭，我们回去吃吧！”
杨徳中问身边的张树迎：“准备了吗？”
张树迎说：“已经准备了。”
杨徳中对我说：“既然准备了，那就留下来吃吧。”
这顿饭虽说是顿便饭，但大姐还是准备了螃蟹。我是个急性子人，战争年代又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所以对那些吃起来很费时间的东西很少吃。这次邓大姐请我们吃螃蟹，我不好推脱，就把坐在旁边的三中队指导员卸下来的螃蟹腿拿过来吃。我的举动被坐在右边的邓大姐看见，她对我说：“你怎么光吃腿啊？”
我说：“我不会吃螃蟹。”
邓大姐笑了笑说：“来，我教你。”
邓大姐边说边拿起一只螃蟹，她一边给我拆螃蟹，一边告诉我如何吃，还对我讲：“总理吃得好，他每吃完一个螃蟹，壳子和腿都还是一个完整螃蟹的样子。”
这时其他人员都说，他们学会吃螃蟹都是总理教的。饭后我和杨徳中离开了西花厅，也完成了团党委交给我的工作。
周总理和邓大姐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从这次讲课中可以看到，只要是党支部决定的事情，他们都会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积极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他们如此强的党性。
周总理在大会堂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身患绝症，政治运动斗争矛头又指向他，周围的人员调走的调走，回原单位的回原单位，大会堂西大厅和以往相比较冷清了许多。刚开始有人对我讲，政治局开会整他，我还不相信，就对他们讲：“他整天忙得要死，整他干什么？”可是我看见从会场出来的服务员，有的掉着眼泪，有的讲她们看到的情况。有一个服务员给总理送茶水，看到里面的气氛和总理的神色，把水送到他身边的时候忍不住哭了，总理看到后摆了摆手让她赶快下去。
1974年初杨徳中也被调到陕西省一个军分区当副政委。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李纶带着几个小孩到北京站去送他们，站台上除了我家里的人外，没有其他的人来送。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始终相信周总理做人的高尚品德。这是因为自我参加红军后，在苏区就认识他，一直到现在，我亲眼见到他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也是我十分崇敬的领导人之一，可是现在，周总理在病魔的摧残和“四人帮”的围攻下，身体消瘦了许多，背也驼了，在经常能见到他的人眼里，总理的变化很大，那些大会堂的服务员看到周总理的这一变化，痛心地掉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