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见到自己的墓碑
1932年我15岁离开家乡参加红军后，经历了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困难和险阻，在西安经历了白区工作的危险，在延安时期担负中央和毛主席警卫任务，在陕北转战跟随毛主席打游击，解放中央进京后我继续在警卫部队中，担负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卫任务。下面我就把进京后，在我脑子里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情讲一讲。
那是1950年，部队刚进城后我们这些离开家乡十几年的老红军也相继回家看望父母。我是和张耀祠结伴一起回江西。我去兴国，他去于都，这两个县是相邻的。我们这次回家考虑到江西刚解放不久，所以都没有带家属，只带了自己的警卫员。我的警卫员王二丑是陕北人，他1948年就跟着我，一直到北京。为了这次回家的安全，组织上又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了一名警卫员，所以我们这次出来一行六个人。就在我们要分开的时候，张耀祠对我讲：“老古，我们吃完饭再分开吧。你要吃什么呀？”
我说：“十几年没有吃家乡的炒年糕喽！”
他说：“好啊，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我们商量完后，就来到一个小饭店，张耀祠问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年糕、猪肉、青菜？”老板告诉他有，他又问老板有没有猪油。
老板说：“有。”
张耀祠说：“你去准备东西吧，等一下我来炒。”
张耀祠给我们做的这顿饭就是猪肉丝、青菜炒年糕，他用猪油炒，所以很好吃。他炒了一锅四个警卫员一下子就吃完了，又炒了一锅也吃完了。
我问二丑：“好吃不好吃？”
他说：“好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年糕。”
我又问他：“吃饱了没有？”他不说话只是笑。
在一旁的张耀祠对我说：“老古，不要再给他们吃了，别撑死他们了。”因为年糕这个东西吃多了会胀肚，如果再多喝点水，人的肚子就会受不了。
之后他又炒了一锅，我们两个人吃，确实好吃，我也吃了不少，但这一锅我们两个人没有吃完，还是剩下了一点，这下四个战士又是一扫而光。最后饭店的老板一算账，我们吃了五斤炒年糕。
到了家乡后，家里的人看见我都很高兴，尤其是父亲，他带我来到一片农田里对我说：“你看这一片田地都是我们家的。”
我看见这小二十亩的田地，先是一愣，而后就问他：“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田呀？”
父亲又讲：“是从地主那里买来的，田里的粮食也算在一起，你看好不好。”
我又问：“你哪来的那么多的钱呀？”
他又说：“是你寄给我的那些钱呀。”
父亲讲完后我明白了。进城初期我给家里寄过一点钱，可当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给家里寄的那点钱是我平时攒下来的。那点钱要是在以前也就够买一两亩田地，可是现在地主把地这么便宜地卖给了我父亲，这说明地主是知道我们的土改政策，他知道手里的这些土地早晚要被国家收走，所以他看见有人给我父亲寄钱来，就主动找来提出卖地的事情，并提出了非常优惠的条件，目的就是把他的土地变成钱，不然土改以后国家把土地收走他什么也落不着。
我的家乡当时还是很闭塞，父亲不知道当时国家土地改革的政策，他还以为捡来一个多大便宜，自从签完买地契约后，就天天到地里转。他高兴呀，因为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地。当我告诉他我们党的土改政策后他还是半信半疑的，直到我们家乡实行了土改，他买的地被收走了才相信这次又被地主给骗了，而后又生了一场病。
我回家后哥哥带我到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转了转，当来到一条小路时我看见离路边不远的山地里有一块不大的石碑，我就问我哥哥：“谁的碑立在这里？”哥哥不说话只是笑，我看他有一点怪怪的样子，就走近看看这个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走近一看不得了，这块碑是为我立的，上面写的我的名字，我就问他：“我人还活着，立这块碑干什么？”哥哥只是尴尬地笑什么也不讲。回到家里我又问父亲：“我刚才看见路边为我立了一块碑，是干什么用的？”父亲支支吾吾地什么也没有讲出来。我又问母亲，她告诉我，因为我跟红军走后一点音讯都没有，家里的人还以为我早被打死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红军走后，土豪劣绅的民团回来了就到处杀害红军的家属，父母为了家里的人避祸就为我立一块碑，说明我们家里参加红军的人在外面早已经被打死了。为什么在路边立碑呢？母亲讲，是为了死在外面的人的魂魄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这次探家我没能住上几天，就被朝鲜的战事叫了回来，回来后就投入紧张的警卫任务之中。
毛主席看戏的安保准备
我们警备团进驻北京后警卫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活动范围就那么大，接触的人也没有那么复杂；在西柏坡，地方也不大，群众基础也很好，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警卫工作和城市里比要好搞得多。可是到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一样了，一个是人多地方大，还一个就是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城市，人员比较复杂，要是想搞好还真要下番功夫。
北京警卫工作的艰巨性，周副主席在西柏坡就预见到了。他在处理我们战士枪走火的事情上，要求我们要随着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考虑城市的特点，搞好警卫工作，不能再停留在延安时期那样的搞法上。
我们的警卫工作也正是在中央首长和公安部首长的领导下，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进步。这里边也倾注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等首长的心血。
我记得刚进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去剧场看京剧，他还要和群众一起看。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很紧张。这看戏的人里面可是什么人都有，怎样才能保证主席的安全呢？罗部长和杨副部长带着我们来到长安大戏院察看地形和环境，要我们制订出一个警卫工作方案来。
我们下午来到剧院，杨副部长就带着我们把剧场内外都转了一圈，每间房间都转到了，我们还爬着梯子登上后台的屋顶。在查看的过程中，杨副部长交代我们在什么地方布哨，并对我们的警卫方案的想法提出了他的意见。我们转了一圈后，罗部长就带着我们来到剧场内观看演出。
我们在剧院里刚刚坐下，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女人就将一块洒有香水的手绢递了过来，我还以为是剧院里跑堂递过来的手巾。我在西安的时候，那里的剧院就有这一套，所以我也没有多想就拿了过来。
刚才转了一大圈，我早就是一头的汗了，这个时候也正需要有一块手巾擦一擦汗。我接过手绢一边擦着汗，一边说：“这手巾还真香。”这时坐在杨副部长旁边的罗部长转过头来看着我，我拿着手绢看着罗部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罗部长半当真半开玩笑地说：“老古呀，你危险啦！”我问他：“危险什么？”坐在我旁边的杨副部长就告诉我：“坐在咱们后面的都是些妓女，罗部长看到你用她们的手绢，一个是手绢上如果有毒你就没命了，二一个是怕你被她们腐蚀了。”
我听完杨副部长的话后，站起来就将手绢扔在后面的女子身上，气愤地说：“他妈的，搞到老子头上来啦！”我刚说完就引起了罗部长和杨副部长他们的大笑。
通过这次考察，我切身感到剧院里面人员情况复杂，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毛主席看戏的那天晚上，我在剧场内看到的观众和我看节目那天的观众有点不一样，我就问杨副部长：“今天看戏的人怎么不一样了？”他听后也不说话，只是笑，我知道他的意思，这是他们做了工作后的结果，组织特殊的观众安排在首长周围。
他们的这个办法行不行？我知道毛主席的习惯，他是好热闹的，而且又爱看戏，在延安我给他当警卫队长的时候，每次我们跟着他看完戏后，在回来的路上他会讲：队长，今天的戏好啊！然后就把今天的戏如何的好，哪个地方不足，戏里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的特点等等都讲给我们听。毛主席看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打扰群众，有座他就坐，没有座他宁可站着看，也不让我们把群众撵走让他坐着看戏，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会批评你。
我担心今天的场面会让主席不高兴，就问杨副部长：“这样行不行呀？”他说：“看看再讲。”实际上杨副部长他也知道主席的脾气，但从毛主席的安全上考虑这样做是对的。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那天其他部队还从香山到西单布防了几十里长的散兵线，加强毛主席行进路线上的警戒。
这一晚上毛主席看戏，不仅戏台上演出成功，我们警卫部队在公安部首长领导下，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工作也是成功的。这一次的活动对我们的警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彭老总再也不叫我“土匪”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江西的庐山上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彭老总在7月14日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老总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彭老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老总信中的意见。
7月23日，毛主席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会议由此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全会结束前，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全会上还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及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后，彭老总的家由中南海搬到了海淀区挂甲屯教养局胡同内的吴家花园，从此彭老总住地的警卫工作也由警卫团移交给了警卫一师三团。警卫一师接到这一任务后，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的事情而影响对彭老总的警卫工作，我们和对待其他警卫任务一样尽职尽责。
彭老总搬来后，他经常一个人待在房子里，很长时间不出来，在里面看书写东西，或坐在那里想问题。警卫部队的连指导员将这一情况告诉我，要我过去看一看。
在我刚进院子的时候，连指导员向我介绍了情况。我来到彭老总的房间后，见他正在写字台上写东西。我说：“彭老总，你好。”
彭老总抬起头看到我先是一愣，而后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来看看你啊！”随后又给他敬了个礼。
他说：“你来看我？你不知道我犯错误了吗？这是我的检查，你拿回去看看。”
并随手将一本材料扔到桌上。
我拿过材料看了看说：“这个我看过了。”
彭老总接着说道：“那你还敢来。”
我说：“我有什么不敢来呀，你的警卫归我管，你现在还是副总理呀。”
彭老总想了一下说：“对嘛，我的副总理还没有给撤嘛！”他一说完，我们两个人笑了起来。
我看见他笑了，就接着说：“彭老总啊，你也出去走走，不要总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浦大姐呢？”这时后面有人拽我的衣服，好像是景希珍，我本来想说：
“让浦大姐带你出去转转，不要老待在家里。”却没有说出口。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他还愿意和我讲话，现在他又不理我，眼睛看着前方好像是在想什么事情。于是，我向彭老总告辞说：“彭老总我走了，你要多多保重，有什么事情就让他们办，找我也行。”
我出了他的房门来到院子里，看见院子里厚厚的树叶，就对连指导员说：“你们也帮他把院子里的树叶清理清理，把卫生给他搞一搞嘛！”
指导员委屈地说：“我们是要搞，可首长不让我们搞。”
这时彭老总已经站在房屋门口看着我们，我转过身对他说：“彭老总，你也让他们把院子里的卫生给你搞一搞嘛！”他还是不说话，眼睛又看着前方，我说的话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根本就不理睬我。我想说：“你总说我比你倔，其实你比我还掘。”这句话到了嘴边，我却没敢说出来。他不理我，我也不好再劝他，只好走了。到了大门外，我对指导员又嘱咐了几句，就离开了吴家花园。
没过几天，负责彭老总警卫任务的连指导员又打来电话报告说：“首长已经让我们为他搞卫生了。”
我说：“那好嘛，你们要把他照顾好，不要发生问题。”
我这次去彭老总那里，发现了一个变化，他不再叫我“土匪”了，从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叫过。之后他如果有事情就会同部队的连首长说：叫你们副师长来一下，或者是叫你们副师长打个电话过来。
1964年底的时候，我去吴家花园检查警卫工作，彭老总看见我问：“你能不能见到杨尚昆？”
我说：“可以。”
他说：“我有封信，你替我转给他。”
我说：“可以，你拿来吧。”
他说：“今天不行，我还没有写好，你过两天来取吧。”
我过了两天又去吴家花园去取信，他又说：“信不用你转了，我交给总理了。”
十几年后，杨尚昆刚出来工作，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提到这件事情后，杨主任说：“我那时已经不在北京了。他找不到我，可能就是想从你那里了解一些我的情况吧。”
我知道彭老总和杨主任从红军时期开始关系就一直都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