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领导为此开了会，参加会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周副主席的批评是对的，这起事故是我们对部队教育不当造成的。会上还根据部队的新成员缺乏警卫工作知识和经验，列举了最近发生的一些问题，如有的在执勤中发现了坏人，叫坏人一旁等着，自己去向上级报告，结果坏人跑了。同志们一致认为，提高部队业务素质是当务之急，只有部队业务素质提高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进北平的准备工作，才能落到实处。会上还决定由蒋秦峰、苏振之集中力量编写《武装保卫教材》，尽快使整个部队全面开展业务学习。
这件事对警备团的领导触动非常大，在以后对部队的管理上，他们更加关心干部、战士的思想和生活情况。特别是张廷桢和向前更加注重下面连队的政治工作，在以后的警卫一师，第二任政委邓波和第三任政委郭永彪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十分的重视基层连队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动态，经常下到基层连队，住在那里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政治工作，他们对下面干部、战士出现的思想问题和家庭中的困难，尽可能通过组织研究解决，如果牵扯到了地方也会积极地协助解决。但是对那些思想问题难以解决的人员，只有调换工作，才能保障警卫工作紧张、有序、安全。
蒋秦峰和苏振之很快将《武装保卫教材》搞出来了。教材由七个部分编成。
第一部分是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以及警卫战士应具备的品德和作风，第二部分是警卫战士的一般职责，第三部分是内卫哨兵的特别守则，第四部分是盘查哨（路哨）特别守则，第五部分是了望哨的特别守则，第六部分是卫兵的纪律，包括保密和使用武器的规定；第七部分是查哨、带哨和卫兵长的责任。
教材是警备团总结多年来农村警卫工作经验的产物，它虽然没有涉及城市警卫工作的特点，但基本精神和内容大体上也都是适用和可行的。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业务学习，执勤能力有了显着提高。
在整编后的5个月中，警备团除了完成中央首长的驻地警卫任务外，还完成了警卫中央各种会议324次，路线警卫护送中央首长78次。在完成任务中，仅七连就捕获蒋匪特工人员8名，缴获各种枪7支，子弹537发，手榴弹27枚。一天，史宏斌接到战士报告说发现一队可疑人员。史宏斌到现场看见一辆马车上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人，穿着阔绰，带有随行人员，说路经此处前往太行山。经查，他们没有枪支，但带有不少金条和银圆。此一行人形迹可疑，史宏斌随即报告团部并将人和物品扣押在七连。后经审查，这人是企图化装潜逃的战犯，伪蒙“剿匪”总司令任勤多尔吉（中将、伪国大代表），随员中有他的儿子云勤多尔吉（驻北平联络处处长）及5名护卫。
7月23日，滹沱河因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水流湍急。为给中央社会调查部递送重要文件，共产党员张满堂接受任务由洪子店前往东黄泥渡河时光荣牺牲。
24日通信员白居龙渡河送急件时，在返回时也光荣牺牲。这都表现了警卫部队的干部、战士为对党中央忠心耿耿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为两位牺牲同志召开的追悼会上，刘辉山团长号召全团同志们：学习他们无限忠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同时追认白居龙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警备团在这一期间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受到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扬。同志们面对中央首长的表扬说：我们不能骄傲，在做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的准备工作中，这是刚刚迈出第一步。
卫戍石家庄
敌人失败之日，正是斗争激烈之时。这期间，各国反动派按美国的“布里奇计划”，用谋杀共产党领袖的手段来破坏革命的发展。意共领袖陶里亚蒂、日共领袖德田球一相继遇刺，美国七名共产党领袖被铺，捷克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谋杀案。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处心积虑地企图谋害我党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进北平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重大。为此，警备团对全团干部战士进行了深入的反轻敌、反麻痹思想教育。在动员大会上，张廷桢用列宁被刺伤教育大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警卫人员绝对禁用“出了问题我负责”、“尽力而为”、“万一”这些词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此后，建立了机关人员通行证和居民路条制度。同时，团领导越来越感到过去部队一直在农村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南征北战，缺乏城市警卫工作能力和经验，应该补上这一课。时间紧迫，不容拖延。1948年6月间经上级批准，警备团以六个连的兵力开赴石家庄做卫戍工作，实地锻炼，边干边学。
石家庄是一个中等城市。解放前，是敌人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地，城内外驻有大批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地区反动政府官员及各种反动组织逃亡人员。解放后，一些敌特和反动组织成员潜伏下来，造谣言、搞破坏，闹得市民不得安宁，社会一片混乱。
面对这种形势，团领导认为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当务之急。第一批入城部队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打扫战场。清除各种炮弹138发，炸弹1颗，地雷129颗，手榴弹762颗，火硝250斤，长短枪3支，子弹4557发。第二件事情清查户口。出动410人在街头巷尾担负警戒，300人组成清查小组，同派出所同志一起，于12月28日夜里挨门逐户的清查，这一夜就清查逮捕敌党政人员71名，还缴获了3支手枪。第三件事“挖蒋根”。部队干部战士同派出所一起，大力宣传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对国民党党政人员、敌特分子实行限期登记，21天内就有1060人履行了登记手续。然后，逐个谈话进行教育，把他们完全置于我们政府和群众的控制与监视之中。
做好这三件事的同时，警卫部队还在主要街道、路口、工厂和闹市区设置了固定哨和巡逻队，半年时间查获特务两名，杀人犯两名，溃散国民党官兵919人。担负保卫炼焦厂任务的九连，在群众的协助下，使隐藏在厂内的12名国民党人员落网，还破获一起特务纵火案。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社会治安有了好转，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市面上那种混乱现象不见了，出现了井然有序的新局面。通过这段实际工作，同志们共同体会是：做好城市警卫工作，首先是要了解城市。治理城市，心中有数，才能有的放矢。大家通过交流经验，谈个人收获，总结警卫城市工作要点和经验。
在成绩面前，同志们没有满足，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大家纷纷找弱点谈问题：主要弱点是把在农村执勤那套见人就盘查的经验搬到城市来了，结果哨兵忙不开，群众不方便，而真正的坏人趁哨兵盘查行人时，悄悄地溜掉了。再有，哨兵过于紧张，出现了一些判断性错误，把不该抓的抓了，影响了军民关系。还有的同志把电话机、收音机当电台没收了，闹出不少笑话。
中央领导同志认为部队锻炼十分必要，是提高干部、战士城市执勤的好方法。杨尚昆和李克农再一次指示警备团，除中央机关和毛主席身边留少量人员担负警卫任务外，团部和一营全部开进石家庄，参加实地工作，接受考验和锻炼。
经过大半年时间整治的石家庄，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敌人的散兵扰乱也得到了初步解决，社会秩序日渐稳定，人民生活趋向正常。1948年8月7日至19日，张耀祠率两个排，与华北局社会部、石家庄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共同圆满完成了保卫“华北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任务，并取得了宝贵的执勤经验。
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反动派，发觉了我党中央、毛主席就在石家庄地区，正忙着做进北平的准备工作，便派遣敌特分子猖狂地进行破坏活动。他们造谣、抢劫、暗杀、割电线、写反动标语，甚至绑架我干部，偷袭哨兵，给敌机打信号弹指引轰炸目标，采取各种手段制造混乱，企图阻止革命形势发展。一时间，斗争更加激烈，更加尖锐，更加紧张。
“坚决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做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的准备工作！”这是当时全团干部、战士发出的共同誓言。于是，警备团再次广泛进行了社情调查，积极开展侦察工作，认真研究了重点地域的一些情况，进一步掌握了敌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据此，对部队勤务重新做了调整和布置，决定减少固定哨，加强巡逻队和纠察队。巡逻队以不规律的时间、路线、队形深入到各个角落进行搜索，依据街道宽窄、行人多少、敌情和社情的复杂程度，经常变换巡逻队形（一字横扫队形，一路纵穿队形，三角拉网队形）。同时，还不断改变巡逻方式：循环式——由驻地出发，沿着防区边缘循环活动；包剿式——两队从一条街两端，同时相对行进；穿梭式——从一条街道或胡同到另一条街道或胡同，不停地向前搜寻；回马式——顺街道或胡同行进，行至中途突然返回巡查，并用潜听、观察等方法发现敌情。为了使敌人没有落脚之地，警卫部队还经常到戏院、旅馆、客栈、茶楼、酒店等公共场所进行纠察。由于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巡逻方式和对社会公共场所加强了管理，敌人摸不清我们行动的规律，接二连三的落网。
然后，我们根据敌人的口供顺藤摸瓜，一抓就是一窝子。
斗争的胜利会使人更加聪明和勇敢。敌机凌空时，也是抓特务的好机会。同志们说：“天上敌人一嗡嗡，地上的敌人就折腾。”每当空袭警报一响，指战员们就冒着生命危险，一面奋不顾身地执行观察和巡逻任务，一面组织市民隐蔽。一次空袭，敌机把一家工厂炸起了火，干部战士按分工有组织地把火扑灭，同时对城市进行了严格搜查，一举捕获了一名给敌机打信号弹指引轰炸目标的特务、两名破坏电线和7名张贴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分子。一次敌机轰炸石家庄时，防空部队将一架敌机击落，警卫战士们俘虏了敌飞行员，经指导员熊健审讯后，押解到石家庄警备司令部。
敌人每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在同敌人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执勤能力，丰富了工作经验，坚定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进北平的信心。
革命形势按着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停地按顺时针向前旋转。辽沈一战，使蒋介石的优势兵力损失惨重；淮海大战使蒋介石主力精锐师团丧失殆尽。整个中原地区被我军所控制，南京、上海也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中。我党、我军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向敌人发起了强大政治攻势。1949年1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毛主席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贺词，它像长江北岸响起的隆隆炮声，震撼着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迫使蒋介石求和。就此，毛主席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接着，毛主席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蒋介石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下野。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的警卫工作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我党为建立新中国而举行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因此会议期间的安全工作是十分重要。
杨尚昆在会议前找汪东兴处长和刘辉山、古远兴，分析形势明确警卫工作重点。他们通过对目前战场形势和敌人可能使用破坏手段的分析，判断敌人进行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采用小规模的特务破坏、暗杀、空中轰炸、空降伞兵等。刘辉山知道要想完成这样的警卫任务需要更多的防空力量和补充警卫部队，光靠警备团现有的力量很难完成。虽然1948年后警备团在人员上得到了补充，但又分兵一部共七个连，随张廷桢、魏传连副团长驻扎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准备进入北京城为中央进城做警卫准备工作。再者，1948年5月18日敌机轰炸阜平县城南庄时，击中了毛主席的住房，虽然毛主席事先已经隐蔽，但还是让人担忧。由于这些原因，刘辉山提出：警备团单独执行这么重大任务有困难，希望增加外围警戒能力和防空兵力。
根据这一情况，杨尚昆向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作了汇报，并建议：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安全顺利的召开，西柏坡的警卫工作除原有的中央警备团外，还需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力量执行反袭扰、反轰炸、反空降的任务。周副主席同意了杨尚昆的意见。中央军委作战部根据周副主席指示立即电令：华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抽调部队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警卫工作。随即“四野”派出高炮二团一连，华北军区派出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〇团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警卫任务。
这两支部队到达西柏坡后，杨尚昆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担任外围的警戒，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空袭、空降，防止敌人的轰炸和破坏捣乱，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全国来参加的首长比较多，敌特活动也很猖狂，还要做好防空的工作。警备团虽然进行了扩编，但新来人员的警卫经验不多，给警卫工作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在接到任务后，团领导开会，研究部署了七届二中全会的警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