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叶剑英同志合适。他本来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搞他的一统天下，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去，竭力地排斥剑英同志，使他无法进行工作。”
“好，我同意让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感叹道，“张国焘搞分裂时，他还救过我一命！”毛泽东对一个人的功劳总是记得清清楚楚。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毛泽东一锤定音，使叶剑英等老同志重新掌握了军权，避免了江青等人想搞倒军队的企图。
借风行船
“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周恩来借风行船，促成邓小平复出。
“好舵能使八面风”。借风行船关键在于巧借，在于掌舵者的深邃眼力和丰富经验。聪明的掌舵人善识风头，巧借风力，顺水推舟；相反，逆风行船，则充满着危险，可能损船折桅却难达目的。周恩来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掌舵人，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其借风行船的说服艺术令人叹为观止。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倒后，周恩来感到失去了左右手，因为邓小平长期以来是周恩来倚重的主要助手，两个人之间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亲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时刻都在寻找机会，捕捉有助于邓小平复出的每一丝信息、每一条线索。但是，当时面临的形势和周围的环境决定了他必须不露声色地进行，显山露水反而会葬送大好时机。所以，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一段时间后，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认为时机来了，他开始千方百计为邓小平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他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小平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周恩来的高明就在于他始终没有说自己想怎么样，而只提毛泽东怎么说，用毛泽东的话来压倒那些反对意见。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写信给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
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照常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由于种种原因，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4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4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做的近200字的批语。
他仍然在巧妙地借风行船。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几天后，邓小平携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
3月10日，周恩来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
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至此，邓小平重新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开始再度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