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兴起是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有的城市是由于商业活动而发展起来，有的城市则是由于政治活动带动了城市发展。城市二字，拆开来看，“城”代表的是地域上的分界，“市”代表的是其商业活动，也就是说，一座城市无论最初是由于怎样的原因形成，最终还是离不开商业活动的深入开展。
由于这个特点，人们在给城市分类时也习惯于应用经济学的概念。但是，城市发展至今，应该有一种新的划分方式，或者说，推动城市发展的，应该有另外一种崭新的动力——幸福力，不看城市规模是否宏大，人口是否众多，而要看它的幸福指数是否足够高。
一、时代呼吁有人情味的城市
生活在哪座城市更幸福？如果暂且不论其答案如何，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两个前提条件值得先说一下。一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城市作为居住地，城市化成了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是随着人口的集中居住，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相继浮出水面，与人们日益关注的幸福问题汇成一股时代洪流。
城市化进程不可抵挡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村人口一直遥遥领先于城市人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城市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不属于他们。
而如今，城市化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必然趋势，它和工业化、市场化一起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50%，就标志着该国城市化局面的初步形成。201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了50%，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这也意味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将近三成的农业人口移居城镇，打破了持续数千年的农村人口结构重于城镇人口结构的局面，进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在过去，农业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以铁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以生产原料为主，可以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经济之后，工业革命的到来，促进了大规模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的发展。
社会经济跳出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轨道，转向了商品制造，也因此要求相应的劳动要素更集中。其中，原料供应的集中化，催生了相应的产业群；劳动力的集中化，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而人口的集中，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济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是一个明证。
城市化的进程一直伴随着新机械的被发明和被应用，从而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大发展，生产出了比农业经济时代更丰富的能满足人们生活与工作需要的产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同时，由于生产和产品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和自愿交换关系替代了原先那种主要依靠血缘关系来维系的天然尊长关系，契约观、双赢观、风险观等新型价值观令人耳目一新。
城市化是大趋势，它能有效地带动农村的发展，进而改善地区产业结构，使其向着更有利的产业方向迈进。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反之它也会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它们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从科技进步和信息化的角度来说，城市本身就是主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城市化程度越高，区域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还有一个现象近年来频频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即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
城市化进程加快，无疑有利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交流，缩短双方之间的差距。于是，对于城市的关注，已不仅限于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本身，还有与它发展关系密切的周边乡镇的人们。
但是，人们在欣喜于城市化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之时，也发现城市化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越来越多农村空壳化，已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乡土文化正逐渐弱化，人与人关系越来越淡漠……城市化进程的确带来了利益最大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亲情、友情、乡情关系同样受到了极大削弱，越来越多的人被安置到了鸽笼一般的高楼大厦里，邻里之间互不相识，居住条件虽得到了改善，幸福感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这是值得人们反思的现实问题。
城市居，大不易？
一座城市的发展包含了众多要素：地理面积、气候、自然资源、文化、政治、经济活动等，而其中经济无疑是这诸多要素中最活跃的一个。城市产业的变更和飞速发展，商业设施的增设和更新，商品交换而引起的金融活动和服务业的变动，都与城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经济对于城市发展影响至深，以至于人们总是习惯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对不同城市进行分类，例如以人口规模分类，人口超过0万为大城市，在20万和50万之间为中等城市，而少于20万则为小城市；还可以根据城市的经济发展特征进行分类，例如功能型城市，综合型城市，集市型城市等。
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尽管我们也希望居住的城市拥有高的关注度，在经济发展榜单上名列前茅，但我们更关心的还是它是否宜居。
当16岁的白居易到京城科考时，求见当时长安名士顾况，顾况一见白居易的名帖，取笑他说：“长安居，大不易。”意思是，你取名“居易”，然而长安米贵，要想安居可不容易哟。长安不仅是当时唐朝的都城，也是全世界最繁盛的大都市，政治、经济和文化非常发达，各地有才华的文人志士蜂拥而至，竞争激烈，物价奇高，一般人要在这里有所作为太难了。
一千多年的唐朝，可堪比我们现在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而白居易当时面临的质疑也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一道选择题。
要说不同，那就是白居易将彼时长安看做一个可供自己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而今天的人们，除了追求事业有成，更关心身处的城市能否带来更多幸福感。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同一个话题，只能说明该话题中涉及的某样事物，要么是当下人们所缺失的，要么是社会文明发展到需要关注它的当口。“幸福”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标的物。
现代城市成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极大地发挥了人们的知识、智慧和创新意识，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城市的集中化，也带了各种不容忽视的“城市病”：
城市里的机会很多，收入高，但是竞争也很激烈，工作压力大，只要看年年上升的抑郁症、暴躁症患病率，以及患病人群的年轻化就可见一斑。
城市购物方便，商品种类齐全，但是总体消费水平偏高。最明显的是房子，大城市的房子对于一般工薪族可望而不可即，往往几代人的积蓄都无法凑足一套房子的首付。
城市交通四通八达，但同时车多人多，上下班拥堵是家常便饭，由此导致一系列衍生问题，例如汽车尾气严重、噪音污染指数高、能源紧张、交通事故频发等已经成为城市难以克服的顽症。
因为人多，城市服务资源供不应求，上学难，看病难，休闲娱乐人人赶趟扎堆。
同样是因为人多，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和戏剧性，诚信、礼让、宽容等，一次又一次地成了人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商业欺诈案件年年上演；老人倒在马路上，旁边路人迟疑着不敢上前搀扶；地铁里衣冠楚楚的乘客为了一个座位大打出手，这都不时成为花边新闻。
尤其对于那些“漂”在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更是“居不易”，他们缺少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他们只能属于“半城市人口”，虽然参与了城市化建设，却未能分享城市化成果。对于他们而言，想在城市长期居住和生活，确实不大容易。
人若不幸福，城市很难幸福
幸福城市的概念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各种五花八门的幸福排名也将大大小小的中国城市列入其中，至于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们是否真的幸福，就不得而知了。
在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联合发布的中国幸福城市排名中，合肥第一，广州第三，北京第五，上海第六。名单一出，引发社会各界广泛争议，在这份榜单中，多数人认可的昆明、成都跌出二十名之外，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众所公认的压力巨大的城市，则轻松甩开竞争对手，齐齐进入前十。
这份榜单中，排名靠前的城市确实很幸福，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幸福吗？让我们先来北京看看。
据统计，2011年北京市职工人均工资每月4672元，而北京的房价平均每平米25000元左右，如果一个月薪5000元的人，想在北京四环外购买一套普通的房子，需要不吃不喝50年。而事实上，北京几百万低端服务人员的工资远远达不到5000元的标准，2011年北京最低工资标准只有1160元，拿着一千多块钱的工资，仰望每平米两万多块的房价，10年的挣的钱，不够买半个厕所，他们会幸福吗？
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大约近千万，其中除了大约10%拥有较为体面的收入和工作，其余大多从事低端技术和低端服务工作，他们虽然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但很难能获得北京户籍，也不被北京的社会保障系统所覆盖，医疗、养老、失业、子女教育等都是困扰他们的现实问题，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安全感，怎么可能会感到幸福呢？
北京还是中国堵车最严重的城市，每到周一，整个城市几乎成为一个超级停车场，三环、四环的车流速度每小时不到5公里。北京也是上班路程所需时间最长的城市，平均上班路程所需时间超过90分钟，在北京地铁一号线的苹果园和四惠两个始发站，往往车门打开两秒钟后，所有的座位就一抢而光，几乎每天都有人为了抢座而大打出手。
除了北京这样明显觉得生存压力太大的城市，还有许许多多的城市恐怕也是“被幸福”了，或者说，幸福的只是城市，而不是市民。
在央视财经频道推出的幸福城市排名中，河北省会石家庄高居第七，可是在对石家庄市民做了一个简单调查以后，发现这个排名可能过高估计了石家庄市民的幸福感受。
最近石家庄几次出名，大多和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有关。一次是三鹿毒奶粉，这个事件已经注定载入史册，成为全球食品丑闻的恶劣典型。一次是出口日本的毒水饺，曾经引发了两国持续一个月的外交争端，最后这批毒水饺退回中国了事。还有一次是苏丹红鸭蛋，石家庄郊县的农民，买来苏丹红给鸭子吃，鸭子产下的蛋黄就变成了红色，然后再贴上白洋淀的商标，卖到天津和北京。
在三鹿奶粉、苏丹红鸭蛋行销全国之前，想必已经铺满了石家庄的大街小巷，不知道天天喝着三鹿奶，吃着苏丹长大的石家庄市民是否幸福，但是作为一个以制药、化工为支柱产业的城市，石家庄的生态环境确实让人难以和幸福二字挂钩。
其实，像北京、石家庄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它们确实在排行榜上占据高位，金光闪闪，高举着幸福的大旗，但是至于普通市民是否幸福，就只有天知道了。
二、幸福是城市的新坐标
2012年8月19日，央视财经频道在拉萨举办“2012幸福城市市长论坛”，随后公布了中国部分城市的幸福排名，在央视公布的榜单中，拉萨、太原和合肥位居“中国最幸福的城市”前三位，受到全国高度关注。
在此之前，几乎是一夜之间，幸福城市的概念扑面而来，成为许多城市的施政目标。
客观地说，相对于以前的“GDP至上”、“唯GDP论”，“幸福城市”的提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必将带来施政者城市管理思路的深刻变革，也将深刻影响千千万万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构建“幸福城市”的正面意义非常明显，因为施政者将会更加关注生活在这个城市市民的生活感受，而不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招商引资方面。
国内较早提出建设“幸福城市”构想的，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江阴市。2006年6月，时任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在全国第一次提出《幸福江阴》的构想，不过当时“幸福城市”的概念，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丰富，也没有摆脱GDP的影响，当时江阴提出打造幸福城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到2010年，人均GDP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但在经济增长的要求背后，江阴有着对于幸福城市的深刻理解，施政者提出力求“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
为了实现幸福城市的宏伟目标，江阴较早构建了幸福江阴的综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客观因素，比如GDP总值、人均收入、生活水平等硬性指标，大概占有60%的权重；一部分是主观因素，包括对城市的满意度、生活的满意度等软性指标，约占40%的权重。
在这个全国第一份幸福城市综合评价体系中，GDP的指标明显降低，而对民生的关注则大幅提升，尤其是在软性主管评价部分，更是直接反映市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江阴打造幸福城市计划的提出，是中国城市管理方向的一次巨大变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继江阴之后，国内许许多多的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提出了幸福城市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大陆已经至少有一百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幸福城市，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酝酿提出幸福城市的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