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正当抗日将士浴血沙场，后方民众和海外侨胞全力支援，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在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一股逆抗战潮流而动的暗流。此时，在海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先生多次风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反对抗日并主张对日和平妥协，很是惊诧，难以置信，因为他与汪精卫过去有过交往，私谊甚好。在他的印象中，汪精卫是不会出此浑招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路透社电讯公开传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才确信汪精卫真的在唱投降论调，汉奸嘴脸已露端倪。他遂以南侨总主席名义给汪精卫发电报，明确指出与日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主和绝无出路，让其放弃和谈的念头。10月25日，汪精卫则以“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的投降论调回电，甚至反过来还嘱陈嘉庚劝说南侨赞同其主张。看到汪精卫如此执迷不悟，陈嘉庚按捺住怒火回电再劝：“你身居要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如若言和，不但南洋侨胞，而且举国上下皆不能原谅，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
次日，忧国忧民的陈嘉庚又给汪精卫打了电报，口气严厉了许多，说：“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仅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海外华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但汪精卫却不为所动，俨然我行我素，铁了心要做投降派。
至此，陈嘉庚感到汪精卫已经在投降的路上走得太远了，看这个架势他是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了。对于这种投降的论调，他决定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打击，以正视听，鼓舞全民抗战的斗志。
两天后，即1938年10月28日，抗战时期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发去一个电报，电报原文为：“议长秘书公鉴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兹有提案三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陈嘉庚叩首”。
这份电报全文共有110个字，内容中实际上包括不能谈和、学校抗战期间不能放假和废除长衣马褂三个提案。其中，第一方面的内容“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最为着名，后经会议秘书处精简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字。
这一电报提案，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震惊宇内。着名爱国人士、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在其所着《抗战以来》一书中，对之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和高度评价。他说：“开幕之后，霹雳一声，陈嘉庚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同时，他还具体描述道：“当汪精卫议长高声朗读‘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
1940年，66岁的陈嘉庚还亲自率领慰劳团回中国访问，他参观了重庆、延安等地，与国共两党都进行了接触。1941年，日军占领新加坡，陈嘉庚被迫到印尼辗转易居避难，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在无其他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写下了闻名于世的华侨史名着《南侨回忆录》。由于得到华侨，特别是厦大、集美两校校友誓死的掩护，多次化险为夷，得以安全地度过3年多恐怖时期。1945年10月2日，陈嘉庚在校友的护送下，从东爪哇玛琅抵达雅加达，同年10月6日，重返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11月8日，重庆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高度评价陈嘉庚，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及王若飞在会上为陈嘉庚献祝词：“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厦门集美鳌园。
民国“炮手”张奚若
民国史上，有过不少言辞犀利、率直可爱之士，张奚若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被称为“棱角先生”、“民国炮手”。
张奚若，字熙若，生于1889年，陕西朝邑人，是着名的政治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
抗战时期，张奚若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一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面对六七千名听众，张奚若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
在这次演讲中，张奚若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
在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张奚若曾在参政会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及蒋介石独裁，蒋介石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听后，拂袖而去。后来参政会再开会，给他寄来通知函和路费，他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欲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同盟与共产党一致举荐张奚若列入无党派人士代表名单。国民党不同意，说张奚若是国民党员。张奚若闻之，便在《大公报》等报纸上刊登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其实，早在蒋介石政权崛起之前，张奚若就以发言火药味浓而着称。这位“炮手”还曾向《晨报副刊》“开炮”。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在座都发表对副刊改良的办法，唯独张奚若开口道：“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及至徐志摩接手，张奚若竟以《副刊殃》为《晨报副刊》作一篇短文：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
徐志摩称张奚若为“一位有名的炮手”。他曾这样描绘张奚若：“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新中国国名与张奚若亦有渊源。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奚若以着名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会议。在各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张奚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张奚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1973年辞世。
卧底在戴笠身边的“北斗七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表面上依然高唱“国共合作”的调子，暗地里却磨刀霍霍，积极准备打内战，企图彻底消灭在抗战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十分活跃，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用自己掌握的秘密情报系统在延安大搞“渗透”。
1940年夏秋之交，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西北王”胡宗南秘密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
然而，由戴笠派出的这支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像个疯子似的捶着桌子，踢着椅子，破口大骂。他的阴谋失败了。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党抓获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作为情报专家，他使用的又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可这次行动败得如此之惨，是他入军统以来的头一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落入解放区手中的呢？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我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他们是张露萍（化名）、冯传庆、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其中张露萍是党支部书记。这个在戴笠身边卧底的“北斗七星”直接归叶剑英在重庆创建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络，负责传递情报，在戴笠的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这个地下小组于1939年11月底成立，据笔者考证，成立之初只有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3人，后来发展到7人。负责人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住在张蔚林家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的挑衅和进攻，及时掌握敌特情报，对于击退反共高潮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他们深知工作的艰险和任务的繁重，便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边工作边发展组织，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使我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据党史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北斗七星”是这样破译“戴老板”密电的：
1940年7月的一个深夜，小组负责人张露萍忽然听到“滴嗒，嗒滴滴的，嗒滴嗒滴”用“ABC”三个字母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
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他那黑褐色的脸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张露萍和张蔚林猜出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于是不约而同地问道：“老冯，有什么事？”
冯传庆坐下来，从皮夹克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说：“你们看。”
张蔚林接过来一看，知道这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份绝密电码，高兴地说：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是啊，所以我就赶紧抄录下来了，我们赶快把它译出来吧。”
他们三人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密电码本，就是翻不出它的原文来。冯传庆摸着头说：“怪了，怎么译不出来呢？”
“这样难译，正说明它的重要。”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是不是他们之间另有一本密电码？”张露萍提醒道。
冯传庆点头说：“很可能。”他忽然灵机一动，对张蔚林说，“你把我放在你这里的那份讲义拿来。”
“哪份讲义？”
“就是奥特莱斯的。”
张蔚林把美国密码专家奥特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找了出来。冯传庆接过来，一面仔细地翻看，一面不断地思索。忽然，他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和胡宗南两人之间另有约定的密电码，是在原有密电码的基础上，又做了加减的！”
冯传庆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减试验，终于把电文译了出来。电文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反共的又一新阴谋，事关重大，一定要尽快把这一情况报告南方局。张蔚林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萍。这时，东方发白，天已破晓。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便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
接下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结局，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