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的赞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紧接着，发生了渔轮停港的事件，使谭震林和“中央文革”的斗争表面化了。渔轮停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各渔场都搞起了“四大”，在公海上捕鱼的船队也要如法炮制。水产部的同志深知，一旦在公海上搞起“四大”，后果实难预料。每条船上都有枪支弹药，如果打起派仗，出了乱子，那将是国际影响。但是，谁也不敢做出渔轮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问题摆在了谭震林的面前，他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用水产部的名义给各渔业公司发电报。命令出海归来的船队，停港一周，集中时间搞运动，然后再出海。他请示了总理，总理也明确表示：船上的枪支弹药，应该全部移交给海军；可以暂停港一周搞运动；还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就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搞得很热闹。造反派反复追问，此决定是谁做出的。
有关工作人员说，是经周总理、“中央文革”同意的。他们问“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人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说“谭震林破坏渔业生产，罪责难逃”！
谭震林本来是反对全国动乱，要抓紧生产的，反被别人扣上一顶破坏生产的帽子，他很是恼火，给江青、陈伯达写了一封信，痛斥他们对自己的诬蔑。
恰巧，陈伯达打电话来，责问此事：“这样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同中央文革商量？致使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谭老板一听就火了：“你陈伯达是干什么的？管这么宽！这样的事，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经过中央文革！”
陈伯达说：“现在正在搞运动，你应该知道你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实际上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谁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不就是那么几吨鱼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跟造反派怎么讲的？你们是什么态度？”谭震林的嗓门很大，震得电话嗡嗡直响。
陈伯达本想责问谭震林，没想到碰了个硬钉子。
两人吵了半个多小时，不欢而散。
挂了电话，谭震林还在气呼呼地骂这位“马列主义理论家”狗屁不通！
……
“二月逆流”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有许多偶然因素。“渔轮停港”的事件，是偶然而又是必然发生的冲突之一。有了前面的怀疑与不满，才会有这件事的正面冲突。有了这次正面冲突，才会有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
这又是一种必然。
谭老板个子小却脾气大，这是战争年代大多数人都公认的谭震林之所以大闹怀仁堂，除了当时大的背景和他的觉悟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和他的脾气有关。
说起他的脾气，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曾对笔者说：“老板的脾气，发起来你可是吃不消。不过，没有脾气的领导者也难说是好的领导者。”陈毅元帅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谭老板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这大概就是指谭老板批评人时，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
笔者以为，一个人发脾气前后，正是他的个性表现得最充分的时候。谭老板在第二次攻打涟水前后是大发了脾气的，许多人都记得他那次发脾气时的情景。
事情发生在1946年的秋天。
那时，蒋介石还是很猖狂的。他认为他手里有军事优势，又有美国大老板的支持，悍然发动内战，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华中，他集中了包括所谓“王牌”七十四师在内的大批军队，两次进攻涟水。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在粟裕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激战，共歼敌9000余人，取得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华中自卫战北线的第一个大胜仗。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是在谭震林等同志的组织指挥下进行的。历时两个星期，共歼敌4000余人，并主动撤出了战斗。
由于涟水城位于淤黄河、盐河之间，淤黄河自西南至城南，折向东南，成一河套，经芨菱向东北而去。盐河亦由西南与淤黄河平行至城西大关绕至城北向东北流去，因此，两次涟水保卫战都与这两条河有关。人们的记忆，也离不开这两条河。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战斗激烈，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那场仗打得很凶很凶的呀！”
后来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他担任民力动员指挥部的主任。那天下午，他正在涟水的河边指挥架桥——供部队使用的浮桥已经被炮火炸断，等着过河的队伍堵在河岸上，人们急得团团转。项南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牛车、门板、柴草、麻绳搭起的浮桥还没有接上，而等待过河的人却越来越多。
忽然一匹飞马送来一封急信，通信员只说了一句：“老板给你的。”
项南接过信一看，是谭老板的亲笔，忙拆开信封。信的内容只有一行大字，直刺项南的眼睛：“今晚不把桥架好，就枪毙你！”
军中无戏言，谭老板动了肝火。项南也知道谭老板这道命令的分量。他把民力动员部的人叫来，要大家齐心协力，当晚坚决完成任务。
当晚，浮桥架好后，谭老板来了，他赞许地点点头，就走到过河的队伍中。
他对乱糟糟的队伍很不满意。
确实，河边的队伍挤成一团，人马、辎重、伤员、民夫，嘈嘈杂杂。有的队伍还为过河发生争吵。
谭老板走到河边时，桥上正在过担架队伍。项南指着放在河边的担架说：“老板，你看——”
担架上有粮食，有用具，甚至还带着瓷夜壶。
“这哪里是在打仗，这简直是在搬家！”
谭老板脸色铁青。他朝着有伤员的担架走去。果然，担架上有许多零碎的坛坛罐罐，再加上被战火撕破的衣着，显得十分杂乱。
谭老板立定，对跟在身后的参谋说：“派几个兵，把担架上的夜壶一类的东西，统统给我打掉！”
参谋迟疑了一下，谭老板厉声喝道：“快去！”说完又补充道，“不像话！”
“是！”
不一会儿，河边传来砰砰叭叭的敲击声……
有个伤员见打他的东西，骂骂咧咧，朝战士吼叫，战士说：“谭老板——”
人们看到，谭老板虎着脸，正朝他们走过来，霎时没了声音。
这类看似不大的事情，在谭老板的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在决策和指挥作战中的表现，则更能展示他的脾气。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的硝烟未散，敌人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在研究保卫涟水的战斗方案时，谭老板和十六旅的首长发生了分歧。
谭老板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判断：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还会从淤黄河的南面发起进攻，因而安排十六旅在南面打阻击。
十六旅的旅长、政委都不这样看。旅长王必成说：“张灵甫上次吃了亏，这家伙狡猾得很，他不会再从南面来了。”
政委江渭清也说：“我们是否调整一下部署……”
谭震林说：“你们十六旅不要操心过大，还是打你们的阻击。”
他的话很肯定，似乎决心已下。
江渭清还是强调一句：“要是敌情有变化，临时调我们可来不及。”
谭老板不高兴了，说：“叫你们不要操心就不要操心。”
按当时的规矩，下级向上级建议，只能建议三次，如果上级不采纳，你就不能再提这个建议了。
战斗打响以后，谭老板发现敌人避开十六旅的狙击，攻到涟水城下，守城的部队连连告急。他只得下令：“十六旅飞兵保卫涟水！”
十六旅官兵接到命令，连夜奔驰，天亮前，赶到了炮火硝烟的涟水城边。
这时，通信兵已经架通了电话。政委江渭清接到了谭老板嘶哑着声音的电话：“十六旅立即反击，把敌人赶出涟水！”
江渭清说：“部队刚到，还没有准备好，等晚上反击行不行？”
谭老板对着电话吼道：“趁着敌人立足未稳，赶快打反击！”
旅长王必成不同意这样干，再次向老板建议，等部队稍事整理以后再进攻。
谭老板说：“不要再讲了，拼死也要反击！”
军令如山，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十六旅按照谭老板的指示，迅速展开队伍，向涟水城发起猛攻。
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和较大的人力物力优势，使他们的进攻无法奏效。部队伤亡较大，久攻不下，只好撤出战斗。
撤退的路上，谭老板的吉普车赶上了十六旅政委江渭清。
他脸色阴沉，开口就骂：“你们十六旅搞的什么名堂！涟水失守，是华野六纵的耻辱！我要给上级发电报！”
江渭清知道，此时解释也无用处，干脆听他发脾气。
谭老板还对其他负责同志说：“任务没有完成，该撤职的撤职！”
涟水一战，十六旅吃了大亏，整编部队后，需要补充新兵和弹药。谭老板的气还没有消，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话：“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言外之意是，你们旅不打胜仗，就不该给你补充。这当然是气话。
直到莱芜战役胜利后，谭老板来这支部队调用俘虏，他才意识到涟水保卫战时自己的态度是怎样伤了别人的心。
那个夜晚，江渭清、王必成等领导同志围着一个火盆烤火。谭震林进来了。
简单寒暄过后，谭老板说明来意：“军部决定，从你们俘虏的人中拨１万给叶飞部队。”
沉默了一会儿，王必成开口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个也不调！”
一句话噎得谭老板无法再接茬。
江渭清赶忙打圆场，说：“谭政委，明天再谈，今天就不谈了，你也先休息休息。”
王必成心中有气，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他不是那种不顾大局而闹意气的人。
该调人给人，该调枪给枪，他不会打折扣的。
其实，从涟水保卫战结束以后，谭老板就开始对自己的组织指挥进行了系统的反思，认识到当时对十六旅的批评是不合适的。只是缺少一个表明自己态度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华东野战军在贾汪召开总结表彰大会，谭老板登台发言。面对着浴血奋战的指挥员们，老板的心情有些激动，以至于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同志们，今天是表彰大会……”
他一边说着，一边比画着，眼前齐刷刷地坐着的下级军官们，仿佛又在硝烟滚滚的战壕前沿拼命。
他不顾自己的面子，开始数落自己：“在涟水，我批评六纵的领导（十六旅）是错误的！我应该自我批评啊……”
台下的听众中间，有许多是亲眼见到谭老板在涟水发脾气的人，也有被老板批评哭了的。此时此刻，他们面对坦诚的上级，还能再说什么呢！只能用极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谭老板的讲话。
至今，说起谭老板在贾汪做自我批评的事，江渭清依然很感慨：“哎呀，当时，我们听了他的自我批评，心里的气一下子就顺了！”
战争年代他是如此，全国解放以后，他的脾气是不是有所改变呢？
建国后，他得了一个雅号“谭大炮”，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俗话说，官大脾气长。
俗话也说，官大口难开。
谭老板倒是没有变，他还是他，该说话的时候他不会闭口，该发脾气的时候他照发不误。
全国解放以后，谭老板的“官”越做越大，当了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分管整个农业口的工作。但他时刻警惕着，千万不能变成“官老爷”。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进城做了官，最可怕的是变成‘官老爷’啊！”
他牢记着毛泽东讲过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成语，时刻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对那些官僚主义倾向的问题，他从不客气，从不留情。在这方面，有人称他为“谭大炮”。
这外号不知怎么叫他听到了，他没有生气，而是说：“朝官僚主义开炮有什么错？就是要把脱离群众的歪风邪气都轰掉！”
且看他几次小小的开火——有一段时间，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做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
那天，他要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又不是走个千儿八百里的。”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
“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板把皮包扔进车里，“这简直是国民党！”
司机和秘书都不敢讲话。坐在车上，他还在说：“这么下去，老百姓不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才是怪事。”
到了会场上，他的气还没有消，端起桌上的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说：“同志们，我们有关部门不许我喝你们的水！要自己带水，你们说这是什么作风？什么规定？”
秘书给他递眼色，要他不要再讲，他根本不听，继续放炮：“为了首长安全？有这么保卫的吗？对这种规定，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遵守！不听他这一套！”
直到把火发完了，他才罢休。
到宾馆开会，事先有了准备的服务员给他开门，他又看不惯了，走进屋里，朝服务员招招手：“小鬼，过来过来，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女服务员跑到他身边，问：“首长有什么事情？”
“我问你，给我们开门是你们领导安排的呀，还是你主动干的呀？”
服务员被问愣了，不知这位“大首长”是什么意思。
“两者都有。”服务员反应很快。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人来你们这里，你都给他们开门呢？还是只管给当官的开门？”
服务员脸红了，说：“我们当然是为领导服务的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你开门，我先表示感谢了。但是我也得告诉你，以后像我这样身强力壮、不伤不残的人来了，不管他官有多大，都不管开门的事！
如果当官当到连门也要别人开的地步，这个官也就差不多完蛋了！”
服务员静听着，不知如何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