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卢先生，我们这一辈子算不了什么，惭愧得很啊。”
六、走向航天的大舞台
自1954年秋天陈赓院长离开哈军工后，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哈军工的“左”倾思潮时时威胁着老知识分子。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交心”和“拔白旗运动”，卢庆骏和孙本旺都或多或少受到震动和触及，不得不谨言慎行，内心是十分压抑的。
除了数学教研室主任，卢庆骏还担任院科学研究部副部长、院教务部副部长等职。
“大跃进”时代，黑龙江大学扩建后没有数学系主任，哈军工支援地方，同意卢庆骏受聘黑大，兼任该校数学系主任。各种行政工作让卢庆骏不堪重负，苦不堪言。他没有时间去做研究工作，在哈军工写不出论文来，他请假回上海，在复旦大学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1961年，哈军工专门下文件，免除卢庆骏各种行政兼职，以保障他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
三年困难时期，让不少大学生提前毕业，充实到各个基层教研室，俗称“拔青苗”。提高这些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1960年，卢庆骏和孙本旺又开办了《概率论》讨论班，培养数学教研室的青年教师。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任新民向钱学森推荐哈军工的卢庆骏和李苾两教授，哈军工舍不得放走这两位基础课的顶梁台柱。1962年的广州会议后，又经钱学森推荐，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点名调卢庆骏到国防部五院，创办质量控制研究所。对哈军工来说，卢庆骏犹如眼珠子，学院领导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卢庆骏两边兼职，以搞协作名义先参加五院工作，不算正式调动。
1963年9月25日，由哈军工教务部教务处处长李敏陪同，卢庆骏进京到五院报到。钱学森马上热情接待，与卢庆骏长时间认真交谈。28日，受聂帅委托，国防科委八局局长庞展来总参招待所看望卢庆骏，征求他对工作调动的意见，临走留下两张国庆观礼证，说这是聂帅的指示。国庆节那天，卢庆骏和李敏登上天安门左侧观礼台，观看国庆游行的欢庆场面，心情激动不已。
直到1965年3月卢庆骏才正式调入北京，任七机部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质量控制所所长。
卢庆骏到五院搞协作时已是49岁了，一生都在大学执教的卢庆骏，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需要，年过半百放下熟悉的数学，从三尺讲台进入航天工程大世界，绝对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改行。“半路出家”从事具有高风险、高难度的航天工程，绝非易事，他得重头学起。但是钱学森看重的是卢庆骏在函数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及其应用方面的誉满学界的水平和他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
1963年，在钱学森的倡议下，卢庆骏负责组织国内有关专家，成立“试验学专家组”。在卢庆骏的组织下，专家组全体成员请来总体、动力装置、控制系统等方面的第一线工作者来讲课，然后专家们到下面蹲点，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卢庆骏自己也走遍各基层单位，多次去试验基地执行任务。在卢庆骏领导下，“试验学专家组”的科研课题，如“射击密集度的国家鉴定方案”、“最大射程的国家鉴定方案”等，在工程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卢庆骏万万料想不到，他的工作刚刚上路，就碰到“文革”的狂涛巨浪。七机部“915”和“916”两大群众派别闹得不可开交，武斗不止，国防科研生产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卢庆骏竭尽全力支撑着一院的科研生产工作，当时家还留在哈军工大院，夫人迟迟调不来，女儿卢晓和在黑龙江军垦农场当农工。他一个人住在专家招待所，造反派却以“不能特殊化”为由，硬把工作繁忙的卢庆骏赶出招待所，与别人合住一套房子。
老教授身边无人照顾且住房条件很差，16平方米的宿舍，吃饭、睡觉、学习都在里面。
室内乱糟糟的，书籍很多，罐头盒也不少。下班回来食堂已关门，连饭都吃不上。卢庆骏的弟弟送来一个煤油炉，老教授得烟熏火燎地自己弄饭吃，他的牙又不好，食物一硬就引发胃疼。衣服脏了也要自己洗，有时遇到了缝衣扣之类的小针线活儿，他也得戴上老花镜自己干。这种苦行僧的生活一过就是七八年，哪个国家的科学家有这种境遇？真是荒唐年月里的荒唐事。直到1971年春，老伴张复生教授才带着孩子调到北京，卢庆骏的生活稍微安定一些。
1967年5月至7月，“东风二号”两发导弹在抽检飞行试验中失败，1968年9月，又一发导弹发射失败。连续受挫令研制队伍思想混乱，有人说，这三发弹都是系统发散造成的，原因查不清，一时出现了“失败不可知”、“只好下马”等言论。有人甚至说，阶级斗争很复杂，说不准是人为破坏……技术人员完全失掉了信心，中国战略导弹出现了危机。
这批导弹是七机部武斗最严重时生产出来的，“生于乱世，先天不足”。从三发导弹坠落的现象分析，两批导弹存在着严重的带批次性的质量隐患，第二炮兵拒收。
1968年1月6日，主持七机部科研生产工作的钱学森向卢庆骏及其助手顾希强和一院军管会负责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产品定型和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都成功了，为什么现在又不行了？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很有哲理，不能像熊瞎子掰棒子那样掰一个扔一个，一定要认真查出原因，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
翌日，七机部的各院领导和专家张镰斧、屠守锷、任新民、卢庆骏人等开会，专题研究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解决“东风二号”的批次性质量问题。会议决定，为便于认真分析原因，将两发战斗弹改成遥测弹参加飞行试验，组织工作队去部队，对部队代存的产品普遍进行质量复查。
卢庆骏是管质量控制的，他全力以赴带队参加了事故分析工作。最后，各方面的分析结果综合起来，结论几乎让人啼笑皆非：故障是由于操作者在装配水平陀螺修正电刷时，固定螺钉少拧了1.5圈，使电刷压力不够，水平陀螺修正电路不通引起的。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三发导弹的事故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在飞行试验成功后，专门接见卢庆骏，表示慰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导弹的保险期只有三年，故障分析已用掉两年，第二炮兵拒收该批产品，产品的保险期又成为突出问题。
关键时候，卢庆骏显示出一个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他主管下的可靠性研究，早已在“武器系统储存寿命期试验鉴定方法”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卢庆骏指示一院上报关于延长该型号导弹保险期的报告。中央军委最后批准保险期从3年延长到8年，这等于让在役火箭为国家创造出重大的经济效益。
卢庆骏和他的同事们在故障分析和延寿工作上的成功，使“东风二号”导弹得以装备部队，成为我国第一代站岗放哨的战略核导弹，功莫大焉。
1970年2月，“东风三号”导弹又发生批次性质量问题，两起重大质量事故影响很大。卢庆骏组织有关人员夜以继日地进行事故分析和试验。最终确认，这两起事故是发动机液氧泵和发动机导管均有批次性质量问题引起的。要想排除故障必须返回一院的总装厂，进行全弹大分解，更换液氧泵和导管并系统测试才行，然而，巨大的工作量使人们望而却步。素来临危不乱的卢庆骏沉着冷静，他缜密分析了总装厂房面积、运输安全、返修经费和返修周期等问题之后，毅然做出决定：派助手顾希强组织工作队到厂房条件简陋、清洁度差些的第二炮兵某作战基地现场去完成该批产品的检修任务。
经过87天的日夜奋战，工作队圆满地完成了检修任务。在第二炮兵历次的战训发射任务中，“发发成功，无一失败”，该型号导弹的质量经受了严格的考验。
“文革”结束后，年逾花甲的卢庆骏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他要攻克的新高地是为“长征三号”火箭研制氢氧发动机。在他的领导下，从开始预研到交付使用，走过长达十多年的艰难道路。他深入科研、生产、试验第一线，和设计、生产、试验人员在一起，排除故障，攻克难关，做了大量的技术组织和指导性工作。卢庆骏不会骑自行车，为了工作只能迈开双腿。他经常步行5公里往返于院部和总装车间之间，有时一天两次。有一次夜半时分，总装车间电告，导弹在测试中出了故障，急需卢庆骏副院长去处理问题。那天，他到总装车间劳累了一天已疲惫不堪，晚上再步行回车间，下属于心不忍，就用自行车把他驮到车间。很少有人知道，肩负着国防重任的卢庆骏，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
从研究纯数学的教授，变为中国导弹质量控制和精度分析的专家，卢庆骏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传奇人物，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开创性地提出“减少火箭全程飞行试验次数”理论，成为我国洲际火箭的定型及全程试验确定落区海域的理论依据，对经济实力薄弱的我国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
卢庆骏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荣立航天部一等功，作为航天部的总工程师，1980年被批准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
1983年，卢庆骏为一院留下了一批科研成果后，退居二线，后又受聘为一院科技委副主任、航天部科技委委员、一院科技委高级技术顾问、部科技委顾问。每天，他仍然准时到办公室上班，常去图书馆查阅文献，他常以“时者，金也”勉励子女。
七、大师去矣
1995年6月下旬，哈尔滨工程大学陈文苗教授来京，专访老主任卢庆骏，畅谈昔日哈军工数学教授会的往事，陈文苗对张复生教授说：“卢老师身体挺好，以前的事记得很清楚呢。”
家里人劝卢庆骏把以前写的文章整理一下，卢庆骏认为“还未到时候”，他一直认为自己身体不错。
6月28日，他去香山参加一个重要的工程技术会议。三天会议期间，他常与一院前任院长沈辛荪一起在山路散步，迎送晨昏的满天霞光，两位老教授谈古论今，兴致勃勃。7月4日下午，他上五楼听报告，和沈辛荪同坐一排，可能连日劳累过度，竟于5日夜突发心脏病，经医生抢救无效，于6日晨不幸逝世，享年82岁。
哈军工的着名教授卢庆骏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带着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眷念，静静地走了。
古人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卢庆骏兼而有之。
参考文献
[1]顾希强：《我国首批战略核导弹的艰难出世》，载《纵横》，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