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课教授会成立之后，普遍举办了业务进修班，老教师一面给学员讲课，一面培训青年教师。这方面尤以高等数学教授会做得最好。
高等数学作为基础课中的“大哥大”，和高等物理同称“霸王课”，是学员们最为害怕的、花费精力最多的功课，数学教授会主任卢庆骏和副主任孙本旺两位教授自然成为学员心目中敬畏有加的名师。
中国着名高校中的名师，一般都愿意给新生授课，以期引导刚入大学校门的学子们掌握学习方法，端正求学态度。卢庆骏在浙江大学任数学系主任时，跟他的老师苏步青一样，都教过一年级新生。1953年8月，一期学员进入正科之后，卢庆骏就主动要求讲授空军工程系的高等数学课。
在“起立”声中，上百名学员和坐在后面的助教们立正，向卢教授致注目礼，只见卢庆骏一身整洁的蓝色中山装，表情从容平和，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听完值星班长的报告词，他瘦削的脸颊上露出微笑，答道：“同志们请坐。”
学员们突然瞪大眼睛，他们发现卢教授是空着手进来的。瞬时间，一股无形的威望由拿着粉笔、面对黑板写字的教授背影中透过来，笼罩着肃穆的大教室。
卢庆骏在黑板左上角写出本课的题目，便开始讲课，略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清晰明快，讲解定理层次分明，深入浅出。他一边讲，一边提纲挈领地写出重点和重要的公式，步步推导，层层演算，纹丝不乱。他的板书极好，笔迹苍劲，布局合理。
不知不觉中课讲完了，当卢庆骏刚刚打住话尾，下课的号声响了。学员们如梦初醒，恋恋不舍地从神秘的数学王国中走出来，再看卢教授道骨仙风，步履轻捷地走出教室，脸上平静得像一潭秋水。
整整一堂课，卢教授除了使用两支白粉笔，竟没有动一下黑板擦子，黑板上没有一个废字，没有一道废题，抬眼望去，就像印刷好的教科书放大在黑板上。学员和助教们细心记下来的课堂笔记，就是一本完美的高等数学教科书大纲。
凡是听过卢庆骏讲课的人，都佩服他有一种吸引学生排除杂念的神奇力量。他没有一句话是可以省略的，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由浅至深的排难解惑，使学生的理解力达到最佳状态。他从不看手表，但他抑扬顿挫的侃侃而谈已经事先排好了时间。当他轻轻放下半截粉笔时，恰恰就是一堂课的结束，这就是名师的课。那时哈军工的学员们还不了解卢庆骏的历史，他是把浙大的好校风好传统带到了哈军工。
1953年秋，高等数学教授会开设甲、乙两个助教培训班。卢庆骏和孙本旺亲自编写讲义，分别为甲、乙两班的在职助教讲授高等微积分、复变函数等课程。他们既把浙大和西南联大的治学经验移植到哈军工，也考虑到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而有所变通。
比如，卢庆骏在浙大是用英语为研究生授课的，在哈军工就不能，助教们的外语普遍不行。
年轻助教中如戴遗山、汪浩、张金槐、吴洪鳌、吴克裘、李运樵等均来自国内各名校，是哈军工助教队伍中的佼佼者，然而一见到卢庆骏、孙本旺两主任，方知学海无涯，天外有天。
为了让拔尖的青年教师进一步深造，卢庆骏决定办数学讨论班，按苏联副博士的标准，引导他们攻读高层次的数学专着。他先让大家自学，认真阅读，独立钻研，然后一个月轮流作一次读书报告，在讨论班上当众报告论文。
卢庆骏对报告要求甚严，他边听边问，讲到定理，他叫你证明给他看；讲到基本概念，他叫你回答为什么。回答对了，就继续往下讲，回答错了，他轻声说：“不讲了，回去重新准备，下次再讲。”所以，青年教师们都怕“挂黑板”，丝毫不敢懈怠。准备论文过程中遇到困难去请教卢先生时，他不立即回答，总是启发他们自己去思考。他要求大家脚踏实地，追求真理，不存侥幸心理，不放过任何疑问，要有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他常对大家说：“假如你认为这个猜想正确，即使你已经99次证明都失败了，你还应该证明第100次。”
卢庆骏从不表扬人，只是指出缺点，不批评就等于表扬了。他希望青年人超过自己，青年教员有长处，他就老老实实地学习，不耻下问，不讲面子，不摆架子，永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
讨论班办到1957年才结束，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四位：戴遗山、汪浩、张金槐、吴洪鳌。卢庆骏一手培养出来的这些青年教师，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
2000年的夏天，笔者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采访博士生导师戴遗山教授，他回忆起讨论班时仍记忆犹新：“我是上海人，从交大毕业后又到北大读了一年研究生。哈军工到北大调讲师，北大不给，于是，把我给了哈军工。1953年10月，我来哈军工不久，就参加讨论班培训，那年我才21岁，心高气傲，可一遇到卢老师，就服了。读他指定的书，真是艰苦，轮着上台讲论文，卢老师不点头，就得等下一次。读好一本书，就上了一个台阶，再让我们读下一本，逼着你往上走。我在卢老师的带领下踏踏实实读了几年书，长了学问，最重要的是学会一个人怎样做学问。那时候，我们都有点怕他，他是一个严师。有一次，他去外地开会，行前指定我们读一篇重要论文，这是一篇很长而且难读的论文。几天后，他返回学院，见面就问大家读得怎样？我们说，工作太忙还没读完。他批评说，我是在火车上读完的，你们不抓紧时间。大家听了都很惭愧，我从卢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够我一辈子受用的……”
学院要求青年教师必须首先过好教学关，坚决执行备课、写讲稿、试讲的制度。
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汪浩按计划预先试讲；卢庆骏一言不发，正襟危坐，在下面听讲。汪浩讲完一堂课，卢庆骏提出一串问题，大到讲课的思路、解题的方法步骤；小到黑板书法的布局，他对助教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一笔一画都不得潦草。
汪浩问：“卢先生，上课带大纲行不行？”卢庆骏淡然一笑：“当然行喽，你们可以带备课大纲进课堂，但是，我是不带的。”
几次试讲，汪浩都过了关，心中不免得意。那天刚试讲完，卢庆骏用手指指黑板问：“那是个什么字？”
汪浩偏着头看了半天才弄明白，卢先生指的是个“的”字，忙回答：“是‘的’啊！”
“你写的是‘的’字吗？”卢庆骏依然是平平淡淡的口气，“‘的’字的右边是个‘勺’字，你怎么写的？那应算错字！”
汪浩傻了，他的确没有写出“勺”字的直角来，就这么草草一勾，就被卢先生捉住了，下一回汪浩的板书可不敢马虎了。
1954年，汪浩参加《概率论》的编写，其中有一个公式，怎么也推导不出来，他只好去问卢庆骏。卢庆骏似乎早知道难在何处，他听完汪浩的问题，随手拉开办公桌抽屉，抽出一张备课稿纸，上面是工整的计算过程。
“我已经推导出来了，可以解的。”卢庆骏低着头说。
汪浩伸手去接那张稿纸，卢庆骏没有抬头，他又把稿纸放回抽屉里。汪浩缩回手，有点尴尬，忙转身回去坐下来默默地重新演算，下决心找出解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汪浩终于独自推导出了那个公式。而这个公式及其证法，从此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卢庆骏抓青年教师的基本功，大力培养助教们严谨、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
学期一开始，他已把全学期的教学规划做好。他的工作有三个重点：一是把苏联专家好的教学经验学到手；二是教员的教学准备；三是试讲会和论文报告会。
有一次，汪浩看一篇外国论文，有几句话反复读过，还是不得要领，心中不免着急。卢庆骏正好走过来，汪浩站起来小心地问道：“卢先生，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明白，可不可以问？”
卢庆骏望着汪浩，微笑地说：“过去我们是不问的，现在当然可以问，不过，最好是不问。”
汪浩一时语塞，坐下来，再认真思考，最终还是靠自己把问题弄懂了，那个高兴的滋味和问来结果的感受大不一样。
卢庆骏也有和弟子们闲谈的时候，他呷一口茶，回忆当年在浙大时，恩师陈建功教授的治学态度。他对汪浩、戴遗山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陈先生不喜欢我们动辄提问。我们送作业或者笔记给他看，全是双手举着，恭恭敬敬的，有时向他请教，那确实是山穷水尽，到了自己智力的极限。不过，真正穷尽智力而不能解的难题是极少的。”
1957年的除夕之夜，数学教授会聚餐。卢庆骏对汪浩几个年轻教师说好，第二天大年初一，大家一起去给孙本旺教授拜年，上午9点到。
大年初一，学院放电影，青年教师都没成家，平时又难得看电影，所以都早起买票，看8点钟的第一场。快到9点了，汪浩和同事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军人俱乐部。年轻人嘻嘻哈哈的，在雪地上抄近路，边跑边说：“坏了，已经9点了，晚了吧？”“没事儿，晚几分钟算不了迟到。”
汪浩人高腿长，心里着急，头一个跑到老红楼，气喘吁吁地进了孙本旺的家。
卢庆骏早已在座，见汪浩进来，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君子言而无信，怎能为人师表？怎能肩负大任？学员们又向你们学习些什么？”
进来一个，卢庆骏训斥一个，谁也别想躲过去，倒是性格随和的孙本旺教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劝卢庆骏：“算了，算了，不差那几分钟的。”
在卢庆骏看来，君子一诺千金，言不出则已，出则必践，他的这种君子风范影响着青年教员，进而由青年教员把老教师做人治学的严格作风传给学员。
卢庆骏严于律己，淡泊名利。1956年全国教授评级时，哈军工决定给卢庆骏定为一级教授，但他坚辞不受，他说，我的老师苏步青教授才是一级，我只能定二级。学院最后尊重他的意见，定为二级教授，其他老教授也主动谦让，结果哈军工没有一级教授。
50年后，年届耄耋的汪浩将军对笔者回忆起卢庆骏教授：“为什么卢先生会令学生们敬仰，他全凭真才实学。复杂的数学难题在他讲来，简单明了，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妙趣横生。别看卢先生不带备课大纲，但备课都极为认真。他的功底那么高深，却从不马虎，每节课前都在查资料，写教案，反复斟酌，直到一切都了然于胸。我听他的课，觉得他的每一分钟都似乎精心安排过，绝不说一句无关的题外话。他培养青年教师特别提倡独立思考，非把你逼到末路，让你‘临绝路而后生’，从而学业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