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淞沪抗战杀倭寇
徐立行，原名俞献诚，1911年3月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一清贫的职员家庭。他的父亲在邮电局工作，对四个孩子教育甚严。徐立行9岁丧母，父亲未再续弦，含辛茹苦，养育子女。为了让儿子到好学校读书，父亲设法把徐立行送到浦西的市区上学。
有严父的督促，徐立行自幼立志，刻苦学习，出类拔萃。15岁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上海知名的南洋中学，可惜因家境窘困，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回家当学徒。
从少年时起，徐立行就仰慕秋瑾、孙中山、廖仲恺等民主革命时期的先烈和前辈。
中学时代，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初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1925年的“五卅运动”，他和同学们上街，宣传反帝，为工人募捐，心中萌生强烈的民族自尊感。
1927年春，正是北伐军挥师江苏、浙江两省之际，他和同学们在法租界为北伐军宣传和募捐，被法国巡捕房扣押，旋即释放。不久，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为了培训部队营、连指导员，在南京设立“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此时徐立行正面临失学失业的威胁，他闻讯后应考，以优秀成绩被录取，6月在南京入伍，实现了他少年时就想从军当兵为国效命的心愿。
当时，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的主任，系由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兼任，教官及指导员中有沈钧儒、潘大逵、史良等进步人士，他们对徐立行的早期政治启蒙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久，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南下进犯南京，时局危急，办了三个月的养成所不得不匆匆解散，徐立行和同学们随陈铭枢任军长的11军参战。8月，徐立行所在队伍与友军第7军会师，在沪宁线的龙潭，重创孙传芳顽军，败兵慌忙逃窜，南京遂告解围。
蒋介石背叛大革命之后，由宁汉分裂到宁汉合流，国内政局云诡波谲，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起来，开始走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由于陈铭枢出国考察，养成所仍不能恢复，徐立行和同学们奉命留守待命。1928年，陈铭枢回国后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11军军长，蔡廷锴为该军第10师师长，全军移驻广东，军部设政训队于汕头。原养成所学员又被召回，随军南下，徐立行在汕头参加了第二次集训。
1929年，11军创立军官教导队，徐立行入选受训，毕业后，就在蔡廷锴部下担任营教导员。18岁的徐立行中等身材，淡眉细目，面相忠厚。他有文化，品行端正，稳重儒雅，又努力上进，旧军队里吃喝嫖赌的恶习与他不沾边，犹如出水荷花，鹤立鸡群，故深得官长们的赏识。入伍两年，终日随着队伍辗转于崇山峻岭中，军旅的历练，养成徐立行的顽强意志和良好素质。
1930年12月，陈铭枢的部队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战争。所部第60、61师在江西吉安正式扩编为第19路军，蒋光鼐被任命为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下辖第60师，师长蔡廷锴兼；第61师，师长戴戟；第78师，师长区寿年。1931年5月，徐立行被任命为78师的连长，成为一个带兵的基层军官。
陈铭枢与这支广东人组成的部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为该部官兵拥戴的元老，实际上一直是19路军的公认领袖。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把国民党大佬胡汉民扣留在南京而导致国民党宁粤两派的公开对立。在日本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两派又不得不发出“共赴国难”、“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为了促进粤方代表到上海参加和议，进而笼络于南京政府，决定利用可以沟通宁粤双方的重要中介人物陈铭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同意“一致对外、共赴国难”。9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11月初，3万余人的19路驻防，作为粤方代表的安全保障。
19路军到达宁沪沿线后，即进行整训。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增兵上海，图谋在上海制造事端，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让步，扩大在上海的侵华势力，同时还可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的注意力，形势日趋危险。在这种形势之下，陈铭枢常由蒋光鼐陪同到各团驻地训话，勉励官兵不惜牺牲，抵御外侮，保卫国土。面对日本人的压力，1932年1月21日在陈公馆，蔡廷锴问陈铭枢：“万一敌人向我军侵犯，我军如何动作？”陈铭枢断然回答道：“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10万多人兵分5路，从上海闸北向中国守军发起突然袭击，狂妄炫耀要“在24小时内占领上海，基本解决支那（中国）问题”，我19路军英勇还击，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由此爆发。蒋光鼐、蔡廷锴接到日军向我军进攻的报告，即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何应钦。何的回电对蒋、蔡有所责难，陈铭枢的回电则要他们继承19路军的光荣传统，坚决抵抗。
“一·二八”淞沪抗战，我军浴血奋战一个多月，使日寇损兵折将，五易主帅，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美梦。徐立行所在的19路军全体将士又一次用鲜血谱写了“铁军”的光荣历史，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当时徐立行连坚守战斗在吴淞蕴藻浜，与日军隔浜对峙作战，他手握二十响驳壳枪，和士兵并肩射击。不幸的是，在寒冷潮湿的战壕里，精疲力竭的徐立行突患急性肾炎，竟至全身浮肿，军医要他撤下来治疗，可他顾不得看病，始终冒死指挥连队，与士兵兄弟同甘共苦，拼杀在火线上，决不后退阵地一步。后来日寇不得不暗从浏河登陆，兵力增加至5个师团约7.8万人。而19路军仅剩兵力3万，加上张治中将军率第5军两个师参战，也不足5万。我军腹背受敌，呈孤军作战态势。但全军将士和广大民众毫无惧色，在“为中华民族求生存，为中国军人争光”出师誓言鼓舞下，还是越战越勇。
陈铭枢向蒋介石多次请求增援无望，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断为19路军奔走呼号。但毕竟独木难支，在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之后，陈铭枢心力交瘁，卧病于床。但他仍指示蒋光鼐抵抗到底：“惟盼兄与诸同胞尽力之所能及，以抗强敌而已！”
日军在得到国内大规模增援后，于3月1日在正面发动全线总攻。蒋光鼐审时度势，指挥部队脱离战线，安全后撤。历时一个多月震惊国内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悲壮落幕。
在全面抗战之前，徐立行就和19路军的战友们抵御倭寇，他带病作战，身先士卒，不愧是一个抗日英雄。但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这给他的身体留下了严重隐患。
徐立行对长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民族大义面前的爱国表现深为敬佩，对蒋介石等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投降政策，则深恶痛绝。
1932年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还将坚持抗战的19路军全线撤防，分批从沪宁调至福建。徐立行等中下层军官纷纷进言，表示愤怒。此时，上层高级将领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也正力图“联共、抗日，挽民族于危亡”。于是，一个以19路军为核心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就悄然形成。徐立行除了积极参加，还成了该组织的中坚分子，为日后的反蒋抗日做出自己的努力。
二、参加“福建事变”
1933年2月，日本军进攻热河，全国军民义愤填膺。19路军通电全国，组织援热先遣队北上抗日，徐立行的连队也在先遣队中。部队出闽入粤，到达湘南郴县，被湖南何健部队阻拦。原来国民党怕先遣队到武汉后发动反蒋军事行动。无奈，援热先遣队只得折返福建。往返数千里的徒劳行军，抗日变成“晒日”，官兵无不怨怼，徐立行越是看清南京政府的真面目，内心越是苦闷彷徨，他在苦苦寻找思想上的出路。
是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和广大官兵的推动下，19路军在福建毅然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
徐立行与许多下级军官一样，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这场“福建事变”，并带领全连逮捕蓝衣社分子，组织农会工会，为巩固新政府而积极行动。
当了三年多连长的徐立行深得士兵爱戴，因为他十分鄙视军队里贪污腐化、喝吞兵血、欺压百姓的恶劣行径，一直洁身自好，主持正义，与士兵同甘共苦，譬如，自愿舍弃小灶而与士兵共餐；把自己的棉被分一半给生病的士兵盖，自己盖个破棉胎；个别士兵家里遭灾遭难，他就拿出自己的薪饷接济。一有空闲，他就组织识字班，教士兵写字读书。士兵们把徐立行当成最可信赖的大哥而无话不谈，有的士兵曾被红军俘虏过，他们告诉徐立行关于江西苏区的许多见闻，令他对红军的治军方略钦慕不已。
后来在龙岩，他亲眼看到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农民，顿觉耳目一新，心中萌生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神秘向往。
陈铭枢曾亲自到福建某驻地视察徐立行所部。在检阅时，他见官兵军容威武，行列整齐，陈直接和士兵对话，士兵都从容不迫、对答如流。而且全连官兵，团结一致、士气高昂，将军大为欣赏，盛赞该连是“模范连”。
不久，徐立行因治军有方，又带兵在莆田前线英勇作战，被擢升为副团长。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因反蒋事起仓促，内外条件还未成熟，适逢中共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对19路军的行动作壁上观，在蒋军的优势兵力的包围夹击下，福建革命政府以失败告终。
“福建事变”后，陈铭枢等领导人避难香港，19路军各军被迫缩编为师，并要连以上军官集中前往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受训。徐立行等识破蒋介石的阴谋，名为受训，实为软禁。故他趁赴陆大报到编队，秩序混乱之机，潜逃南京，与陈铭枢的秘书朱伯康结伴，经上海转道香港，匿居在老长官陈铭枢将军家中。从此，徐立行与朱伯康，成了国民党通缉的“钦犯”。
陈铭枢介绍徐立行去广西，到19路军旧部暂容身，伺机再起。在这一时期，徐立行结识共产党员何德润（后改名贺希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人民政府副主席），两人成为挚友，在何的帮助下，徐立行有时间认真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籍，同时有意识地考察广西社会现状。他听人说红军六军团萧克部路经广西北上抗日，有过投奔红军的念头，但他毕竟孤身一人，在异乡的困难环境中难有作为，遂决定离开广西，再到香港找陈铭枢。
在香港徐立行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参加“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活动。1935年夏，受同盟总部主席李济深和陈铭枢的委派，以特派员身份去长江上游地区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反蒋。年底奉调回香港，参加同盟的军委工作，当时军委成员中还有重新出山的北伐名将叶挺。
1936年3月，受同盟军委的重托，徐立行到上海执行联络任务，被内奸告密，3月29日晚，他遭国民党特务诱捕，被关押到“南京反省院”。在那里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雷平，从雷平身上他学到往日在战场上学不到的东西，思想水平、革命意志都得到空前的提高。
十年军旅生涯，胼手胝足，壮志难酬。徐立行从痛苦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中，终于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他暗下定决心，出狱后，将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以申救国救民之壮志。
由于徐立行不是中共党员，当局又找不到他的“罪证”，1937年初他获准保释。
出狱前，徐立行接受了雷平同志的委托，为香港党的地下联络站传递消息。出狱后，他在上海乡间的茅屋躲避一段时间后，赶往香港，完成了党的嘱托。从此，徐立行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三、在八年抗战中的曲折道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启全面抗战的卫国战争时期。由陈铭枢和叶挺两将军介绍，徐立行到武汉参加新四军军部筹备处工作，此后徐立行与叶挺将军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完成任务后，经党组织批准和叶挺的推荐，他辗转千里，奔赴延安。1938年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同年3月，徐立行在延河之滨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为自己找到光明大道而感奋激动。
抗大毕业后，徐立行又进政治教员训练班，不久，该训练班并入马列学院第一班。
徐立行因为品学兼优，成绩突出，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赏识。不久被选中调出，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在太行山的麻田王家峪，任八路军前方司令部训练股股长、参谋训练队队长、秘书等职，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培训文化不高的部队基层干部。徐立行以工作认真、作风严谨而受到朱、彭、左首长的好评。
1940年春，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左权兼该纵队司令员，指挥反顽斗争，调徐立行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和参议的身份做公开的联络工作。在复杂的反顽、反摩擦斗争中，徐立行多次到迫近我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里执行联络任务。这是充满风险的工作，他到顽军范汉杰和庞炳勋部联络时，他们正与我八路军交火，一旦顽军将领翻脸，随时会把徐立行当人质扣押起来，甚至会以“共谍”罪名杀害。徐立行胆大心细，从容不迫，一边做统战工作，一边不露声色地侦察对方动向，每次都化险为夷，很好完成总部赋予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