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委会恰似一列已经启动的火车，开始在轨道上加速，陈赓就是火车头，他放手让大家工作，自己则以主要精力抓师资和校舍两件最紧迫、最棘手的大事。李懋之不离陈赓左右，满腔热忱，一丝不苟地投入军工学院的筹办工作，是陈赓得力的助手之一。
三个月后，筹委会完成了预期的工作任务，全体人员于12月初移师哈尔滨。12月1日，李懋之偕妻子兰风，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儿子，与唐凯一家抵达尚是一片荒野的哈军工校园。12月3日，陈赓率大批人马也抵达了。正值天寒地冻的严冬，陈赓带头住进哈医大留下的两排简陋的小平房，把市里的好房子留给老教师们住。
12月5日上午，陈赓带着徐立行、李懋之、张衍等人冒着风雪，踏勘学院的范围；下午，召开院办公会议，宣布学院领导人的任命。在陈赓的三大助手中，徐立行管教学和科研系统，张衍管政工系统，而李懋之除了被任命为副教育长外，还兼任队列部、物质保障部和技术器材部三个部的部长。实际上，陈赓是把他摆在哈军工“大管家”的岗位上。
12月18日，哈军工营房建筑委员会（简称“建委会”）宣布成立，陈赓任命李懋之为主任委员，徐立行、张述祖、高步昆、殷之书等九人为委员，下属工作人员有百余人。建委会当天就开始办公，各个专业组分兵把口，各司其职，年轻人铆足了劲，风风火火地投入工作。
这个建委会才是李懋之双肩上最重的担子，一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大的基建工程之一即将在这片荒原上铺开，李懋之和他的同事们日夜兼程，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每天恨不得把自己分出八瓣。处理建委会的繁重工作，制定基建总体方案和施工计划，确定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落实水泥、钢筋、木材等国拨“三大材”等等，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都要这位大管家来指挥。跑省、市各有关单位，跑北京各领导机关，更得这位大管家亲自出马。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突然面对陌生的基建管理科学，李懋之的过人才华就体现出来了。
到了四月份，李懋之过关斩将，把所有重大问题都一一解决了。建委会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审查大堆的图纸，协同施工单位勘定放线位置以及工棚和材料堆放位置，拟定防火措施。从高步昆、殷之书两位教授到年轻的练习团战士，都要抢在大地冰雪消融之前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几夜的西南风呼悠悠吹过，积雪融尽，黑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缕缕潮气，姗姗来迟的北国春天终于露面了。
4月25日上午9点，在插满彩旗的工地上举行哈军工开工奠基典礼。在省、市代表、哈军工建委会成员和建筑公司代表的簇拥下，陈赓接过一把铁锹，铲了满满的第一锹土扔向奠基石，掌声响起，李懋之和松江省建筑公司总经理边敬等人也跟着陈赓铲土奠基。
边敬放下铁锹，与陈赓握手。陈赓说：“边经理，咱们开工的第一栋楼房命名‘八一楼’，这意义不一般呀，拜托你们啦，希望咱们双方合作成功！”
边敬说：“您放心吧，陈院长，我带来这5000名工人都是各个下属公司挑选过的，技术熟练，我们保证优质高速拿下军工的活儿。”
百余名哈军工施工检查员和5000工人日夜并肩战斗，哈军工规模浩大的基建施工揭开了序幕。
七、教学大楼，气势恢弘大屋顶
1953年5月29日，建委会扩大会议在王字楼礼堂召开，这是苏联顾问来到学院之后第一个重要会议，院部系的领导、苏联顾问团和教授会主任以及建委会全体干部们都参加。
陈赓院长和首席顾问奥列霍夫讲话之后，人们的眼光都投向李懋之，因为他是这次会议唱主角的人。近几天和李懋之副首席顾问叶果洛夫交换过意见，发现双方在1954年的基建总体方案设想上大相径庭，而且没有互相妥协的可能性。这让李懋之挺犯难，想来想去，只有把两种有争议的意见和盘托出，通过讨论，最后由院长和首席顾问定夺，别无他途。
李懋之先介绍学院建筑总平面图的两个方案：叶果洛夫的意见是：五个工程系合建一个综合教学大楼，像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巨大建筑，坐东向西，骑在文庙街东头，可俯视全哈尔滨市，空中投影形似飞机。
李懋之和五个系主任的意见是：五个系各建一个教学大楼，根据地形条件，院办公大楼和连在其后的大礼堂，坐北向南；空军系和炮兵系在文庙街东头，隔街相望建两个教学大楼；海军、装甲兵、工程兵三个系在院办大楼后，北、东、西各建一个教学大楼，院体育馆连接大礼堂后，向北开门，与海军系相对，四个建筑物中间为一个主操场。只有把这个总体布局先确定下来，方可讨论五个系各自的建筑要求。
各个系大楼的立面造型也有争议，叶果洛夫主张是俄式的，即采取平板墙面，铁皮屋顶，四周为“女儿墙”，门厅可搞欧式雕塑。
李懋之则主张墙面要有线条，屋顶是中国式的宫殿大屋顶，铺灰色瓦，不搞雕梁画栋的飞檐斗拱，只要蓝绿色的朴素花纹即可。高屋脊两端各蹲一只与楼高匹配的“大老虎”，四角挑檐上按各系的武器设备摆上一排小模型，如空军系摆各种飞机，炮兵系摆各种大炮，海军系摆各类舰艇，装甲兵系摆各型坦克，工兵系摆各种工程机械。
大楼墙面都用灰白色水刷石，既朴素大方，又气势雄伟。
人们把叶方案简称“火柴盒方案”，李方案简称“大屋顶方案”，两种方案争论不休，但与会的各个系领导、教授们和干部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大屋顶”，反对“火柴盒”。
建筑学家叶果洛夫坚持他的意见，但他的理由缺乏说服力。搞一个综合性的摩天大厦显然脱离实际，当时中国的建筑技术水平无法实现，到哪儿去找相应的塔吊呀？
且不说偌大的校园里孤零零竖着一座人造大山，这肯定是个失败的布局。“大屋顶”是中国人乐于接受的民族建筑风格，气势雄浑庄重，又与文庙建筑群相呼应，李方案的合理性和独特性不言而喻，几个系主任都站起来发言，支持“大屋顶”。
处于下风的叶果洛夫有点尴尬，他瞅瞅原来支持他的徐立行，徐立行只是批评“大屋顶”是“穿西服戴了顶瓜皮帽”，说过这么句俏皮话，就再无下文。叶果洛夫成了“孤家寡人”，不免有点垂头丧气，耸肩摇头。
陈赓心里有数，大概怕和顾问们搞僵了，就随口说道：“大楼造型问题与实用价值关系不大，照叶果洛夫同志的意见办也未尝不可嘛，大家再讨论一下吧。”
李懋之一听这话可有点急了，他涨红了脸，冲着陈赓说：“我们中国人喜欢自己的民族形式，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形式，设计单位也想这样设计，我希望能按多数人意见确定下来。”
陈赓瞅瞅李懋之焦躁不安的样子，故意不紧不慢地摘下眼镜擦拭着，笑着说：“大家继续讨论嘛！”
一直坐着不出声的奥列霍夫，不停地让翻译锻钢把大家的意见及时告诉他。现在他慢慢站起来，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会场上顿时安静下来。
“同志们，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好比一只老母鸡，下的蛋要给各军兵种的。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各军兵种技术装备的增加，现在的五个系将来会成为各军兵种直属的工程学院。把几个系集中在一个楼里会互相干扰的，因为专业不同，设备各异，所以还是各建一个教学楼比较合适。
至于建筑造型，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感情，喜爱自己的传统风格，既然形式与教学使用价值无关，那就按李副教育长的意见决定好了。他设想的大楼造型，含意很好，尤其高屋脊两端蹲着两只‘大老虎’，很有创意啊，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武，我是赞同这个造型的。”
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奥列霍夫又转过身问道：“叶果洛夫同志，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叶果洛夫耸耸肩，爽快地说：“我已经放弃了我的意见，完全站在李的一边，我投降了！”
在笑声中，各个系的主任顾问也都表态同意首席顾问的意见。
陈赓微笑着站起来，环顾会场，大声说：“看来我们的意见统一了，那么就按首席顾问同意的意见，五个系各建一座教学大楼，搞个中国式的大屋顶吧！”
与会者皆大欢喜。各个系又将大型实验室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如风洞试验室、停机坪、大炮和坦克实验室、航模试验大水池、大型工程机械库等等。直到天黑下来，会议才结束。
后来，建委会根据全院建筑总平面图，制作了一个大沙盘。俯视沙盘，在古香古色的文庙大殿模型四周，错落有致地摆上新旧建筑的模型，五座系大楼虎踞龙盘，气势恢弘。建筑物布局合理，相互呼应，道路笔直，林木葱茏，俨然是个美丽壮观的大花园。苏联专家争相观看，啧啧称奇。不久大沙盘送到北京展览，一炮走红。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首长们，政务院薄一波主任和教育部、建工部领导及部属设计院的设计师、建筑师都先后来观看过，大家一致认为军工学院规模大，有气魄，堪称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校园。
八、勤勉无私，有口皆碑“好管家”
学院成立伊始，李懋之就是党委常委，历任副教育长、教育长，直到后来的副院长，除了1958年2月至1960年11月入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三年，他一直工作在院级领导的岗位上。
建院初期他环顾周围，唐铎、徐介藩、赵唯刚、唐凯等系级领导干部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党员或是老红军，自己是个“三八式”干部，心里不免打鼓，怕因为自己资格浅而碰钉子。没有想到陈赓院长早就把工作做到前头。后来徐介藩、唐凯主动找他征求意见，说陈院长让他们注意尊重在院机关工作的资历浅的同志。他们问李懋之，有没有不尊重你的地方？这让李懋之很感动，他说，没有，希望你们多提意见，多帮助我。每次出差，李懋之都委托唐凯代理他分管的工作。
李懋之严格自律，两袖清风，一直保持谦虚谨慎、勤勉敬业的好作风，他性情温和，诚恳待人，善于团结同志，从来不整人，在哈军工有良好的口碑。
他顾全大局，总是勇挑重担，迎着困难上；他勤于学习，善于理财，精通经济管理。在短短两年多时间，组织建成60万平方米的规模宏伟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用房，为教学科研提供了有力保障，李懋之为哈军工立下大功。
李懋之还是哈军工的“外交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中央党政军许多领导同志关系很好。哈军工被肢解后，他多次在军委领导处建议，为军工重返军队立下汗马功劳。
1961年，李懋之晋升为少将军衔。
三年困难时期，哈军工领导以身作则，吃苦在先，全力以赴抓好全院人员的生活。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1960年底李懋之回到哈军工，他受院党委委托，具体负责全院的生活保障工作。为当好“管家婆”，他先抓物质保障部，办好小赵家农场，组织全院人员轮流参加农场劳动，种粮、种豆、养猪、养鸡、加工豆制品；各系也办起小型畜牧场。李懋之拿出当年筹办学院时的干劲，发挥山西人会理财的特点，带着军需处处长杨进和副处长申东初，风风火火，四处奔波。学院组织了打鱼队到松花江和兴凯湖捕鱼，又组织打猎队到内蒙古草原打黄羊。1961年初，李懋之跑到北大荒最东边的密山农场联系投资，哈军工当年投了40多万元，年底密山农场就拨给学院40吨大豆，学院留下了25吨，另15吨上交国防科委，聂帅闻讯十分高兴。
纵观李懋之在哈军工的工作实践，他始终是属于具有开创精神和脚踏实地干实事品质的业务型干部，他从不讲大话，实事求是、兢兢业业、忍辱负重是他一贯的品格。
他密切联系群众，从来没有当官的架子，非常随和。20世纪50年代末，家里有一台苏制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附近的干部和工人常到李家看电视，家里就跟小电影院似的。大女儿李莉回忆说，我在哈十三中的同学，不管家远家近，周六都常来看电视，太晚了不能回家，就在我家打地铺，爸爸总是笑眯眯地欢迎他们。
1961年3月16日，陈赓院长在上海溘然长逝。正在内蒙古看地形、考察哈军工后方基地的李懋之从广播里听到噩耗，通宵流泪，不能成眠。次日急返学院，下车后直奔陈赓灵堂，放声痛哭，第三天就去北京参加老首长的吊唁活动。陈赓之死给了李懋之沉重的精神打击，他决心继承陈赓遗志，为哈军工的发展壮大鞠躬尽瘁。
然而，几年后，随着国家形势的剧烈变化，哈军工开始走下坡路，被列为全军“不突出政治”的落后典型，李懋之为哈军工的前途而隐隐不安。果然，1965年秋，林彪下达命令：哈军工退出部队序列，集体转业。犹如晴天霹雳，哈军工全院人员悲伤不已。上面原定1966年1月1日全院脱军装，院党委研究后认为时间太急，准备工作来不及。受院党委委托，李懋之去北京，请示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三位老帅，希望能把时间后延三个月，三老帅都同意，后经周总理点头，哈军工迟至4月1日才脱下军装。
哈军工改制后，李懋之的工作要随之变动，他接到指示，不脱军装，到军委等待分配，谁也料想不到，“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
九、艰难岁月，铁骨铮铮战鬼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懋之就靠边站了，他去北京找总政干部部，要求分配工作。
部长袁子钦对他说，现在乱哄哄的，根本谈不上干部的分配，原来考虑让你到新成立的兵种“二炮”去工作，现在搁起来了，什么时候下命令，我也不知道。你就不要回哈军工了，到疗养院待命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