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文：质朴、平实
爷爷在病逝前的18年共创作142部，2673万字长篇历史小说。而时下人们对历史小说的观点和界定并不太一致，按照我的理解，茅盾先生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谈论历史剧的创作时，曾说过：“既称为历史剧那就不能改写历史，捏造历史，颠倒历史。如果可以不顾历史，那又何必称历史剧？”历史剧如此，我想历史小说也理应如此吧。
为此，我记得爷爷每年都要订阅一些文史资料类的杂志，在着手创作每一部历史小说时都要到图书馆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搞清基本的史实，把所写的历史人物的详细年谱和当时的历史大事列出表格。有时，为了弄清某个史料或历史细节，他往往要再三确认和推敲，极是花费精力。不知多少次，会听到他在低声自语：“我这样纠错性的写法，不知又会引出多少人的质疑了，不过我相信我是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在我印象里，他的处女作《则天女皇》和后来的《秦始皇》、《女校书薛涛》（出版时改名《风尘才女薛涛》）出版前都曾由出版社分别请了辽宁和四川的省社科院或高校的相关史学专家、教授审阅过，他们均认为王丕震先生的历史小说是忠于历史、完全依据史实和史料文献来创作的。
爷爷所创作的许多历史人物，迄今为止都还没有哪一个国内外的作家肯花这么大的心力去研究、去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书写他们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际，因而许多相应领域的研究者也往往会把他的一些文字当作史料来引用。我想，他之所以在年事渐高之际仍然有激情将这些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个性的人物的人生命运加工为特定的艺术美，去鼓励每一个读者，是因为他的这种激情有着绝对的真诚。他正是在这种真诚的情感基础上来发现人，挖掘人类感情的共鸣点、对人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的。
爷爷的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的，一旦收集好资料、构思基本完成，便开始足不出户伏案写作，并且基本不打草稿。仅仅参考已拟好的年谱和大事件列表，顺着早已编号的稿子逐页写就。但也因为如此，为节约时间不留底稿的做法，却留给了我们很多的遗憾！先是在写作《秦始皇》时期，曾碰到了修改稿在寄返出版社的过程中发生了遗失稿件的事情，出版在即，却迟迟找不到书稿，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又重写30万字的稿子，最后累出病来；后来是至今遍查无门的100多万字的《天京恨》底稿，沥血之作化为影，这其中的满腹辛酸和憋屈，又岂是外人能够言说的呢？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爷爷的创作进入高峰期。而国内出版界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于是他的《唐太宗》、《司马迁》、《刘邦》、《越王勾践》、《兵圣孙武》、《松赞干布》等书稿投寄各地。但当时内地出版社因体制之故，出版程序颇为复杂，进展缓慢或久拖不决的情况时有发生。时逢两岸关系转暖，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回乡探亲的友人劝爷爷将书稿送台湾出版并代为送稿。
台湾“先见出版公司”的总经理孙仁杰表示要总揽爷爷所有作品的出版，起初向爷爷征了5部稿，并投资30多万元成立了专门出版爷爷的历史小说的“秋海棠出版公司”，用孙先生的话来说：“成立一家出版社、专门为一个作者出书，不要说大陆没有，台湾更没有，我看全世界目前也没有，这是奇缘，也是我们深以为值得做的地方。”考虑到台湾书商的高效率，爷爷同意了，此后，应公司要求撰写出版了“经典系列”23部708万字。“历史实战丛书”40部461万字，“北洋劫系列”8部98.1万字，共71部，计1276.1万字。后来因为一些信用方面的问题，不得不做了些保留。
除了这类被爷爷称之为考试性质的应题作文式书稿外，爷爷还创作了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的“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王安石》、《商鞅》、《范仲淹》、《康有为》。以史为鉴，拜史为友，议兴衰荣辱，析历史成败的关键，即为英杰志士树碑立传，也让后人了解历来变革之险阻艰难，进而增强在新形势下推进泽被后世的改革大业的决心和勇气。这套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9月郑重推出，以“朱镕基泪洒商鞅，王丕震大笔书青史”为标题，并配以极有质感的封面照片做宣传。
在许多编辑和评论者看来，他的写作方法不拘一格，继承了我国通俗体小说的民间叙事方式，习惯于借助对话，直截了当展现人的思想、矛盾冲突，通过对话解决矛盾，“让古人的风范、智慧的结晶、行为处世的思路跃然纸上”（台湾“秋海棠”文案）“这与由来已久的总是将历史人物，尤其是帝王将相套上戏装，说戏文道白的历史小说写法，当是另一种风味”，（林文询，《商鞅》编者前言）我想爷爷之所以没有用那种锋芒毕露的语气，也没有华丽的场景描摹，没有那种浮躁无根的文学浪漫主义，也没有依靠情绪而制造文字，而是选择了以最通俗，最质朴的民间叙事方式，十分平和地演绎一个个历史人物的遭际，应当是他基于对时代、生活与人生的复杂性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而形成的一种豁达的叙述态度。于是，尽管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个个故事，但它们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却是与生命意义同在。
为此，他对于自己笔下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总是客观的，并且尽量避免将自己投射在所创作的那个主人公身上。曾有网友细致地比较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和爷爷的《王安石》，说自己少年时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只觉得写得悲天悯人、肆意汪洋，但总觉得不是滋味，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想批驳又无从下口。其原因就在于，林语堂因敬慕苏东坡，而对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多有指摘。
直到读过爷爷的《王安石》，并进一步比较和思考之后，才豁然开朗。为何林语堂对苏东坡情有独钟？这位网友说，将林语堂所处的年代与苏东坡两个对照，便不难知道林语堂属于保守派，他和革命派自然是两条路上的人，自然就喜欢褒苏贬王了；而爷爷则客观了许多，他同时称赞了两个政见不同者。更难得的是，他做到了褒之以实，由此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当然，我想也可能有人会觉得他的东西不好，尤其是后来他为适应台湾出书需要而改用繁体字写作之后，难免给惯用简体字的内地编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书中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瑕疵，但是我觉得好文不仅仅要表达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能给你很多新的灵感去发现更多更新的东西，引发你更深邃的幽思。
其人：质朴、平实
作为他的孙女，我有幸认识众多友人，从他们的口中，我也了解了爷爷早年的一些事迹。常常感动于他对人的热心体贴、谦和真诚、机智干练，甚至还有舍己为人的侠义，当然，后者往往难免会引发我的惋惜和难解之情。比如，当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回云南时，他就有机会留在省城的好单位，但为什么他看到一起分配回云南的同学中，有一对多年恋人将因分配不同城市而被拆散时，就自愿成全了他们呢？难道自己和家人就不那么重要了吗？又比如说，他在玉溪农校任教期间，也曾有将我父亲从丽江带到昆明读寄宿小学的打算，但恰逢一位同事家中发生不幸事故，爷爷便将自己全部储蓄借出解救燃眉之急，儿子的事只能作罢不说。
更为辛酸的是，据说他的“右派罪行”中有一条“企图用金钱拉拢腐蚀干部”就是这样来的……
反观爷爷的一生，我肤浅地认为：家庭的环境、亲人的教育，使他形成了善良、宽容、富有同情心、独立自尊，赋予他自我牺牲的品德与人格。而良好的教育，对文史哲学的喜爱，对写作的痴迷，则赋予了他独特的心灵气质和头脑。从军、从医的专业经历，又给了他真诚执着、冷峻严谨的处世态度，在历经了种种物质和精神的磨难后，由此开始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悉心探索，对历史社会进程的深刻思考。
然而，爷爷的为人始终是低调的，即便出版了那么多的着作，也曾被《凤凰卫视》、《东方之子》等大牌电视节目采访过，也接受过华人名作家聂华苓、金庸等人拜访。但他从来没有以作家自居过。就像青年诗人蔡晓龄曾写的：“1994年10月，全国纳西族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丽江隆重召开，真可谓人物荟萃，四世同堂，王老被尊为主席，刚到中午没等进饭厅就回家写书去了，从未与人神吹，更没时间听别人大侃，写作者都希望有名师指导‘窍门’，纷纷向他求教，你猜他怎么说？‘我不是你们圈子里的人（指文人），更不是什么作家，我一点理论技巧都没学过，所以根本没有窍门”。由此，我想到了有一种曾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一个学者，有两个感觉最重要——责任感与罪恶感。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责任感，去写出好的东西，如果责任感还不够强，还要有一个罪恶感，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好好做几个小时的工作的话，会有很大的罪恶感。在我看来，至少在这方面，爷爷是个无愧于学者二字的有良知的人。
至于那个大家争先讨教而不得的写作“窍门”，爷爷倒是在一封给我的信件中谈到过：“写文章各说各的同一件事情，十个有十个的表达方式。而十个也不会写成一样，写出来是有技巧问题，不能说不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写的那件事，你写的那件事如果是关系重大的，你对它了解得博、精、深，自然就得心应手了，而这，是不是你所想要的那种‘祖传秘籍’呢？”
我曾看过有作者在写爷爷的文中提到：“与正统文学界少有来往，既不请人做广告宣传，也无须评论家着文提携”。我想，这并不是一种清高，一种高姿态，实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同时，他也认为：“人活在群体中，不可孤独，也不能孤独，但每个人各有各自独特的环境，要掌握自己的条件，要与人和而不同，保持自己的优势……”，所以，他在各种稿件遗失、被扣压等打击面前，甚至在台湾出版的海量书籍最后居然只能通过各种渠道靠政府、亲友、自己买回的时候，他仍然尽可能地保持心态的单纯和平和，在向关心自己的各方人士连连致谢之后，继而又回到书桌前继续笔耕不辍，直到一病不起。他也以自己的人生感悟，写下了至今悬挂于普济寺的一副楹联：“佛在有无间只须敬业乐群自得雪中送炭，人活是非境倘若贪赃枉法何来锦上添花”。这就是他朴素的处世之道。
对爷爷在台湾出书而对方失信的事情，看法因人而异。有人说爷爷在权益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就不该把那么多的书稿交给友人带去台湾，有人说爷爷应当与发行者合作，按对方的企划开拓内地市场，也有人说应该打官司拿回权益……但是，正如其发行总监田圻畅（即田申）先生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谁介入到两岸关系的事物，都会有‘说不清，理还乱，是离愁’的真实感受”。事实上，在两岸政治对立、经济互补、文化同异的情况下求合作发展，这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应当都充满了挑战。但是，五千年的中国文明，洋洋洒洒，包罗万象，是祖宗留给我们血脉遗产，这也正是两岸“同文同种”的地方。孙先生和田先生选择历史小说，邀约爷爷写稿，借此尝试两岸文化合作，也是不难理解的。我揣测，爷爷也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开始了与他们的合作。他以其独特的心灵、气质、才华、知识和文学创作，实践了他以民族良心和民族精神为追求的文学创作的箴言。
今年，在丽江市政府打造更有内涵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心下，在经历了一系列“好事多磨”后，爷爷的《王丕震全集》在他病逝五年后得以筹备出版，虽说全集不全（因为还有近120万字的《天京恨》尚遍寻无迹），但他那牵挂至终字字心血的作品毕竟要与读者见面了！愿爷爷这位纳西人的千古文化之梦，能为丽江古城无处不在的美丽稍稍增添点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