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些什么材料？是造反派的档案，还是什么秘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怕它？这已难于考证了。
这一天，丽江地区有头衔的“走资派”们全都亮相了。他们身上挂着黑牌，背着“黑材料”，被押到学校的篮球场中，像赶往屠宰场的羊群。这一行少说也有七八十人。造反派头目在麦克风前挥舞着拳头，慷慨激昂地声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个女的声音特别的洪亮，同学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口号司令。”
口号司令一连喊了几十个打倒。从打倒刘少奇开始，一直到打倒地委书记康长征，县委书记张经学，一直喊到打倒校长和老师，一个也不放过。
“黑材料”被堆放在球场中央，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着，发出呛人的油烟味，纸灰夹带着火星漫天飞舞。走资派们手执木棍，翻动着纸堆，使它燃得更快些。火越烧越大，只烤得他们大汗淋淋。汗水沾上纸灰满脸灰黑，看不清是谁的面孔了。
有人受不了了，直往后退，但场外成千上万的观众将他们围在中央，只要有人退却，就有众多的手将他们推向火堆。有人倒下了，自己爬不起来。高音喇叭里不断响着震耳的口号声……
后来听说康长征书记在医院里医治无效，含冤去世。这件事也没能引起人们的震惊，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悲剧在发生，见惯不怪了。一个人的悲剧对于整个社会是微小的，然而就是这样无数个微小的悲剧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大浩劫。
六、下乡插队之前
有天晚上我正要入睡，被大街上锣鼓喧嚣的闹声吵醒。夜深了还折腾什么？
校革委会通知全体师生集合，要参加游行庆祝活动。
北京来电，特大喜讯，据国内最权威的医学专家鉴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至一百六十岁；林副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一十岁到一百三十岁。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顿时，万岁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连日来学校都要划线站队，还要清理阶级队伍。号召所有的学生教师都要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行了，反戈一击有功。还要把那些非无产阶级分子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使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坚强，更加纯洁。
这一清理整顿，“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牛鬼蛇神”首当其冲。
可是对于守本分的普通群众、教师、学生，人人都不得安宁，都必须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过“筛子”、洗脑。于是，人们纷纷表示忠心，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每天早晨要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开会前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集体宣读誓词，齐声欢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倘若一个生人在街上行走，就有可能被某位热心的红小兵把你留下来，请你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如果背不出来那就要闹笑话了。如果人们不小心将“红宝书”和伟人的肖像损坏，那麻烦可就大了。老头子唱样板戏，老奶奶跳“忠”字舞，成了街头的时髦。
人们小心翼翼地生活着，生怕触犯了神灵。像足球赛场，运动员怕禁区内犯规，判罚点球。
1968年12月26日，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我们又被召集到新大街广场上，参加毛主席七十五寿辰庆祝活动。此广场后来建成“红太阳广场”。同学们载歌载舞尽情地狂欢着，演出了好多文艺节目。
广场上人潮涌动，红旗飘飘，场上燃放了75个礼花炮，把夜空照亮成火树银花不夜天。
不久，我们响应号召离开了心爱的校园，到边远山区插队落户，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知青之歌。对理想的追求和强烈的求知欲望，成了我永远的梦。
有人曾为这段青春感到无比荣耀，然而它留给我们的却是深深的困惑和遗憾。
连续六代设学的“木孔塾资”
阿布
清代设立府学以前的丽江，木氏土司崇尚并学习汉文化，对下禁止人民读书。
“改土归流”后，丽江的办学如开闸之水一发不可收，除了官办的学宫书院，古城中的私塾亦如雨后春笋，诵读之声不绝于耳。由于私塾没有一定的学制、员额和年龄限制，因而便于普及，私塾先生中亦不乏教学有方者。它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
在丽江，只要是上了年纪的，就没有不知道五百多年前木老爷计留“杨神医”的传奇故事的。就是这杨郎中的后人开办私塾成效卓着的历史，离今天很近却少有人知。
孝廉方正一门三举
在杨家的六代私塾先生中，第一代是雍正年间的廪生杨廷佐。当时正值“改土归流”，民间的读书热情如开闸之水般迸发出来，学童骤增，官办的学宫、书院一时不堪重负。丽江府儒学教授万咸燕等鼓励地方新近出现的贡生及廪生等学有所成者开办私塾，杨廷佐于是响应号召办起了私塾。这杨家私塾成为丽江民间最早的私塾之一，杨廷佐是“改土归流”后杨家的第一代私塾先生。
第二代私塾先生便是孝廉方正杨绰。
杨绰（1778-1859年）字敬庵，号竹溪。他本已是贡生，因母亲失明，为尽孝道，决意不再考取功名，在家开馆办学，边教学生边尽孝道。杨绰注重自我提高，夜夜攻读，从不懈怠，因而学业日进。他教学有方，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教学效果显着，因而学生乐学善学，教学五十多年，真个是桃李芬芳，年近八旬才把教职交给二儿子杨即程。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教学生涯与今天的多数教师相比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承包地”和“自留地”都种得一样好。杨绰不仅培养了进士李樾、李枟，举人木正源和众多的贡生，他的四个儿子及孙辈也学业有成，其中杨法程、杨本程、杨光远中举人，杨法程中副榜，成为名噪一时的“一门三举”。一门三举，在古城历史上只有过两家。随着声名日隆，私塾规模扩大，杨老先生干脆把杨家大院分成了“生活区”和“教学区”，还写了“读书堂”三个大字，制成匾安放在教学区的墙壁上。直到今天，“读书堂”匾仍存，是一件难得的文物。
由于杨老先生学高德厚，成效卓着，经地方举荐，朝廷封赠“孝廉方正”，大石桥边曾立有孝廉方正德教碑，碑文曰：“钦赐孝廉方正奉直大夫竹溪公杨老夫子绰德教碑”。
杨老夫子之后，杨即程、杨熙远两代子承父业，继续设学授徒。
几上几下杨穆之
杨穆之（1871-1932年），字迓衡，清光绪丙午（1906年）科优贡。与其曾祖父杨绰相似的是，这杨穆之也是一个对教育痴心不改的先生，不同的是，他曾为官为民，几上几下，经历比其曾祖父更显坎坷。
杨穆之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据说5岁时即能背诵百首唐诗。6岁进入“读书堂”，17岁入庠，23岁补廪生，因常代父执教，学生中有“小老师”之称。
1906年由府学选拔赴省应优贡试被录取，进京朝考又名列优贡一等第一名，还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召见。虽然当时正式的科举已停，但这朝考一等第一，对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丽江来说，仍然是一段佳话，丽江为之轰动，其应考论文《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义》在地方读书人中传诵一时。
杨穆之朝考一等第一，钦点礼部任职，成了一名京官。乍一听，一个南蛮子弟竟然当了京官，何等荣耀，谁知这样的任命却苦了我们的这位优贡第一。当时的清王朝已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留部任职看似风光，实际却是一个只有荣誉没有实惠的差事，所得俸禄还不够送礼，且出大于进，日子远不如一个地方小吏来得实惠，要外调又没有贿赂之资，无奈之下，只得辞职回家另谋生计。也许是由于他的才能，或是他优贡第一的威望，回乡后于1908年11月被任命为丽江县学务总董。当时正值推行新学时期，既要更新教学观念，又要实践新的方式方法，困难重重。杨穆之在县内大力支持兴办初级小学的同时，重点整顿丽江县唯一的高等小学。这所学校的老师多系旧的科贡生员，思想较为守旧僵化。杨穆之想方设法，让他们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和实践新的方式方法，迅速走上新教育之路。1909年底，杨穆之当选云南省咨议局议员，于是辞了学务总董上了昆明，其间与蔡锷多有接触，后来还当了都督府的编修，参加过“重九”起义。蔡锷十分敬重他的文品和人品，还给他题赠过“灯火微时看日出，冰霜履尽见春来”的对联。从1916年到1922年的六年间，杨穆之先后担任苴却（今永仁）设治局和阿墩子（今德钦）设治局行政委员，卸任时仍是两袖清风。
1926年，杨穆之继承祖业执掌“读书堂”。多年的宦海沉浮，终究没能悟出为官之道，却在长期的读书和教育实践中逐步掌握了教育规律，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却又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的教学提倡以人为本，激发学生兴趣，他常说：“饭要自己想吃，不能靠别人硬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学生鼓励多，表扬多，从不打骂学生，听他的课让人如坐春风。由于知识渊博而又教学有方，学生越来越多，在“读书堂”就读的时间越来越长。
末代先生杨鉴勤
提起杨鉴勤，人们就会想起他的《雪山联》，想起他的兴办义学。
杨鉴勤（1891-1956年）自幼好学，在就读省蚕桑学校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毕业后投笔从戎，后为滇军某部参谋。在昆明时到大观楼游玩，十分欣赏孙髯翁的长联，因其诗文功底深厚，对长联自有一番与一般人不同的领悟。当时有不少人误以为丽江的经济和文化都落后而轻视丽江人。杨鉴勤凭着对家乡的热爱和较为深刻的认识，模仿大观楼长联写了《玉龙雪山联》，让长官和同事刮目相看。
20世纪20年代末的祖国西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杨鉴勤于是自动弃官，于1928年回到丽江，兴办义学私塾，成为杨家私塾的第六代暨最后一位私塾先生。
杨鉴勤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着有《长啸集》一部，收有千余首诗词和对联；他的书法，真、行、草、隶俱佳，很受人们喜爱。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写过一副春联：过不了国难民难，说什么新年旧年。横批：人心思共和。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得到人们好评。在私塾里，他既教写诗作对，也教书法，二十余年的义学私塾，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学生，真可谓桃李盈门，今天仍活跃在丽江文坛和书法界的老一辈中，有不少就是杨先生的门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