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才知道，二姐早已在两月前的瘟疫流行中，不幸被染上瘟疫，她那鲜花般的纯洁灵魂，离开了人世，永远埋在黄土垄中了。可能是心悲手足之情的缘故吧，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我为了一心要寻找死去的二姐，在迷蒙中不知怎的自个儿来到了城隍庙，在庙廊边木栅后面，见到全是泥塑的十八层地狱，那里刀山、油锅、斧钺、炮烙种种刑法齐全，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在监刑，有无数的狞恶小鬼，将种种不恩不孝、不仁不义、贪财杀生、淫恶乱伦之人，在其颈项上，挂了罪名签，按着头，有的在刀劈，有的在用索绞，有的用火烧，有的水煮，有的磨压，有的油炸……细心看去，并未见到二姐，心想她是善良的人，不该到这儿来的，但觉得阴森森逼人毛发，突然惊醒时，已是一身冷汗湿透衣褥，泪水也已浸尽枕头。
我是个无神论者，从小就不相信什么“死后显灵”之说，但上面所写，却是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这难道是幻觉吗？抑是思念太深而引得情之所至、金石为开呢？到现在仍觉得是个谜。
记忆中的婚嫁
纳西族的娶、嫁婚礼，一般都需三至四天的时间，第一天称“搭棚子”，就是由小弟兄和亲戚中的青少年来搭婚礼花棚。第二天称“道喜”，也就是亲友们及邻里等齐来道贺之日。第三天才是正式婚礼，男家迎新娘到家，或送姑娘嫁出门。第四天是新娘回门之日，男家待新娘回娘家“回门”后，就操办“酬客”宴席，意即酬谢为婚礼而操劳的亲友。女方也乘女儿“回门”，也操办“酬客”宴席。
通常在第三天正式迎娶之日，由男方在事先专请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穿上衫子马褂的新衣，骑上匹大马，由一大人牵着，到女家去迎接新娘，纳西话把这儿童称“兹若”，“兹”是迎接之意，“若”是男人，意译即成了“迎郎”。
我在萃文小学校读四年级头那学期的冬天里，我们王氏家族中的一个族兄结婚，女方是距离镇上约20公里以外的农家姑娘（拉市给拉坞），如要在正式迎娶的第三天，才去接亲，那来回的时间远远不够，因为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无论多么远的路，除了唯一靠两条腿外，谈不上什么马车、单车，连汽车是什么样，有很多人是从未见过的。所以只好在“道喜”的当天，就提前一天去迎亲了，其间就出现了个难题，如迎郎按惯例只请个五六岁的小孩去，要外宿在新娘家一晚上，显然很难照顾好这孩子，出于两全其便，便破例地请我这个四年级的大孩子去为他们当迎郎。
那天的装束，像现在电影、电视中，清代宫中的打扮，仅是帽子换了毡帽，和胸前没有分官阶的动物绣像而已，由大人扶着跨上一匹大紫马，走在“新郎”座轿后面，在一片吹吹打打和鞭炮声不断的行列中，慢慢走上接新娘的路上。簇拥着我们前去的人群，十有八九都是纳西族“披星戴月”装束的少女少妇，记得在半路上还吃了点糖果，略事休息之后再行前进，下午四点以后才到了新娘家，之后无疑是作为上宾接待，次日将新娘由花轿抬回至新郎家时，也已是下午二时多了，虽然这也只是一件小事，但毕竟也是件“破例”的儿时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长辈影响
我祖父对我的家庭教育，从念一年级起，就不再教我单字，进一步教我单字与单字、单词与单词的对仗，如星对日，天对地，红花对绿叶等等。慢慢地在学校上课的日子里，每天只讲一首诗，并要求朗读背熟。读二年级后，暑寒假里授《孝经》、《千家诗》、《烈女传》和他所做的关于二十四孝及二十四悌的诗和文章，读到高小时，已开始读《论语》、《孟子》等书了。
我父亲从我八岁念二年级时开始，已不再去省立中学任教，而被聘任为县教育局局长。大约又有了些儿空闲，在暑寒假的夜晚，每当晚饭后点上盏油灯，全家人聚集在堂屋里，他就大讲《说唐全传》、《薛仁贵征东》、《精忠说岳》及《包公案》等小说，从头到尾地细细跟着书目讲，我听得入了迷，有时为古人鸣不平而流下同情的泪水。那时我太羡慕民族英雄岳飞为了民族利益而身先士卒的爱国情操了。我曾为岳飞被奸贼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杀害的事鸣不平，甚至痛哭流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公然踏入了中国，全国上下都包围在水深火热的战火中，当时丽江由于地处西南边境，交通通讯等极端落后，由于战争影响而起的最大变化，就是丽江一时间变成了一个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由丽江开始，用马帮驮运货物如茶叶、土杂等到拉萨或印度出售后，再由拉萨运回印度和英国等出产的布匹、香烟等到丽江，再转运到昆明、重庆等城市销售的商业网络，几乎是以丽江为中心的，所以云南较有名气的字号，远到省外的一些商人，也纷纷云集丽江。
1940年秋，我考入丽江县立高小二十九班，为小学五年级生。由于边区那时知识太不普及的原因吧，在县小的二大门上，挂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上面大书“高等学堂”四个大字，一到这里，使人自不由己地产生些儿肃穆感，一般人把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尊称为“秀才班”或“大学长”，从这里读了三年后毕业出去的学生，如果是农村的，就通常在其大门旁大贴喜报，以示祝贺，有的还要在家中大摆筵宴，请上几天客，接受亲友和邻居们的祝贺呢！
我所景仰的两位画家
在读五六年级的这两年间，有很多文化界知名人士，也来到丽江，有的到省中和南口国立师范任教，有的则做其他艺术和研究工作，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李晨岚（李晨岚据说是河南辉县人）、李霖灿二位先生了。他二人原是杭州西湖畔国立艺术专校的学生。艺专由于受到日本侵华的影响，受命南迁昆明。国立北平艺专也由于北平成了沦陷区迁到昆明，于是这两个名牌艺专联合成立了“国立西南艺专”。两位画家那时刚毕业，由学校派出到边区，作艺术调查和研究工作，来到了丽江，被招待住在县教育局二楼靠北的一间宿舍里。由于学校离他们住处很近，我常常到教育局去玩，不数日就跟二位画家混熟了，有时睡午觉也睡在他们的床上。他们是真正的艺术追求者，一到了丽江，立即就被玉龙雪山的美景所迷恋，爱雪山爱得竟像发了狂，游雪山第一次，一去就是15天，回来后只见他们废寝忘食地大画特画，甚至夜以继日。后来因为留恋雪山，他们一住就是四年，不仅组织人员亲上雪峰各处观赏临摹，还特别组织了一队马帮绕雪山一周，细致观赏雪山全貌，每到一处不是走马看花，而是坐下来实地写生。我对书画见识很贫乏，但据言李晨岚先生曾为要在中国画坛上新创一个“雪山派，”独树一帜而独占风骚，为之奋斗了终身，并在画技的皴法上，创造出了不少笔法，终成为国内对画坛有新贡献的着名画家。李霖灿先生原是画西洋画的，他每次去观赏雪山，归来时总是带回来很多画满写生轮廓的硬卡片，一回到住处，就扑在了旅游途中画的写生雏形画上了。最后听说，李霖灿先生深深感觉到，他的笔触和才能，无法表达出玉龙雪山的纯朴、自然、晶莹的神幻般的美妙画境，决心忍痛将他的全部作品，与画囊一道，埋葬在雪峰深处，改学东巴文化，终至成为东巴象形文字学者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权威人士。
纳西族有很多骚人墨客，对玉龙雪山充满了爱心，但像他们二位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去认识雪山全貌的人，我想是寥寥无几的。
我常去跟他们玩，碰到他们高兴时，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较满意的小件作品送给我。李晨岚先生往往送我一些翎毛花卉画，李霖灿先生则送我硬纸片上的西洋画。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真正领会到：一个在事业上的成功者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奋斗，以及充满了独到眼光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啊！
祈雨
1941年的夏天，天旱无雨。到了端午节，天上仍然一轮炎炎赤日，连片云也无处寻觅，田里的小麦，眼看着就要枯死，多少人们心急火燎地盼望着一场甘露能骤然地降临人间啊！有一天，突然见到有一很长的农民队列，个个头上戴着用柳条编成的帽子，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响声中慢慢前进着，队列前面，有四个穿着都非常整齐的青年，抬着一顶柳枝扎的轿子，轿前挂有白底红字“祈雨”二字的一块布匾，四个抬轿人也都戴着用柳条扎就的帽子，轿子周围也挂满了很多参差不齐的柳条叶在随风摇摆，在轿子后面紧跟着一条飞舞着的柳龙，龙的头和尾用的是旧历春节时耍龙灯用的玩意，其余的十二个龙节，都是用柳条枝编结起来，每节上的每个人都舞得很卖力。那天可能是个星期天，我被好奇心驱使，想看它个究竟，于是顺便约了几个同学，跟着队列前进，不久来到了南郊祥云村的寺庙前，这庙俗称“靴顶寺”，原不知何由有这么一个名字；但见扛轿人将柳轿歇在寺门前后，同时见到该寺的大殿上，两个年轻人将那靴顶菩萨请了下来，并放进了事先已准备就绪的盛着半盆清水的大铜盆内，将大铜盆连菩萨一起抬进了柳轿正中央。那靴顶菩萨原是由青铜铸就的小菩萨，高只有一尺五左右，头上顶着一只酷似古代戏曲里英雄们所穿的靴子，仅用一只脚像“金鸡独立”般站立在圆形铜鼓上，在他腰间束着一根飘带，系带五零四散地似在狂风中飞舞状，面部表情奇形怪状，像突遭暴雨袭击，现出忙里不知如何适从的表情，又具幽默诙谐、玩世不恭的神仙一类人物情态，铸工精致极了。这该是件古代出于名艺术家精心雕铸的稀有文物艺术精品。
队列在一片锣鼓喧天和舞龙、人声连路的嘈杂声中，慢慢地行进在往龙神祠去的方向。当队列到了龙神祠大门前，由几个像是领头人，衣着绅士打扮的人物走在最前头，载着靴顶菩萨的轿子，也抬着搁置于殿前，由领头人带头，极为虔诚地向殿正中默然坐着的龙王塑像拈香、叩头，祈求降雨拯民，队列的人众也纷纷向龙王叩头求雨，行礼如仪后，重新抬起柳轿往回走，浩浩荡荡的人马重新行进在大研六坛的道路上。这时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潮，有的善男信女们，手持纸火香烛，口中念念有词在旁边搁着盛满了清水的桶，当柳轿和柳龙舞近身边时，用瓢舀了水，用力往那柳轿和柳龙猛泼，几个回合下来，简直把那些抬轿人和耍龙的人满身遍地都是水，几乎变成“落汤鸡”一般，那条柳龙也几被水洒得遍体鳞伤，也已变为一条“落汤龙”在飞舞了。
费了近两个小时的列队游行，来到了白龙潭，据言将在这里稍时休整后，即将把菩萨送回原寺云云。像这样万人空巷的“祈雨”仪式，我至今记忆犹新。
上面这种祈雨仪式，我仅见过那一次，那天似乎真的被感动了上苍，当晚便为纳西族洒下了甘霖，那奇怪的靴顶菩萨，可能只是纳西族所崇拜和专有，因为在汉族地区，还未听说过有这样奇怪的一个菩萨名字。
求佛
我忆起了那年夏季暑假来临的一件小事。在萃文街我姑妈的铺面旁，紧挨着一家姓赵的先生，开铺子做生意。姓赵的那位先生跟我姑爹年岁相近，与我姑爹一样，都是抽鸦片的瘾君子，晚上又都宿在门市里，所以他二人简直以秤不离砣般随时相对，打横在货架背面的床上，相互推让着吸鸦片，一面吞云吐雾，一面从天上谈到地上，真成了莫逆之交。
姓赵的那位先生，在前几年生了一个儿子，到那年已是七岁，而终是咿咿呀呀地，发不出语言中应用的音节，无论他父母和家人，如何耐心地教他言语，他总仍是咿咿哑哑，于是急坏了赵先生，只好到处求神问医，恰值暑假，不知赵先生在何处问得的巫或神，说是要领那孩子到文峰寺，请那里的喇嘛，做上七天七夜的道场。消消灾难，将会逢凶化吉，才能慢慢开口讲话。于是赵先生便动员我姑爹去做伴，我又放假待在家里，姑爹便把我和一个他们族中孙辈名宣的孩子同时带去，可能一来是有两个孩子同去，可为他们稍解寂寞，二来又怕我孤独，带上宣以陪伴我玩耍之意。
文峰寺是藏传佛教的一所名寺院，因位于文笔峰麓而得名，藏名桑纳加卓林。
据说原为灵寿寺故址，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番僧噶立布在此讲经，修了一所茅屋，乾隆四年(1739年）四宝法王至丽，求知府倡议募捐建成寺庙。道光八年(1828年）经扩建后才称为文峰寺。寺后有“灵洞”，洞外有静坐堂“灵文阁”，又叫安乐吉祥林，上有大宝、四宝所题“圆通冠顶”的匾额，静坐堂是滇西北十三大喇嘛寺的喇嘛静坐修行的地方。在这里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诵佛经书。”静坐学经三年三月三日三刻后，才算取得“都巴”的学位，才能在喇嘛寺里有升迁的机会，处居活佛曾主持该寺。
在寺里的七天，也无非是听听诵经声，更主要的还是与宣东游西荡。在要做完道场，准备明日回去的头天黄昏前，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满山满坡的洪水，灌得房前屋后变成大河。夏末的大雨说来就来，一瞬间又竟天朗气晴，一轮新月爬上树梢。那晚突然我觉得肚子有些儿痛，于是一个人爬到屋后解手，刚蹲下去，见到一只像蛤蟆，学名蟾蜍的虫，蹲在我前面，它大得竟有个大土基大，大睁圆眼，大嘴微动，像是怒气冲冲般直瞪着我，我尚未见过这么大的蟾蜍，使我大吃一惊，立即站起，赶紧抱起了块大石，尽力向那怪物掷去，眼看着它被压在了石头下面，回头就跑……那次被吓致使我大病了近月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