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1938年8月在汉口成立，此后许多动人的事件永远记录进了中国工合的历史：由于一开始就得到宋庆龄“百分之百的支持”（斯诺语），工合运动获取了世界各地的热诚支持。在美国，成千上万收入菲薄、处境艰难的人们，把节衣缩食省下的几便士汇集起来捐给工合；斯诺及其夫人为使工合获得国际贷款，上书罗斯福总统，这封情辞恳切的信件曾得到着名哲学家杜威、作家赛珍珠的亲笔签名；而路易·艾黎——被人们誉为“工合导师”的人，毅然辞去报酬优厚的上海工部局职务，奔波大半个中国组建工合，备尝艰辛……
到1942年，席卷了17个省区的工合运动已建立近1600个工业合作社，30多万入社者卷入其中，这一实绩令中国人永志不忘。而事实上，工合运动让人最难忘怀的或许还不是这些数字，而是它在那个动荡年代里高举标识并且始终追求过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它把民主、平等参与与真诚合作奉为最高准则；它鼓励社员积极入股，但最终的分配原则却更多地与劳动者投入的辛勤程度紧紧关联；它排斥以股金多少分配权利的做法，而将“不论入股多少，一人只有一票”的原则庄重地写进章程，从而保证合作社的权利永远掌握在合作社全体人员手中。
二、丽江工合的发展
1941年俄罗斯人顾彼得先生作为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一员，受宋庆龄及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委派来西南创建工合组织，他在几个省多个地方中，最终选择了丽江，在古城一隅组建起中国工业合作社云南办事处丽江事务所。
在他看来，这座小城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边远蒙昧之地，他知道纳西族文化积淀中的合作意识，并在丽江进行长达九年的艰苦创业，得到了纳西族人的积极响应与配合，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至今丽江的各种史料仍准确地记录着他的业绩，极盛时的丽江工合，达到36个生产合作社，工业产值占丽江城镇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成为可以左右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并发展到周边地区，为后来丽江和周边地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支持下，丽江工合克服重重困难，引进资金和设备，派得力的人员到甘肃山丹培黎学校学习技术，先后在丽江县城及周边乡村创办了纺织、洗染、陶器、铁器、铜器、木器制造、石棉加工、制革、缝纫、造纸、毛皮制作等几十个合作社，解决了部分贫苦群众的就业及收入来源，也为支援抗日前线提供了物质保障。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阶段，日军切断了唯一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滇缅公路，并派飞机轰炸昆明、保山、下关等地。援华物资只能从茶马古道，从印度经拉萨到丽江再到西南各地，丽江各大商号纷纷组织骡马队，加上大理、鹤庆、中甸等地骡马队，从印度噶伦堡或从拉萨不断将物资运到丽江再分发到西南及滇西抗日前线。据史料记载，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三年多共运送约10万至12万驮物资，其中就有丽江工合企业生产的物资。丽江成为当时的商贸枢纽之一，当时被外界誉为“小上海”，古城内大小商号1200余家和城乡几十个工合企业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后勤物资供应地和物资中转站。同时，丽江工合为发展民族工业写下了光辉一页，为发展大后方经济积聚支援抗战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
顾彼得先生为丽江毫不吝惜地付出了近十年的光阴，最终，他留给丽江的最后一笔财富，不仅是36个工合企业，还有一本带着浓厚细腻感情抒写的回忆录——《被遗忘的王国》。
丽江之新印刷事业
和志坚
丽江自清光绪三十三年，由邑绅杨宪之先生自蜀带铅字若干及器具数量，慨然捐公，适有蜀来之刻铸铅字工人到丽，复由彭太守继志提倡，设立印刷所，以期广印书籍。约请杨宪之主其事，用蜀来之工人为技师。经费由府垫支，以印刷所得归垫。印刷府属各州县小学最新修身教科书及教授书。并组织《丽江府白话报》，邀请剑川赵星海先生为主笔，月出一册，亦用铅印。旋彭府任满别调，此事遂已。丽江之维新，不啻昙花一现。大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感！而器具移归丽江劝学所管理。从此全部束之高阁。活字版变成死字版也。
宣统三年二月，奉府守关谕，将铅印器具一切移交与实业员和近圣应用。然此亦不过偶尔复活，曾印《种桑浅要》千余本，《种棉法略》千余张。此后又搁置不复用也。
民国元年，西征军司令官尹，随带油印石印各机。迨班师回省，由守府熊与司令官尹□□□□□□（大概是相商之意）丽江劝学所备价购留，旋即移交实业所。印《种茶法略》一百本，《养牛白话》二百张，以资劝办实业。此后石印机又收而藏之也。
民国二年七月，和实业员近圣仍将印刷所所有石印机及活字版等各器械，均移交回劝学所附设校内（校内驻军），士兵破坏储藏室门，将铅字及其附件信手抛掷，无人敢问，亦无法人所检理，及军撤已存余无几，殊深可惜。并于石印版上生火，将两大块石板碎裂，丽江助维新之两种利器，至是大遭（破坏），良可浩叹！
民国十八年，前任劝学所长习世伟任内议订将石印机租与新丽书社。十九年始由社租云刷印，于丽江文化不无影响。二十一年复由荣兴纸店自办石印机一具到丽，在彼固以扩充营业，而在此则得以改进文化事业。早年官绅迭次提倡之新印刷事业，因为数年来教育力求改进，觉醒人民，不能不应环境之需要，由私人经营。而教育得此新印刷术之援助，其改进之程途必互为因果。
丽江造纸
李瑞泉 杨杰升
丽江县大研镇新义街积善巷，纳西话的村名叫“孙素场本”，翻译成汉语即“造纸村”。该村系丽江县最早的造纸人居住的地方。据《明史·土司传》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据乾隆《丽江府志略》记载：明代文人蓟羽士、周月泉、担当和尚、画家马肖仙等先后到丽江，传播了汉家文化。
木土知府还从中原请来了教师、医生、画师、开矿技术人员、建筑人才和其他工匠技艺人员，促进了丽江各项事业的发展。就在这时，据李氏宗谱考：约明朝天启年间（1611-1627年），因从江南落籍在鹤庆松辛五营村以造纸为业的李先常师傅，原由木氏土知府聘到丽江，开创造纸业。木氏赐他凭氏为妻，安排定居在狮子山下的玉水河畔。此时，是木增（生白）为丽江土知府十三代世袭之官。纳西族称为丰衣足食时期，李先常师傅制造木府的贡纸为业，纸名纳西话叫“孙素”（东巴文的“纸”字），意即“官家擦用具”，可见当时纸质很差，只能用来擦洗用具。后来，经过逐步提高质量和不断改造，形成既生产贡纸又自行经营的独家作坊。尤其是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建立丽江学府，改变了“唯土司有学而人民无学”的局面，书写纸的应用范围扩大，刺激了纸的生产，因而造纸业逐渐发展。其经营的数量多为东巴文化中心的白地人书写东巴经用，故逐步改叫“白地纸”，这是大研镇较普及汉文字的品名。李姓历代都以造白地纸为业。又据造纸村的杨氏宗谱考：清康熙年间（约1713-1723年）杨那、杨宝两兄弟由鹤庆迁居丽江狮子山下的玉水河畔，与李先常的四世孙李健为邻居，以鹤庆乡亲相认，互相传授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业，当时共有四个家庭作坊。直至清嘉庆年间（约1804-1820年）有邻居杨仲，娶李先常的六世孙李廷元的妹为妻，继承和传授造纸为业，又扩大了造纸业。这时，共有8个家庭作坊，据传生活都处于小康状况。
当时，全村已有39户，8户造纸虽只占全村的20%多，但纳西话的“造纸村”名一直没有改变过，直至1913年县内实行乡村制后，因纸张多用于祭天行善，赐村名为积善村，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人们还称该村为“孙素场本”，意即“造纸村”。
在造纸村蓬勃发展的造纸业影响下，丽江绅士习自诚，看到他在羊见村的田租由于山高路远，山路崎岖，很难运回大研镇，而羊见村的构树林很多，他就从鹤庆请来王洪润师傅，招来十多个徒工，用田租转换为资本，于1943年开办了羊见造纸厂，产品比白地纸薄、柔软，质量提高了一步。县长习自诚在丽江解放前夕起义后，将羊见造纸厂捐献给人民政府作了公产。
造纸原料用构树皮，据传，当时构树林在丽江坝区和半山区较多，皮易剥，纤纹细，适宜造纸浆。一般的工序是砍下构树，剥下皮，在水中浸透后，用小刀剥开黑白二层（黑层作灰色包裹纸，白层作白地纸），分别在大锅里加上灶灰（筛去炭渣）。煮熟透后，洗去灰液，用木石制成的脚碓舂细，即成纸浆。这就是第一道工序。第二道工序是搅纸浆：用见方四尺的石制水池，把纸浆搅入水中，加上适量的纸药水汁（又叫滑水，是用野生的苣根泡水制成），以增强纸浆的黏滑性，然后搅拌至纸浆能悬浮并均匀地溶于水中。第三道工序是捞纸：用两件工具，一是用一张细篾编成的纸帘（纳西语叫当，形方块状，能积纸张和滤水），纸帘长一尺五寸，宽一尺五寸，放在轻便的方木架上，用两根夹棍来掌握；二是旁设一垒纸的石桌，石桌面有井田形有利于槽，能引滤水滴回石制水池中。然后通过人工操作，捞出均匀的纸浆。垒在石桌上，每捞垒一次就是一张纸，垒到一定程度，即用压板和压水棍加上锤石，把水压尽，取去压器，把垒纸放在篾笆上。第四道工序是晒纸：用尔巴泥制平的墙壁，无黏性，不吸水，最易把纸晒干。通过人工操作把放在篾笆上的垒纸一张张地精细揭开刷在晒墙上，干后揭下即可。
1721年到1723年，即李先常师傅造纸开始至改土归流之前，生产多系贡纸，贡的意思是献给木土知府擦器皿用。不久，造纸技术有了提高，白纸已呈洁白，两面光滑，纤纹细柔，横撕直撕都能成条的耐磨纸，已能作为书写之用。但在当时“惟土司有学，而人民无学”，只供木氏家族书写之用。那时除了生产贡纸外，为了开拓用途，据李氏宗族口传，李先常的三世孙李应德，到东巴教的中心白地供给书写东巴经用的纸，从而民间就出现了原称“孙素”的“白地纸”，这个纸名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据说，现存的东巴经约有二万余册，如此看来，用于书写东巴经方面的纸也是一个较重要的市场了。另据轻工部编写的《中国造纸业发展史》记载：“现存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云南省博物馆所存的东巴经，都是明、清时纳西族所造的纸写本。这种白地纸，帘纹不明显，经砑光后，可供双面书写，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用固定纸模抄造的，其实还是竹帘抄造，但是技术比较精，帘纹不明显”。这段文字证实造纸村所造的纸，也在全国的纸史中有了一定的位置，对纳西象形文字的保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东巴纸是用浇纸法制造）。
1724年以后，丽江建立了学府，受教育的就不仅是木氏家族了，单用手抄的书籍已不适应，而纸的生产又比过去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据李氏谱考和宗教上辈口传：李先常的九世孙李茂阳，从大理买回四本木刻版，即《三字经》、《中庸》、《大学》、《幼学》，就在丽江四方街尾开了个铺子叫“茂阳号”，专用造纸村生产的“白地纸”印书出售，解决了开蒙读书课本，也为发展造纸业开拓了新的市场。据实际考察，该木刻版都系宋字体，版的大小基本一致，长宽约80×40的32开本；《三字经》每页上节还有与下节内容相同的插图，刻工精细，字线清晰。
此外，还有书写用的大小格子版，竖房用的印刷“八卦版”，中元令节用的“包版”、“灶君神版”等。这份木刻版，新中国成立初期还由李先常的十一世孙李荫龙保持完好，直至“文革”初期扫“四旧”中当柴烧毁了。
铜匠世家德荣昌
杨白莎
德立财源修厥茂
荣开利市发其昌
这副对联，是丽江铜匠世家杨氏家族中“德荣昌”商号的自撰联，作为铜器作坊创办的宗旨，从先祖杨德和杨浪昌二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巧妙地嵌入上下联的首尾，成为一对含义妥帖的嵌字联。
杨家是在明代中叶从西蜀巴郡来到丽江的。当时“木氏土司经济丰裕，为加强日用品生产及建造寺庙的需要，向各地延请工艺人才。”杨家以制作各种铜器用品的工艺技师身份，成为木土司广招各种人才的首批手工艺人。杨氏家谱记载，其原始祖是杨公茂芳及其四子。茂芳公既然被木土司请来专门为其制作各种名目繁多的铜器，无疑是一位技艺相当精良熟练的铜匠技师了。
丽江坝子北面的白沙，是木氏土司的发祥地。杨家来到丽江后，首先定居于白沙。从此，杨氏家族就在玉龙山下的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从事打制铜器的职业。到明末清初时，杨家已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族，逐渐分居于丽江坝子各地及鹤庆、中甸、大理等县。在散居各地的众多杨氏后代中，由于传统习俗及身份地位的约束，在漫长的几百年历史中，每代都有一部分人从事和恪守着祖传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