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大碗茶到老舍茶馆的蝶变
1979年6月，前门外仍是人头攒动。人们的表情轻松了许多，“文革”十年积郁心头的块垒似乎还没有彻底清除，一双双目光略带迷茫和迟滞。他们来到前门是看热闹的，商店里的柜台空空如也。尤其是千里迢迢慕名而来的外地客，不到这里转一圈走个形式，觉得是人生的遗憾，可是来到这里更觉遗憾。此时的前门，就像人们千篇一律的深蓝色服装一样，与任何其他商业大街已没有什么区别。既往的商业饕餮大餐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散发着数百年岁月幽香的京味美食也变得味同嚼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不久，全会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郑重宣布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人们一时还难以领悟到它的划时代意义，更不会想到此后的中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隐秘在大碗茶里的高情商基因
不过，在箭楼下有一个新开的茶摊格外吸引眼球，熙攘的人群，大声的吆喝，打破了前门的沉闷。一块木板上贴着大字招牌，分外醒目：“大碗茶——二分”。人们排起了长队，这也是前门唯一排起长队的地方。在暑热的当口，喝下一碗茶水，确实透心的舒服。
那时，饮料的品种少得可怜。中国人根本就没听说过可乐、雪碧一类的洋饮料，咖啡虽然耳熟能详，但喝过的人很少。一毛多钱一瓶的国产名牌“北冰洋”汽水算是高档消费，对于月工资只有三五十块钱的普通人来说，是不会轻易喝的。再就是几分钱一根的冰棍，那也不解渴呀！人们常常是忍饥挨渴地逛着乏味的前门。好在，多年的清贫生活已经让大家习以为常，无欲无求。
领头大声吆喝卖茶的是个中年人，身材微胖，嗓门嘹亮，喊起来像是京剧中在念道白。他就是“青年茶社”的创办人尹盛喜，刚刚辞去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国家干部的铁饭碗，带领十几个无业的返城知青卖起了大碗茶。
在办事处，他分管回城知青的工作安排，那时百业萧条，所有门店不论大小都养着一堆人，无事可做。虽然守着大栅栏这座金山，也很难找到能插进个把人的地方。大批返城知青不得不天天泡在街道办事处，祈求着哪天能够掉下一个馅饼来。
尹盛喜生在前门、长在前门，父亲是个手艺人。儿时的一个记忆，影响了他的一生。开国大典前夕，他随父亲到天安门城楼上帮助扎制红灯笼。一天，周恩来走过来说了句：“你们辛苦了！”那和蔼亲切的声音和灿烂的笑容永远定格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他感到自己突然长大，感到整个生命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至这个国家都息息相通。
此时此刻，面对这些有的已经成家但仍然两手空空的知青，尹盛喜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为国分忧，为民分愁。一个大胆想法跳出脑海，挥之不去：辞职创业，带着知青自己找饭吃！
尹盛喜毕竟不是生意人，他还无力洞察市场那些玄妙的商机，更无法捕捉拥有诱人附加值的项目。他的想法非常直白，逛前门的人没地方喝水——那就卖大碗茶吧！然而，就这个直白而浅显的选项，透露出尹盛喜可贵的高情商：能够按市场的需求作出决策；处事大胆果断。日后就凭这些，他不仅在前门打出一片天地，而且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
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出版了《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引起全球性的情商研究与讨论，此后，丹尼尔·戈尔曼被誉为“情商之父”。丹尼尔认为，情商高低对一个人事业成败有着重要影响。情商高的主要特点是：判断、认知能力强，社交能力强，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对事业较投入，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情感生活较丰富但不逾矩。尹盛喜在日后的创业路途中，这些特点都显露无遗。
不过，眼下的尹盛喜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过人的情商，更没有想到他的传奇人生已经开启。
传奇故事的开始并不浪漫，甚至很蹩脚。尹盛喜正在大碗茶创业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昔日衣食无忧，手握小小权力，且有着不错仕途、优哉游哉的日子，与他已经一刀两断。现在，每一分钱都要靠打拼才能挣来，更何况还有十几个一贫如洗的知青！尹盛喜像是失去罗盘的出海者，孤零零地站在茫然无助的小船上。
原来，就是卖碗茶水也非易事：先是七拼八凑了一千元，算是全部家当。从找茶摊的铺子、批营业执照、找茶桌茶椅到买茶缸茶碗，尹盛喜几乎全是事必躬亲。买不起锅炉，就动手砌土灶支铁锅；没有茶桶，只好用一个大盆来取代。这是当年创业时尴尬的一幕。按照中国茶馆的传统分类，像尹盛喜“血拼”出的这种摆在路边喝茶的地方，只能算是最低档的“野茶馆”。
所谓“野茶馆”，古代是指在荒郊野外、大道边上和各个城门外头开的茶馆。过去卖野茶是下等人做的事，如今在前门卖野茶，首先得过“脸面”这一关。“我不怕别人笑话，好面子的事我从不干，好多小知青脸上都挂不住，我就硬是扯开了嗓子在前门吆喝。”十年后有记者采访尹盛喜，他如此回忆说。
其实扯着嗓子吆喝，还不是最丢脸的事，闹心的是由此而生发的、诸多牵强附会的谣传。“别人都笑话我，说我是不是犯错误了，怎么给发配到大街上卖大碗茶了？”尹盛喜继续回忆说，当时流行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官要越做越高”，所谓的“高”，指的是在整个办公大楼里，一层是业务干部，二层是管理干部，三层是主要领导，一层比一层的级别高，老同事跟他开玩笑：“老尹呀，人家的官是越做越高，你怎么反而做到大街上了？”
那时的人们不看重金钱，最打紧的是政治生命。如果说一个人犯了政治错误，那就是掐住了这个人的死穴，一家人都要背黑锅。在大街上卖茶，不是个正经职业，只有坐过牢或是犯过事遭开除的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差事。尽管过路的人们不认识你，这种差事就会为你贴上一个极不光彩的标签。难怪尹盛喜当时正在上学的女儿尹智君，每每放学都要绕开茶摊回家，她不愿意看见爸爸扯着嗓子卖茶的样子，更不愿意让人知道那就是自己的父亲。富有戏剧性的是，1993年尹智君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大碗茶的行列，最终成为续写大碗茶传奇的扛鼎之人。
或许是前门这块特殊土壤的滋养，或许看多了、听多了商界的生死沉浮，尹盛喜以超强的心理承受力，扛住了舆论压力。
尽管二分大碗茶的生意极好，天天排队，也难以养活十几个大活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尹盛喜又创办了北京大栅栏贸易公司，向百货、服装、珠宝玉器等14个领域大举进发。此时的尹盛喜已不是初出茅庐的生瓜蛋子，他的情商呈喷射状向外释放。借助前门超旺的商业人气，大栅栏贸易公司一个劲地野蛮生长。仅仅过了3年，年盈利就达到两百多万元。大碗茶不再是取笑的对象了，人们挤破脑袋都想加入这家民营企业。
“大碗茶”一个土得掉了渣的名字，居然频繁登上报刊头条，成为北京无人不知的品牌，到前门喝大碗茶成了一种时尚。
美国《世界新闻与报道》记者詹姆斯·华莱士匆匆赶来采访尹盛喜，在他的报道中，有一句精彩的结束语：“中国‘大碗茶’的发展速度之快，令美国的企业家们羡慕不已，这是中国速度的一个缩影。”
华莱士确实眼光独到，他从大碗茶预感到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令美国感到不安的速度。
大碗茶为什么偏偏诞生在前门？而搅动这场风潮的又偏偏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尹盛喜？一个被岁月风尘洗濯得面目全非的商业帝国，重又回归人们的视线，显示出它的灵异之光。
2.老舍茶馆的文化脉象
1988年12月15日，是尹盛喜大喜的日子，“老舍茶馆”在前门西大街正阳市场三号楼开业。老舍夫人胡絜青亲自为茶馆题匾，市政府、区政府以及各界名流都来捧场祝贺。这是大碗茶的第一次蝶变，经过十年的吐丝作茧，终于破茧化蝶。
老舍茶馆是一栋三层楼，拥有2700平方米营业面积，包括茶馆、餐茶馆、茶艺馆和演艺大厅四个部分。这是北京的第一家现代茶馆，它已脱去野茶馆的旧茧。
不过，这次蜕变同样窘态百出。
此时的大碗茶家底日渐雄厚，已经生存无忧。尹盛喜那个不安分的心灵却开始日日纠结：大碗茶不能只停留在为路人解渴的层面上，它应该成为展示京味文化的一个窗口，一个具有一定档次和品位的现代化茶馆。
茶馆是爱茶者的乐园，也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据记载，两晋时期（265-420）中国就有了茶馆。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演绎，茶馆的脉系变得丰盈错落，中国的茶馆逐渐形成四大派系：川派茶馆、粤派茶馆、杭派茶馆和京派茶馆。
北京人饮茶者众，从皇帝贵族、达官贵人到市井小民，都有大批嗜茶者。自然，不同阶层的饮者有不同的茶俗，这便使北京的茶文化具有多层次多样性的鲜明特点。市民茶文化、文人茶文化、宫廷茶文化共同构成了北京茶文化。
明清以来，北京人品茶渐成盛事，名目繁多的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茶饭馆、棋茶馆和野茶馆，遍布京城，季节性的茶棚更是难以计数。茶馆成了民众交朋会友，传承民俗文化以及议论国计民生的重要场所。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便是以茶馆为剖面，反映了三个时代（清朝、民初、国民党统治）必然衰败的重大主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茶馆所担当的不可替代的社会角色。
尹盛喜所钟情的正是在北京有着辉煌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大茶馆。
清同治时期京城出现了着名的“天”字头“八大轩”大茶馆，其中就有三个“轩”在前门：天全轩、天启轩和天仁轩。
那时的大茶馆最多的能容纳四五百人，临街多为五间面房，六七进身，称前厅。前设柜台和大灶，中为罩棚，后为过厅，再后为后堂，两旁侧房为雅座。
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到这里饮茶，形成了各自的“片区”。八旗子弟自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群，此外还有商人、没落闲散人等的片区。话剧《茶馆》所展示的就是大茶馆的一角。雅座则是那些高官名流聚会之所，他们在那里谈诗论文，猜谜唱曲，很是热闹。
大茶馆茶具讲究，一律都用盖碗。一则卫生，二则保温。北京人讲礼仪，喝茶要不露口。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其后大茶馆逐渐萧条，相继歇业。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茶馆也不多见，更多的是把茶馆与餐馆合二为一了。
改革开放让北京的茶馆出现复苏迹象，时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有几十家正规茶馆浮出水面，但是个个赔钱。有人断言，老尹要是开高档茶馆，过不了三年准倒闭。也有人劝他，凭着这块黄金地段，还是开个高档歌舞厅吧，肯定赚得钵满盆满。当时，迪斯科、霹雳舞、卡拉OK风行全国，歌厅开一个火一个。束缚已久的人们需要火辣辣的释放场所。
尹盛喜从小在前门一带的庆乐宫、庆和园、三庆宫、广德楼、同乐轩等戏院来回串，看京剧、听说书、学戏操琴，成为童年最大的乐趣，民族艺术已在心灵深处扎下根须。
他在戏曲曲艺界有许多朋友。一次和魏喜奎、孙书筠、马增蕙等几个曲艺大腕聊天，他们的一句话——“中国文化完了！”让尹盛喜心如刀剜。他明白，此时的民族艺术正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不仅京剧国粹，众多流传数百年的戏曲、曲艺都没有观众，岌岌可危。许多名角、老艺人多年没有演出，看不到前途，有的开始抽烟喝酒，不练功。“日箫月笛半年笙、一年的胡子没法听”啊！
尹盛喜不是见利忘义的人，决心要把茶馆办成这些艺术家的舞台。他放出豪言：“我要和迪斯科、霹雳舞、卡拉OK比试比试，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不信斗不过舶来的流行文化。我不是唱高调说我不想挣钱，但我更希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全其美。我要把自己的茶馆搭成一个民族艺术的舞台，并做成一项产业。”
一个投资500多万元、700平方米的演艺茶餐厅建起来了，然而这里却是门庭冷落。有时候偌大的演艺厅，观众就那么几个人，让人心寒。台上唱着的大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艺术家、大师呀！为了让他们唱得下去，一到演出开始，尹盛喜都是亲自坐到台下“压阵”，员工们也经常提前结束工作，把听戏当成加班。
他们一方面往机关、企事业单位、使馆、酒店、旅行社赠票，免费邀请观众；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与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合办栏目，组织策划文艺活动，广泛宣传；还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的当地华文报纸常年刊登广告，吸引海外客人。
当时的演出可以说是顶级阵容，侯宝林、骆玉笙、马三立、马季、梅葆玖、袁世海、姜昆、李文华、冯巩、马玉萍、关学增、马增蕙、孙书筠等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在这里登场亮相。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振兴民族艺术。许多演员主动提出不要演出费，尹盛喜说：“如果这次不给，下次您还来不来？放心吧，我还扛得住。”就这样一扛就是3年。
应该承认，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即使有点钱也要放进存折里才算踏实，花15元到茶馆喝茶、看戏、聊天，还是一件奢侈的事。
经过三年的亏损，三年的持平，老舍茶馆终于闯过严冬，开始赢利，2000年达到了600万元的销售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