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80年代，什刹海受到社会关注，政府组织大量资金、人力开展大规模整治、改造工程，许多受到破坏、占用的古建筑、古园林得以重建或腾退、修复。随着绿化和环境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水系与风景游览区功能逐渐恢复，什刹海以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等崭新形象聚集人们目光。进入21世纪后，旅游与商业开发使什刹海的安谧、幽雅环境形成冲突，引发了人们新的思考。
春风碧水——新北京。
一、柳荫街
柳荫街位于前海西侧，总长度仅560米，街道两侧栽植柳树，每到春夏季节，垂柳依依，绿荫浓蔽。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带称李广桥，桥的东西两侧为李广东街、李广西街，恭王府与涛贝勒府隔水相邻，流经桥下的河道称月牙河，河源来自北护城河，流经积水潭，过德胜桥，汇入后海后，一支由后海向东经过银锭桥注入前海；一支由后海沿月牙河流经李广桥和恭王府、龙头井、三座桥，至前海后汇入北、中、南三海。据老人们说，过去在月牙河两侧种植杨柳、槐树。
李广桥北面原有一处大冰窖，里面储存冬天时取自后海的冰块，夏天时向饭庄、店铺和需要用冰的大户人家出售。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大力改善城市环境，其中一项工作是改造城市水系，将分布在市内年久失修的明河改为暗渠，铺上柏油，栽植树木。当时北京最有名的两处改造工程项目，一处是位于南城天坛北门附近的龙须沟；一处是位于北城什刹海附近的月牙河。改造工程结束后，河道被填平变成街道，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包括1条大街，9条胡同，190个院落，上千户居民。整治工程结束后，人民政府将原分布在河道两边的李广桥东、西两条街合并，定名为柳荫街，取柳荫常在之意，人们在街道两侧种植大量柳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有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王震、杨尚昆、张爱萍、杨成武等国家、军队领导人在这条街上居住，街上驻有负责领导人保卫工作的军队营地，因而老百姓又称这条街道为“元帅街”。
20世纪80年代初，柳荫街的环境脏、乱、差，随处可见拆除抗震棚后留下的碎砖乱瓦，街道两旁树木很少。驻扎在什刹海附近的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参加义务劳动，整治周边环境。
负责首长驻地警卫工作的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与街道居委会共同开展军民共建活动，包括思想共建、教育共抓、卫生共管、服务公办等项内容，开了全市城镇乡村军民共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河，经报刊、电视等媒体报道，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评价。随着这一经验被广泛传播，另一个“秘密”被公开，徐向前（1901-1990年）元帅自20世纪60年代由史家胡同西迁，一直住在这条街道一处不起眼的院落中。平日里，他深居简出，临街的院门紧闭，从没见戒备森严的岗哨，进出的人们穿着普通。有文章称，徐向前经常告诫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把自家摆在战士和人民群众之中，要做街道上的普通居民，不要当特殊户。一定要注意和居委会和附近居民搞好关系，热情支持街道工作。他亲笔书写“人民公仆”条幅挂在小院值班室墙壁上。
1982年2月24日深夜，正在军营驻地站岗的北京卫戍区一连战士袁满囤得知后海有人落水，随即叫人替岗，自己抱着一块木板向后海跑去。当他到达时，只见湖面冰窟中有两个人影，似乎正在全力挣扎。于是他脱掉棉衣，踏着薄冰赶去营救，自己掉进刺骨的水中，他不顾自己安危救起一个落水者；然后再次返回营救另一位落水者，经过近40分钟拼搏，落水者得救了，而袁满囤却因长时间冰冻、呛水停止了呼吸，年仅21岁。为了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年轻战士，厂桥街道建造了一尊纪念雕塑，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碑名。
1982年3月，全市开展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柳荫街进行环境整治，居民和部队指战员一同参加劳动，清理了58个居民院，疏通30处下水道，清运垃圾40吨等，栽植树木、花草，美化环境；建立并坚持“门前三包”、周六卫生日等制度，环境面貌不断改善。
平日里，街道居委会的大爷大妈们经常到部队看望战士们，指战员也帮助居委会解决许多困难。
1983年初春的一天，徐向前将柳荫街军民共建领导小组成员请到自己家中，高度赞扬军地双方军民共建工作搞得好，他说：“这个活动应该搞，要搞好！”他挥笔写下：“柳荫军民文明街”题词。在短短几年中，徐帅先后5次为柳荫街题词，3次接见居民代表；并对柳荫街军民共建活动作了7次指示。每有居委会干部来家中拜访，徐帅和夫人黄杰总要亲自接待，主动询问居委会工作，鼓励居委会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徐帅诚恳地说“我也是柳荫街的居民嘛！”居委会干部离开时，两位老人亲自相送。同年3月15日中共西城区委召开“柳荫军民文明街”命名大会，在全区范围推广军民共建经验；“八一”建军节前夕，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题词：“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4年10月1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行列中，出现一辆主题为“军民共建柳荫街”彩车，引起全国关注。1986年，西城区开展“学柳荫，学光明，建设文明居委会”活动。柳荫街居委会为解决小学生吃午饭难，开办“小饭桌”，部队战士们主动拉煤、买粮，遇到恶劣天气时，将饭菜送到学生教室。有一篇文章写道：在徐向前元帅的亲切关怀和街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工作，柳荫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做精神文明的市民”、“建文明家庭”、“创文明大院”的活动，结出了丰满的硕果。这条街从“脏、乱、差”，变成了北京市的一条模范街。过去，街道两旁的树木稀少、无花无草，失足青年闹事多，邻里之间不和多。
不过几年，街两边垂柳成荫、花香草绿。至1986年，柳荫街涌现出608个“精神文明标兵”，80%的居民大院评上“五好大院”，二十多个“浪子”回了头。一派新风尚，新道德。
每年新兵入伍，柳荫街“老妈妈服务队”组织军营慰问活动，邀请新战士到家里吃饺子。居委会为战士们建立记录各自家庭状况的“连心卡”，每到春节时居委会就会将一封封慰问信和慰问品寄往战士们家中。有一位战士在家信中写道：“柳荫街有许许多多爱兵的父老乡亲，这里也是我们的家。”
每逢周六，战士们走出军营，来到居民院中为群众排忧解难，为街道中生活不便的孤寡老人或残疾人洗衣洗被，打扫卫生；连队成立卫生、理发、家电维修等十多个便民小组，还在营区内搭建“爱民车棚”，义务为居民存车、修车、打气。每年老战士退伍，新兵很快接上。有一位老人为感谢战士们精心照料，离世前留下遗嘱，将全部遗产捐献给柳荫街的军民共建事业。
1988年3月徐向前为柳荫街军民共建活动题词：“团结互助，兴利除弊”。10月间柳荫街社区服务中心所在的柳荫阁建成使用，徐向前为中心题写匾额。1989年7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全军向柳荫街军民共建学习。1993年12月5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到柳荫街居委会，为儿童喂服疫苗，并视察“军民共建”工作。1995年后柳荫街开展了评比“支持子弟兵的好单位，培育子弟兵的好家长、安心服役的好战士”和“体贴子弟兵的好军嫂”活动。
由此，柳荫街军民共建精神文明事迹名扬全国，什刹海增添了新的人文内涵。
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1975年重病中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医院里听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汇报工作。临结束时，他郑重地向谷牧交代了三件事：一是要建一座新的北京图书馆；二是要修琉璃厂文化街；三是要对社会开放恭王府。新中国成立后，恭王府后花园先后被公安部、北京风机厂、文化部所属红楼梦研究中心、文化艺术出版社、国管局幼儿园、天主教爱国会等单位用于宿舍、车间、办公室、教学用房等，其中公安部在解放初迁入恭王府办公，后又将王府房屋用于安置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离开后，这些房子由部里老干部居住，先后迁入五六十户。
王府内大戏楼被北京风机厂长期作为生产车间。恭王府府邸部分曾在“文革”后期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联、中国音乐学院及附中办公、教学场所，以及职工宿舍。有人描述：“高大的廊柱之间被砌上墙砖，成了屋子，人们在里面办公居住；幼儿园小朋友每天蹦蹦跳跳的活动场地，曾经是王府花园里美丽的湖池……”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京、津地区受到波及，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这次地震中，恭王府花园部分游廊，以及府邸东路南侧院内正房和厢房倒塌，后被拆除。
府邸部分占用情况更严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后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分别在府邸内办公、教学。随着干部、职工数量迅速增多，一些办公室或教室变成了住家，以后又建起简易楼，当时共有121户居住。有人描述：“房子紧挨房子，中间过道仅容一个人通过。即使是这样的通道也只有两条，音乐学院宿舍中间一条，艺术研究院宿舍中间一条。恭王府的老住户管它们叫‘夹皮沟’，用的是《智取威虎山》的掌故。”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1914-2009年）召集有关部委领导和北京市领导开会，共同研究落实周总理生前遗愿，腾退、清理恭王府事宜，将占用单位一律迁出，适时向社会开放。据记载，1981年，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占用恭王府单位搬迁事宜，会议形成《关于恭王府住户搬迁情况的报告》；第二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恭王府修复委员会，成员来自文化部、公安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国管局、国家宗教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当时确定的原则为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先花园后府邸，边搬迁边修复边开放。当时制定的完成花园占用古建腾退搬迁最后期限为1984年9月底。
据亲历者回忆，搬迁工作由公安部开始。解放初期恭王府住着一些外国传教士，出现地下电台活动迹象，公安部进驻王府，陆续有一些住户迁入，形成宿舍区。当时，有关搬迁工作协调会先后开了十几次，终于由公安部在木樨地附近盖两幢宿舍楼，才将大部分住户迁离。与此同时。国管局幼儿园和红楼梦研究会由花园搬到府邸。有一天，谷牧来到恭王府视察，看到花园中的“安善堂”还有人居住，于是向管理人员询问：“怎么还有人没搬走啊？把人找来，我来谈。”谷牧了解到，住在此处的是一位公安系统老红军，性格很倔，他已在花园住了许多年，几经动员，不愿搬走。谷牧当面对这位老红军说道：“你们一定得搬，因为这是周总理的遗愿。”老红军听罢此言，立即点头同意搬家，不久其他几户紧随其后迁离。在视察过程中，谷牧副总理对北京市有关领导说道：“风机厂的搬迁不能再拖了”。实际上，北京市政府为落实国务院确定腾退恭王府占用古建要求，由时任副市长张百发亲自为风机厂选址，将占用的大戏楼腾出。由于新厂房尚未完工，工厂搬迁只好拖了下来。北京市领导遵守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腾退工作，下达了“死命令”，要求工厂按时完成搬迁，工厂将车间中的车床等设备用塑料布包上，临时堆放在恭王府附近的大墙缝胡同里。
为筹办将于1990年首次在中国举行第十一届亚运会，1988年恭王府后花园正式向社会开放。当年12月31日文化部将相关部门从恭王府迁出。有人记得，恭王府后花园开放初期，门票5元。
1993年恭王府府邸部分腾退工作再次启动。此时在府邸中的单位主要是两家，一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家是中国音乐学院。20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学院搬离恭王府，而中国艺术研究院因建设资金等问题，新建办公楼工程被迫停滞长达近10年。据亲历者回忆，2001年原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外交家周南收到什刹海研究会会长赵重卿来信，信中谈到恭王府在腾退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前，周南曾运用自己的影响，将由什刹海研究会编写的《京华胜地——什刹海》一书向香港各界人士推荐。香港《文汇报》曾刊登介绍什刹海报道、文章，许多港媒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周南将收到的来信转给已退居二线的谷牧。2001年3月18日时年87岁高龄的谷牧由北京市领导陪同特意到恭王府视察，他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强调，一定要在三年内要占用恭王府的单位全搬走。他说道：“谁不走，我去找他，文物保护是不能讲条件的，开放恭王府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如果办不成，我没法去见总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