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薛队长得知我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娃娃，就是北京的那个亲戚，意外加惊喜，关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一聊再加上回忆，我才知道，薛队长的老婆就是我父亲的亲六叔（我称“六姥爷”）的女儿，我得叫姑姑，薛队长也就是我的姑父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生活十分困难。这期间，我还在读小学，记得父亲的老家——山西高平来了两个家乡人，一位长者，就是六姥爷，一位年轻人，就是眼前的姑父薛志忠，高大的个子，憨厚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记得好像他们来北京是做什么帽子生意。没想到。
时隔数年后，我竟然在陕北的这个山村里，与这位农村姑姑相逢相遇。我与薛志忠一家的亲戚关系，很快全村都知道了。姑姑和姑父也十分有心地关注我的生活起居，看我们几个学生娃在一起住，生活上没个章法，动了怜悯之心，姑父、姑姑执意让我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我一想首先吃饭问题解决了，没有了后顾之忧，多好的事，自然顺从了他们。搬进了姑父家，与姑父的父亲住在一个窑洞里。后来北京的父亲知道了这一情况后，还给姑父姑姑他们来了封信，表示了感谢之意。此后，由于我与薛队长一家的亲戚关系，我的插队生活随即也发生了变化。云岩公社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由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巡回医疗队讲授农村医疗卫生知识，队上便派我参加学习。学成回队后，队上安排我一边背着药箱为社员服务，一边巡查全村的果园。运用学到的针灸技术，我给村上的一位放牛娃扎好了耳聋病。
两年的永宁村生活锻炼，尤其姑父姑姑一家人的关心照顾，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让我获得了人生中最具价值的体验和品格：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真诚友善，踏实做人。那段艰苦的生活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脑海里，不仅奠定了我健康向上的生命基础，更是成为我一生中不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力量。
（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宜川县云岩公社永宁大队二队插队。）
叹青春——献给我的同龄人
袁敏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老三届朋友们，
每当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
你是否回想起那金色的童年？
轻轻的小船推开波浪，
在金色的童年，
我们唱着动听的歌，
编织着美丽的梦。
轻轻的小船推开波浪，
把我们带进壮丽的青春，
一场浩劫，动听的歌休止了！
美丽的梦破灭了！
我们从校园走进高高的白桦林，
走向辽阔的大草原，
走上蜿蜒的黄土坡，
走入密密的橡胶林。
面朝黄土背朝天，
在大田里辛勤劳作挥汗如雨。
玉米、高粱、糜子面，
填充那咕咕作响的饥肠。
十年动乱，上山下乡，
彷徨、困惑、岁月蹉跎。
在千万次痛苦中学会了思索，
在千万次磨砺中造就了刚毅。
我们用细嫩的双手，
描绘着祖国的江山。
我们用柔弱的双肩，
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昔日的激情冷却了，
时代扭曲催促我们过早成熟，
磨难与坎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因为，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我们与共和国同生、同长，
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与母亲共分忧，
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与母亲共患难，
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与母亲同拼搏。
在共和国红艳艳的旗帜上，
注有我们深深的情，浓浓的爱！
在共和国伤痕累累的年轮上，
刻有我们壮丽的青春！
在共和国历尽沧桑的征途中，
留有我们青春的足迹！
轻轻的小船推开波浪，
将我们驶入多彩的中年。
尽管我们不再年轻，
荒芜的大地又长出新的嫩芽，
默默无闻地抗争着不公平的命运安排！
在执着的追求中，
仍吟唱着那首童年时动听的歌
“……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作者系北京女七十四中初六七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永宁大队二队插队，退休前在北京市工艺美术公司所属企业工作。）
无怨无悔话插队
丁哲元
1969年1月至1970年8月，我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小队插队，和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原始得不能再原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可是，它却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是一段苦涩中带有欢乐，困惑中闪烁憧憬的特殊经历。每当和“插友”
聊起那段往事，总是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可是要把它写成文章，却又一片茫然、无从下笔。插队的故事毕竟被尘封了40多年，许多已是断断续续、七零八落。尽管如此，我还愿意把它们堆积起来，用亲力亲为和所见所闻，表达我对插队生活最朴素的感受——有得有失、无怨无悔。
奔赴陕北
196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年大乱亟待大治，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运而生。
这一年的12月22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隆重发表，我们六八级同学开始坐不住了。此前，我们在火车站先是送走了去内蒙古插队的同学，然后又送走了去山西插队的同学，他们都是六六级、六七级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后，去陕西插队的任务很快就下来了。这一次，学校工宣队仍然重点做六六级、六七级同学的工作，并没有动员我们报名。那时，我本意也不想立马就走。因为，两个月前的一场车祸造成母亲头部粉碎性骨折，经过８个小时开颅手术她才逃出了鬼门关，术后深度昏迷近一个月，我实在不忍心离开她。当时，大哥、二哥都在外地，三哥刚刚从北大毕业，即将去青岛工作，弟弟才16岁，我选择留城，于情于理都不成问题。可是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我还是选择了“走”。一是因为去农村插队似乎成了当时老三届毕业生的必由之路和大势所趋，直觉告诉我：如果今天不去陕西，明天就得去宁夏、甘肃……所以晚走不如早走。二是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不敢奢望好机会，认为插队是我最现实的选择。三是有一群彼此了解、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伴而行，感觉踏实、开心，认为机不可失。于是我们很快报了名，办理了离校手续。
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宽裕，加之物资紧缺，打点行装对于我来说非常简单。
但至今难忘的是，我在宣武门旧货市场只花两块钱就买了一个杨木箱子，箱盖上有条又宽又长的裂缝，父亲用一条细长的薄铁皮盖住裂缝，用截成两段的大头针沿着铁皮密密地钉了一圈，再用清漆油饰一新。这个箱子陪着我下农村、进工厂、上大学，16年后又回到了北京。
呜……随着撕心裂肺的汽笛声，开往陕西的知青专列缓缓地起动了。我用力地向车窗外挥手，久久地望着家人和同学渐渐远去的身影，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像泉水一样夺眶而出。
列车驶离站台不久，车厢里响起了激昂的乐曲声，应该是《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现在记不清了。但印象最深的是，随着音乐响起，大家面向前方站好，手拿“红宝书”，在列车广播员的带领下，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由于不住地哽咽，我一句也没有跟上。最近，有的知青还说：“那次丁哲元哭得特别厉害。”其实，车厢里和我一样的同学不在少数。
我懂得男儿有泪不能轻弹，但那次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开车的一瞬间，伤心、愧疚、无助……五味杂陈。最让我忧伤的莫过于病榻上的母亲，我出发时，她总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但只有简单的反应，却完全没有神智，我插队的事她全然不知。当时，家里就剩下父亲和弟弟，好在大嫂在林业部工作，还算有个主心骨儿，出发那天也只有她来车站送我。父亲在北京市东城区工人俱乐部当美工，就在我准备出发时，单位决定让他去顺义“五七干校”劳动，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一天上午，我陪他去单位请假，在胡同里走着走着，我见他流泪了。父亲非常坚强，特别能吃苦，我从未见过他这样伤心。此情此景在开车的一刹那，就像一幅大特写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为昏睡的母亲而担心、愧疚、忐忑不安；为不得已选择插队而纠结、心酸、茫然……列车在京广线上疾驰，我在杂乱无章地思来想去，沉默寡言。
经过20多小时连续开行，列车稳稳地停在了富平火车站。夕阳西下的站台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我们却无心顾及这一切，都盼着早点到住地，因为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实在是累了。车站外面很空旷，没有想象中的县城繁华，色中能看见远处低矮的平房。等了好一阵，才把我们带到不远的一个单位住了下来。天色已晚，我们哪儿都没去，早早地在一间大仓库里“卧倒”了，虽说是地铺，但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不一会，满载知青的车队像一条长龙迎着黎明浩浩荡荡地从富平出发了。
富平在西安以北，地处关中平原的北沿。车队驶出县城不久便进入了丘陵地区，这里是渭北高原，地势还算平缓，但柏油路已经变成了沙石路。出发以后，一路向北，一路上坡，越走越荒凉。过了蒲城和白水两县，开始翻越黄龙山。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山，对山里的一切都很好奇。盘山公路的弯道一个接着一个，有的又急又陡，让人不禁有些害怕。道路坑洼不平，汽车不停地颠簸，我们在卡车上，双手紧紧地抓住栏杆，还是左右摇晃、前仰后合。黄龙山还保留着茂密的原始森林，连片的松柏树在远山和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苍翠。这里虽说是黄土高原，但山有多高树就有多高，植被出奇地好，丝毫没有黄土高坡的感觉。车队在黄龙歇息、吃午饭，然后继续长途跋涉。在黄龙山里，车队可以用“蠕动”来形容，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没完没了地开。出了黄龙山就进入了宜川县的地界。200多公里的路程，整整跑了一天，天快黑时才到宜川县城。我们乘坐的卡车虽然都装了篷布，但那毕竟是数九寒冬，下车时，每个人的脸都被冻得通红，腿脚也被冻僵了，坐在车尾的都成了“土人”。
终于到达陕北了！一路上，车厢里有大家闷闷不乐时的长久寂寞，也有忘记烦恼时的欢声笑语，每每回忆起来都饶有兴致。特别是当我知道现在从富平到宜川已是全程高速公路，完全绕开了黄龙山时，就更为那次“绝版”
的行程而庆幸不已，甚至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还要在宜川中学美美地睡上一夜，等待着走进陕北的新家——云岩公社西回大队，开始新奇而漫长的插队生活。
初到农村
卡车把我们从县城送到云岩，随即生产队用拉拉车（装行李）把我们接到了西回村，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我们大队共有28名知青，分在西回、东庄、上庄等3个自然村，其中西回是大村，又分成一队、二队。我所在的西回一队有6名知青：2男4女，3名高中生，3名初中生，这个组合是学校工宣队闭门确定的，出发前才张榜公布。我和聂新元是同班同学，与其他人未曾有过来往。
生产队把刚打出来准备当饲养室的窑洞让给我们住。这是一个三孔窑洞的“院落”，其实“院落”并没有围墙。陕北的窑洞都是选择朝向好的崖畔而建，先从地面沿崖畔垂直向下取土，至少要挖六七米深，形成“簸箕”状的窑廓。在“簸箕”正面的山体打（挖）窑洞，两侧修斜坡通向窑背（塬面），开口的外侧是沟壑。我们到的时候，左边的窑洞已经圈了牛，中间的大窑洞是女生宿舍兼伙房，右侧的归男生使用。
生产队用安家费为我们置办了柴米油盐和锅碗瓢盆，水缸里装满了水，崖畔上堆起了柴火……开始，队长和其他队干部几乎每天都来知青窑洞“家访”，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老乡对我们很热情，一起干活的男劳力很快就与我们无话不说，彼此开起了玩笑；平时不出门的妇女，特别是没有成家的女子常来知青窑洞，教我们烧火做饭；年长者很喜欢跟知青拉话，让我们了解很多事情；有几个娃娃总爱站在窑坡上或隔着门帘，用新奇的目光不停地看着我们。这一切，使我们初来乍到的后顾之忧和陌生感很快就消失了。
到村里的第二天我们就出工了，一连几天都是打窑洞。大概是因为知青把饲养室占了，生产队打算新建一个饲养室。我们到的时候，窑廓刚开出来，我有幸亲历打窑洞的全过程。先是一位高手用尖镢在窑面上划出窑口的轮廓线，弧顶距地面将近4米，窑口宽2米多，他一气呵成，划得非常熟练。然后是沿轮廓线内侧向纵深掏土。掏土的都是壮劳力。这一带是胶质土，土层很硬。几个壮劳力轮流上阵掏，先从四周开出1尺多深、向心倾斜的窄槽，底部的槽更深一些，形成悬空状，再用力把土块撬下来。只见他们手起镢落，挥臂有力，落点刁钻，不一会儿就掏下一大块土。我和几个弱劳力负责装土、推车、倒土，偶尔也学着掏几下土。我掏土时，胳膊很使劲，却下不来多少土，而且很快就累了。原来，抡镢要用巧劲，我慢慢掌握了之后，也干上了掏土。每天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刮平窑面，即用20多厘米宽的老镢对凸凹不平的窑面进行“整容”，一层一层地刮，直到与轮廓线重合，看上去非常舒服。
这个活儿更是由高手干的。一天可以刮进1米左右，打这孔窑洞前后用了半个多月，之后是通烟道、盘炕、装门窗、抹灰，这些就没我们的事了。这孔窑洞很大，后来当了饲养室兼队部，常在这里开社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