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人民公社，国家政权超越村落社区构造出了一个单一层级的组织结构及其集体产权。人民公社不顾家庭、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界限，取消了多层级的组织结构，在集体收益分配制度、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及权力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集体收益分配制度方面，一方面，因为村民不再是按照工作质量评定工分，而是按照思想觉悟、劳动能力及态度评定工资来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结果生产不重质量，效率低下；而另一方面，公社的口粮供给又不限量，“各家各户大家都到大队饭堂食饭”，“不定量，任食”，结果集体收益分配很快难以为继。在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方面，由于各层级组织的税费和任务交收由公社统一安排，交售任务所得由公社“一平二调”，村民“因此就不积极了”，“认为自己搞小社时搞好是自己的”，“但成立公社后这么大，即使搞好了自己受益不多”。
在权力结构方面，由于“没有建立分层责任制，没有发挥管理区、生产队的主动性、积极性”，“统得太死，下面没有机动余地”。“有的营长已安排了5天的生产，但公社一个命令就被打乱了。他们反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借此不负责任”，甚至为了投上所好，“不符合实际地鼓吹每条蔗上百斤，每亩稻谷上万斤，每亩花生上千斤等”，“将几十亩水稻移栽到一亩田（搞卫星田）”，虚构出“大丰收”的假象，致使公社在粮食难以增产、口粮供给无度的情况下，又因为“大丰收”而遭到国家的高征购，结果公社粮食匮乏，出现严重饥荒。在长腶村，很多村民因饥饿罹患水肿，后来是在生产队干部的带领下开荒种菠萝才度过饥荒。
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1959-1960年，中共中央先后通过和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等文件。沙河公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在生产资料方面，村民家庭恢复了自留地，村民家庭、生产队（相当于原高级农业合作社生产队）、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农业合作社）获得退赔在建社初期“共产风”中被公社刮走的资产；在集体收益分配方面，村民实行按量凭票在公共食堂吃饭；在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方面，生产队向生产大队包产，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公共积累一般占总收入的17％，其中10％上交公社，生产大队生产费和管理费占总收入的25％，农业税占总收入的7％。
针对人民公社经过一段调整后仍存在的一些问题，1961-1962年，中共中央先后通过和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等文件。沙河公社继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在集体产权方面，确立了“三级（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多层级集体所有制结构；在集体收益分配方面，停办公共食堂，将口粮分配到户，取消了“半供给半工资加奖励金”制，恢复了工分制；在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方面，规定国家税收由各生产队按土地负担，生产大队代收代缴。生产队要向大队“大包干”，“即除固定每年向大队上缴公积金、公益金、国家征购任务、行政管理费、部分生产费、机动粮之外，其余由生产队分配”。“各生产队向大队缴交公积金5％（包括上交公社部分）、公益金2％、行政管理费1％，以上比例是按各队收入不同情况，在总收入部分提留上交，采用水涨船高的办法”。“公积金使用范围：主要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置为农业所需用的大型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公益金使用范围：用于包五保户、烈军属补助、生育和死亡补助、大队兴办福利事业及因公受伤补助”。“行政管理费使用范围：主要用于大队办公所用的纸张、文具、缴纳办公地点的电灯费和大队干部人员工资等”。在权力结构方面，在生产队层级，“生产队干部设4-5人，其中生产队长1人、付队长1-2人、会计1人、出纳兼保管1人。”生产队的职能主要是组织生产和分配，完成税费和任务交收。
另外，长腶生产大队原5个生产队调整为6个生产队。在生产大队层级，“大队干部设6人，其中支书1人、大队长1人、付大队长2人、会计1人、出纳兼统计1人。”党支部、民兵营、妇联（全称已由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为妇女联合会）、团支部（全称已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政治机构都设在生产大队层级。党支部是生产大队的领导核心，除了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会其他委员都身兼他职，副书记一般兼任生产大队长，其他委员一般兼任副大队长、民兵营长、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等职。另外，生产大队层级还设有治保会，成员只有1人。生产大队的职能主要有：“政府工作，如分派征购、户口登记、调解纠纷、抚恤救济、民兵治保、卫生及民办小学教育等；党与政治工作，如发展党员、开好支部会、小组会、干部训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及对生产队干部工作检查督促等；联队工作，如水利建设、护林、防火、封山育林、修桥补路、供应种苗、做好物资分配和处理公益金、五保户等；办好本大队企业。”
经过两次大的结构性调整，社队组织结构定型。长腶村分配制度、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及权力结构固定下来。就这样，自土地改革运动推翻旧的村民组织结构之后，国家政权组织发动村民开展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村落社区构造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多层级集体产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及权力结构，长腶村村民组织结构完成了从宗族到社队的演变。作为村落社区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纽带，社队依靠国家政权确立了在村落社区中的合法性地位，并为其集体产权提供保护，作为一种交换，社队向国家政权承担税费和任务交收以及村落社区治理的责任。由于社队政社合一，村民收入的集中再分配和社队的多层级集体产权实际全面为政府控制和管理，这种村落社区的政府全能治理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国家政权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在基层政权层面。因为社队的建立、政社合一的推行，基层政府（公社）得以设立一级财政。从此，基层政府不再限于单纯的财物领报，而是全面地管理地方财政收支，由此推动地方经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例如，沙河政府（公社）投资兴办了钢铁厂、果品加工厂、纸厂、沙河米机厂等企业，修建了水库、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开设了小学、幼儿园、幸福院等公益事业机构。
其二，在国家层面。因为社队的建立、社队合一的推行，村落社区的资源得以全面组织和集结起来，自下而上由政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防现代化建设之中。对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而言，社队的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如同一条扎实可靠的军事补给线。一个个村落社区经由社队自下而上联结成一个庞大的军事补给网架，一改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陈旧面貌，一解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之内忧外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等战争，中国社会承受住了巨大的外部军事压力。相较于西欧社会经过几个世纪的征战才建成统一、强大的国家政权，才能够全面组织和集结基层资源投入国家事业包括国家战事，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就建成强大的国家政权算是个“奇迹”。
村民组织结构从宗族到社队的演变，解决了从清末到民国人们找不到可替代宗族的村民组织结构来将村落社区整合进现代化国家政权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终结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局面。但是，村落社区也因为社队的建立、政府的全能治理逐渐失去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村落社区治理结构日趋僵化，现代化国家政权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再难在结构内涵上取得进步。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强大的国防力量已经具备，世界冷战格局已发生巨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主导下，“战时”意味浓厚的村民组织结构社队即将演变为新的形式。
第二节 村民的小农交易结构的改造
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长腶村的太公田不复存在，作为控产机构的宗族土崩瓦解，村民不再与宗族开展“标田”交易，除此之外，村民的小农交易结构照旧。村民虽然平均了地权，但是各家的生产能力和生活际遇不一样。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一户人家分到田后，父亲死亡，剩下母亲和三个小孩，劳动力严重不足。加上不再有丁谷、丁银等基本生活保障，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快就会拉开，土地租赁、抵押、买卖等生产资料交易，短工、长工等劳务交易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在市郊某村，土改刚结束，99户中有13户又成了雇农。这样一来，土地改革运动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在村民的小农交易结构中，如果不如此交易，村民的家庭经济又无从发展。因为对租田雇工有所顾忌，有的农民产生了“发展到顶”的思想，“他们反映：‘再发展，租不进田，雇不了工”，“吃点用点就算了”。而这样一来，农民又没有更多的农副产品用来交售国家统购任务。就是由于这些原因，国家政权才要组织发动农民开展合作化运动，对其小农交易结构进行整体改造。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指出的，“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互助组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起点。村民建立临时互助组只是农忙时无偿互助，小农交易结构并无改变。村民建立常年互助组，小农交易结构中的劳务交易因为工分制而发生改变。村民入组劳动，获得工分，半年一次清工结账，家庭之间的帮工互相抵消后，按分值多入少出，“分值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预先固定”，“一是按结账时的收入情况确定”。这样，村民就用工分制取代了雇工制，发展出了一种“互助合作”的劳务交易方式。
同一时期，村民的农副产品交易因为国家对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而发生改变。村民不仅承担起了沉重的向国家交售余粮的任务，而且按照规定，村民对于交售任务后的存粮，“可以自由存储，自由使用，可以售给国家粮食部门和合作社，或至国家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但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
也就是说，即便是对于最后的存粮，村民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贩卖了。这样一来，村民的农副产品生产及交易受到极大限制，村民加不加入互助合作组织已没有太大区别，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交售任务而生产。
另外，村民的生产资料、日用品交易和信用交易在这一时期也有所改变。在生产资料、日用品交易方面，由于国家政权组织发动村民每人入股2万元人民币（旧币。1955年，国家发行新人民币，1万元旧币相当于1元新币）建立了一个供销合作社，而供销合作社是按照国家牌价出售生产资料、日用百货，收购农副产品，因此，村内的摊贩和商店、乡间的货郎担乃至墟市，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在信用交易方面，由于国家政权组织发动村民每人入股2万元人民币（旧币）建立了一间信用合作社，而信用合作社有国家银行作后盾，按照国家规定利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民间信贷因此大受影响。
而另一方面，在国家的严厉打击下，“九出十三归”、“生谷仔”等高利贷不复存在，“会”这一传统金融组织也开始消亡。实际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因为村民只有加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才能优先从供销合作社购得生产资料，从信用合作社贷得款项。不少村民为此争相加入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的合作层次要高。村民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小农交易结构发生整体改变。在生产资料交易方面，由于村民必须将耕地折股入社，将大中农具和耕牛租给社用，交易因此受到极大限制。另外，村民是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向供销合作社购买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购买方式从个体分散购买变成了集体统一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