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考察的时段是1978-1998年。这段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统购统销政策逐步取消，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包到户，撤销了公社，建立了村委。广东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引入海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踏上了新一波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在长腶村，1990年后，村委为了“筑巢引凤”，将村民家庭承包地集合起来，建筑厂房、市场等集体物业用来出租，继而为了解决集体收益的分配问题，实行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建立了股份合作经济联社。
本章将考察长腶村分配制度从“分田承包”到“分股到人”的演变，着重围绕村落社区的“自治”、村民的生产和交易结构从耕田到“耕屋”的转变、保护个人产权及交易的社会法律架构的建设、村民的地权及其意识结构与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等方面，对村民组织结构从社队到村委的演变展开论述，重点指出这一演变如何为村民未来建构股份公司准备了条件。
第一节 村民自治
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长腶村“阶级敌人”全部摘帽。同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限定“除了某些副业生产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而广东多地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同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广东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广东在制订计划、利用外资、试办特区、物价管理、财政收入等方面扩大了地方权限，尤其是在财政收入方面，广东不再向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百分比的税收，而是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例如，从1980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每年上交10亿。这样一来，广东减少了上交中央政府的税额并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
1980年，长腶村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劳动力按等级从生产队分配责任田，承包农作物从种到收全部工种，蔬菜按产值计算工分，每1元计算10个工分；稻谷按产量（担）计算工分，以平均产值为准。村民家庭每天将收获的蔬菜按责任田所分摊的责任数上交生产队验收、定级、过秤，也就上交了税费和任务。这样一来，村民家庭重新成为税费和任务交收的基本单位和组织层级，并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为了谋利，有的村民家庭开始将责任田上的蔬菜拿去农贸市场卖高价而不上交任务。为了消除这种“自发势力”，确保税费和任务的交收，生产队执行了“四个统一”，即“统一每日排工，统一安排生产计划，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统一收益分配结算奖励”。生产大队也做出规定，村民家庭要“完成国家上市任务，多卖给国家，不准将自己田蔬菜上农贸市场，如发现加倍罚款”。
由生产队统一交售任务给国家是确保税费和任务交收的关键环节。
在邻村龙洞，由于生产队没有抓好“产品统一上国家市场”这个关键环节，而是由村民家庭自行交售任务，结果税费和任务交收完成很差，第二生产队在1981年1-10月没有一个月完成上市任务。后经公社治理整顿，龙洞恢复由生产队统一交售任务，才确保了税费和任务交收。
1984年，长腶村的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及权力结构发生重大改变。
在税费和任务交收结构方面的改变是，从这一年的8月1日起，国家将市郊农村的蔬菜交售任务减少了1／3；从11月1日起，国家免除了市郊农村的蔬菜交售任务，全广州市上市蔬菜不包购、不限价，产销见面，议价成交。随着国家统购任务的取消，长腶村重新分配耕地，调整税费交收结构。全村耕地分为责任田和“标田”两大部分，分别占总面积60％和40％。未满退勤年龄（男性村民60周岁，女性村民55周岁）的村民从生产队平均分配责任田，承包期限定为15年。除了责任田，村民还可以从生产队投标耕地，即“标田”，经营期限5年，只准种菜。村民家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将承包款、“标田”款上交生产队，也就上交了税费。尽管会有村民拖欠承包款，但是“标田”为生产队完成税费交收提供了保障，有如新中国成立前的公尝“标田”。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长腶村的税费来源有了重大改变。因为长腶村将队办企业例如砖厂、五金厂等转给了村民联合承包，每年可以收缴到一笔队办企业承包款，而且数额远远超过农地承包款。例如，1985年长腶村收缴到的农地承包款为31614元，而队办企业承包款则高达111570元，工业收益成为了长腶村税费的主要来源。这是当年队办工业的一大成就。
长腶村在权力结构方面的改变是，生产队失去了制订生产计划、调配生产资料、组织集体劳动、统一交售任务、收益分配结算等权力，生产队干部减至队长1人。生产大队撤销，成立乡政府，沙河公社撤销，成立沙河区公所，存在了20多年的社队体制宣告结束。
1985年，“广州市天河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天河地区从此从郊区分出来，成为广州市辖行政区”，沙河区隶属天河区。同年，广东开始实施省、市、区县层层包干的“大包干”财税体制，基层政府因此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尤其是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86年下半年，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广东改乡镇、区公所建制为乡镇建制。
长腶乡政府撤销，沙河区公所改为镇政府。
1987年，按照国家颁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长腶村开始选举产生村委，实行村民自治。这次选举工作的基本步骤是，首先，“选民推选出本生产队的村民代表。村民代表的名额是平均15户配1名”，全村共35名；接下来，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投票推选出5名村委委员候选人，最后选举这5名候选人为村委委员，包括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两名委员。村委成立后，原生产队改称村民小组，不过，村民习惯用旧称，并称村委主任为“村长”（本文采用村民的习惯称呼）。5名村委委员中有4名身兼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村党支部委员会与村委合称“两委”，又称村领导班子。
村党支部书记是“班长”，管全面工作。村长身兼党支部副书记，主管经济，其他班子成员分管宣传、纪检、团支部、妇联、民兵、基建、治安、计划生育等具体工作。“两委”班子每届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
村委成立后，村民组织结构定型。村委不同于社队，社队政社合一，只是充当国家政权在村落社区的代理人，完全由行政权力支配，没有自主性；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委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职能是办理全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委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村委协助镇政府开展工作，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开展工作。这样一来，村民组织结构就摆脱了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形态，与基层政府一分为二，具有了决定自身事务、追求自身利益的“法人”地位。而村落社区治理也随之摆脱了公社时期政府全能治理的状态，走向国家法律授权下的自治，村落社区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开始了制度性分治，变得泾渭分明起来。国家政权对村落社区不再是“一竿子插到底”，而是充当起了村落社区自治的坚强后盾。国家角色的这一转变，是现代化国家政权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步骤。
而在另一方面，尽管在制度层面上村民组织结构与基层政府不再是上下级行政关系，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村委要完成镇政府布置的行政任务，向镇政府缴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等统筹费用；而且作为权力核心的村党支部委员会与镇党委有着党内的上下级的关系，因此村委常常就成了镇政府的“下级”。另外，由于村委集经济组织、自治组织于一身，因此，村落社区的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仍是混而不别的。
就在村民组织结构推陈出新的同时，长腶村开始迎来产业转移的浪潮，土地的工商价值看涨，需要新成立的村委因时就势做出调整，集中土地连片开发。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89年，“村干部因为经济问题，全部被免职了。”1990年，新的村委领导班子成立。刚一上任，书记就提出要将生产队的土地所有权收归村委，书记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各生产队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全村安定；二是，收地要趁早，等到生产队坐大，收地就难了，到时生产队各自为政，村委都管不住；三是，只有收地，才能搞大规划，才有大效益。”
可是，很多村民尤其是生产队长并不支持书记的收地主张。“无论是北面还是南面的生产队长，都不愿交地。”特别是村北的第六生产队，最得工商地利，又正在广汕公路沿线兴建商铺，因此最不愿交地。书记的策略是，“先找队长一个一个做工作。有的队长顾大局，打通了思想，有的队长‘死牛一面颈’（指固执——引者），就是不同意。最后就对那些（反对村委收地的）队长讲，‘你们想“分家”，那好，以后你们队的教育、治安、水电等都自己去搞吧，村委不管了。’（这些事务）生产队当然没办法自己搞，（因此）队长才肯交地出来。”就这样，书记利用村委办理全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优势”，最终将所有生产队的土地所有权收归村委，改变了延续自社队的地权结构。
长腶村集中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模式时称“筑巢引凤”。“筑巢就是村向政府土地规划部门申请将本村某块土地划为红线留用地（在规划图上，建设用地以红线标出，俗称‘红线地’——引者），在地上建厂房、市场；引凤就是吸引客商租物业。”将生产队土地所有权收归村委后，村干部变得忙碌起来，村长“成日拿着一堆图纸、报告，跑去政府部门划红线、办报建。有时候，手续迟迟办不下来，就先建再报，边建边报，‘事急马行田’（指紧急时不按常规办事——引者）。”村干部明白，这一时期政府对于打破常规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特别宽容，政府还提倡，“遇着红灯绕路走，看到绿灯冲着跑，水路不通走陆路，敢于放开手脚。”
1990年后，长腶村村委开始收地“筑巢引凤”；1993年后，长腶村又迎来了大规模国家征地。村委“筑巢引凤”与国家征地并行给村民带来了两大分配问题：一个是如何分配村委用地和国家征地补偿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分配村委“筑巢引凤”收益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村委于1993年制定了《征地和留地补偿方案》，规定一旦承包及投耕的田地被国家征用或村委留用，村民就可以从村委领取补偿款，包括农作物补偿、生活补贴等。村民从村委领取的补偿款都来自于村委从国家征地中获得的补偿款，国家征地补偿款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实际上，村委只是将小部分的国家征地补偿款分配给了村民，而留用了大部分的国家征地补偿款，这既是“筑巢引凤”的实际需要，也合乎法律法规的要求。
至于第二个分配问题即村民如何分配村委“筑巢引凤”的收益，则是随着1992年长腶村推行社区型股份合作制而得以解决。在论述长腶村推行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的来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发源于天河区沙河镇扬箕村。扬箕村位于长腶村的西南方，由于毗连城区，位置优越，所以较早“筑巢引凤”，较早迎来大规模国家征地，也较早出现“农转居”的困境。所谓“农转居”，是指村民的农民户口因国家征地而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以长腶村为例，“按照国家征地政策，村里1亩地被征，就附带有1.7个‘农转居’的指标。”如1986年长腶村被广东省建材技工学校征用了5亩土地，就有3名村民“农转居”。过去，国家征地“农转居”连带着征地单位招工。“为了入城做工人，为了‘农转居’，村民争得起烟。”不过，时过境迁，此时的征地单位基本上不再招工安置，“村民一旦‘农转居’，迁出户口，就不再是村民，……将来的生活就与村委没有关系了，这样就既无城市单位的保障，又无村民待遇。（所以）村民都不愿‘农转居’。”何况，村委正在“筑巢引凤”，“莫讲征地单位不招工，就算是招工，村民都不愿‘农转居’。因为村委有这么多地，将来建好多物业，有好多收入，这么大一块‘猪肉’摆在眼前，谁会放弃‘分猪肉’呢？再讲，城里的那些国营单位搞改革，村民没文凭、没技术，就算招工到那些单位不用下岗，日子都不好过。”但是，“（只要）有国家征地，征地转户口的政策就要执行。”因此，一有国家征地的消息传来，村民就会感到不安，唯恐自己被“农转居”，而村委则为安排村民“农转居”大伤脑筋，这就是国家征地带来的“农转居”困境。
“农转居”的困境在市郊村落不同程度存在，在近郊村落更是表现为“去”与“留”的矛盾，即已农转居的原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