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天朝在非常时期的民主议政都是有限的，说得不对，或者说得不合皇上的心思了（须知，皇上的心思是不稳定的），就是“冒昧渎陈”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罪名。“冒昧”应是奏者的自谦用语，皇上却拿来用了；“渎”是亵渎，“渎陈”估计就是“陈”得态度不对了。总之，大臣个人是玩不过天朝这种流氓政府的。更要命的是，皇上耍流氓，也是皇上英明的一种表现。皇上如此英明，对臣子来说，又如何应对呢？对于这场辩论，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
关于禁烟，后世的史者，把天朝大员们分作了两派：弛禁派和严禁派。林则徐被大家视作严禁派的代表人物，琦善则被大家视作了弛禁派的代表人物。这样胡搞，琦善可是冤枉死了。
这事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理论上的分析，另一个是事实上的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在天朝绝对皇权体制下，大臣是谈不上有政治主见的，组成一个与道光对着干的政治派别更是不可能的。道光时期，天朝大吏里的形象代表应是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这老曹在嘉庆朝历管吏部、工部，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道光元年被道光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一做就是十五年，直到1835年死于任上为止。一辈子官运亨通，从乾隆到嘉庆再到道光朝一直受重用，做了三朝元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弄权，始终以皇上为核心，紧密团结在皇上周围，被人讥作是“磕头宰相”。史载，老曹门生故吏遍天下（最出名的门生就有咱书中的主角林则徐，他是林则徐中进士时的座师，林则徐一生都很尊敬他。1814年，林氏在京做官时亲自登门给老曹庆祝60岁生日；1824年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写诗庆贺曹老师70岁生日；1834年在江苏巡抚任上为老曹写诗写文庆贺其80岁生日；1835年老曹死了，林则徐写了长长的挽诗以寄托哀思，师生感情匪浅）。大家问他做官的秘诀，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你说老曹就不愿意有自己的意思？问题是你愿意，皇帝他老人家就不愿意了；你有意思，皇帝他老人家就没意思了。至于大清军机处，当时（1732年）设立的目的，就是皇上想绕过内阁办事。奇怪的是，《大清会典》里根本没列此官署，它甚至不是个正式官衙。军机大臣们，被命名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或者“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说明他们都是被皇上临时指派的，高兴了叫你“行走”一下，不高兴了立马不叫你“行走”。所以军机大臣的主要业务，就是揣摸皇上的心思，皇上说东，自己好歹能说个东南角或者东北角，如果一下子说到西北角或者西南角上，挨皇上批评是小事，惹皇上不高兴可是大事。
老曹之后，道光皇上最倚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也就是1840年，道光手下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五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汤金钊六人。这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是穆彰阿、潘世恩、王鼎三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退让，仅为“伴食”而已。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理两广总督。后世的学者愣把穆彰阿与琦善分作弛禁派，把王鼎与林则徐分成严禁派。这里别说琦善没自己的意思了，就是老穆作为领头羊，都不敢有自己的意思。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清史稿·穆彰阿传》还说：“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明白没？穆彰阿作为首席军机，不容易啊，他得猜皇帝的意思，猜对了有奖，猜错了打屁股。咸丰继任后，主战，所以下发《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斥责老穆：“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咸丰骂得好，天朝大吏都得这样玩啊。但是皇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知道中国的枢相鼠执两端，却不知道绝对皇权体制下，他这个皇上简直就是个没谱儿的猫，宰相们不鼠执两端行吗？他们若愣要当家做主，说轻了是擅权，说重了是谋逆呢！
理论这么一掰扯，我想大家就该明白了，对于鸦片，道光决定要严禁了，天朝大吏们就不敢再有弛禁的了，琦善当然也不例外。
从事实上分析，第一要看琦善的奏折，第二要看琦善的行动，第三要看时人的相关论述，第四要看琦善从弛禁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在奏折里，琦善根本没提弛禁，他只是提出重治贩运而已，认为这才是正本清源之举。他建议重治贩运者，对于重治吸食他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吸者多贩者少，治多不治少，效果不好。而且，吸者处死，贩者咋处置呢？还有比死刑更重的刑罚吗？再说了，吸者相当于自杀，贩者相当于他杀，我们重治吸食，不重治贩运，那不是自杀之罪高于他杀之罪吗？另外，他还建议对失职的地方官严加惩处。看这奏折内容，无非是严禁方法与黄爵滋有所区别而已，我们怎么好意思据此认定人家琦善就是弛禁派呢？
至于琦善的禁烟行动，我们也找不出人家的半点毛病来。事实上，辩论的过程中，这些天朝大吏们就都开始行动了。具体收获方面，琦善名列第二。第一名是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其治下收获烟土二十六万两；第二名是直隶总督琦善，在其治下收获烟土十三万两。至于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其治下收获烟土两万两。琦善要是弛禁派，他收三万两就比林则徐成绩大，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收获那么多鸦片呢？而且，辩论结束后，具体讲是1839年，穆彰阿在总结督抚们的议论之后主持修订了《严禁鸦片条例三十九条》。这个条例，虽有漏洞，却也是集清朝百年来禁烟经验、法规的大成，更是禁烟大辩论的汇成，构成了禁烟过程中最系统的法规。这条例，林则徐深表赞同。林则徐钦差被废，琦善取而代之之后，前礼部尚书贵庆以为风向要转了，遂上奏道光帝，以“乡曲愚民，似难置重典”，闽广之众被迫会铤而走险为由，要求废除此条例。对此，穆彰阿领衔上奏，以非常鲜明的态度批驳了贵庆的建议，认为新条例执行得很好。这份上奏中，琦善也签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