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有御史揭发鸦片都流行到山西了。道光受到震动，严申鸦片禁令。
1830年，道光拿出了一个《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可怜的道光也提醒官员们不要把自己的“红头文件”当作一纸空文：“实力奉行，有犯心惩，无得视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无实。”
新的章程刚刚批准执行，御史邵正笏上奏说，鸦片除了进口，内地奸民都私自种卖呢。并以自己老家浙江为例，说“凡城镇乡村，无往非种植罂粟之地；而男妇老幼，无一非造卖鸦片之人”。看这苗头，跟中国当年人人炒股一个景象。道光一听，吓了一跳，要求各地官员下去查禁，并给议定出一个章程来。
1831年年初，天朝各督抚陆续向道光汇报各省的查禁情况：有四省承认有种卖现象，一省承认以前种过，现在不种了。至于省内有无兴贩之事，各省大都报有。
玩花样的是河南地方官杨国桢和湖北地方官卢坤。杨国桢报“间有买食兴贩”，卢坤报的是“不能保其必无”。至于官衙属吏有无吸食者，大都报无。一省报有，但说已随时查办。山西省报“难保必无”。山西巡抚阿勒清阿和湖北的卢坤，都颇有老官僚风范，表面上说老实话，心里明显怀的是不老实，给自己预留退路呢。道光就靠这等坑蒙哄骗拐的封疆大吏统领着四亿臣民和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再不日落紫禁城，天理何在？
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部队在镇压广东瑶民起义的战争中惨败，惨败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官军由于雨天鸦片烟管点不着火造成了士气不振，以致在出动攻击时鼓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的虚勇。道光一听大恼，把两广总督李鸿宾流放乌鲁木齐，把广东提督刘荣庆发配伊犁服苦役。刘荣庆年已七十，按清朝法律，可用罚款代替服刑，刘上书请求按律宽免，道光不准，可见皇上真急了。
1833年初，真急了的道光再一次颁发禁烟令，要求各地方督抚严厉禁烟。所以张馨保认为：“鸦片腐蚀军队是道光帝决心净绝根诛、取缔鸦片贸易的主要原因。”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和商业职权法案，此举意味着英国对远东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对大清意味着：英国人人皆可以来天朝做生意了，英国人人都可以来大清贩卖鸦片了。英国的鸦片贩子们在数票子，道光也在数票子，只不过一方在数进，一方在数出而已。数进的人眉开眼笑，数出的人愁肠百结。对后者来讲，“红头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情况却越来越糟，这可咋办是好呢？旧有的政治机器，真的就解决不了一个小小的鸦片？面对新问题，老革命道光不得不放下姿态，玩出了一个新动作。
道光主持的一场禁烟大辩论
鸦片烟的泛滥，导致了大清王朝有史以来最具有民主意味的一场辩论。当然这种民主与英国的那种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大清来讲，很难得了，三百年不遇呢。
随着鸦片烟的泛滥，大清的官员们不管是出于公意还是出于拍皇上马屁的私意或者兼而有之吧，反正陆续有人上折建言，但尚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大辩论之前出现了一个音符，算是试音吧，时间是1834年。这年，道光听说了鸦片趸船长年驻扎伶仃洋上和中国的快艇飞行出入运输鸦片的现象，遂责成两广总督卢坤和粤海关监督彭年驱逐趸船，严拿快艇。两位广东大员向皇上上奏，认为鸦片根本无法禁绝，同时把广东士绅的民间舆论以“粤士私义”的附片形式夹送上去，以试探道光的态度。所谓的粤士私义乃是广东乡绅何太青和广东学者吴兰修等一些同好提倡的弛禁观，主要思想是：赶不走趸船，即使赶，它们沿海四处乱窜，反而危害更大；既然赶不走，不如放开，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照旧收税；允许内地自种，这样夷人不能专利，白银就不会外流了。
道光看了没有表态，仍旧责令他们沿旧禁加严。
1835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到任，到任后执行道光的严禁政策。不过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他恢复了臭名昭着的早被鸦片贩子贿赂成一家人的水师巡船，由水师副将韩肇庆负责。这个姓韩的特别聪明（天朝官员在贪污受贿方面很少有不聪明的，何况这种活也不需要技术含量），据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载，他与鸦片贩子商量，除了收取正常的规费外，每万箱鸦片给他百箱，这样他就可以给总督交差了。甚或以师船代鸦片贩子运烟进口。最后竟以此获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花翎。
水师兵人人发财，鸦片烟进口增至每年四五万箱。没有中国学者敢于肯定，这个后来与民族英雄林则徐合作禁烟因而有了光环的邓大人竟是这种腌臜交易的幕后主使。
但是西方人士可不管这个，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说，邓廷桢的禁烟，仅是禁止别的船做鸦片生意，他自己有四只水师船，专用来走私鸦片。船只不够，甚至转雇英国的双桅轻艇与无蓬小艇，从中收取每箱一百元的运费。
天朝禁烟大辩论序幕的拉开，是在1836年。这年，曾与何太青、吴兰修私下开过座谈会的太常侍少卿许乃济向道光奏请弛禁鸦片。与卢坤那次言词简约的试探不同，许乃济这个奏折洋洋洒洒慷慨建言。他说：法令愈严，官吏贿赂愈丰，禁烟是没有意义的。不如索性放开，只准以货易货，再说了，凡吸食者都是“社会上的渣滓”，皇上“大可不必顾惜”。这是马士转述的。
许乃济自己的原版谈话是这样的：“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最后他给皇上提出一个解决危机的办法：弛禁。许乃济不知道，一个弛禁的主张，让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道德分值降低不少，但马克思却因此把他评作“中国最出色的国务要人之一”。马克思甚至遗憾，大清的那个“野蛮天子”没有听从许乃济的主张。他认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依赖于对华的鸦片贸易，而且还依赖于这个贸易的偷运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成为合法的贸易，同时允许在华种植鸦片，则英、印国库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马克思的意思是，英国政府虽然表面上讲自由贸易，但它所挣的钱，大都来自垄断。如果野蛮天子听了许乃济的意见，依靠天朝人民的堕落劲儿和吸食鸦片的劲儿，大家都吸天朝爱国牌的鸦片烟，至少能在经济上打败英国呢。
唉，如果马克思能给天朝的天子做顾问就好了。因为道光看了许乃济的折子后，心里有些忽悠，把球踢到广东去了，命两广总督邓廷桢会同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等人对许乃济的建言妥议会奏；广东大吏们把球再往下踢，命令公行行商们拿出一个意见来。行商们回答如下：
偷运鸦片不是俺们干的，都是公行以外的私商干的；以货易货可以，但要控制在我们行商手里；要完全地用中国货交换鸦片，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鸦片贸易开禁，应限在广州一地进行。总之，肥水不流外人田，要弛禁，这买卖也得俺们广东行商垄断。
几个月之后，广东大吏们的复奏——《请准照许乃济所奏弛禁鸦片并拟章程呈览折》呈上去了，表示同意许乃济的弛禁章程，认为弛禁“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鸦片贸易限在广州，而且必须有粤海关印照，无照没收归公。广东大吏的意思很明白：肥水不能流了外人田，鸦片若改革开放，特区得定在俺广州。看来，改革开放的广东政府也和广东行商一样不傻。
在此之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部给事中许球等奏请严禁鸦片并驳斥许乃济的奏折也到了道光案前。
朱嶟说：鸦片弛禁，军队则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若说只许民食烟，不许兵食烟，而兵出于民啊。还有，一旦吸上了烟，父不能诫其子，兄不能保其弟，主不能制其仆，一切就都全乱套了。
许球说：鸦片入关，全怨广东大吏查禁不严。如今，绝市罢关是不可能的，一旦绝之，不但有损天朝大体，且恐无以善后。弛禁也是不好的，明知道鸦片是害人之物，不但听其流行，还征其课税，堂堂天朝，太失体统了。自古制夷之法，不外是详内而略外，先己而后人，所以，严治境内吸食贩运，并将坐地夷人查拿，勒令具限，并给夷国王写信，声明，夷国民再犯，定当正法。至于边衅，现在也考虑不得了，因为英夷不揣好心，他们自己不食鸦片，专叫咱们吸，他们来咱们这里不带洋银，而专收咱的洋银，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啊，与其竭蹶于将来，不若图维于今日。
道光一看，后两人说得更对，就又忽悠到严禁这边了，遂下诏书到广州，让邓廷桢等严禁。道光谕旨一到，邓廷桢这老官僚才发现皇上的心思似乎不是弛禁。与此同时，越华书院的教授（中国最不缺这样的教授，咸丰之所以能把帝位的竞争对手、老六恭亲王挤掉，靠的就是他的国学老师）陈鸿墀对邓廷桢说：“事关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名。百世后，青史特书鸦片弛禁某宪首请弛禁，若之何？”这话很起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的邓廷桢复奏，又变成严禁了。甚至提出吸烟贩烟者屡教不改就往其脸上刺字的动议。更关键的是，奏折呈上之后，邓廷桢二话不说，做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执行起了严密的禁烟措施，而且大见成效。看样子，天朝体制下，大吏们是没有原则的，忠于以皇上为核心的皇权、顶戴永不落就是他们的最高原则！
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说，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而奸民又处处有关系网，也不好查，不如直接对准吸食者，因为没有人吸，自然就没有人卖了，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所以大家宁愿挨打也不愿断瘾。如果让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那么吸食者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意死于刑场上了。并拿夷人也重治吸食者作例。说自己查过资料，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政府集众红毛人环视，把吸者系竿子上，用大炮击入大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云云。又说英国也是食鸦片者以死论罪。所以他请皇上严降谕旨，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格杀勿论。谁吸谁不吸，不能让百姓自己告密，而是把嫌犯弄到官衙熬审，立刻可辨。这样既冤枉不了好人，也漏不掉坏人。一年之后，令居民五家互结，一家吸食，全体株连；至于各地饭店，如容留食烟之人，则照窝藏匪类治罪。大小官员逾限吸食，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子孙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云云。这封奏折有点二百五精神，道光看了之后，感觉不错，遂再次往下踢球，令各省的督抚讨论。
各省督抚合计上交“作文”29篇。督抚们都主张严惩，但有些人觉得黄的办法有些二百五。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吸食之罪重于贩卖之罪有些说不过去，吸食之罪高于贩卖之罪，相当于自杀之罪高于他杀之罪了。琦善就明确表示反对尽诛吸食者，认为：福建广东的吸食者十之九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我天朝以德治国，小民一命虽微，但也不能乱杀啊。琦善甚至对五户互保也有意见，认为那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邻居吸食鸦片或是深夜，或藏在卧室，出入无时，行诡秘，怎么能知道他是否买食。”督抚中也有完全同意黄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就力挺黄爵滋，并陈请具体的禁烟方策六条：
一是收缴烟具。考核官员时把此作为标准之一。
二是劝令烟民自新，将一年划为四期，限期戒烟，逾期严惩，格杀勿论。
三是开馆兴贩者，制造烟具者，加重处罚，限期自首。逾期不自首者及首后再犯者，不是什么好人，处以死罪，也没什么可惜的。
四是上级干部查发下属干部。逾期没查出来，或者对亲近者失察的，纪律处分。
五是实行株连，知情不报者，与正犯同罪。
六是为了减少冤狱，应用熬审之法。也就是疲劳战，长期煎熬你，旁边站俩人观察，看你犯不犯烟瘾。
林则徐的奏折，打动了道光：林则徐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看起来切实可行；林则徐还提出了鸦片烟对国力的危害，并且给皇上算了笔账：吸烟者一天需费一钱，一年就是三十六两，四万万人口若有百分之一吸食，年漏银就不止万万两了。最后他警告皇帝说：“若犹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老实说，打中道光天灵盖，让他猛然醒悟的可能就是最后这两句话。现在，道光算是清醒了。清醒之后，道光停止了在弛禁与严禁之间的摇摆，摆子定在了禁烟那一格。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拿皇室人员开刀。吸烟的皇室宗亲庄亲王和辅国公被革职。其次，拿主张弛禁的许乃济开刀，下谕说：“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昨复令大学士等会议，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诛，毋贻远患。并于召见内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弛禁，殊属纰缪，着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