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围棋中的哲学
围棋是中国人智慧的独特创造，它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壤，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具有浓厚的哲学气息。
一、棋中有象
围棋产生于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文字不发达，人们不得不立象以尽意。老子说“尽意莫若象”，古人通过“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的方式观物取象，将观察到的现象赋予某种符号或物体以象征意义，便于记述和理解，围棋就这样应运而生。比如围棋大师吴清源就认为：“围棋其实是古人的一种观天工具。棋盘代表星空，棋子代表星星。”围棋的构造本身就很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梁武帝在《围棋赋》中也提到“圆直象天，方局法地”，圆形的棋子与方形的棋盘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棋子的黑白代表昼夜阴阳的变化，纵横交错的棋道线犹如经线与纬线确定方位，交叉点上星罗棋布的棋子则如星宿列张。这一切所体现的正是古人所观测到的天象。
同时，由于围棋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存在，因而具备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围棋的棋盘最初可能只是很少的几道，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发展到十九道盘。十九道盘的确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围棋的成熟，同时也体现了古代天文历法最终与围棋的契合。如果把围棋上的一个点看做一天，那么棋枰的四隅则代表春、夏、秋、冬四季。其中每隅各有90目，恰好跟阴历每个季节90天相吻合，除去天元，全盘总计360目，是阴历一年的天数。
围棋的棋盘还可以看做是一张网。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北岛写过一首诗，内容就是一个字：“网。”无论是老子的天网，还是当今铺天盖地的网络社会，人都是生活在网络之中，通过各种无形或有形的网络同他人紧密联系。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作歌曰：“苍天如圆盖，大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以方法地，棋盘又是一个浓缩的社会，阡陌交通，人来人往。正如《玄玄棋经·邵庵老人序》中所说：“（围棋）有天地方圆之象，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一张小小的棋盘就能够演绎天地万物的繁衍生息、千变万化，的确非常神奇。
从围棋的棋子来看，围棋棋子既无子力强弱级别大小区别，也没有任何性质功能差异，可以看做是齐整的一营士兵，又如同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概念。围棋棋子的这种原子性、元素性，象征着宇宙物质的本质存在，也隐喻着物质的基本属性——客观实在性。
围棋棋子在性质上是无差别的一种，在颜色上则分为黑、白两类。自古以来，人们就形容围棋是黑白世界。围棋的黑白二色，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阴阳学说的影响。按古人观点，“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月为阴，日为阳；女为阴，男为阳；寒为阴，暑为阳，如此等等，构成了万事万物，并由此循环往复，生生息息。围棋的黑白二子即象征着阴阳二极，在代表天地的棋盘上展现盈缩、进退、攻守的各种变化。
围棋对弈象征着宇宙繁生于简的发展规律。围棋的规则极为简单，而且是最大限度的简单，它的棋子无级别划分，没有功能规定，自由落放，平等竞争，但随着棋盘上棋子数量的增加和经营空间的扩大，量变引起质变，围棋便逐渐由简单至复杂，由有限进入无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均揭示了宇宙由简至繁的发展过程。
二、棋中有道
围棋文化又被称为棋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1.围棋之道首先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
围棋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根基大抵在道。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认为道是世间万物的本源，道的法则是让世间万物顺其自然而无为。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可见道是一种象，而且是一种惚兮恍兮的很难把握的象，大象无形，只能通过静观玄览的方式去悟道。而围棋被称为“手谈”，是一种无声的交流，奥妙之处难与人言，只能靠参与者体会与感悟。从围棋的棋具来看，棋子分为黑白两色，道家所谓“一阴一阳为之道”。棋子是一种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棋盘是空旷一片，棋局上的千变万化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契合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念。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无不为”，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反对过多的人为干涉，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中国清代棋手徐兴友推崇的围棋风格是“冲和恬淡”，施襄夏则主张围棋应“任其自然，与物无争”。日本棋手高川格号称“流水不争先”，当代围棋大师吴清源主张自由行棋，不要被定式所束缚，都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围棋中还处处体现着道家的辩证法思想，比如以拙藏巧、以退为进、以弃为取、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等等，是道的境界，也是棋的境界。
围棋之中也浸透着儒家思想。儒家学说以“仁”、“礼”、为核心，而“仁”、“礼”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和”，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围棋本质上是一项和平的运动。在对弈中不经过激烈的战斗而取得最终的胜利是围棋技艺中相当高的境界。宋代宋白所著《弈棋序》以儒学之道诠释围棋：“简易而得之、宽裕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被认为是围棋取胜的最高境界。吴清源先生认为，21世纪的围棋将是六合之棋，即天地东南西北之调和，围棋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是冲突，而是和谐。儒家中庸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围棋则讲求度的把握、势地均衡和全局的平衡，中庸思想的过犹不及在围棋中随处可见。围棋的胜负观也集中体现了中庸思想，它不追求将对方赶尽杀绝，甚至不要求建立起绝对优势，只要控制的地域稍稍多于对手即可。这种共处共赢、适度均衡的思想与儒家中庸哲学确有许多相合之处。
2.围棋之道还表现为一种文化心态
道家重隐逸，追求精神的自由，主张把个体的自然存在和精神自由置于一切外在的附加物之上，走出人生的困境，挣脱“物役”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人生。老子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自然沟通，节制和超越物质欲望，不让尘世的喜怒哀乐扰乱自己恬淡自由的心境，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在庄子看来，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自由，而现实社会中的仁义道德、世俗价值、名位利禄、政教礼法等都是束缚人、奴役人的藩篱，认为人应恬然淡泊、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诗意地生活在世上。而围棋被称为“坐隐”、“忘忧”，体现的正是道家精神。
相比较而言，儒家对于围棋的态度就纠结得多。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仁者“爱人”，仁是一种道德品质。“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就是要维持一种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围棋偏偏与此相悖，唐代皮日休认为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应该是战国时期纵横家们发明的勾当，以尧舜之仁，不可能发明这种东西。围棋与“礼”也有大防。围棋是一种公平的游戏，不仅棋子之间毫无差别，对对局者的身份地位也毫无限制，从理论上来说，皇帝和平民之间也可以展开平等的对话，围棋被称为“手谈”，非常准确地说明了围棋这一特质。这在讲究尊卑有别的儒家来说，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由此看来，就不难理解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对待围棋的态度了。孔子认为下下围棋总比无所事事强，对围棋的态度有些暧昧。孟子也说：“弈之为数，小数也。”下棋算不上什么大学问，只是一种小的技艺。
儒家圣人对围棋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后世文人对于围棋的看法。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社会思想的正统，文人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要立德、立言、立功，人生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此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是要忧国忧民。故而围棋只是一种消遣，或者说只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工具。
儒家对围棋的看法客观上促成了文人棋与棋士棋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很明显，文人之棋总体上水平不高，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凡事有弊必然有利，文人们对围棋的胜负表现出一种达观的心态，如宋代苏轼在其《观棋诗》中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王安石的《棋》诗中也说：“战罢两奁分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对胜负的超脱可以使文人们更加注重对棋理、棋趣的追求。
3.围棋之道还是一种精神境界
境界原本是文学批评用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开头便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后来被引申到艺术领域。围棋是一门艺术，与琴、书、画并称为“四艺”。境界之说也适用于围棋。
中国古代评价棋手采用棋品制，棋分九品：一、入神，二、坐照，三、具体，四、通幽，五、用智，六、小巧，七、斗力，八、若愚，九、守拙。可以看出，九品就是九种围棋境界。已故哲学家冯友兰曾提出过关于“人”的四种“境界”，他分别称之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是从低到高的四种境界，也可以借来说明围棋的境界问题。“自然境界”是指棋手的天生才能。围棋与数学相近，所面对的都是人造的抽象系统，与经验世界不发生任何关系。正因如此，数学家和围棋手都必须在很年轻的时候及早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其次是“功利境界”，指棋手对于个人名利的追求。这是一种必要的动力，促使他们在技术进步方面不断努力。第三是“道德境界”，在围棋上的具体表现便是为一种更崇高的、超越个人名利之上的目标而下棋，特别是有关国家民族荣誉的国际竞赛。第四是“天地境界”，指棋手将自己的精神生命与“棋道”融合为一体的最高境界。日本围棋评论家称吴清源为“天人”，便把这个意思很生动地表达了出来。1958年，藤泽朋斋曾提议奉吴氏为第一届新“名人”，其理由是“吴氏棋艺已达‘真剑化’，实已与围棋混为一体，乃当然名人”。这更是“天地境界”的最好注释。
前三种境界，具备一定天赋的职业棋手或许都能具备，唯有天地境界，非常人所能至。吴清源之所以被称为千古一人，就是因为他是达到或者说最接近这一境界的人。那么，作为一个棋手，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围棋境界呢？庄子讲了一个佝偻丈人承蜩的故事，说“佝偻丈人承蜩，犹掇之也”。驼背老人用杆子粘蝉，就像在地上捡取一样。孔子在观看了老人的技艺后，对他的弟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专心致志，才能神乎其技。没有炉火纯青的“技”做基础，所谓得道就会流于形式，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台湾棋手林海峰曾师从吴清源大师，吴清源对他的教导就是“博二兔不得一兔”，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可以作为所有棋手的座右铭。
围棋之道还要善“悟”。当技术准备完成以后，围棋水平或者境界的高低的关键因素就是棋手的悟性了。在这一点上，围棋和禅宗又有相似之处，禅宗也讲究顿悟与直觉。据说有一次佛祖登坛说法时，拈花不语，众弟子中唯有摩诃迦叶会心微笑，佛祖遂传法于摩诃迦叶，摩诃迦叶成了禅宗的开山祖师。其28代弟子菩提达摩来中国，曾在嵩山一石洞中面壁九年。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相传五祖弘忍欲传衣钵，命弟子们各写一偈，大弟子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不满意。寺里的碓房踏碓、曾是樵夫的慧能也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境界之高下立现。弘忍于是将衣钵传于慧能。禅宗有许多公案，都是靠“悟”来领会其佛法大意。围棋亦然。清代棋手施襄夏围棋天赋不及范西屏，成名也晚，后来遇到前辈梁魏今，二人同游砚山，梁魏今指着蜿蜒曲折的泉水对施襄夏说：“你的棋已经下得很好了，看见这流水有什么感悟吗？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当止，顺其自然而与物无竞，这也是围棋的道理啊！你锐意深求，可是过犹不及，所以三年过去了，你的水平还要高手让一先啊！”施襄夏由此得悟，棋艺大进，终于成为和范西屏齐名的一代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