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奠定了他中国特色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首先，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状况，指出中国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因为，“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物”。
并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并进而提出了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并由无产阶级领导等思想。这些思想实际上与列宁提出的东方革命思想相吻合。列宁早在20年代初就提出东方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东方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还要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作为衡量统一战线能否持续下去的唯一标准。只可惜列宁晚年病重并过早逝世，未能对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给予更多的指导。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伟大构思。他坚信：在世界已经被截然划分成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而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充分显露其腐朽性而日渐崩溃之际，不仅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权没有前途，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也绝没有前途。中国的前途必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中国在直接通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必须要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
因此，毛泽东在延安进行新民主主义实践时，大力吸收西方民主、科学、平等思想，在延安进行了民主建设和社会改造。可见，毛泽东虽没有明确提出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要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性成果”，中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等词，但实际上，毛泽东的行动和实践已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就又与马克思晚年反思的思想接轨了。马克思晚年在反思社会主义必须在发达国家首先成功的理论时，明确提出了落后国家要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必须要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性成果”。
由此可见，毛泽东这一时期已经完美地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提出并实践了中国特色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第四阶段：新的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和曲折时期。
随着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设想的提出，毛泽东进而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早在毛泽东建立他伟大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时，就已经从国情出发，遵照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和革命阶段相结合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开始了最初步的设想，论证了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阐明了革命两步走间的关系，认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同时认为在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的，这是中国革命结果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结果。全部结果有二：一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即无产阶级共产党在全国政治中比重的增加，成为领导，经济上是国家公有制经济和人民的合作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路途，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抗战胜利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更明确指出用资本主义某种程度的发展代替外国和本国封建的压迫，不但是进步的，而且有利于资产阶级。认为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经济和劳动人民个体经济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发展的便利，才能使社会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积极策划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设计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起初因缺少经验，较多地学苏联。但很快，毛泽东多次提出对苏联经验要分析，要破除迷信，并强调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国工农业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并在其后还提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命题。这一切都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并终于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
至此，毛泽东经过长期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最终实现了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路途。当然，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随着地位变化、形势发展，思想却没有能顺应形势，以致他的中国特色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没有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原已形成的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应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性成果”，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以及根据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道路等思想，也没有得到继续发展。没有根据国情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是急切地变更生产关系，导致了他在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中的重大挫折。但不管如何，毛泽东以其出色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完成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创造。他所创立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为以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巨人何以失足？
毛泽东完成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伟大探索，并于1956年在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没有经验。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试验中；从中国看，历史更短，经验更少。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大胆的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意见和设想。有的基本正确，但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也包含一些真理；有的原来基本正确，但发展过程中，过了头，走向反面，变成了谬误；甚至是先进行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试验”，后又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演习”。
正是在这一探索和试验过程中，无论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形态上还是思维内容上，都表现出明显、尖锐、巨大而深刻的矛盾特征。例如，他在党的八大上正确提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紧接着在实践中就走向了反面；他反复强调“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问题，但实际上却又把党内出现的不同见解，视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真诚高呼“人民万岁”的同时，却对斯诺说目前“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主观上所期望的，是在更加深刻和广泛的程度上实现人民民主，客观上却用个人独断的固执方式“推动”这一进程；他对依仗权势、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恶行表示出极大的憎恶和愤慨，自己却又发动“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那么，毛泽东在晚年进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是如何陷入这种“二律背反”的思维迷津，以致发生严重错误的呢？在此不想作全面的阐述，仅从理论上做一点思考。
我们知道，在1956年之前，毛泽东写过《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他开始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并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思想。特别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使我国迅速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八大的路线也是正确的。
这一切标志着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很显然，如果按照毛泽东此前的思想及八大路线走下去，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可惜的是，八大路线既是正确思想路线的开始，也是这一正确思想的终结。党的八大之后很快在实践中走向了弯路，以致“左”的思潮不断升级，给建设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换言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是违背他此前的正确思想和八大路线，特别是党的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正确思想开始的。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迅速走向八大的反面的呢？
从整体的客观角度考察，毛泽东晚年极其关注两个主题：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二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作风之间的矛盾。前者是“谁战胜谁”的政治问题；后者则是谁服务于谁的社会问题。
本来，党的八大已经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初步的限定，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并且在中国的法制建设、社会关系和行政原则方面做了大量论证。并由此提出经济发展及生产力发展已成首要问题。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他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了！”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和逻辑出发点与八大决议并不相同。也即党的八大侧重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其他问题以此为核心展开，它所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毛泽东更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人的问题，才能促进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强调和坚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这一命题，但对这一命题的解释却又反映了他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他说：“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
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这样，理论的前提是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而经过逻辑推导，其结论变成了突出生产关系的作用。进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至人与人的关系相混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倒置，使得毛泽东在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问题上迅速否定了八大精神。
与此同时，在注重“人”的问题上，毛泽东曾试图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区分开，并明确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毛泽东反复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毛泽东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至今仍值得我们时时反省。但是，当毛泽东在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时，却又发生了理论偏差。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出现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种模糊概念。同时在其他论著中又出现了一些先前未曾有过的思路：“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而且，毛泽东把这一问题看成是带有全局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1957年10月，他推翻了八大决议，恢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后来又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致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已成为主人，但官僚阶层（“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人民在新的环境下，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们”要想再次成为主人，只有“踢开党委闹革命”，重新反压迫，“造反有理”。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思想逻辑中，否定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中断了他自己一开始所具有的基本正确的思想探索，从而走上了弯路，导致了晚年错误，以致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发生。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晚年错误是一个客观实在，我们总结这段历史，目的是为了要吸取教训。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他在革命时期的功绩。终其一生，毛泽东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是引领中国迈入新时代的伟大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