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到教育中，主张现实主义的教育方针，要使学生立足于现实，教育为解决现实社会人生实际问题服务，要求学生的学习以“通今”为主，要重“实学”，读“实事而有用之书”。他极为反对现行的教育，“非实际生活的，学生在学校学习，与社会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故他主张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避免现今教育使“家庭、学校、社会相违日远”，使学生了解社会，使社会之人懂得知识。
为了认识社会，毛泽东还注重调查社会，强调人人的思想都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毛泽东现实主义思想是在他早年受教育及对人生社会思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正确态度。徐特立常教育学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给了毛泽东极深的印象。杨昌济很注重引导学生调查研究社会现实，他说：“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加以研究。”他深深告诫毛泽东等学生：“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也。”他向毛泽东等指出：“中国思想为世间的、为经验的、为常识的、为政治的、为观察的、为实际的。”空谈理论，不仅违背中国学术传统，而且于实际一点用处也没有。新文化运动倡导研究社会和人生实际，毛泽东从更大的社会范围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使他很早就确定了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他不断地走入社会、研究社会，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五四运动发生后，毛泽东立即投入并领导了长沙的火热斗争，同时主编并主撰了《湘江评论》。通观《湘江评论》全部文章，无一不是“研究实事和实理”，“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其《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作者已经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因此，他很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
这已经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
毛泽东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直接导致了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并成为他科学社会主义观形成的历史哲学基础。我们知道，早年毛泽东在求学过程中形成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其时，他在探索中国衰败的原因时认为中国衰败除了帝国主义入侵的外在原因之外，还有内在原因，即国民“愚昧落后”、“道德败坏”，要用“大力”来“摧陷廓清”，而其方法就是要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要靠掌握“大本大源”的“圣贤豪杰”。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其后在现实主义态度驱使下，毛泽东日益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实际，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日益得到驱除。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日益归结到经济和吃饭问题。恩格斯曾在总结马克思的科学贡献时所指出的第一条，就是人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简单事实”。可见，毛泽东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已经从实际出发开始倾向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从而对“大本大源”的认识开始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特别是毛泽东在参加和领导群众运动后，这一转变进程更快，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中的冥思苦想根本不同了。
五四运动后，他深感人民的伟大力量，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及阶级斗争的信念，为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从而使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深刻而又彻底。
毛泽东现实主义的发展还导致了他正确的国情观的形成。接触社会、认识社会，是毛泽东现实思想的根本宗旨。了解中国、改造中国也就成为毛泽东救国救民的根本途径。早在1916年和1917年，毛泽东曾几度邀约同学作“游学”式的社会调查，而后又利用办夜学的机会，深入工人家庭访问，了解整个社会的学校教育、社会状况、道德、风俗。认识社会、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国情，这是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萌芽的极为宝贵的思想。五四前后，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曾出现过留学热潮，其中有些人只是盲目地抱着个人目的出国去，结果回国后对国家、社会无所裨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中国出过洋的不下几万乃至十几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莫名其妙’。”但他并不反对留学出洋，甚至亲自参与过组织旅欧勤工俭学；只是认为留学必须要和改造中国这个大目标联系起来，要考察和研究各国的国情，学习别国的长处，借鉴别国的经验，为改造中国服务。他明确指出，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形，就不能明白“吾侪的下手之处”。因此，他反复说明，应首先大力调查研究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而后带着这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藉资比较”。毛泽东的国情观独特而深刻，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早期已经清楚地确立了鲜明的现代化观念及民众观、国情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而在这其中，前者是形成以后毛泽东基本思想倾向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整体思想的指导；而中间二者则是毛泽东整体思想得以发展的主体成分。正是这一系列思想及其有机结合，赋予了毛泽东在其后革命实践中之伟力；同时，也使毛泽东思想扎扎实实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了。
二、两次失败，两次转折：毛泽东权威地位的初步确立
1.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理论探索初露锋芒
毛泽东早期思想独特而深刻，他始终将自己摆在与民众平等的位置上，以民众为主体、以国情认识为依托，由确立救国大志而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也即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及革命领导权等问题的认识与回答，严峻地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对此，毛泽东开始显示他的思想才华和独特的理论思路。他发扬早期思想特色，在大革命时期回答了革命性质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在陈独秀等日益滑向右倾机会主义，最终被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所淘汰的同时，毛泽东则撑起了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浩浩大旗。
当然，毛泽东不是神，他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它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对工人运动的注目及视角转向。
刚刚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毛泽东，和早期的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在很短时间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俄国的味道”，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早期共产党人都一致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的。完成中国革命的唯一主体力量是工人阶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之中。他先后组织了安源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长沙铅版印刷工人大罢工等，成为湖南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毛泽东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思考，但他的思想难免有局限性。1921年10月，毛泽东在衡阳省立三师，向学生们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的讲演，向学生们介绍历史上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这些农民革命因无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而失败了。他以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显然他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一样，尚处于“以俄为师”的初创阶段，革命的观念还带有盲目性。
但是，毕竟是在如此复杂国情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正如列宁所说，这“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更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的经验。
为此，列宁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形成了关于东方革命的系统的伟大构想。其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东方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强调东方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和反封建；并且十分重视东方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合作，但“无产阶级运动”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绝对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列宁这一伟大的革命构想对中国民主革命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它推动了1922年党的二大上形成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这一伟大构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极其重大的。毛泽东由于经过了一年多的工人运动，深切地了解了中国工人的穷苦状况，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因而在艰辛的发动工人运动过程中，更为深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毛泽东正因有此工人运动的亲身体验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他强调政治革命，并无条件地拥护列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中共中央民主革命纲领。此后他积极拥护国共合作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是一个证明。这是毛泽东在中共成立后完成得更注重实际的第一次视角转向。
第二，“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毛泽东认识的突破性进展及其理论的新建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展的两年工人运动以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而结束。“二七”惨案在这一时期无疑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索自身的实际，走上了国共合作的道路。“二七”惨案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得到突破性进展。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赵恒惕对毛泽东发出通缉令。
毛泽东从容布置好湖南工作后，于1923年4月下旬绕道上海去广州参加党的三大。临行前，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总结第一次工运高潮后的局势：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军阀的统治“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厉害，质言之，民族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统治”。这样的情况下，单靠工人的孤军奋战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要有更多的群众参加，因而“必须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7月1日，毛泽东在广州撰写了《省宪下之湖南》，更全面地总结了湖南工人运动，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一哄而起，工农群众的组织也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长期发动，教育群众，组织起浩大的革命队伍。根据毛泽东的分析，中国在反动军阀支配下，局面只能更加恶化，“更反动更混乱”。由于“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因而共产党必须“暂时放弃他的最急进的主张”，去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非革命的民主派也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国民党合作。这样组成一个以国民党为形式的“大民主派”的联合战线，便具有现实的可能。只要这个大民主派的联合战线成立起来，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的建设就“可能完成”。
正是在这一思想认识发展中，1923年4月以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中共统一战线的卓越组织者和实践者之一，而且是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建构者。他的“加速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的思想使他对革命力量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也上升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
作为一个从不坐而论道、历来主张“知了就要行”的毛泽东，一旦思想得到发展，他就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说干就干。在实践上，毛泽东积极投入湖南国民党的组建，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一大上全面阐述国共合作思想，并以其出色的表现被孙中山亲自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又为揭露戴季陶主义、批判西山会议分子分裂统一战线作出重要贡献。
在理论上，他则以勇猛进取、踏实奋斗、追求真理的精神，按照自己对中国革命实际的独特认识和理解，开始了新的理论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