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俄为师”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
与前面两个渠道相比，以俄为中介的导入具有更为直接的示范性和实践性。1917年的“十月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革命胜利后的苏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展了改革和建设，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主义的样板。教育领域亦同样，苏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推进学校的民主化和世俗化，对全体儿童和青少年实施免费和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并开办成人教育，培养新型的工人和农民，这一切改革激动人心，深深吸引了正处于思想解放、教育革新浪潮中的中国人的视线，为国人展示了一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教育的崭新画卷。
苏俄的教育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典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的运用，因而，以介绍、宣传俄国教育为中介的导入，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开辟了一个空间。这里以1927年为界，把这一时期的传播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以刊物传播为主，流于一般的介绍；后期则涌现出一批专著，有了比较专门和深入的研究。
从总体而言，1917-1919年介绍苏俄教育的文章寥若晨星，但随着五四运动后，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1920-1921年间，国内出现了“竞谈苏俄”的热潮。在这些传播主体中，既有对十月革命和新俄国心驰神往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也有对一次大战后的西方有所醒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的把苏俄教育视为中国教育的出路和明天，有的则主要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流派和模式来译介，当然还有一些人持反对的态度，给予歪曲的介绍和评判。
我国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社团，出版发行进步刊物，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苏俄教育。如，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该会成立了3个特别研究组和11个固定研究组，其中第8组即为“俄国革命及其建设”，通过讨论会、讲演会等研究苏俄问题。还成立了专门的图书馆，收集相关的中、英、俄、德等各种文字的书报杂志达数百种，包括《俄国问题丛书》、《Soviet Russia》、《共产党》、《新青年》、《先驱》等等。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毛泽东组织创立的新民学会，恽代英组织创立的互助社等进步社团，他们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了解和研究“十月革命”，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苏俄的情况。
当时的进步刊物主要如《新青年》，该刊从1920年8卷1号开始设“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英、美、法、日等国报刊上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材料，其中关于教育方面的译文大部分来自“苏俄”周刊（一种当时在纽约出版的进步刊物）。主要的译介文章有《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革命的俄罗斯底学校和学生》、《俄国底社会教育》等。这些文章篇幅短小精悍，既介绍了苏俄建国初期的各项教育改革措施，又有关于各级教育革命前后的变化比较（如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废除宗教、学生数学校数增加等）；不仅有苏俄教育家如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关于统一劳动学校和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言论、主张，也介绍引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体育、智育、德育之关系等教育思想。还有如《共产党》，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创刊，其发刊词明确宣言“走苏俄的路”。该刊发表了《新俄之儿童教育》、《劳农俄国的教育》等文章，介绍了苏俄的教育制度、教育机构，以及有关儿童教育等状况。此外，还有《少年世界》、《先驱》等刊物亦载有相关文章。
在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中，译介苏俄新兴教育，也是各类刊物的一个共同话题。如其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教育》杂志，相继刊载了《俄国教育近况》、《俄国共产政府之教育法令》、《俄国苏维埃政治之下的教育》等文章。
还有诸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东方杂志》以及一些报纸副刊等也都刊载了相关译介文章。从整体而言，当时介绍宣传的内容主要包括新俄革命以来颁发的各项教育法令和制度，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以及富有成效和特色的扫盲教育、妇女教育和政治教育等。这些译介尽管总体数量不是很多，内容也不够全面和系统，大多从英、美、日等国转手而来，但为国人了解吸收新兴的教育制度和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口，同时在客观上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在苏俄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
1927年以后，苏俄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导入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专业研究趋向。这个专业研究趋向主要表现为，在继续通过报刊译介、且译介文章数量有所增加的同时，一批专门的研究著作开始涌现。在当时出版的大量的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史著作中，大多都有对苏俄教育的专门介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了不少介绍研究苏俄教育的专著，如顾树森的《苏俄新教育》（中华书局1927年）、王权中所著的《苏俄教育概况》（北新书局1929年）、史美煊所著的《苏俄新教育概况》（商务印书馆1933年）等。还有不少从俄、美、日等国翻译过来的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山下德治所著的《新兴俄国教育》、日本苏联问题研究所编写的《苏联新教育大观》等。这些著作与以往的译介文章相比，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俄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及其特点。而且，编著者大多对苏俄教育持欣赏和钦羡的态度，看到了苏俄教育发生的巨大变化，认为值得关注和借鉴。这些编著者还注意到苏俄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为马克思主义，如日本仲曾根源和著、金溟若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的《苏俄新教育之研究》，在序言中指出：“苏俄是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新俄罗斯的教育事业，无论如何不外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此外，苏俄教育家平克微支的教育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导入和引用的重点，他的主要著作《苏俄新教育》、《教育学新论》等相继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并被大量引用和介绍。作者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阐释教育的基本问题，代表了当时苏俄教育理论的研究现状。
总之，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之前导入苏俄教育的一个高潮期。鉴于苏俄教育取得的巨大成绩，展现的全新面貌，国人从中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前景和希望，不少译著者表达了欲借他山之石来改造中国教育的愿望，认为“中国民族很需要用苏俄同等的热诚来改良一种教育制度以适合于中国的新生命和新需要”，“苏俄对于教育之注重，不尚空论，专求实际，颇足为吾国教育上之参考”；同时强调学习借鉴苏俄教育要适合本国国情，“教育不能离开现在，不能离开吾人所生息的环境，这是当然无可否认的”。这一时期的导入主体，从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向了教育学者、教育官员和研究人员；导入内容从一般介绍转向了专门的研究；又由于苏俄教育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使中国教育学开始了从经验论向唯物论的转变。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影响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其中的佼佼者。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紧接着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到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6卷第5、6号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写的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国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节译了《哲学的贫困》等3本马克思主义原著，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此外，他还撰写了许多论文和短评，应用唯物史观分析和阐释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解剖中国教育问题。他强调文化教育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并随之而发生变革，因而教育具有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因而教育必然具有阶级性。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出发，深刻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批判了封建旧教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并就青年教育、农民教育、劳动教育和为工农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和看法。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新青年》的创办和主持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表明了自己对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1922年7月，又在该刊9卷第2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这一重要文章，认为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所引出的革命理论，是经济的或唯物的历史考察的结论。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要点，并论证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毋庸置疑，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杨贤江具有先驱者和开拓者的地位。他在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上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译介苏俄教育；二是撰写《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
杨贤江译介的第一篇文章是1921年发表的《英美德俄四国教育改造之实况》，文章第6节“劳农俄国之教育”，主要涉及了卢纳察尔斯基任人民委员后的教育政策和措施，杨贤江称其“尤为最切实的改造计划……适应近世的时代精神而进行的了”。杨贤江的译介主要集中在1929年以后，重要译文有：《新俄之新学校》（教育杂志1929.1）、《苏联的大学生》（新思潮1929.11）、《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教育杂志1930.1）、《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妇女杂志1930.7）、《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教育杂志1930.8，9）、《苏俄最近教育制度之改革与批评》（教育杂志1930.9）、《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教育杂志1931.11，12）等。夹杂在杨贤江其他文章中介绍苏俄教育的还有《世界成年劳动者之实施鸟瞰》、《教育迷信论》、《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等。
杨贤江翻译的重要专著有《新兴俄国教育》，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国内早期全面介绍苏俄教育理论和实际的一本重要译著。内容包括新兴教育的历史使命、根本原理（教育的社会性、阶级性、现代性）、苏俄教育界的领袖，还分别介绍了苏维埃的教育方针、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方法。在流亡日本的艰难日子里，他还集中精力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著作，于1929年以李膺扬的笔名，由新生命书局以《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为书名出版发行，这是该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曾先后再版7次。
《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两部著作，奠定了杨贤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历史地位。杨贤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接受，使他的《教育史ABC》展现了全新的面貌。正如他在例言中所说：“作者之教育史的见地，自信颇与一般编教育史者不同（这在本书绪论中要说及），故本书之性质内容乃至体裁都与一般所称为教育史教科书者相异。深望读者注意于此。”该书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教育的变迁放入整个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中去，力图阐明“（甲）教育之意义与目的怎样变迁？（乙）教育思想变迁的真义与教育制度变迁的根据何在？（丙）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教育上之关系何如？”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论述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教育意义和目的，自社会有了阶级以来，教育从全社会的、实践的、与生产劳动相一致的，转变为少数人所掌握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劳动与教育截然分开，实践与理论完全隔离。明确指出了教育的阶级本质，而这归根结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转换所决定的，即“精神的生产跟着物质的生产一起变质”。
在《教育史ABC》中，杨贤江还提出了两种教育的概念，即教育制度之组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两种事实，自从阶级社会以来，除统治阶级所支配的有组织的教育制度外，还存在着被统治阶级的实质行动之教育，而这点恰恰为以往治教育史者所忽视或有意掩盖，这是由研究教育史学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由此揭示了教育史研究的阶级属性。在这部著作的结尾，作者为我们勾画了未来社会的教育前景，即：“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在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下，杨贤江借用了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上述这段话，意在向读者指明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无产阶级教育将成为全人类的未来教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和教育发展观。该书自1929年5月问世以来，到1931年已发行第4版，可见这本著作的影响力。
《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述教育基本问题的理论著作，它尤以有志于教育战线的青年斗志为对象，向他们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清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