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中西文化碰撞、激荡的大潮，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的，可以追溯到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其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在该报1899年4月第123期续《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上，还提到：“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涉及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
从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导入和传播，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的导入；二是五四运动前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导入；三是以苏俄为中介的导入；尤其是这后一条途径，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迅速的传播，影响日益扩大。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论证了教育发展史上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比如，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论点，指出教育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并制约的，科学地阐明了教育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本质，正确解决了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论证了政治、经济制度是决定教育目的、制度、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旗帜鲜明地提出为无产阶级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从大工业生产发展与旧式分工对人的影响角度，科学地考察了现代生产、现代科技与现代教育的相互关系，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化的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从而指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趋势及其重大意义，高度评价了教育对促进社会生产的作用，并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未来教育的美好蓝图。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科学论断，对正确理解和培养受教育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学说，对制订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最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为我们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导入
1.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
留学日本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件大事，尤在清末达到高潮，1905、1906年间分别高达8000多人。尽管这些东渡者的目的和动机各不相同，但由于受到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者的影响，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动力驱使下，他们中有不少人初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以翻译为途径，通过办报刊杂志等渠道，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同时，亦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导入了中国。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大多以社会科学性质的居多，其中这为留日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园地。1900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创办了专门译载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思想著作的杂志《译书汇编》。该杂志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它以译载18、19世纪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社会学说为主，着重介绍“学理”，因此作为一种先进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被纳入了介绍的范围。其次，它的发行量很可观，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浙江、江苏，以及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均设有代售所，其中尤以江浙一带为最多。此外，留日学生创办的其他一些刊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民报》、《天义报》、《浙江潮》等等，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些刊物译介的内容以介绍性的居多，其中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节译文章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介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直接译介，只是在很少的篇目中有所涉及。如，《译书汇编》1901年第2期，译载了日本人贺长雄著《近世政治史》中的《社会党镇压及其社会政策》，介绍了马克思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第11号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籍》，提及马克思及其学说，并在文后附录了书单，列举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使国人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一些刊物译介了《共产党宣言》的10条纲领，其中第10条明确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场，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在一些论著中，也有不少提倡教育平等、主张实行义务教育的言论。
大量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述，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在这些著作中，论述了教育平等、教育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等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起了启蒙作用。如，1903年，《浙江潮》出版了日本人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该书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造成“故虽学校林立，而不得受教育之自由”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所致。《翻译世界》在第1-3期上（1902年12月至1903年1月），连续刊载了日本人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其中《社会主义与教育》、《理想之社会》2章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起了先导作用。该书把历史上的教育区分为封建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指出教育受社会关系的制约，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因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教育具有阶级性，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投资办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平等和普及。同时，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强调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不能普及，“不仅个人之受累于目前，且使社会人民受无穷之累于将来也。”“夫社会者，为一大有机组织，以人人互相团结是提携而成者也。一人无教育，即损社会之一部，社会必不能完其圆满之幸福。”留日学生导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动机和心态各不相同，他们中既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革命派，呈现多元化态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间接传播；尽管这一时期的译介和传播，内容比较零碎和粗浅，主要限于某些观点的介绍，有的还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曲解和篡改，大多数人还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向读者灌输的一种“新知”，作为林林总总西方政治社会学说中的一派，但他们在各种论说中都程度不同地渗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平等、教育与社会关系、教育的阶级性，以及反对封建专制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等内容，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中国教育的出路提供了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
2.留法勤工俭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各地共有160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由于地域上、文化程度上以及年龄上均存在诸多差异，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总体理论水平不高，思想比较混杂。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充分利用在法国能比较系统地阅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便利条件，认真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自觉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很快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在选择、认同、导入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导入渠道看，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翻译、编著出版物。如蔡和森在法期间，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收集了百余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并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等经典原著。旅欧党团组织有计划地自编《共产主义教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体系，将其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论观点，分作若干专题，用通俗的语言予以系统阐述，组织大家学习。此外，他们也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生平介绍，阅读反映俄国革命和建设情况的《俄国革命纪实》等小册子和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时报》和《平民报》等进步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还专门出版《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作为学习讨论的园地，同时组织一些外文程度好、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有针对性地撰写辅导文章。当时国内《新青年》等杂志刊登的大量介绍苏俄教育情况和经验的文章，不少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撰写或从法国《人道报》等报刊上译介的。二是组织社团，出版刊物。如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工学互助组、中共旅欧支部等。这些社团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把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们还积极从事华工教育，同华工交谈生活、工作情况，议论国内外时事，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选择、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当时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出版的内部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己任，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抵挡当时在中国留法学子中广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尽管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但他们确实一开始就对这个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他们坚持唯物史观，认定只有变革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发展了经济，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提高劳动者素质，更新社会物质生产技术，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发展。诚如周恩来在《少年》第2号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所言：“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先进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桎梏。”他们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躬身践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说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一次伟大尝试。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就是从体脑结合、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工读结合的意义，他们抱定四个条件去做工，即“养成劳动习惯；把性格磨定，把身体练劲；达求学的一种方法；实地考察法国劳动真象”。对传统旧教育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的恶习和弊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努力使自己成为体脑结合、身心全面发展的人。
如前所述，赴法勤工俭学人员混杂，动机各异，一些人为了个人求学寻找出路；一些人希望通过留学，以“科学”、“教育”、“实业”等手段达富国强民之目的；还有一些人虽为了寻找救国之道，但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如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从一开始就怀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经验，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宏愿而赴法国的。因此，在当时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多元性。如，有的主张温和改良，不赞成俄国式革命，有的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正是在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分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如周恩来所宣告的：“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当然，无论是翻译、编辑出版物，还是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留法勤工俭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的导入和传播还是初步和不够深入的，这是时势所然，但正是这一选择和认同，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