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颢
本文论述弘一法师的僧格与人格，主张将其出家前后作“一贯”之观，认为弘一法师之所以出家，是其自觉寻求“向上一着”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与完善。文章对当代知识界的道德失落状况多有针砭。
罗颢，男，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晚清民国期间，佛教界名僧大德辈出，而在这许许多多的高僧、名僧中，弘一法师跻身其间，是作为一等一的高僧载入史册受到世人的纪念的。我们读弘一法师圆寂后当时人所写的文章，可以看到有不少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或太虚法师相提并论，同列为高僧的提法。他们三位，确实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佛教界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高僧。由他们这代大德所树立起来的佛教理念与道德形态，在当时乃至今天依然具有指导与标杆性意义。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与有关世道人心的状态看，晚清民国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大多没有解决，不少还更为突出。然即使如此，高僧间还是有其不同的面向与特点的。揭示他们各别的殊胜的功德因缘及相应于时代人生问题的对治，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也是十分迫切的真正的文化工作。弘一法师的特殊性，就是他同时具有高僧与名僧之双重身份，即不仅他在教界享有崇高地位，且其在俗界的影响，相比同时代其他的高僧似也要大些，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甚至我相信还将延续下去。这也就我所谓的“弘一现象”主要的特征。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说弘一法师因道德操守与人格魅力在俗界享有特高的尊重，并非意味其他的高僧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其造成的原因只是各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及由此而来的与世间所结成的因缘不同罢了。
本文分上下篇，上篇多以理摄事，下篇侧重以事显理。
一、如何纪念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是一位真正的宗教实践家，是20世纪以来佛教界的精神领袖之一。虽然弘一法师从未以精神领袖自居，且或有人也不同意“精神领袖”这一说法。但毋庸置疑，弘一法师作为一个在佛教界、知识界具有一定标杆性、象征性的人物，从他出家所给社会带来的惊诧、震动与赞叹，及圆寂后在教内外所引起的无尽的纪念追思，并因此而引发世人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此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中有诸多可供参阅的文章，不一一列举），完全是够得上“精神领袖”这一尊称的。基于此，所以我对当今流行的为知识界特别推崇的以所谓“学术”的形式来研究弘一法师，而轻忽其人格精神这种纪念方式的意义是表示保留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现象不仅仅是出现在对弘一法师的研究上，而实乃当今知识文化界的一个大问题。
如前些年有学者在论说孔子，号称要讲孔子从所谓的“神坛”上请下来，还他一个平凡。诚然，孔子不是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常的人。可就是在孔子平常的一生中，同时又贯穿着一个非凡的道德人格精神，正是由平常中透出一个伟大来，也正是圣人之所以为“圣”的所在，也即儒家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而那种只论平常，却无视伟大、不论伟大者，竟然还会被知识界不少人士所叫好激赏，更甚至于说什么这是对千百年来一类错误观念的纠正颠覆，好似古人都是弱智，太阳从今天才开始升起。再如有人论三国人事，为出“精彩”，也大行“颠覆”之能事：把奸恶说成贤能，阴谋视为智慧；而反以忠义为愚昧，道德为虚伪。有知识界引领，文化娱乐界也是跟着胡来。典型者如正在热映的《赵氏孤儿》，导演陈凯歌在影片中硬是将传统中国文化那种正义、道义的核心精神给活生生地消解了、抹去了。如此等等，正所谓不胜枚举。以至于如今整个社会似已不知道何为道德理想之所以了。
我始终认为，所谓的学术，如背后没有大关怀、大思考，无不属于小技小道，是为古人所谓的“章句儒”一类，甚至不排斥还可能落于佛教所说的一种“戏论”。说得更直接明确些，离开了生命，脱离了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而进行那种纯学术的研究来纪念弘一法师完全是不相应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的价值资源的一种浪费乃至糟蹋。然遗憾的是，这类负面的现象，正是在当今知识界所普遍存在的，还被自以为是很健康的通病，不但至今未有反思，甚至还愈演愈盛，完全占据了知识界的主流。而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如果还能这样称呼的话）在精神理想层面的集体“退场”，助长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水准日益退堕。
我的这一看法其实很一般，也很传统，只是在一个唯知识化的时代，世人好像已经不太懂得何为价值，全以为学术才是最高的标准，最具有话语权。记得当初弘一法师六秩寿辰那年，他的朋友和弟子辈想为他出专刊志庆，有沪上佛教大德范古农居士说过这样的话：“众生无智，不了法性，但认生死，而于寿命，或长或短，辄作悲喜，故言祝寿者，无当于达道者也。……今欲于生死中，令知有出生死之法性，法性常住，寿命无量，故于无可祝中，假设施以见真可祝之有在。”这一见解，对于今天我们纪念弘一法师，乃至过往的一切道德之士，仍然具有指导意义。那么，什么才是此“真可祝之有在”呢？我想无疑就是弘一法师的人格精神，是弘一法师的道德人格为我们今人的所带来的示范作用与价值理想的指向。
理想塌落，价值迷茫。近现代以来“道学”不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解构、消解，导致知识的碎片化与道德秩序的紊乱及价值观念的褊狭。人类一切的理想都被矮化了，价值被异化了。物欲炽盛，经济主义对理想世界的冲击，泛政治化对精神世界的扭曲与对心灵的压抑，知识界已少有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平和的心态，更不用说以卓然的识见与独立的精神去应对这一时代性的滔天浊浪，并树立起理想的灯塔，给出一个明确的价值目标。自私、虚伪、苟且、猥琐，知识人士或随波逐流，或自欺欺人，更甚至有以妄引盲，推波助澜者。整个社会好像都不屑（其实是不敢面对）谈论理想、道德这类似已过时的话题。一个浮躁的时代，必有一类浅薄之辈，反过来同样如此，此中的因果是互动的。那么，人类社会的命运难道就这样在一个下降的通道中一直退堕、沉沦吗？那也未必——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这个信心所基于的理由很简单。就像通常所说的，我虽然无法改变这个社会，但可以完善我自己。如以佛教的观念视之，时代的问题乃共业所成，有其必然之理，但必然非应然，更非不可逆转。一切存在都有其理由，但并非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黑格尔“存在即合理”的命题也没有这样庸俗的意思）。佛教的业力论，非宿命论。在滚滚红尘、无尽业流中，人是能够也是应该把握主动的。
当然，如何改造人类自身的命运，如何完善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这是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的责任，也是一个真正学佛者的使命。读书，学佛，应该要有为这个时代，为这个社会，为我们人类担当点什么的弘愿。孔子也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也正因为笔者多少还抱有这一“不合时宜”的“天真”，所以我认为，越是在这个大家几乎都不太愿意谈论道德理想的时代，一个真正的学佛求道者，就越是应该多多强调道德的重要性。站在弘法的立场与道的原则上讲，你愈怀疑，你愈不信，我更要坚持，更要强调。面对俗世逆流，是迎而上，而不是躲闪回避，更不是由我来适应你，我来迁就你。为什么孟子好辩，荀子也说“君子必辩”，强调“辩以仁也”（《荀子·非相》）。这就是君子儒。在大节问题上，真正的儒者是不委曲求全的；同样，圣魔不两立，佛家也是没有方便之门可开，无适应可谈的。所谓人能弘道，如果不取法乎上，如果自己的人格挺拔不起来，表现出一副对道没信心的样子，还谈什么弘道。
生活中，世人往往因出于对某人的敬重、仰慕进而去关注、接受乃至热爱与此人相关联的事或物，俗语所谓“爱屋及乌”，就是最形象通俗的表达。至于以增进人的生命境界为旨趣，以完善人格为究竟的一类“生命的学问”（也可谓之“道学”），更是因有某一两个标杆式人物的出现而带动人们对该学问的尊重、向往乃至归敬的；更甚至，在一个道德混乱的时代，有时仅一两个卓立特行、有识有德人物的出现，而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光明。为什么儒家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佛教同样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没有释迦牟尼佛在此世间的示现，或许我们至今还不得闻有“佛”之一字。此即“道由人弘”之谓也。
或以为这类说法过于夸张，不足道。又一类众生贡高我慢，既乏诚意，又少恭敬之心，更会对此不以为然。尤其是在一个缺乏敬畏，自我高度膨胀的社会，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自己的上帝，什么古圣先贤，在他们的眼里，都不过尔尔。当然，世人也有因看到如今社会上空口说“道”者多，而真正行道体道的人少，因此而产生对“道”的怀疑。虽说对真正有道心的人来说，外面世界的晃动乃至颠倒，并不会动摇他对道德理想的信念，但我们讨论问题，当从社会最基本的状况出发，即始终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有针对性。总之，不管怎样，由时代的问题考量，挖掘历史上道德人物，通过发扬、显豁他们的人格精神，为世间树立一理想的典范、价值的标杆，是完全有必要的。而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高僧大德一定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奉为楷模的，就像弘一法师那样，他的存在，就是一种价值。甚至可以说，越是社会道德水准低下，高僧大德的存在价值就越大。本文即以弘一法师为典型，来揭示高僧大德的人格风范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历史的与现实的）。
二、应以一贯性来认识弘一法师人格的形成
平庸总是大同小异，伟大却永远是无法复制的。人格的造就非一朝一夕的事，关于弘一法师非凡人格的形成实有许多可以一说也值得一说之处。虽这个问题非本文之核心，在此一提，一方面能使我们认识到，弘一法师人格形成之由来，有其一贯性；同时又可纠正那些将出家前的李叔同先生与出家后的弘一法师相割裂，完全判若两人的看法。
弘一法师出生于天津富宦之家，严父筱楼公，与李鸿章同科，官吏部，后致仕。筱楼公精阳明学，兼及禅宗，晚年乐善好施，多有义举，津人尊称“李善人”。
公平时生活严谨，饮食起居，悉以《论语·乡党篇》为则，如礼如仪，家风纯正。
师幼时，某日用饭，桌少偏，生母即训之曰：“席不正，不坐。”家教规矩，由此可见一斑。筱楼公早殁，其兄教督严甚，并时以《玉历钞传》、《百孝图》、《格言联璧》等相规范。如此等等，反映了法师从小就受到极传统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对弘一法师的影响，伴随着他的一生，对弘一法师人格的形成意义极大。这并非只是一般的推断，如弘一法师晚年有一次在青岛湛山寺讲律学，对僧众有如下开示：“学戒律的须要‘律己’，不要‘律人’……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天津，整天在指东画西净说人家不对；那时我还有一位老表哥，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说：‘你先说说你自个。’这是句北方土话意思就是‘律己’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真使我万分感激；大概喜欢‘律人’的总看着人家不对，看不见自己……”这在弘一法师，绝非只是说说而已，读《弘一大师永怀录》，有关弘一法师自律生活的具体事例，可谓俯拾即是。这些事例，虽然大部分取之于他出家以后的活动，但也有不少是来之于他未出家前的经历，如弘一法师在杭州担任浙江一师的美术教师期间所表现出的那种谨严、自律和一丝不苟的人格风范，同样足以为人师表，堪为楷模。这就说明了，弘一法师的道德人格，有其一贯的表现——当然，在出家后表现得更为突出了。他之所以既能受到僧界的称道，同时又被俗界所景仰，也是自有其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