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诗的创作，则北宋有“西昆体”主要代表作家之一的钱惟演，倡导诗风改革，去除软媚之习，引一时之风气。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梅妻鹤子”，非但诗句典雅脱俗，更为湖山添韵。及至南宋，陆游无疑为诗坛巨擘，始终洋溢着的故国缱绻之思成为其诗歌主题，“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成为他至老不衰的爱国情怀。而“永嘉四灵”（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的出现，则标志着第一个浙江区域性诗派的诞生。“四灵”试图摆脱“江西诗派”的范限，倡导苦吟，字字推敲，对仗必工，对转变当时诗风起到促进作用。永嘉本地风光与田园趣味成为“四灵”描摹歌咏的对象，受其影响熏陶，永嘉吟咏蔚然成风，一时成为歌诗之地。降及宋末，则汪元量、林景熙出，亡国之思、丧家之痛再次成为诗的主题，而为宋代浙江诗坛之殿军。
当南宋时代，钱塘繁华，度越前朝。人口的大量南迁，使杭州人物阜蕃，商贸发达，世俗文化也随之繁兴，勾栏、瓦肆遍布，以“临安说话”为代表的通俗讲说文化达到空前繁荣，为话本小说这一中国文学形式的形成与成熟奠定稳固基础。而永嘉地方戏剧“南戏”或“永嘉杂剧”的形成，则不但为南宋俗文化的繁荣增添范例，更对中国戏剧形式的发展意义重大。随着时代的演变，“北曲”南渐，“南戏”衰微，元末杭州人沈和始合“北曲”与“南戏”为一，开“南北合套”之新局；高明《琵琶记》及“四大南戏”《拜月亭》、《杀狗记》、《金钗记》、《白兔记》的流行，则非但使“南戏”获得重振，且终究为中国戏剧形式的完善奠定基础。浙江地域文化基于整合而创新的特征，在“南戏”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之中便也同样获得清晰体现。
绘画艺术在南宋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很大程度上，这同样得益于南北不同画风的融合。南宋宫廷画院的设立，无疑为浙江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契机，“院体画”因而也成为当时的主流形式，而在著名的“南宋四大家”当中，除李唐为北方流寓杭州以外，刘松年、马远、夏圭均出生于杭州而为浙江人。
他们的绘画，不论山水人物，皆各有境界，别有灵动之妙，既技法细腻，又旷远空灵，尺素之内，意趣盎然，且多注重画法技巧的创新，以表现江南烟雨空濛的意境，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崇高地位。至于李嵩的风俗画，则不妨视为关注现实生活的浙江文化传统在艺术上的体现。梁楷的“简笔画”，尤其以“泼墨”手法来描绘人物，重“神”而略“形”，别具创意，可谓能出“院体”而创新的代表人物。同样是在南宋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特殊题材的“四君子”梅、兰、竹、菊，已经基本奠定规模，赵孟坚为这一题材的成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两宋时期，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浙江成为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文明要素相互交汇与互动的中心地带，再一次看到了浙江地域文化在各不同领域基于不同视域的融会与整合所达成的卓越的创新成就。由元入明，浙江学人将再次凭借多维整合的视野与批判创新的精神，既以传续浙江地域文明的固有传统，又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开创新的格局。
五
就浙江地域文化本身来说，元代在思想文化领域最为重要的人物是许谦，他继承何基以来的理学传统，为元代思想学术的传承作出最为显著的贡献。宁波则仍以心学的传承为一重要线索，慈溪赵偕（字子永，号宝峰）入元不仕，堪为元代心学名家。及黄溍、柳贯、吴莱诸人，则虽以文名，而理学实寓于其间，宋濂皆得其传承，而实启明初学术。
宋濂作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一代儒宗，不仅为明代政治制度的建立贡献良多，而且他也是对地域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自觉意识并身体力行的代表人物。他与好友王袆一起，对南宋以来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之学”进行了学统上的明确追溯，专为赋《思媺人辞》，而王袆为之《后记》，以吕氏之学之不讲为忧，成为明初吕氏之学获得重振的有力倡导者与中坚力量。宋濂之学博而有约，融会儒释，归诸躬行，对明初学术的涵养卓有贡献。他的学生方孝孺虽在学术上并无太多贡献，但人格磊落，气节清高，堪为文人典范。宋濂、王袆之后，明代的学术转向朱熹理学，及至王阳明出，终于一拳打破水底天，而开辟出一片风清月朗的新天地。
阳明学的出现与流行，不仅是浙江文化史上，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代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格局的重大转变，也代表了学术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自元代科举奉朱熹学说以为规模准的以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思想形态遂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而由于向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科举的制度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理学的思想体系也渐趋僵硬，丧失了它寻求生命本身之呈现的“活泼泼”的原生样态及其对生活本身的价值指导意义。
王阳明出而重铸心学，拈出“良知”二字，将“良知”作为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共有本质，以“良知”在个体的自我体认与“体知”（我这里用了杜维明先生提出的概念）为内在工夫（“致良知”的内在层面），以“良知”在个体生活世界中的全体显扬（“致良知”的外向表呈）为生命价值的经验实现，以“知行合一”为“致良知”的全部工夫，简单明了，直契本原，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构”了朱熹理学庞大而细密的理论架构，使思想学术重新回归于关切人的生命价值这一本原性问题上面来。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虽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某种历史的维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南宋陆象山心学的批判性继承与重新改铸，但却具有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在实践上也具有明确的思想解放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良知”学说一经传播，便即在思想界掀起狂风巨澜，迅速席卷大江南北。明代中叶之后，思想界所呈现出来的基本面貌，便是阳明学各不同流派对“良知”理论的再阐释以及基于这种再阐释的重新结构。就浙江而言，以钱德洪、王畿为代表的“浙中王门”学派的发展与演变，也同样标志为明中叶以后浙江思想界的主要事件。
随着一般意义上的阳明学的普遍流行，至晚明时期遂有其“流行之弊”，“良知”往往成为任情使气者之行为狂放任诞的某种借口。随着这种所谓“蹈虚之弊”的愈加明显，对王学的重新反思逐渐成为思想界的新潮流。而在对王学的各种批评之中，真正能基于阳明学说的真切了解与领会，欲切其弊根而予心学体系以理论重建，并能切实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是刘宗周。刘宗周是既出于王学，又能对王学予以批评性反思，并最终实现了对于王学的心学体系以理论上的创新性重建的重要思想家，他也因此而成为一代儒宗。刘宗周成为明代最后一位富有思想创见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阳明学说之历史发展的终结形态；但此同时，由于他的后继者黄宗羲的卓越努力与更大视域之内的再度思想融合，终于又在清初结出灿烂的思想硕果。
在浙江的文化史上，如果说元代不能算是一个富有思想的时代，但却一定是一个富有艺术成就并实际上为全部中国艺术史作出独特贡献的时代。元代“文人画”的发展达于巅峰，而钱选的山水画正可谓开启“文人画”的先路。他以南宋赵伯驹、伯骕兄弟为师法对象，专尚青绿山水而去其繁复，笔意更为清雅简洁，以无我之境写有我之情，以心中山水显现其高致逸韵，奠定了“文人画”的基本主题。赵孟頫被推崇为元代画家之冠，更是直接将绘画导入“文人画”的轨范。他反对南宋的“院体”画风，主张师法晋唐北宋，立意高古，而技法则雄浑而简旷，线条萧疏而雅致，成为画史典范。到元末而有“元四家”出，其中黄公望、吴镇、王蒙均为浙人，其所绘山水，虽或布局繁简有异，用笔枯润有别，或远山如黛，或水天空濛，而皆意境幽邃，闲静洒落，却又洋溢着生命的天机活泼，对明清绘画均有巨大影响。此外如王冕、王渊、柯九思等人，也皆各有擅长，别开生面，为中国画史的丰富多彩及其风格的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明代，戴进因开创“浙派”而领袖画坛，南宋的“院体”风格稍稍回归，而又对元代“文人画”的题材意趣重加融铸。徐渭在文学艺术领域有多方面的成就，其水墨写意则对此后画风的影响甚为深远。至明末而有以蓝瑛为代表的“武林画派”，用笔精炼浑朴，构图别拘一格。陈洪绶的人物画，则线条沉稳劲练，貌像奇古，神态闲然淡定，令人领会到画中人物之人格的高尚与精神的超远。
元明时期的文学，浙江当推为诗文创作的重镇。宋元以来，文人结诗社相互酬唱成为风气，元末“越诗派”的兴起，则既与时代局势有关，与这种诗社传统有关，更与浙东学术思想传统有关。宋濂、刘基自为一代之冠，而胡翰、苏伯衡等人也皆一时才俊，他们的诗文不仅用以表达个人的情感，更用以反映现实，强调文学必须以匡救时风之失为主要功能，而以经世济民为基本主题。刘基强调诗歌应以“救当时之失”为己任，宋濂更明确主张“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的统一，实质上也正为南宋以来浙东学派的根本学术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刘基的散文，以《郁离子》为代表，则又别开一种体裁，或讽刺戏谑，或郁勃沉潜，皆能直达世情之丑陋，而人间正义却充盈于字里行间，正为后世之所谓“杂文”的典范。明代前期的于谦，不仅为著名诗人，更为民族英雄，其诗文中所洋溢着的高尚情操与磊落情怀，读来总能令人正义填臆。至明代中期，以茅坤为主要代表者之一的“唐宋派”崛起于文坛，对前后“七子”的过分泥古主张提出尖锐批评，强调“文”与“道”的统一，一代之文自应担当一代之“道”，更主张诗文应直抒胸臆，写自家本来面目。茅坤谓“天地间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吾心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廷尉书》）。
直以“吾心之至而深于其道”者为文的表达对象，则无异于王阳明本心之说在文学上的直接回响了。稍后又有以徐渭为代表的“越中十子”的继起。徐渭落拓不羁，潇洒狂肆，睥睨世情之丑陋，而以真性直情游处世间，以诗文书画直抒性灵，虽屡试不第，却成就斐然。其《四声猿》之作，在明代戏曲史上地位重要，而《南词叙录》则对戏曲理论有重要贡献。他不仅为明代诗文大家，而且对正以一种独特面貌崛起并流行的通俗文学也贡献良多。而在通俗话本小说的创作与流传方面，凌濛初无疑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当晚明末世，王思任与张岱既有放浪形骸的狂狷之态，更有缱绻如丝的故国情怀，托迹于山水之中，直以山水抒其情而寄其思，所以他们的山水小品，往往境界幽静而敻绝，清远而雅淡，情景若水乳交融，令人起无限遐思。既为明代浙江文学的美妙绝响，而又为中国古代美文学的典范。
就明代浙江文化所呈现的宏观面貌来看，它是继南宋的鼎盛与繁荣之后，既能充分理解与继承前代的文明成果，又能基于时代现实而对前代文明进行深刻的批评性反思，终能转出旧有窠臼而重辟新局的时代。厌弃因循守旧，从不故步自封，以宏阔的视域而凸现自我的个性，以超拔的人格而挺立精神的自由，同时却又关注世情，试图利益群生而追寻知识价值的现实效用，浙江文化中这种显著的个性特征，既在文化的历史运动过程之中被清晰地显化出来，又在思想学术与文学艺术各领域都获得了鲜明体现。同样的，我们也仍然会看到，在清代思想文化历史的波澜起伏及其向近现代的转变之中，浙江文化会一次又一次地站到前列并引领着时代新潮。
六
明清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经受着特别的心灵苦难。清初回荡于学术界的强烈呼声，是对于阳明学说的声讨，在这声讨的背后，恰好隐藏着对于明朝灭亡所怀抱着的那种痛惜哀婉却又无奈的强烈情绪。随着对于王学的批判，朱熹理学遂呈现出复兴的趋势，不过朱熹学说的最终胜出，却不是“程朱陆王之辨”的理论结果，而是最高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但不管如何，批判王学与重张朱学，作为清初一个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却影响深远。浙江如陆陇其、张履祥、吕留良等人，虽其浅深有不同，见解有差别，境界有高下，然推崇朱熹学说却是共同的，而尤其是张、吕等人，则重新倡导实事实学，重归于知识价值之现实效用的根本原点，与北方颜元、李塨学派可谓前后呼应，而为清初“实学思潮”开启前路。
如果对于阳明学派的声讨也算是明亡之哀思的一种表达方式的话，那么谈迁、张岱、查继佐等人，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们都博学多能，而又精于史学，明亡之后，皆隐其行迹，潜心撰著明史，以为故国保存一代信史的方式来寄托其故国的无限哀思。谈迁著《国榷》，张岱著《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查继佐著《罪惟录》，皆注重所载事件的考信翔实，而又寄寓其真情实感，实为重要的明史著述。
